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出版理念与知识分子现代性转型的内在关系

作者：博玫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1年01期

　　中图分类号：G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505（2010）05-0068-07

　　中国近现代出版理念的形成，与知识分子现代性转型、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分化直接相关。现代出版产业的出现，使得出版成为一种职业，吸引了众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其中。一方面，知识分子以从事出版工作作为谋生的手段，将知识转化为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将编书、写书、出书作为影响世道人心的手段，把自己的观点融入所编、所写的书本之中，开辟出一个广阔的知识分子话语空间，逐渐形成了以“理念出版”和“职业出版”为特征的出版理念，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

　　（一）

　　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由古典士大夫型向现代知识型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涵了旧的文化价值体系随同旧制度崩坏、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尚未成形前，知识分子苦苦求索的价值转型历程。

　　余英时教授在分析古代“士”的特征时曾说：“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起便与所谓的‘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涵义。‘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借可恃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种精神凭借，即所谓‘道’。”[1]97－98这里所谓“哲学的突破”后的“士”，即指已超越了阶级属性、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而所谓的“道”，其实就是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价值体系。

　　二十世纪初，康梁变法的失败宣告了中国士大夫政治的终结，科举制度的废除、封建帝制的结束，使得封建士大夫的仕途经济因此阻断。只是学统的失效并不代表着道统的毁灭，王纲解纽的时代，“道”依然在知识分子手中薪尽火传，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并没有因为庙堂的拆除而摧毁。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其涵义，指知识分子尽管与一般百姓一样，都没有固定的财产，然而两者的区别在于，一般百姓既无财产又无固定的价值观念；知识分子虽穷，内心仍有一个固定的价值观念，绝不会因生活景遇的变化而放弃自己对价值观念的追求与坚守（包括人生理想），即便穷途末路，依旧会坚守信念走下去[2]。

　　本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中，出版传播为知识分子固有价值理念转化为社会动力提供了可能。周谷城先生曾撰文指出“戊戌变法的失败，促使许多士大夫或旧式知识分子挺身出来想方设法谋求中国的现代化。当时长沙张百熙先生提倡教育，南通张季直先生着手搞实业办纱厂，上海张元济先生则出面办商务印书馆。当时人所谓‘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自然是知识分子的观点。”[3]上述三张中，除张季直办实业走的是“商战”之路外，其余二张走的是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教育与出版。

　　中国近代的出版传播不仅为转型中的士大夫寻着了失去庙堂后重觅的话语空间，使近现代出版事业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文化的阵地，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谋生之道。

　　部分知识分子以出版为职业将知识转化为谋生手段，重新确立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完成了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转型，成为一群职业文化人（其中还包括部分中国现代出版文化市场上最早将出版与商品接轨的出版经济人）。他们以独立的自我意识摆脱御用的命运，自食其力，显示出职业文化人独立的人格精神，其心态和价值取向已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人生价值观。以往，知识分子通过著书传播思想学术毕竟范围狭小，利用国家的力量来编修官书，又只是少数人的幸运。近代出版业的职业化趋势，使得资本运作与思想传播紧密结合，思想学术因此在民间自由地传播，在商业的氛围里知识分子似乎寻着了摆脱权力意志控制后的自由与解放。

　　然而，以职业文化人兼文化经济人身份出身的职业型出版人，与以职业文化人兼思想启蒙者（或以改造社会为使命的）的理念型出版人，以及以追求商业利润为最大目的的出版商人（商人），无论是出版理念还是经营方针是不同的。

　　职业型出版人，在完成知识分子自我价值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出版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则和企业内部管理与发展动向。他们以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为出版最终的动力，将出版看成赖以生存的唯一职业，体现出“职业出版”的理念。

　　理念型出版人，更多地秉承知识分子道德精髓（以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为价值理念）。其中一部分或坚守以知识分子理念与价值体系为内涵的出版专业主义精神；另一部分或关注国家权力意志控制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尽管前者代表着专业精神理念，后者代表着国家意志理念，但是其目的均在于更好地传播思想文化，完成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责任。出版活动为这类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话语空间和思想阵地，体现出“理念型”的出版理念。

　　值得区分的是，理念出版人与职业出版人、出版商人彼此间的本质差异不在于是否从事营利的出版事业，而在于能否依循文化学术的传统对社会对人生尽一种道义的责任。

　　因此，“理念出版”和“职业出版”，成为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基本理念，逐渐成熟并形成各自的体制形态。

