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一、问题的提出

劳伦斯•哈里斯（Laurence Harris）在其《货币理论》(1981)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在货币理论中总是不断地提出两个基本问题，而且，实际上在货币理论许多高深的发展背后，也存在着这两个问题。什么是货币？为什么要用货币？”（哈里斯，1981，中译本第1页）。

在主流经济学或货币银行学教科书中，甚至在更深的货币理论著作中，却很难找到对这两个问题作出的明确的定义和解释。流行的观点是，“货币就是货币所行使的职能（Money is what money does）”[1]。人们通常将货币笼统地表述为任何一种起着交换媒介、计价单位（或价值标准）和价值储藏作用的商品或法定凭据；在以分工和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货币的使用可以克服物物交换的不便或减少交易费用。

在梅耶等著的流行的货币银行学教科书——《货币、银行与经济》一书中概括了主流经济学中定义货币的两种主要方法，即归纳法和实证法（参见梅耶等，1987，中译本第229-233页）。归纳法首先寻求能使货币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单一特征，然后据此特征对货币下定义。由于交换媒介的职能对于货币是唯一的，因此归纳法把货币定义为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即M1。但是，按归纳法定义其实也是模糊的，例如价值标准的职能对于货币也是唯一的，但是却不能用它来定义货币，因为它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因此，下面这些问题，比如说，去年的价值标准是否以5%的比率增长，或者定期存款是否包括在价值标准中，都是没有意义的。

货币的归纳法定义侧重于本质特征方面，而与之相对立的实证法定义却强调“使货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方面。弗里德曼认为，“要寻求货币的定义，就不要从原理出发，而要以是否有利于组织我们对经济关系的知识为依据。‘货币’就是我们通过规定的程序把它们选出来并指定为货币的这样一些东西……它是一个有待于我们去发明的还不确定的科学的构成物，就象物理学中的‘长度’或‘温度’或‘力’一样”（参见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70，第137页）。具体说来，货币对政策很重要：一是货币供给的变动对名义收入有主要的或主导性的影响；二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货币供给。既然经济学家对于政策深感兴趣，所以，对他们来说，政府可以控制的变量比其他变量，例如预期，更为重要。因此，货币的实证定义将货币定义为流动资产或者流动资产集合。货币的实证法定义实质上根据货币的“有用性”。但是，按此方法定义的货币“会反复不定地变动”，因为既要考虑到货币度量与名义收入的关系，又要考虑到政策的可控性，因此，在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那里的货币是各不相同的，货币可以是M1，或M2，M3 ……或者，货币什么都不是，因为在后凯恩斯主义者那里，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完全控制的；而新古典的“新货币经济学”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主张干脆取消货币，代之以“精密的物物交换”。

正是主流经济学对货币的定义和性质的认识的模糊和混乱，使货币理论一直以来成为经济学中高度争论的领域，甚至涵盖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发表以来主流经济学的几乎全部的争论和发展[2]。这些争论的基本命题是：货币是交易媒介还是价值贮藏，抑或计价单位？货币是存量还是流量？货币是表示相对价格还是表示总量变量（如价格总水平）？货币是中性的还是非中性的？货币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3]

二、货币争论的基本命题

第一， 货币是交易媒介还是价值贮藏，抑或计价单位？

在古典和早期新古典货币数量论中，货币作为交易媒介起作用，它的使用是因为物物交易非常困难而且效率低下，使用货币可以克服物物交换的不便或减少交易费用，货币是润滑剂；凯恩斯的《通论》则强调货币是资产，即货币的价值贮藏职能。在这一点上，凯恩斯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或者说，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早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的迭代一般均衡模型）沿用了凯恩斯的这个传统。但80年代两个新的主流经济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重新强调了货币的交换媒介和（或）计价单位职能；特别是新古典“新货币经济学”的“BFH”体系则主张取消“货币”（但保留了货币的计价单位的职能），称货币交换终将为“精密的物物交换（sophisticated barter）”所取代。

