多丽丝·莱辛
多丽丝·莱辛言语不多，与人叙谈很是专注，亦很少讲到自己。1993年5月，莱辛与小说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传记作家霍尔罗伊德共同访问社科院外文所，我曾与上述诸位畅谈文学之味。记得她言谈举止没有丝毫大人物的痕迹，自然流露出一种老奶奶的亲和力。这是20年前的事了，今日犹在眼前。斯人已去，只想把她的书再读一遍。 莱辛也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公众人物，对一些非洲国家和地区的种族隔离与社会不公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她为此曾被南非禁止入境30年。但莱辛对非洲的一草一木都满怀深情。 2007年，莱辛获诺贝尔文学奖。当年12月，她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但是准备了书面发言。演讲题目出人意料——《论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她谈到一位年轻英国人在津巴布韦从事基础教育，历经艰难。那里的儿童渴望书籍，学校甚至缺乏最基本的教育设备，何来图书？ 莱辛说，孩子们的祖父母生活的时代，尚有口头文学传统，不识字也能讲故事；然而在今天，口述传统消逝，小学生接触不到图书，长大自然就当不成作家，遑论得诺奖。莱辛为他们难过，也希望听众伸出援助之手。关心社会不公和弱势群体命运，为其他人的不幸而焦虑，这是莱辛60多年创作生涯的重要特征之一。 莱辛在漫长一生中，始终心系非洲，也见证了大英帝国的轨迹。她父亲是派驻波斯（今伊朗）的英国军官，受重伤（失去一条腿）后与照顾他的英国护士结为连理。莱辛1919年10月出生，5岁时父亲在南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买下一大片土地，举家迁往非洲务农。莱辛在一家天主教女校就读，14岁就进入社会，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她从此开始绵延一生的自学生涯，主要的学习材料便是19世纪俄国、法国及英国文学作品。“二战”期间，她在左翼图书俱乐部影响下加入共产党。1949年莱辛带儿子离开非洲，定居伦敦，留在身后的是两次婚姻和另两个孩子。 在非洲的生活经历是她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创作素材。第一部长篇小说《野草在歌唱》（1950年）的基调就是反对种族歧视和殖民统治，描绘了南部非洲种族隔离政策下扭曲的心灵。书名来自艾略特的名诗《荒原》——“在幽暗的月光下，草儿在倒塌的坟墓上唱歌”——暗含悲悼某种生存状况之意。小说里的白人主妇与黑人男仆之间的关系近乎变态，女主角玛丽对黑人的冷漠、残忍也是南部非洲白人意识形态的反映。 1956年，莱辛因匈牙利事件退出英国共产党。自此开始，她虽然继续同情被压迫、被奴役群体，对政治组织却有所怀疑，开始强调“个人的细微的声音”。其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也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后来公开点名批评津巴布韦领导人，指出当地的基础教育远不及英国统治时期。在莱辛之前，奈保尔等作家也曾指出，殖民时代之前的非洲未必是人间乐园。现在有的非洲国家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先导，甚至恢复一夫多妻制，利弊如何，还有待评说。 莱辛与英国文学史上“愤怒的年轻人”一同成名，在创作生涯中不断挑战着文学传统。她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创作过系列“太空小说”，其中包括《南船座中的老人星：档案》。这些作品具有浓厚的科幻色彩，尽管作者主要探讨的还是两性关系、婚姻和跨文化交流等社会问题，仍让她的忠实读者大为诧异。 20世纪的英语女性作家，不论她们自己是否愿意，总会被评论界在女权运动、女性主义的语境下检视一番。莱辛擅长描写具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女性及其情感生活，诺贝尔评委会称她是“女性经验的史诗记述者”。她确实配得上这一称号。 但对莱辛而言，女性并不是因为性别而形成固定类别，生理上的共性并不能保证她们不受地域、国别、民族、文化、阶级等范畴的支配或影响。很难想象，莱辛会像上世纪70年代几位美国女作家那样，以全世界所有女性的名义发布宣言。她的文学严格说来不能归入颇有排拒意味的“女性自己的文学”。 莱辛有过两次并不成功的婚姻，但她没有将男子视为敌人，直到晚年，她还描写一位60余岁的女性与年轻男士的爱情。弗吉尼亚·伍尔夫警告女性作家，千万不要使自己的作品沦为“个人情感的垃圾场”，莱辛在这方面颇为警惕。代表作《金色笔记》（1962年）中，安娜面对无穷困境，精神几近崩溃，但她没有把自己看作受害者，以从中获得安慰。相反，她通过与朋友（不论男女）的交往，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寻回了自己。这部小说塑造了新的独立女性形象，形式上也有突破，有的实验性手法甚至得益于精神病研究。 莱辛的写作全部源于自己的经历或内心世界，不会故作高深。她曾说过，讲故事的能力，就藏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若有人心灵孤寂，受到伤害，他的故事将会助其愈合，甚至再造自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