　　（二）

　　中国近现代出版理念的形成，与中国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分化直接相关。

　　作为社会公共空间的一部分，早期出版活动与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紧密相连。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的概念最早是由雅各布比（Russell Jacoby）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提出，主要针对美国大学普及时代来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被科学专家、大学教授所替代而提出。在他看来，传统的知识分子通常具有公共性，他们以自由身份的思者角色，为有教养的读者服务。而科学家、大学教授他们的话语仅仅为学院派或者专业读者服务，因此，他们的出现导致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消亡，以及承载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的空间的衰落。尽管“公共知识分子”概念是在当代西方后现代的语境中被提出，但是知识分子的“公共性”问题先于概念的出现，存在于不同的语境中。

　　许纪霖教授在论述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时，认为“公共性”主要包括三重涵义：第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公共性所拥有的上述三个内涵，与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和价值观念密切相关。

　　近代中国，由于传统士大夫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空间发生了变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投身于社会的公共文化空间，转型为公共知识分子重新安身立命。王纲解纽的时代，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相对完整，作为公共文化一域的近代出版业尚未完全成为国家权力控制中的文化事业部门，出版文化也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商业机制垄断，由此，出版成为近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乐园。

　　他们以出版传播领域为新“庙堂”，坚守“公共性”，重续知识分子价值体系和道德理念，实现经邦济世的政治理想。二十世纪初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大规模出版了系统的严译和林译作品，这些作品分别在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领域，突破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禁锢，构建起传统知识分子现代性想象的空间，推动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化进程。亚东图书馆汪孟邹援助、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则促成了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然而，随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转型，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知识分子队伍内部亦逐渐分化。在出版传播空间中，不同价值观的知识分子体现出各自不同的出版理念。

　　“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是葛兰西（Gramsci）对知识分子所作的经典区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通常是独立的、自治的，超越于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之上，代表着社会一般的普遍的真理、正义和理想，而“有机知识分子”则是与阶级一同创造出来，他们与一定的社会体制或利益集团存在着某种有机的思想联系，他们自觉地代表着某一个阶级，并作为阶级或阶层的代言人出现。[4]

　　所谓的“理念出版”，就是指在“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共同建构的价值体系中所从事的出版传播活动。“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共性，在于他们都相信有普遍的真理或正义存在，知识分子可以面对所有的人发言，因此他们的“公共性”有同质的一面。

　　在以出版文化为主导的公共空间领域，“传统知识分子”以普世性的悲悯，为捍卫社会整体的真理和正义而战斗。他们通常是自由职业者，不依附于任何体制（商业体制、知识体制，还是国家体制），固守“道统”。他们对神圣事物非常敏感，对宇宙的本质和控制他们社会的法则进行不同寻常的深思，在他们的活动中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切，他们是希望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通用符号的人。[5]他们相信自己代表了普遍的理性、正义和理想，并以此为专业精神全方位地从事出版传播。

　　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确信自己是自由的、超脱的，可以超越于一切阶级之上，代表着社会一般的公共利益，坚守“话语的公共性”的话。那么，“有机知识分子”则认为在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中，知识分子与各种利益集团无法分离，总是代表着某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声音，应该看清哪个阶级代表着历史的未来，承担着世界拯救者的使命，进而自觉地充当这个先进阶级的代言人。

　　在公共空间里，“有机知识分子”振臂一呼的通常是代表着先进阶级的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并以此为出版理念。邹韬奋、黄洛峰、徐雪寒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出版家，也是革命事业的领导人。他们以党的事业为共同理念从事共产党早期的新闻出版事业，创办了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抗战前后的国统区出版了大量宣传抗日救亡、宣传马克思主义等革命进步书刊，拥有众多的读者，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所刊载文章以抗日救亡为中心，最高销数达15.5万份[6]452，成为出版界的旗帜。这类知识分子自觉地将出版事业融入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救亡运动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解放运动中。

　　新中国成立后，“有机知识分子”所开创的出版事业成为新中国文化事业中的重要部分，出版理念成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重要指导方针。在他们的领导下，新中国出版事业成为政权和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武器，出版作为党的理论宣传工具，自觉、完备地依附于政党的统一领导。与此同时，新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共筑的“理念出版”，开始走向片面和极端。自此，以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为价值体系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以专业精神为出版主旨的理念出版”彻底退场，“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分“道”扬镳。

　　近代中国出版界“理念型出版人”的典范，首推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他的名字和商务印书馆紧密相联。商务印书馆为张元济提供了充分活动的舞台，张元济也给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国现代图书出版业，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方法和出版理念，使商务成为近代出版界的翘楚，树立了近现代“理念出版”的专业主义风范。