第二，货币是存量还是流量？

不仅如此，强调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则通常将货币作为“流量”来处理（即所谓“飞翔的货币（Money on the wing）”）；而强调货币的价值贮藏职能，则将货币作为“存量”处理（即所谓“栖息的货币（Money  sitting”）。因此，货币是流量还是存量，也是货币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有流量和存量，就涉及到货币均衡究竟是流量均衡还是存量均衡问题。按照传统货币数量论的表述，货币是一个流量；罗伯特森的可贷基金理论也强调了货币的流量性质。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关于货币需求的流动偏好理论，以反对古典—新古典货币数量论；而作为流动偏好的货币存量是要表述资产的流动性。因此，在学院派经济学家中间，存在着可贷资金理论与灵活偏好理论之争或存量与流量之争（参见蒋硕杰，1989）。由于“凯恩斯革命”的巨大影响，此后的存量分析方法的发展都是凯恩斯流动偏好理论的演化。正如科恩（Meir Kohn）所说，“从凯恩斯的创见到早期希克斯等人的模型化，中间经帕廷金的瓦尔拉斯式的解释和托宾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一直到华莱士的交迭世代模型，所有这些变体都遵照凯恩斯观点的，认为货币本质上是作为一种资产，作为一种价值贮藏手段，认为货币理论降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一个分支。”（参见蒋硕杰1989，中译本第页）。但另一方面，针对50、6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希克斯—帕廷金一般均衡货币理论的性质（这一理论的特点是，把货币的性质说成是交易手段，但其模型的逻辑特性只要求货币是纯粹的价值贮藏），批评者则强调货币的交易制度和“技术”性质，如“现金先行约束”模型和“缓冲存量”模型，两者都坚决主张货币的主要职能是作为交易手段。例如克洛尔（1967）、希克斯（1967）、莱琼霍夫德（1968）、约翰逊（1976）、科恩(1984)、凯尔和达比（Carr&Darby，1981）以及莱德勒（1984），目的是在按照凯恩斯以前的货币数量论业已熟悉的方法，重建货币经济学。

第三，货币是表示相对价格还是表示总量变量（即价格总水平）？

同样，与货币的交换媒介、价值贮藏和计价单位或价值标准（金属货币理论）职能有关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货币有没有价值，货币是表示相对价格，还是表示总量（价格总水平）？这个问题与“两分法”有关。“两分法”有两种密不可分的含义：一种是货币领域与真实领域的两分法；另一种是价格两分法，即把价格区分为相对价格（个别价格）与价格总水平（绝对价格）。马歇尔的局部均衡价格论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价格理论中，相对价格是微观经济学相关的微观价格；而价格总水平是和宏观经济学相关的宏观价格，它是一个总量问题[4]。在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中，价值是要表示特定社会关系的总量计量，与表示技术关系的新古典相对价格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货币究竟要表示什么，是表示相对价格，还是表示价格总水平？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说法，在实物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是为了媒介物品的交换，因为物物交换存在着不便利或交易费用高，而使用货币就便利了，因此货币表示的是一个相对价格，这个货币可以是任意一种商品[5]。同样，按照“两分法”，一边是真实领域，是由实物生产函数来表示，另一边是货币领域。货币没有别的作用，它就是为了表示价格总水平。而实物生产函数就涉及到总量问题，即这个实物究竟是总量还是一篮子商品，或者说，是单一产品还是异质品。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没有相对价格问题（如李嘉图的谷物模型），如果是一个稳定状态增长模型，也没有相对价格问题（如目前主流经济学基础的拉姆赛—索洛模型）[6]。关键是异质品模型怎么去表示一个价格总水平，或者说，异质品模型能不能加总出总量变量？帕廷金在《货币、利息与价格》（1965）这本书里他证明了一个命题：如果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货币，则瓦尔拉斯定理的齐次性假设就不能成立；换言之，货币不可能既表示相对价格又表示总量[7]。帕廷金通过实际余额效应，把货币作为一个实际变量引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也就是说，不能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里任意选择一种商品作为货币。这样，相对价格就是相对价格，总量就是总量。由此可以推论，货币不可能同时执行两个职能：即货币既表示相对价格，又表示总量。因为按照货币作为价值标准和交换媒介的性质，可以选择任何一种商品作为货币，但是它不能同时执行表示价格水平的职能。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里，根本不需要价格总水平，有相对价格就够了，后者是表示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选择指数。

