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李汉俊生平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课题:李汉俊同志的一生

文摘：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许多贡献。但其入党后反对无条件接受第三国际津贴及命令，又鉴于一系列做出受到谴责的行为，最终做出脱党决定。本文从李汉俊生平来探讨其功与“过”。

关键字：李汉俊 中国共产党 贡献 马克思主义 脱党

正文：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李汉俊并不为人所熟知，了解其生平的更是寥寥无几。在搜集多方材料后，笔者决定从其生平来对李汉俊短暂一生做简单的探讨。如有纰漏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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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俊其人

李汉俊

湖北潜江人，原名书诗、人杰，1890年4月出生于一个穷教书先生的家庭。1902 李汉俊，

年在兄李书城（建国后第一任农业部长）、挚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日本求学，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获工科学士学位。在校期间，结识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受到极大影响。1918年岁末回国，与詹大悲同住上海法租界渔阳里，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春，董必武由鄂赴沪，与张国恩同住渔阳里路南，结识了李汉俊。李汉俊向董必武、张国恩等介绍了十月革命，将反映新思想、新思潮的日文书籍和杂志《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黎明》、《改造》、《新潮》等一一作了介绍。董阅后“深以为然”，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称李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五四运动后，李汉俊以人杰、汉俊、汗、先进、海镜、海晶、厂晶等笔名在《民国日报》、《新青年》、《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了60多篇译文和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杰出贡献。

1920年春，李汉俊参加了上海《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维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李汉俊、陈独秀举行会议，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李、陈均表赞同。5月，李汉俊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与陈独秀等7人发起组建了上海共产党，曾任上海共产党代理书记。1921年初，与陈独秀等组织筹划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寓所召开的，即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作为上海地区代表参加了大会。一大后，李汉俊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1922年1月1日，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中国的乱源及其归宿》、

《我们如何使中国的混乱赶快终止》

两篇文章。文章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了深刻地剖析，指出：“中国要进化到社会主义，只有直接向社会主义走去的一条路”，“中国的混乱又要中国进化到社会主义才能终止，……中国的同胞们！努力吧！”

1922年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分歧回到武昌，从事教学工作，然而他并没有把自己禁锢在三尺讲台上，而是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他在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武汉星期评论》上发表妇女解放的文章，推动了湖北女师学潮。

1923年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李汉俊以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委员身份，参加了罢工的领导工作。1月30日，与陈潭秋、林育南、施洋等赴郑州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2月6日，回到武汉后，以省工团联合会名义组织2000多名代表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号召工人们加强团结，坚持罢工，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支持林祥谦等成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使这次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在敌人杀害了林祥谦后，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在党内同志帮助下，他到北京其兄李书城处暂避。同年秋，武汉形势稍有缓和，他立即返汉，继续执教武昌高师。他主讲的“唯物史观”给学生的思想影响极大，促使一部分学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党的二大、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不久自动脱党。

1926年，北伐军攻占长沙后，李汉俊与董必武作为湖北各界欢迎北伐军代表团赶到长沙，向北伐军递送武昌敌军军事情报，迎接北伐军并加入国民党，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秘书。同年8月，北伐军进驻武汉，9月，湖北政务委员会成立，李汉俊为委员，并任接收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科长等职。

1927年1月，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李汉俊当选为执行委员。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成立，李汉俊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在新的复杂形势下，他与詹大悲等继续坚持革命立场和孙中山“三大”政策，并利用蒋、汪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力的矛盾，同省党部和政府内反共右派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掩护了一些共产党人。11月，桂系军阀占领武汉后，李汉俊与詹大悲等以省政府名义下令释放在汉被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300多人，营救和保护了大批共产党的干部。同年12月17日，被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与詹大悲同时牺牲。解放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86年潜江人民为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在潜江袁桥为李汉俊建立了墓碑和纪念馆。

 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做出的贡献

陈独秀离沪赴粤后，李汉俊除主持上海发起组的工作外，其主要精力是忙于中共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首先是与陈独秀直接指导了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创建，李汉俊从日本回到上海时，遇上湖北同乡的老同盟会员詹大悲和董必武，他将俄国十月革命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给他们，使他们茅塞顿开，喜出望外。董必武回忆说:读了李汉俊从日本带回来的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后，“逐渐明了俄国革命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上海发起组建立不久，李汉俊介绍董必武入党，并给在武汉的董必武、张国恩去信，约他们在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随后，董必武与陈潭秋、赵子健等人商讨建党事宜。同时，陈独秀在上海发展刘伯垂入党并委托其回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联系，于1920年秋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次是为筹备建党而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得联系，并同李达一起以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名义，给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出通

