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上:中国需要四艘至五艘航母

原标题：主动作为 推动我国海军装备建设再上层楼

2017年，中国国防经费预算增长为7%左右，国防经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为1.3%。我国国防经费增幅不仅连续数年降低，而且今年的数字创近7年新低。据了解，2011年至2016年，我国国防经费预算增幅分别为12.7%、11.2%、10.7%、12.2%、10.1%和7.6%。

当前，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形势严峻，特别是来自海上的安全挑战对我国维护海洋权益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外界普遍关心我国军费预算开支及使用情况。从海军来看，我国未来的国防经费开支将主要集中在订造现代化海军装备、开展海上联合训练演习、增强海上编队护航能力以及改革补贴等领域。

中国需要四艘至五艘航母

截止到2016年12月，仅我国海军全年新入列各类舰艇就达到22艘，其中包括多艘新型导弹驱逐舰和导弹护卫舰。此外，备受中外媒体关注的首艘国产航母建设也进入关键时期。据国防部2016年10月例行记者会披露，我国首艘国产航母的研制工作正按计划进行，主船体已在坞内合拢成型，正在开展设备安装和舾装等建造工作。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曹卫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航母是海军水面舰艇中最大的作战平台，是远海作战最具威力的武器装备，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

“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航母？答案是肯定的。”曹卫东强调，中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上，应对这些威胁需要航母；中国的能源运输、战略物资运输很大程度上依赖海上通道，这也需要航母保证通道的安全；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同样需要航母维护海上安全。

“仅凭一两艘航母或小型航母很难承担如此重任。而发展大中型航母、核动力航母，建造四艘至五艘航母，是人民海军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维护海洋权益，担当大国义务所提出的基本需求。”曹卫东指出。

建造国产航母需要大量资金、技术投入，取决于综合国力的支撑。不仅航母本身有许多关键技术尚待攻克，还要考虑各型舰载机、其他水面舰艇及核潜艇的配套，工程相当庞大、繁杂。而我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国防预算的增长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短期内，“超英赶美”建造航母显然不合实际。中国的航母建设走向大型化、核动力、飞机弹射起飞方式将是发展的必然，但是这段路用多长时间去走，却是个变量。

航母舰载机及属舰需求在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先进装备需求将占据国防预算开支的重头，近年来，我国强化远海军事训练、执行护航编队任务也会增加人员经费及相关维持经费的开支。例如海军舰艇人员出海训练需要按天计算补贴，航空兵飞行训练和演习则需按小时计算飞行津贴。1999年之前，我国海军驱逐舰年均出海时间只有40天，现在则超过200天。2008年至今，我国共有25批护航编队、78艘次舰艇、54架直升机、21000余名官兵参加亚丁湾护航和环球出访任务，几乎每一批次任务的持续时间都超过200天，这都会产生大量经费开支。

此前，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曾表示“航母不是‘宅男’，是要去远海训练的”。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开赴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编队连续跨越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期间还经宫古海峡，穿越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编队训练时间长达半个月之久。

“辽宁舰及其编队在远海训练中，进行了全舰的协同训练以及整个编队的协同训练。这说明我国的航母编队已经越来越接近形成完整的作战能力。”全国政协委员、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尹卓介绍。

长期的远海联合训练又对未来我国航母编队建设提出了新的装备需求。通过此次辽宁舰编队训练可以看出，我国应增加航母舰载机的机型和数量；在航母编队的属舰中，应增加快速支援舰及更大型的驱逐舰，保证编队的航行速度更快，防空、反舰能力更强，并增强由海向陆的打击能力，使航母编队发挥更广泛的作用，能够承担更多样化的任务。

作战需求+改革挑战 船企重任在肩

“海军装备研制应该以作战需求为第一牵引。”尹卓表示，在人民海军发展战略指导下，对武器装备，特别是水面舰艇、潜艇等作战平台信息化提出了新要求。曹卫东也认为，要实现远海护卫，舰艇必须具备吨位大、抗风浪性好、搭载武器装备多等特点，同时，对信息化以及侦察监视、通信等要求也会相应提高。因此，我国船舶工业及相关工业部门要不断提升体系建造能力。