历史上的货币数量论和现代货币理论，最大的混乱是分不清货币表示相对价格还是总量。最早的如休谟，阐述的货币数量论是一个金属货币数量论，并引入了一个金属货币的国际流动机制来说明货币数量的变动而引起的价格水平的变动来维持贸易平衡：如果贸易不平衡，本国价格水平高了，必然引起黄金流动带来的价格水平的变动和进出口的变动，通过黄金的回流起到平衡作用。但休谟接着又认为货币可以促进一国产业的增长，即有了货币就有了购买力，促进当地工业的发展（即货币非中性），这个观点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有点相似。当然，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实际上不仅仅是增加购买力，还增加了工场主的利润即货币增殖。当工场主的产出和利润用货币计量而不是用实物计量时，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意味着货币增殖或利润。对此，休谟是不清楚。不仅他是不清楚的，作为货币数量论者李嘉图以及银行学派（例如图克）也如此。他们都认为货币数量论只说了价格水平，而货币实际上还与相对价格有关系。在古典经济学里的“相对价格”不仅仅是现在所谓的微观经济学中反映技术关系的商品交换比例，而是反映社会关系的，这种社会关系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论，即总产出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参见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中译本第16-43页），显然它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反映稀缺指数的相对价格[8]。由此推论到现代经济学关于凯恩斯货币理论的争论会发现，IS-LM模型、弗里德曼的模型和卢卡斯的货币失察模型，如果货币表示价格水平，显然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如果货币要想影响真实领域，就必须影响相对价格，那么“相对价格”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如果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中的相对价格，则货币对真实领域的影响只能通过不完全信息、货币幻觉（或卢卡斯的货币失察）以及预期的方式；如果影响到的是总量变量，比如货币工资率、名义价格、名义GDP等货币变量，从而影响产出和就业，其含义就根本不同了。两分法从根本上混淆了相对价格和总量变量，由此导致了理论分析上的逻辑矛盾。8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新的新古典主流宏观经济学派——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某种意义上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逻辑矛盾。它从个人最优行为、理性预期和持续市场出清假说出发，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作为为选择性微观基础，主张取消货币，因为货币冲击（总需求冲击）没有真实效应，从而替代了卢卡斯的货币失察模型；认为对生产函数即供给方的随机的技术冲击，使得理性个体改变他们的劳动供给和消费决策回应相对价格的结构变化，造成了产量和就业的随机游走波动，从而否定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均衡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即所谓的理性预期学派）需求冲击的经济周期模型。这种模型认为，经济是沿着索洛（1956）的新古典模型描述的反映潜在的趋势增长率的轨迹演进，而围绕趋势线的短期波动主要是由需求冲击决定，而这种对趋势的偏离是暂时，因为偏离来自于经济行为人的不完全信息、货币幻觉和预期方式等。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彻底在理性预期、完全灵活性价格、完全信息和货币中性的瓦尔拉斯真实世界里，建立一起一套真实经济的“宏观理论体系”。在这个真实经济体系中，名义变量并不影响实际变量，产量和就业完全是由决定生产函数和生产要素供给的真实因素决定的，货币数量和价格总水平并不影响总产出或就业。这个通过取消货币、彻底改变了“两分法”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总量”又是如何加总的呢？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作为“思想实验”的“BFH体系”里，可以找到类似李嘉图的“不变的价值尺度”作为加总的依据。显然，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第四，货币是中性的还是非中性的？

在货币与经济活动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货币中性或货币非中性之争。“货币中性”是货币数量论的一个基本命题的简述，即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仅仅影响经济中的价格总水平，而不影响真实产出水平和相对价格[9]。因此，货币中性与非中性问题实际上又涉及到了“两分法”，即货币领域和真实领域之间，或相对价格与价格总水平之间的关系问题。古典—新古典货币数量论和货币主义、以及新凯恩斯主义主张货币长期是中性的，即从长期来看货币只是经济活动的润滑剂或面纱，但又不否认短期的非中性即货币扰动（帕廷金，1987b）。正如弗里德曼（1970a，第23-24页）所说：“在短期内，如5-10年间，货币变动会主要影响产出；另一方面，在几十年内，货币增长率则主要影响价格。”货币是非中性是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基本特点，即货币部门和真实部门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根据IS-LM模型的解释，在存在失业的情况下，价格总水平并不随货币数量的增加按照相同的比例增长，由此造成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而导致利率下降，从而使投资和国民收入水平增长。因此建立在IS-LM分析基础上的凯恩斯主义货币非中性仅仅是由于存在“刚性”价格或工资率，从而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特例，因而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非中性也可理解为新古典货币中性的特例。另一方面，新古典的货币经济均衡周期理论（即理性预期学派）则主张货币在短期和长期都是中性的（即所谓的货币超中性），只有未被预期到的货币因素才对真实经济产生扰动影响，即引起经济周期现象；新古典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否定了新古典“货币失察”模型，认为经济周期现象是由真实部门因素的冲击决定，与货币无关，甚至要求取消货币；也不需要周期理论，主张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周期理论的融合。