知，要求各派2人到上海开党的成立大会。再次是设法为党的活动筹措了部分资金；为会议提供了开会场所，一大会场就设在他的寓所(现中共一大会址)。最后为一大执笔起草了《宣言》，可惜未能在会上获得通过。

建党前，李汉俊同陈独秀产生过思想分歧。陈独秀1921年2月从广州寄来起草的党章草案意见，主张中央集权制。李汉俊看后十分不满，也起草了1份草案，主张地方分权制。并且认为:“要搞社会革命，便不得不依靠宣传。因此，我们必须要着手进行著述。”他提倡在党内第一注意是宣传，主要是理论宣传，尤其主张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宣传，办专门的学校，设立马克思主义图书馆，翻译书籍。两人因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意见相左，逐渐加深了裂痕，而党内大多数人赞同陈独秀的主张。于是在党的一大召开前，李汉俊愤然辞去代理书记职务，改由李达代理。

1921年7月，李汉俊和李达代表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出席了党的一大。会上，李汉俊同张国焘之间引起激烈的争论。李汉俊说:马克思是唯物主义依据环境不同而定，中国是否适用无产阶级专政，当须研究；并且认为共产党的基础不必建立在工人上，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对此，张国焘在会上对他进行了过分的批评。会后，李汉俊又参与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4国语言，勤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有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准。在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中被公认是出类拔萃的，受到党内许多人的称赞。董必武曾多次称李汉俊，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老师”。由李汉俊介绍入党的沈雁冰回忆说:“我很钦佩他的品德和学问。”“李汉俊绝顶聪明，他是投身革命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相当高的。可惜他忙于组织工作，这方面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李汉俊是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并对李汉俊后来退出共产党，不无遗憾地说，这使“我们就失去了一个优秀的理论干部”。

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

中日甲午战争后，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的传播进入高潮，1898年10月，日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当时，读大学的李汉俊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有师生之谊。受河上肇的影响，李汉俊十分喜爱研究马克思主义。因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他放弃了自己最喜爱的数学，也致使读大学时各门功课成绩不佳，但是他在思想上却有了很大的进步，超越了兄长李书城。在日本，他还结识了戴季陶、沈玄庐，二人思想激进，对他影响较大。就这样，李汉俊逐渐转变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1921年4月，日本著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上海，4月25日在上海与李汉俊会晤，并留下了关于李汉俊长相的珍贵文字记录。芥川叙述道，李汉俊是“身材不高之青年，发稍长，长脸，血色不足，目带才气。手小。态度颇诚恳，同时又让人感到神经敏锐。第一印象不坏，恰如触摸细且强韧的钟表发条”。而且他“曾在东京读过大学，故日语极流畅。就其善于使对方明白费解的道理来讲，其日语也许在我之上”。短短数语就使李汉俊的书生个性跃然于纸上。芥川对他的整体印象是“李人杰才华出众”。

李汉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19年至1922年，他在报刊上发表了100多篇文章，他与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合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早在1915年，留学日本的李汉俊结识了湖北老乡詹大悲，二人合作翻译了日本佐野学作的《劳动者运动之指导原理》，译文发表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1918年秋，李汉俊为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与其他留日学生一起回国。在上海，他结识了留学日本学习法律的同乡董必武，将从日本带回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及日本的进步报刊如《黎明》、《改造》、《新潮》等介绍给董必武。1919年10月6日，李汉俊在日本又给苦闷中的董必武写了一封1.5万余字的回信，阐释了自己改造中国的设想，后来这封信以《改造要全部改造》为题发表在1920年1月《建设》月刊第1卷第6号上。

当时，李汉俊在公开、合法的刊物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90篇，其中，他翻译的日本学者山川菊荣的文章较有影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她撰写了《世界思潮之方向》一文，文章肯定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历史意义，希望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新思潮与劳工运动的潮流结合起来。通晓日语的李汉俊把该文译成中文，发表在1919年9月5日至7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受文章的感染，他还撰写了“译后附志”，指出我国应该建立俄国式的“民党”、“革命党”，中国的革命者应该到知识分子、工人中去。面对蓬勃的社会主义革命，他提出：“我们中国怎么样？——中国决不在世界外，也不能在世界外。”他还写道：“我呢？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可见，这时候的李汉俊已经有了建立党组织的想法。

在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之际，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共产党》月刊，该刊由李达负责，李汉俊给予该刊有力的支持。当时，陈独秀赴广州任职，就由李汉俊担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的职务。尽管事务繁多，他还是抽出时间在该刊上发表了长文《太平》