　　作为一家民营出版企业，注重经济效益理应为其不变的经营理念。然而，商务印书馆却将引导和推动近代文化教育及学术思潮作为办刊的首要任务。晚清以来，以刊登黑幕、渲染色情暴力为内容的报刊，颇具大众读者市场，如《红》和《礼拜六》等杂志，发行量皆比倡导新文学的《小说月报》高得多。但商务印书馆并不因此流俗，坚持倡导严肃的思想文化，坚守知识分子道德价值的出版理念。商务印书馆当局的这种文化态度，保证了《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文艺刊物保持严肃的文化格调。

　　以传播现代教育和西方先进文化学术思想为理念的出版传播活动，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投身出版文化事业的宗旨。在这一宗旨指导下，张元济以商务印书馆为职业平台，从编制普世性的小学教科书和编译出版西方学术文化著作入手，继而办学校、创刊物、建公共图书馆，为民众和知识界构筑起以知识分子理念为价值趋向的社会空间，掀开了近现代思想启蒙的帷幕，成为近现代中国知识界的无冕之王。

　　以专业主义精神为本质的“理念出版”，在张元济的近代出版活动中得到了充分演绎。

　　（三）

　　所谓“职业出版”，就是以传播信息为目的，由职业出版人、技术知识分子具体操作的出版传播活动。

　　“职业出版”是随着书籍工业化生产和近代出版企业的出现而产生。如果说“理念出版”偏重于关注出版的意识形态功能和知识分子价值理念的话，“职业出版”则以传播信息、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将出版活动与企业的生存、发展紧密相连。

　　“理念出版”活动中，理念型出版人通常以职业经理的身份，围绕着出版物的内容策划与生产，从事出版职业或辅佐企业的创办人从事与出版专业相关的职事，出版理念往往是理念型出版人的价值体现。“职业出版”活动不仅包含“理念出版”的具体工作内容，还须围绕企业与政府、企业与社会环节、企业资本运作及成本核算、企业自身建制、企业内部机制运行与管理等各方面展开系统工程，以确保企业的正常运行和生存发展，有时甚至不择手段。

　　因此“职业出版”的理念通常是职业型出版人（包括企业的出资者或创办人）的价值体现，出版物既要符合市场最广泛的需求，又要兼顾它与政权统治、商品经济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职业出版”必须在权力（国家权力、社会组织、业主）与资本（社会经济力量、商业利润、企业效益）的权衡中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出版的自身价值。

　　近现代出版企业的发展、书籍的工业化生产，使得出版企业内部组织，逐渐摆脱了早期作坊式的经营模式。企业内部由不同的职能部门组成，各部门之间分工明细、彼此协作形成有机的整体，在最高管理阶层的统辖下从事各部门的具体工作，担负起企业的生产甚至再生产的职责，分工协作的岗位编制成为出版企业新型的内部管理机制。尤其是先进技术的运用与普及，企业的现代性经营方式，分工明晰、策划精良、科学有序的专业工作流程，极大地提高了企业效益，为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技术和经验丰富的专业管理人员因此成为企业（甚至技术时代）急需的人才，“技术类知识分子”应运而生。

　　“技术类知识分子”最大的特征就是自觉地受制于出版业的市场逻辑和管理机制，在权力制度提供的现成庇护下，固守岗位，接受、采纳工作效率、工作节奏这样的制度规范，并以这一规范作为衡量自我成就（知识分子价值）的标杆，成为文化工业流水线上一颗兢业的螺丝钉。在出版活动中，“技术类知识分子”的主观意志完全受控于职业出版人的出版理念，出版策划仅以读者市场的需求为中心。

　　“技术类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有机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固守专业领域内的岗位职责，在从事专业工作时，仅仅为解决具体问题寻求具体的答案，体现实干的精神；后者则认为任何事物必须超越眼前的具体工作，深入到意义和价值这类更具有普遍性的领域之中，针对注重实际的要求，他们以“不实际的应然”相抗衡，自命为理性、正义和真理的忠实捍卫者，通常不被生意场和权力庙堂所辖制（除却有机知识分子已实现华丽转身，蜕化成为权力庙堂的代言和御用工具之外）。

　　尽管在个性意志依附于权力意志的关系上，“技术类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似乎有共性的一面。但是“有机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某个阶级（或阶层）的民众代言，乃是相信这个阶级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总目标，并将自我的意志寄托在阶级（阶层）的权力意志之中。“技术类知识分子”却是被权力内化了的族群，在现存秩序中，他们将专业知识置换为权力的工具，只为当下活、为稻粱谋，成为权力意志在专业岗位中的附庸或者帮闲。然而这并不真正代表着“技术类知识分子”个人意志的完全消解，一旦他们脱离了赖以生存的岗位环境，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和历史传统依然是他们割不断的血脉。