第五，货币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

如果承认货币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那么，这种联系有没有因果性？即所谓货币的外生性和内生性问题。从货币理论的发展来看，货币的内生性与外生性问题，在历史上就由于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论战中各执一端而贯穿于货币理论史。但早期的争论是围绕货币数量论展开的，如19世纪中叶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的争论、本世纪20、30年代关于信用周期理论的争论。外生货币供给假设是现代主流货币理论的基石。凯恩斯本人以及建立在新古典主义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综合派（如托宾）、货币主义（如弗里德曼）、新古典均衡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如卢卡斯）和新凯恩斯主义，均主张货币是外生性的，即由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和利率；他们虽然在货币和产出两者之间关系本质和强度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相对有效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观点各异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货币现象对于经济波动研究是关键性的。货币和产量呈现正相关关系，而货币领先于产量变动的经济计量检验被大部分人看作是从货币到产出的因果关系的有力证据。而在与新古典综合派和货币主义论战产生的后凯恩斯主义，不仅主张货币是非中性的（借用“超中性”概念即为货币“超非中性”），而且认为是内生的，他们认为货币和产出之间有着与货币数量论反向的因果关系[10]。新古典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虽然主张货币数量和总价格水平不影响总产量和就业，但一些真实经济模型（比如金和普洛瑟，1984）却把货币和产量之间的历史联系解释成货币对产量的内生反应。金和普洛瑟（1984）的模型以法马（1980）和布兰克（1987）的成果为基础，认为“货币服务是私人部门生产的中间产品，其数量随着真实经济的发展而上升和下降”；他们将金融部门嫁接到生产和消费的一般均衡模型中，阐明了真实产量、信贷和交易服务（即金融部门提供的便利市场交易的会计服务流）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暗示内部货币（银行存款）将随产量正向变动，银行储蓄成为经济周期的领先指数，强调了储蓄对计划产量运动的内生反应。因此，在货币内生性方面，新古典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后凯恩斯主义结成了一个不合理的同盟。新古典“新货币经济学”（布兰克—法马—霍尔体系）和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理论被称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革命性的两个货币经济学流派（斯密森，1994）。

三、货币理论的争论：小结

以上货币理论的争论充分表明，“货币理论的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斯坦利·费希尔，1975，转引自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1979，第1辑，第200页）。目前主流经济学的做法是，或者为凯恩斯经济学寻找一个微观基础（如新古典综合派，货币主义，以及克洛尔、莱琼霍夫德、贝纳西等非均衡经济学，以及新凯恩斯主义），或者，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建立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但正如萨缪尔森所说，“我们的确没有完全合适的，可将货币经济基础囊括在内的理论体系”[11]。

实际上，主流经济学围绕凯恩斯货币经济理论争论所缺失的微观基础正是价值（和分配）理论，或者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货币理论与价值（和分配）理论的正确结合。在价值（和分配）理论方面，以生产函数和消费时间偏好的技术关系分析为基础的新古典价值（和分配）理论即相对价格理论，与反映社会关系的古典—马克思价值理论和剩余理论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在古典—马克思经济学中，价值、剩余价值、利润、工资等都是反映资本主义各个阶级之间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货币关系，因此可以作为总量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基础，工资率、利润率、国民收入或GDP无一不是反映社会关系的货币变量和总量变量；与此相反，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中，相对价格是指导稀缺性资源有效配置的选择指数（这也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选择性微观基础的内在含义），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也并不存在，也就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或一般利息率，其模型中所谓的“货币”只是起着计价物功能的真实商品。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把经济分析建立在反映技术关系生产函数基础上，在异质品模型里加总出“总量”生产函数，然后假定一个外生的货币供给和货币数量论，由此导致了宏观经济分析体系中严重的逻辑矛盾。应当指出，正如阿罗和德布鲁等一般均衡理论家已经证明了的，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中，相对价格作为反映稀缺资源配置和消费时间偏好的选择指数，其均衡不仅是存在的、稳定的和唯一的，因此本身不存在逻辑矛盾，其逻辑矛盾来自于对凯恩斯货币经济的现实世界的解释。因此，梳理货币理论的争论，阐明货币的性质和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现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正确结合，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正是本书研究的目的所在。