 脱党嫌疑

1921年7月23日，改写中国历史的大会在李汉俊上海的家中召开了，他作为代表之一，为党的建立问题和陈独秀及张国涛等人发生了争论，而这次争论的具体内容，由于没有任何档案记录，都是当事人后来的回忆，而李汉俊牺牲的又早，因此关于他们的争执和后来李汉俊脱党的实际原因，几乎成为一个难以解开的历史之迷了。据陈谭秋回忆，在中共一大上，李汉俊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须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因此，他主张首先把知识分子组织好，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团体式的政党，等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响，然后由这些知识分子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但历史事实好像和陈谭秋的说法很矛盾，因为李汉俊一直都是坚决主张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所以他才成为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而李汉俊的确是 很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据说在党的一大上，为知识分子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焦点之一是“官吏和技术工作者能否成为党员”，根据中共早期领袖陈独秀的思路，“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不能没有工人，工会是共产党的基本组织，也不能没有”，所以中共首先“应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并吸收一些先进工人做党员”。 最后是强调纯洁性的一派占了上风，在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党纲中即明文规定中共只“组织工人、农民及士兵”，而且要“完全与黄色知识阶级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关系”。这与李汉俊的观点正相反。在建党初期，争论应该是很正常的，因为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大都很肤浅，成立党组织的思想和理论基础都很薄弱，有很多都是先革命后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包惠僧就回忆说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邓颖超入党时，只读过《共产党宣言》，毛泽东也是通过三本书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李达也回忆说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行，不注重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

家，不要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李汉俊是以理论闻名，也许受到更多的排挤。另外，根据李汉俊自己填写的一份资料上说，他在担任上海党小组的代理书记时候，发现主持工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有腐败问题，于是做主将他们解散，遭到陈独秀和张国涛等人的严厉谴责，他还反对无条件接受共产国际的津贴及命令，而遭到更多的责难，于是他于离开上海到武汉，脱离了党中央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特别是早期，脱党本是常事。然而，在中共早期发起人中，像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几位马克思主义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反而很快脱离了党的组织？而且他们脱党后又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这难道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这几位脱党后依然为党的信仰而奋斗的知识分子，最后都被他们斥责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关于李汉俊脱党的问题，矛盾回忆说，李汉俊与陈独秀、张国涛等人在建党问题上意见分歧，李的知识分子的高傲气质很重，坚持个人的独立见解，对一切听从国际代表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争论的结果，就负气脱党会武汉了。张国涛也说，在一大上，他是批评李汉俊的主要发言人，可见当时争论是很激烈的，而陈独秀也属于脾气暴烈的性格，与李汉俊的高傲也可能大有冲突。李汉俊在离开上海前 ，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中国人的猜疑心太深、责任心太薄、界限不清、公私混淆、责任不明五大毛病影响建立强有力的团体，引人注目的是，他专门谈到受猜疑的人，一定采取三种态度，一是积极破坏团体，二是退出团体，三是采取消极的态度，不 退出团体，也不破坏，也不做事，无论哪种都是对团体有损害的。李汉俊的脱党，是否与他所说的这五种毛病特别是受到某些人的猜疑有关联呢？而在同一篇文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分四个部分，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争斗说、社会主义民主说，任何一部分都不可以缺少，不能断章取义使用其中一部分。可见，李汉俊在受打击脱党的时候，依然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表明了他坚定的政治立场。

脱党但不放弃信仰。

 小结

李汉俊从海外归国到他遇害，一共九年的时间。在这九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时而上海，时而武汉，上郑州、北京，为避难也东躲西藏过，期间回老家潜江也仅一次，所写的理论文章使用的笔名也有十多个，虽然后来脱离了党组织，但他没有做出对不起党组织的事情，而无论是工人运动，还是学生运动、农民运动，一切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几乎都有他的身影的出现，他短暂的政治生涯是辉煌的，他的行动从来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思想，可以说，他是为中国人们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虽然不是以党员身份而牺牲，但他的所作所为，并无愧于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称号。

1952年，经董必武认定，毛泽东亲笔签署的烈士证书，发给李汉俊家属手里，表明党承认他为党做的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党史工作广泛展开，李汉俊才重新为我们所认识和了解。

参考文献：

赵魁浩·《以马克思主义推动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2008

苗体君 窦春芳·《李汉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

贺祥林·《对李汉俊脱党与被开除党籍的历史考察的辨正》·中国知网《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 张小红·《中共一大代表画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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