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明:关于廉洁生态建设的思考

来源：咸宁廉政网　　时间：2013-12-31 08:57:10

党的十八大提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建设廉洁政治，需要一个良好的廉洁生态。廉洁生态是一个地方廉洁政治建设现状以及廉洁政治建设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廉洁生态是廉洁政治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建设廉洁政治必须优化廉洁生态，为廉洁政治建设创造好的环境。

一、廉洁生态建设呈现优化趋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廉洁生态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建设理念持续优化，法规制度不断健全，文化氛围日益浓厚，日益呈现出一种开放包容而富有活力的发展态势。

（一）惩防并举呈现“系统化”态势。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取得了明显成效。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廉洁政治建设，强调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2005年出台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全面总结了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反腐倡廉建设经验，明确惩防体系建设目标任务。随后每5年出台一个惩防体系建设《五年规划》，根据新的形势，把握新的要求，针对新的问题，系统部署党风廉政建设任务和措施。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和新一届中央纪委成立后，提出了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为重点加强纪律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三位一体”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格局。据统计，改革开放35年来，共有超过15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因贪腐行为受到查处。通过惩腐治标，在反腐中把握重点，为预防明确了导向，为治本赢得了时间。标本兼治的有机结合，反腐倡廉建设的举措更加全面系统。

（二）廉洁文化助推“大众化”态势。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社会关注、参与廉政建设的氛围越来越浓厚。近10年来的网络调查显示，“党风廉政建设”一直是群众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之一，其中有6年位列首位。这充分表明了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关注和支持。面对社会关切，各级各地从加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入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把反腐倡廉教育贯穿于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等各个方面，将思想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结合起来，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廉荣贪耻的良好社会风尚。廉洁文化“六进”活动不断深入，机关、学校、企业、农村、社区、家庭处处呈现廉洁文化的元素。随着电脑技术和网络应用的普及，民意沟通和群众监督的渠道大大拓宽，对腐败行为起到了很强的监督和震慑作用。原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就是十八大之后第一名通过网络提供反腐线索而落马的高官。

（三）制度反腐引导“规范化”态势。一方面加快国家廉政立法进程，修订和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制度中涉及反腐败方面的规定，相继出台《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国家公职人员从政道德方面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修订《中国共产党章程》，出台、完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制度。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改革和完善纪检监察派出机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积极推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反腐败斗争的整体格局。

（四）顶层设计规划“科学化”态势。对反腐倡廉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使党风廉政建设的目标、任务、路径进一步明确。党的十八大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进一步提出了“一条道路”、“一个方针”、“一个体系”、“一个目标”的大政方针。“一条道路”，就是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一个方针”，就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一个体系”，就是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包括推进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这六项具体工作；“一个目标”，就是建设廉洁政治，具体包括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三清”目标。在具体实践中，“制度加科技”让反腐倡廉举措更加科学严谨。信息化技术在政务服务、公共资产资源交易、效能监察等领域的广泛运用，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监督制约更加有效。巡视工作方式方法、工作重心重点的调整，使监督职能更加突出，巡视效果更加明显。《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出台，为解决一直以来群众反映强烈的“三公”消费等突出问题提供了更有力的武器。

二、廉政建设面临的“生态”考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廉洁生态环境不断优化，但是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这些问题仍然影响着我国廉洁生态建设。除了监督乏力、制度短板等原因外，一些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一）腐败链现象不容忽视。有的腐败分子利用人脉关系，打通政商渠道，大肆进行钱权交易，形成一条利益输送、相互包庇、利益均沾甚至出现分工的职业化趋向的腐败链条。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一案中，不法商人丁羽心就是整个腐败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充当着“权力掮客”的角色，不仅自身实施权钱交易，而且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牵线搭桥，从中捞取好处。腐败链条一旦断裂，大量的窝案串案频现，买官卖官、官商勾结现象触目惊心。腐败链问题已成为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催化剂”，同时也是破坏市场秩序的“毒瘤”，使权力运行严重偏离了正常轨道，危害巨大，必须予以严惩。

（二）家族式腐败触目惊心。在近年来发生的腐败案件中，官员个人的腐败往往与家族式腐败紧密联结在一起，权力的家族化为权力的腐败提供了更好的保障。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个别官员对亲属、子女约束不严，在“肥水不流外人田”观念的驱使下，这些人一旦升官获得权力，便把亲属、家庭成员的核心利益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备受关注的广东省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涉嫌内幕交易案，勾画出了一个以李启红为核心、家族成员紧密配合的家族式腐败全景图。

（三）潜规则问题依然盛行。潜规则是指在特定领域内按照该领域内成员所默认的某种行为方式行事的潜在的游戏规则。医生开刀或记者新闻报道前拿红包，采购人员在购销商品中拿回扣等等行为，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不给好处不办事，成为心照不宣、理所当然之事。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的特点，民间亲朋好友之间的请客送礼、礼尚往来纯属正常，但是在干部升迁、项目审批、检查考核等权力运作过程中的礼尚往来则是权钱交易的一种表现形式，一旦它成为一种潜规则，极易滋长不正之风，使官员违反或偏离公共职责，私用或滥用公共权力，损害国家公权力的廉洁性，以及国家公共管理职能和秩序，而发展为腐败行为。