从经济学方法论上说，在主流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无疑是两个不同的研究纲领（拉卡托斯意义上）或研究传统（劳丹意义上）。凯恩斯的《通论》无疑是一场革命，其革命性在于建立在有效需求不足基础上的非自愿失业反对萨伊定律“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长期充分就业均衡；建立灵活偏好的货币需求理论反对古典和新古典货币数量论；建立生产的货币经济理论反对建立在实物经济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但凯恩斯的《通论》缺乏一个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和分配理论（这些新古典理论是边际生产力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由此才导致了主流经济学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的各种新古典解释；另一方面，后凯恩斯主义强调了凯恩斯《通论》的反新古典性质或“原教旨主义”的解释，他们强调生产的货币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以及内生货币理论，主张资本主义具有长期的内在不稳定，从而不能形成一种“重力中心”或一种不同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新均衡理论（即以统一利润率为核心的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

本书将从货币理论的演变这一命题出发，重新梳理货币理论的各种争论，以阐明货币分析的基础。本书的研究将表明，通过澄清古典经济学中把价值和剩余理论的包含技术关系后导致的逻辑矛盾，重新阐明表示社会关系的以统一利润率为核心的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的性质，可以建立一种总量的货币经济理论模型，由此表明古典—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可以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可供选择的微观基础；本书在对主流经济学关于货币经济分析的新古典研究纲领或研究传统进行批判的同时，将对货币经济分析的凯恩斯研究纲领或研究传统进行重新梳理，并批判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新古典分析，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和货币理论与价值（和分配）理论的正确结合作为主要的研究任务；本书的研究将表明，结合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有限制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和确立一个不同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新的均衡理论，对于建立货币经济的宏观模型是至关重要的。

本书对货币理论的争论的梳理是按照两条线索展开的：第一是围绕货币的性质，即什么是货币、为什么要用货币；第二是围绕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结合问题。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新的货币理论，这种新的货币理论正是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的货币经济理论的结合。

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种“总量的货币经济理论”的基本特征和内在逻辑。这个“总量的货币经济理论”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一是在扬弃古典的价值和剩余理论基础上发展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二是以统一利润率为核心的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三是马克思的“货币经济的宏观分析体系”。马克思价值和分配理论表明价值决定与技术关系无关，而取决于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雇佣劳动性质决定了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即实现货币增殖。马克思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价值和分配理论揭示了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与资本具有相同的性质，因此他的以货币量值表示的价值理论具有总量变量的性质，是他的总量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建立起一种完全排除技术关系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来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和经济周期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种与技术无关的总量关系基础上的。以统一利润率为“重力中心”的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具有与以反映实物经济的技术关系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完全不同的性质。我们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和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与分配并不是取决于技术关系上的边际生产力，而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利润率支配的；只有这种一般均衡的价值和分配理论才能表明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结构，才能作为凯恩斯货币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重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既符合理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也符合解释卡尔多“典型事实”所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所有统计变量所表现出来的规则性。

凯恩斯的货币利息理论正是要冲破传统的建立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基础上的新古典货币数量论以及新古典利息理论，并否定新古典理论中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两分法，以建立一种“生产的货币理论”，把货币理论与价值、分配理论或产出、就业理论联系起来；如果把货币供给和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与资产抵押联系起来，从而使货币根植于“过去（现在）和未来”或持久性资产存量和未来的收入流量，并把货币的信用关系和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归之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即可以把凯恩斯的货币和利息理论发展为一种完全不同于货币数量论的货币价值理论，即根植于新的价值、分配理论的货币理论或一种新的一般均衡理论。