　　新中国出版业，随着“传统知识分子”在出版界的退场，“有机知识分子”和“技术类知识分子”分别成为出版系统的主要管理者和实践者。在新政权的体制下，新中国出版业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并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中，遭遇挫折、逐渐成熟、日趋壮大完善，呈现出独特的出版实践与出版理念。

　　近代出版业中，“职业出版人”的代表首推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和世界书局的创办人沈知方。

　　陆费逵是商务印书馆聘任的“技术类知识分子”，他原在文明书局任职，后商务印书馆以重金将他聘用，委以《教育杂志》编辑兼交通科科长、出版部长等职。为了笼络这位有才干的青年人，商务书业会代表高梦旦还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他。沈知方是晚清旧式书坊学徒，1900年进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作与陆费逵同事。辛亥革命前夕，陆、沈二人先后脱离商务印书馆，合办中华书局。1912年中书局成立，陆费逵任总经理，1913年沈知方加盟任副总经理，负责营业和进货。

　　中华书局的发展，从书局的筹备创立到书局的经营管理，充分体现出职业出版人在近代图书业的市场竞争中，精明世故，工于心计、有胆有识，以利为重的商人本性，也体现出商业竞争残酷的一面。

　　1911年，辛亥革命风潮在全国涌动，革命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商务印书馆教科书发行决策。倘若革命成功，那么适应帝制时代的教科书将成一堆废纸；革命一旦失败，那么印发与革命胜利后内容相关的教科书，必定给商务带来政治官司。于是夏瑞芳、高梦旦、张元济特邀陆费逵一同商榷。陆费逵当时的意见是：“清室有二百多年基业，那些督抚疆吏都是能员，侦缉革命党，何等严密，且政府拥有相当兵马，虽不能抵御外敌，但处理内乱却是绰绰有余，所以革命决非短时期内所能成功。倘若因另编教科书而得罪清廷，对商务这样大的一个企业来说是不值得冒这个险的。下学期的教科书，还是照旧为好。”[7]商务采纳了陆费逵的建议，不再另编教科书，依旧沿用旧制。

　　实际上，陆费逵一直在暗中关注着革命胜利与出版利益的关系。凭着他的政治远见和对编辑发行业务的熟悉与判断，他意识到创业机遇的来临，谁能在革命胜利后最先推出新的教科书，谁就是出版界的赢家。于是他暗中约同商务印书馆的同事戴克敦、沈知方商议筹办中华书局，并商讨编辑新式教科书的事宜。为了躲避清廷的注意，也为了避开商务印书馆的耳目，他们将新编教科书的业务送至日本人经营的印刷厂秘密付印。1911年底陆费逵、戴克敦、沈知方等同时向商务印书馆提出辞呈，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尚蒙在鼓里，打算以月酬四百元的高薪挽留陆费逵。

　　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1912年新春开学，中华书局印发的《新学制教科书》和《新编国民教育教科书》大量发行，教科书不仅内容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而且以临时政府制定的五色国旗做封面，印制精良，在当时教科书的市场独占鳌头。尽管商务印书馆以教科书起家，但是民国元年教科书编辑策划上的失策，使陆费逵抢先一步，商务编印的教科书因内容过时成为一堆废纸，商务印书馆因此损失惨重。同时，陆费逵提出“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与商务印书馆展开激烈的竞争，他一方面收编或收买商务的编辑人员，扩充自己的编辑队伍和实力，另一方面，利用当时的政治环境、报刊舆论导向和民众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情绪，揭发商务印书馆与日商合办内幕，打击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界的威信，致使商务印书馆的业务遭受沉重的打击，从此中华书局异军突起。

　　在经营管理上，陆费逵大权独揽，不仅担任书局局长、总经理，还兼编译所所长及发行所所长等职。书局设有出版部，名义上是负责出版编辑业务，实际上有关编辑方面的出书计划，多由编辑所长和总经理主持。陆费逵如此集权的目的不是为了业务上的指导，而是为了掌握出版大权，以便于自己的理念在出版中能顺利地贯彻执行。不过，尽管他负责出版业务的诸项具体工作，但在出版的图书上很少挂总编、主编的名义。在人员的选用上，陆费逵向来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有“见事明，处事敏”之称，所选之才通常是绝对信任的权力依附者和拥护者。

　　陆费逵不仅经营有道，政治上还颇有见地，与官方保持友好的关系。民国初年，陆费逵发表有关国民教育的建议，主张推广统一国语，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他与蔡元培相友善，对设置课程标准问题、国语推广问题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为当局采纳。中华书局成立不久，书局先后推出“新编中华教科书”，其中包括小学全套的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以及理科等44种，中学和师范课本27种[6]324这些教科书在体例和内容上均与官方保持一致，得到政府的认可。