（四）情色与腐败互相助推。原中央纪委常委祁培文指出，中央纪委查处的大案中95%以上都有涉及女人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一些官员从政道德的沦丧，行为不检、作风腐败，加之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使性贿赂、情色腐败得以蔓延和肆虐起来。二是监督措施不力，忽视了官员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圈”、“社交圈”，使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失去监督和约束。三是许多官员主动利用情人，为其进行权钱交易充当媒介，为腐败行为涂上一层“保护色”以达到隐蔽化的目的。与此同时，那些女人甘当官员的情人，绝大多数就是冲着权、钱而来。官员包养情人，送房送车等开支巨大，在正常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非法收入以满足贪婪的需求。

（五）腐败亚文化挑战伦理。当前反腐倡廉建设与公众期待仍有一定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腐败亚文化的蔓延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种所谓的“文化”倡导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价值观念,将权力等同于特权,并默认掌权者所享受的特殊待遇，甚至一有机会就亲身实践。其直接表现就是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有的认为当领导不“捞”是傻子，不贪不占是无能，不吃不喝是无用。当官太廉洁可能被孤立和边缘化，甚至被瞧不起。这种“腐败亚文化”的存在和蔓延，不但会侵蚀和瓦解全社会主流道德意识，而且会引发严重的社会不公，引起普通公众强烈的反感和不满，动摇社会公共价值观。

（六）新社会阶层渗透腐败。随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已成为我国社会结构中新的社会阶层。他们掌握着雄厚的资本，对创业发展很有需求，在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新社会阶层中部分人士利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的不完善，从事违法违规行为，腐蚀官员，以换取工程承包、产品推销甚至政策资金支持，获取个人更大利益。有的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技术手段和具有隐蔽性的特点，为权钱交易充当媒介，沦为腐败的技术智囊和实际操盘手。咸宁市纪委近几年直接查处的15起经济大案要案，新社会阶层涉案的就有13件，占87%。有的不法私营企业主还凭着在地方的经济影响力，当上了人大常委、政协委员，转身成为“红顶商人”。

（七）灰色腐败亟需整治。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1989年，中国公款吃喝开支为37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5年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三公经费”的不当支出，固然有现行财政管理体制上存在缺陷的原因，也由于一部人思想上存在误区，在这些人看来，贪污受贿要受到法律制裁，但对于“三公”消费，只用不带上级不怪，只吃不拿纪律不查。“节日腐败”在一些地方盛行，成为了某些官员敛财的重要时间节点和渠道。类似“三公”消费的隐性送礼，如：给官员送节日“红包”、会员卡、消费券、烟酒礼品等。这种行为由于缺乏法律法规的刚性规定加以调整，尚处于“灰色地带”。

三、加强廉洁生态建设，构建清明政治环境

我国自2005年出台《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以来，更加注重从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角度展开对腐败行为的系统性防控，廉洁生态建设就是一个这样的系统性工程，一个由党政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的人工生态系统。由于腐败行为受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制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所以，廉洁生态建设需要综合各个因素从多个角度全面展开。

（一）必须坚持特色反腐道路。我们党逐步探索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腐倡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方针、工作格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及法规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建设廉洁生态，要始终坚持并不断发展这条道路，要以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败方针为指导，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主线，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加强制度建设为根本，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以人民群众为主要依靠力量，加强廉洁生态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把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洁政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之中，统筹安排，系统谋划，推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二）必须营造崇尚廉洁氛围。加强宣传教育，不断改善廉洁生态建设文化环境。进一步健全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常态机制。把反腐倡廉教育融入到领导干部考察、任用、提拔、晋升等各个环节之中，贯穿于经常性的岗位廉政教育之中，形成集中教育和日常教育紧密结合、前后贯穿的教育“链条”。深入推进廉政文化“六进”活动，实行廉洁教育全覆盖，让崇廉尚洁形成社会风尚。进一步健全优秀廉政文化作品产出机制，与文化、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联合，建立优秀廉政文化作品创作力量整合、题材共享、激励奖励机制，促进更多优秀廉政文化作品涌现。进一步发挥反腐倡廉教育基地的作用。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基地规范化管理，使反腐倡廉教育基地协调运行、高效运作，分级分类打造品牌化载体，增强反腐倡廉教育实效。

（三）必须筑牢约束权力“笼子”。必须把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对权力集中部门和资金密集领域的监督，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程序化、规范化。切实加强以宪法为核心的反腐倡廉国家法律体系建设，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廉洁生态规则体系。切实提高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力度，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四）必须保持惩腐高压态势。惩治腐败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通过查办案件，可以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震慑力。据统计，近些年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每年都立案查处党员干部违纪案件10万件以上，坚决查处了一批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然要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以治标的方式来为治本赢得时间。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大案要案，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腐化、失职渎职案件；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

（五）必须落实作风长效机制。近年来，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老百姓也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信心。作风建设必须坚持不懈地抓，把制度规范与监督检查结合起来，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作风建设重在领导垂范，健全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要求别人做到的，领导干部必须首先做出样子。作风建设应该立足抓早抓小，着力改进会风文风事风，着力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继承、发扬我们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以作风建设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者系咸宁市纪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