本书所要建立的新的货币经济学是以内生货币供给为基础的货币经济的宏观理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货币的基本性质是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信用关系。新古典理论的逻辑矛盾就在于其在反映技术关系的总量生产函数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对货币经济的现实世界的解释，由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所表明的所有统计变量与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或技术分析是完全无关的，而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建立在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货币量值的成本—收益计算基础上的，而货币的基础则在于由货币量值表示的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所构成的资产抵押的信用关系，或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对货币的本质的说明不能脱离开对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认识，关键是理解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和资本具有相同的性质。当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与资产抵押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企业投资需求或货币支出将与资本存量价值联系在一起，这中间的联系环节就是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即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是内生的。这种以内生货币供给的货币金融体系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具有与主流经济学模型根本不同的性质：一是这一模型中加入了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内生的货币供给，由此构成纯粹的货币经济模型，商业银行和企业只考虑名义变量，而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二是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或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与货币金融体系是不可分割的；三是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货币量值的决定和其变动（或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都只是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的稳定性问题。

[1] 斯蒂格利茨（1993，中译本，1997）在其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称“货币就是货币行使的职能。”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来自沃克尔（F. A. Walker，1840-1897)。

[2] 帕廷金（1987a）认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是凯恩斯货币理论发展中掀起了革命的书，这本书使得货币理论得以更新，为货币理论向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确定了宏观经济学在此后几十年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步骤（参见伊特韦尔等编，1987，第3卷，中译本第21页）。

[3] 对于货币的中性和非中性、内生性和外生性的分歧，派生出对货币与经济活动关系中的货币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作用的分歧，以及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看不见的手或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与国家干预主义（强调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失灵”的弥补）的不同社会哲学或形而上的分歧。

[4] 货币主义者认为，价格总水平是一个单一的单位（Single unit），而不是对各个个别价格的加总（Aggregation of individual prices），因此，当某种商品价格波动（提高）时，只要货币量保持不变，则由于真实余额缩减，会导致其他商品价格下降，于是价格总水平不受影响。这也是“货币中性”的含义：即货币量只与价格总水平有关，与相对价格的变动无关；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认为价格总水平只是个别商品价格的总和，这样，当某种商品价格提高时，由于价格向下刚性的存在，随着真实余额减少出现的不是价格下降而是产量减少，这种商品价格的上涨也就不会被其他商品价格的下降所抵消。因此，货币量既与价格总水平有关，也与相对价格有关。

[5] 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里，有Ｎ种商品，可以用其中的任意一种商品来作为一个计价尺度，用来表示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

[6] 稳定状态增长模型是一个特殊的异质品模型，同时在方程里乘以　 　　　　　　　　　　　　　　　　　　　　　　　　　　　　　　　　　　　　　，即可理解为单一产品模型。

[7] 证明很简单：在一个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里，根据瓦尔拉斯定理，只要有一个市场存在着过度供给，必然有另一个市场存在着过度需求。如果用货币表示相对价格，可以在Ｎ种商品里任意找一种，定义它为货币，如果这样定义会发现货币是不能表示价格总水平的。如果用货币数量论的方式来表示一个价格水平，会出现一个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不协调的结论。这里是一个货币数量论：货币的水平增加一倍，价格水平会增加一倍。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里，假设第Ｎ种或第Ｎ－１种商品，任意指定一种商品作为货币，那么，这个商品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一倍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商品的供给会大于需求，在货币市场上会出现一个供大于求的现象。但是并没有一个其他市场上出现供小于求的现象。因为按照瓦尔拉斯定理，只要有一个市场出现供大于求必然会有另一个市场上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帕廷金得到的结论是：货币数量论所指的货币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是不协调的。

[8] 需要指出的是，古典数量论和新古典货币数量论之间联系环节缺失的弥补者是魏克塞尔（1898）。

[9] 货币经济学中有关“货币中性”的争论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是在比较静态分析中，如果名义货币供给的变化仅仅是引起价格总水平的同比例变动，而不会引起均衡的相对价格和利率的变动，则货币就是中性的，就可以说货币仅仅是罩在真实经济之上的面纱，或货币仅作为经济机制的润滑剂在起作用而没有改变经济机制的运行方式；二是稳定状态增长模型中，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在长期是否中性的问题，一般称之为“超中性”。（参见帕廷金1987b；哈里斯，1981，中译本第53-55页）

[10] 主流凯恩斯主义者托宾后来也持有内生货币观点（参见托宾，1982）

[11] 转引自沈华嵩：《经济系统的自组织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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