虽然舰艇由造船企业最终交付海军，但是舰艇上面大量的武器装备、设备并非船厂制造，比如火炮、导弹、雷达、声呐等。所以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将面对整艘舰艇的整体性能提高，体系化设计、组建等问题。对此，曹卫东建议，船舶工业一方面要突破制造瓶颈问题，解决技术难点；另一方面，要实行好中选优，形成整体的优优联合、融合，使装备的技术先进性和工艺水平快速上升。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2015年军队体制改革以来，军队机构裁撤整合力度加大，在这一过程中，工业部门与装备主管部门的对接和沟通出现了一定障碍，有些关系没有完全理顺。

“军队改革是为了打赢明天的战争，是为了适应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改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可能使过去军地间的一些关系结构被改变，一些渠道被更换，甚至对接出现‘暂时梗阻’，也许这就是阵痛。”曹卫东认为。

在军队改革过程中，关系不顺、渠道变化一定是暂时的，军队与工业部门的传统渠道会随着改革的推进，被军地双方共同开掘出更顺畅的新通道所替代。因此，造船企业、科研院所需要主动探索，抢占先机，尽快理顺与海军装备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

海军装备建设要以保障“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作为重要衡量标准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未来中国在海外的投资项目越多，从业人员越多，越需要具备维护当地和平发展环境的能力，以及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这对我国海军装备建设、投送能力提升、中远海联合作战能力提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国政协委员、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尹卓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战略能否顺利推进，会不会因突发事件遭遇损失，与我国海军上述几大能力提升息息相关，我国的海军装备建设要以保障“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作为重要衡量标准。

近年来，我国海军在习近平主席“能打仗、打胜仗”重要强军思想指导下，装备建设的速度不断加快。特别是船舶军工央企秉承“舰船报国”“军工报国”的职责和使命，为提高我国海军装备水平、训练水平和作战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促使我国海军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海军核威慑力量、两栖投送能力、海军信息化水平等得到显著提升。

尹卓表示，中国是最希望南海和平与稳定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也需要安全稳定的和平环境。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亚太地区军事强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是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的重要稳定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这种力量越强，地区的稳定就越有保障。

“不过，与我国海洋利益、海外利益的拓展速度相比，与国家对海军装备发展的需求相比，我国的海军装备建设还是相对滞后。”尹卓指出。近年来，我国海军确实新入列了一批舰艇，速度堪称“下饺子”。但从舰艇吨位总量、舰艇人均吨位、舰艇艘均吨位等几个指标来看，我国与美、日等国相比仍有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航母编队远洋训练、亚丁湾护航、复杂电子环境军演等任务中，我国海军的远洋信息保障能力在不断提升，在海军发展战略指导下，我国海军的中远海作战能力正逐步形成。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海洋数字化战场，我国海军装备的信息化水平仍存在不足。

尤其是在水下对抗方面，我国还需要弥补诸多短板。比如在中远海海图绘制、水下信息网络建设等方面，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如果没有水下信息对抗的能力，难以判断水声环境，那我们的无人潜航器、水面无人作战平台很难发挥作用。”尹卓指出。

目前，我国的水声环境研究主要是水声所、声学所等研究单位在做，船厂的任务主要是建造平台，两者之间处于分割的状态。尹卓强调：“必须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要求，在海洋信息等薄弱领域，从顶层设计入手，统筹规划，加快提升。”

尹卓认为，应该根据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针对我国面临的传统海上安全威胁，以及打击海盗维护船舶航行安全、参与国际反恐维护地区和平、应对突发事件保护侨民等非传统威胁的需要，继续将信息化和体系化放在海军装备建设的核心位置，坚持“以建为战，战建合一”，进一步提升我国海军的综合作战能力、体系化作战能力和联合作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