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无风雨也无晴

也 无 风 雨 也 无 晴

熊木舟

文学大师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开篇写道，李白崇高，杜甫伟大，但他偏爱的诗人则是苏东坡。没办法，我也是偏爱苏东坡。苏东坡太神圣，太纯洁，太纯真，太慈悲，太旷达，太富有文学艺术天才。他生活在他所处的时代，他又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他既勇于进取，坚持不懈，又能在万事万物的缝隙中看出绝妙与自由。

一

真，而且是纯真，这在普通生活中尚且不易，而苏东坡一生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险恶的官场，在朝廷还呆了些年，官最大做到仅次于宰相的正三品翰林学士、知制诰，是皇帝的政治顾问兼秘书；他甚至还兼做过小皇帝赵煦的老师，对于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能够做帝王之师，这是最荣耀的事了。苏东坡在官场，特别是在朝廷，要保持纯真，是何其的难。但苏东坡就是苏东坡，他不为保官、升官，而曲意逢迎或装聋作哑，他更不为个人的利害得失与安危而放弃他认为的真理。我说苏东坡比婴儿纯真，是因为婴儿的纯真是不知道利害得失与安危的纯真，是没有经历世事的艰难的纯真，而苏东坡则是知道这一切，也经历了一切艰难困苦，他的纯真是智慧培植起来的纯真。他活得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他反对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从自己的政治观点出发，从自己的真实认识出发，并且考虑到国计民生的利益。他反对自己的政敌，都是在他们身任宰相、权高势重的时候。他与王安石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在于怎样改。王安石强调更张法度，苏轼强调择吏任人，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王安石主张理财以扩大国库收入，苏轼主张“节用以廉取”，批评变法派“广求利之门”；王安石变法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苏轼则认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力主稳健。王安石的变法得到宋神宗的首肯，而苏轼却对新法实行的某些流弊竟大胆揭露，如《吴中田妇叹》，简直就是宋代的《卖炭翁》。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吃尽苦头，甚至遭牢狱之灾。后来司马光上台，苏东坡在短短的十七个月，从一个地处偏远之州的犯官一路直升到三品大员，提升了六个品级，飞跃了十二个官阶，出乎常人意料的是，当司马光要全部废除新法时，苏东坡却说新法中例如免役法有利国利民的条款，不能尽废，为此跟司马光当面顶撞起来。如今，我们常提“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而早在九百多年前，苏轼就是它的坚定实践者。苏轼的纯真是深层次成熟，是成熟的终极，没有雕琢，也不要粉饰。这种纯真对社会，对人类，是必需的。有的人认为苏东坡保持纯真划不来，其实，失却了纯真的人，他所得到的跟他所失去的相比，实在少得可怜。

二

苏东坡为官注意体恤民情，关心民生疾苦，在封建社会是一个难得的好官。他是真正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在密州，伸张正义，惩办了以捕盗为名闯入百姓家杀人的暴虐的官兵；在徐州，黄口决口，他亲率官民筑堤抗灾，安定了民心，保护了人民的财产与安全；在杭州，他疏浚西湖，灌田千顷，筑成了贯通西湖南北的著名的“苏堤”。

苏东坡真正是急百姓之所急，想为百姓之所想，我们看他在任扬州知州时给朝廷要求宽免官债的表章的末尾部分：

臣顷知杭州，又知颖州，今知扬州。果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亡半年，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以此推之，天下率皆然矣。

臣自颖移扬，舟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黄如云。臣多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以生。若丰年举债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

孔子曰“苛政猛如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多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深入民间访贫问苦，一个人不带随从，当听到百姓诉苦，他情不自禁地跟着流泪，这就是仁慈的苏东坡。

苏东坡即使身陷倒霉处境，自身难保的时候，他首先不是想到自己，而是关心、关怀比他更不幸的人。他九死一生地被贬黄州后，看到当地有人溺死初生婴儿，特别是溺死女婴，心内如汤煮，他给武昌太守写信，请太守恩养弃子，严律杀婴，自己则成立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搞募捐，用募捐的钱买米、买布、买棉被。救儿会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如果承诺养育婴儿，就赠予钱物。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也是他心头一大喜事。他当时没有官俸，靠亲身耕种荒地糊口，每天花费不超过一百五十钱，而他每年捐出十千钱。

如果苏东坡活在今天，肯定会评为全国的道德楷模。

三

说苏东坡的心胸比天空还宽广，绝不是夸张之词。苏东坡身处政治逆境之中，他善于以庄子和佛家思想自我排遣，能够以顺处逆，以理化情，气量恢弘，因此他能随缘自适，恬静淡泊，豁达开朗，旷达潇洒。他淡泊名利，“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进亦乐，退亦乐。我们看他在黄州所作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写途中遇雨之事，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见出他的博大胸怀。在风雨声中吟啸徐行，“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可见他在人生路上履险如夷，不为风雨所扰的坦然和坚定。词的下阙写雨过天晴后迎着山头斜照归去，“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身处风雨之中却不觉风雨相扰，雨过之后也不为晴喜。苏东坡在政治上所走过的是一条风风雨雨、阴晴无常的道路，但他能以乐忧两忘，心平气和的旷达态度泰然处之。

前面提到，他曾十七个月提升六个品极，飞跃十二个官阶，他没有像李白那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没有丝毫的得意。他被贬到当时十分荒凉的广东惠州，已既老且病，子亡妻死，他仍然随遇而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做岭南人”。他给朋友写信说：“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弟，有何不可？！”他不仅吃得香，睡得也美：“白头消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诗很快传到京城，宰相章惇于是追加一道命令，把苏东坡贬到海南岛。初到海南时他还有点担心出不了岛，但他很快便想开了：“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

苏东坡宽广的心胸还表现在他没有一个私敌。苏东坡真正的政敌应该算王安石。但他对王安石一样没有仇恨。苏东坡从黄州调往汝州，路过金陵时，他还特意去看望了退职闲居、穷困潦倒的前宰相，与王安石谈诗论佛，盘桓数日。

苏东坡曾对他弟弟子由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苏东坡的精神境界非一般人所能达到。他生活在现实中，他又像生活在太空的太空人，他的灵魂更接近天空，这也许是除了他的文学艺术天才外，人们尤其偏爱他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