　　陆费逵在经营中华书局的三十年里，书局重要的出版物除教科书之外，“1916年出版《中华大字典》，1922年至1934年出版《四部备要》，1934年至1940年出版《古今图书集成》，1937年出版《辞海》等等。民初，中华书局出版了享有盛名的‘八大杂志’《大中华》《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6]326。这些书籍的出版为传播先进的文化思想，保存并展现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我国近代出版业中，世界书局的创办人沈知方是新书业典型的出版商人兼职业出版人。1916年作为中华书局的副经理沈知方挪用公款做投机生意，失败，导致中华书局资金搁浅，阻碍了中华书局的扩大发展，1917年，沈知方脱离中华书局，创办世界书局。世界书局开始是独资经营，后因书局经营得法，规模由小而大，资金不够运作，于是在1921年由独资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世界书局在全国各大省份设有三十余处分局和编辑分所、出版分部。

　　作为一名出版商人，沈知方的经营理念就是最大范围地占领读者市场，并以此作为世界书局的出版宗旨，将出版物定位于出版教科书和通俗小说为主。此外，通过薄利低价、名人效应等营销策划来打通渠道、招徕读者，抢占图书市场。

　　1924年世界书局陆续出版范云六、张云石负责编辑的小学教科书，该书出版前书局请来当时北大代理校长胡仁源为审阅人，以此获得北京教育界知名人士黎锦熙的赞助，保证了书籍送审北洋政府教育部时，获得了诸多便利。

　　另外世界书局以薄利多销的营销理念，通过降低教科书售价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抗衡，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挤身于商务、中华两大书局之间，成为教科书出版发行的第三大书局。

　　在教科书的编辑策划中，世界书局另辟蹊径，绕开商务、中华两大书局系统性出版教科书的理念，选择出版发行实用性强的课本如《国语新读本》《算术课本》《自然课本》《国民英语课本》等等，颇受读者市场的欢迎，因此印数比其它同行业的教科书多。

　　在通俗小说的出版物上，为了迎合新市民的阅读习惯，世界书局一方面将鸳鸯蝴蝶派作品、旧说部等重新编辑整理，标以新式标点符号排印出版；另一方面出版大量迎合小市民格调的社会言情小说和武侠侦探作品，如张恨水的系列小说《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向恺然（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程小青的侦探小说、以及《霍桑探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等等，这些书一经出版，风靡一时，畅销不衰。同时，世界书局还经营了一批通俗期刊，如李涵秋主编的《快活》旬刊，严独鹤、施济群主编的《红杂志》周刊，江红蕉主编的《家庭杂志》月刊、《红玫瑰》周刊、《侦探世界》半月刊等等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广受小市民的喜爱。这些通俗读物以追逐商业效益为目的，通过满足小市民庸俗低级的阅读兴趣获取商业利润，颇有市场，使得世界书局获利不少。

　　此外世界书局早期还出版了一些迎合时局的读物，甚至有部分书籍的出版带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如由广州分局搜集编辑整理的大革命宣传材料，另外如《全民政治问答》《农民协会问答》《不平等条约问答》《三民主义浅说》等进步书籍。尽管这些资料书籍的出版在当时起到了宣传革命的作用，但是其出版理念并不是为了支持革命，而是利用政治书籍的市场需求，在出版上大赚一笔，暴露出商人的本性。

　　将出版活动引入商品经济中的市场竞争是“职业出版”与“理念出版”最大的不同。“职业出版”以最广泛地传播文化知识和科学思想为目的，在图书市场竞争的商业活动中，摆脱了意识形态（精神理念）的绝对控制，使得出版由历来传者——受者间单向度的传播途径，演变为传者与受者相互选择、自由平等的传播途径，体现出出版自身的价值与功能，这是其有益于社会的一面。

　　当代社会，随着职业出版人在出版市场的纷纷活跃，以他们的价值理念为指导的“职业出版”和理应承载着知识分子精神价值的“理念出版”将共同构筑起中国现当代出版的基本理念。

　　尤其是当国家体制和商业运作机制作为系统性的力量，扩张到出版领域时，“职业出版”将以更宽泛的经营理念与权力意志和商业资本共谋，全方位地促进思想文化的传播，中国出版业转企改制这一当代经济社会环境中更新了的“职业出版”理念是利还是弊，有待于大家共同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收稿日期：2010－05－17

作者介绍：博玫，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学院，杭州 310018 博玫，女，北京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教授、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理论、媒介批判、文化研究、文学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