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几大社会特征

作者：洪大用

教学与研究 1999年06期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加速转型的历史时期。在社会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作为社会问题之一的环境问题，也具有鲜明的社会特征。

　　一、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进行，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首先，我们从定性的角度进行分析。

　　先看一看我国环境保护总体目标之提法的变化。1974年，我国政府提出了一个“五年控制、 十年基本解决”的目标， 但未能实现。 在1983年12月31日至1984年1月7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所确定的环境保护目标是：到2000年，全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力争使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达到洁净、优美的程度，各种自然生态恢复到良好状态，基本适应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所达到的小康水平。1989 年， 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所提出的环保目标是：在2000年，使环境污染基本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1991年，中国政府为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所准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与发展报告》中提到的环保目标也是如此。但是，在1995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有关环境保护的目标已经转换为“到本世纪末，力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这一目标只是要求到“2010年基本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城乡环境有比较明显改善”。以上环境保护目标的不断调整和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对于环境问题更为实际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环境状况日趋恶化的现实。

　　再来看一看环保部门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观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国家环保局从1990年起，每年的6月5日前后发布上一年的环境状况公报。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都指出：总体上讲，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在发展，并向农村蔓延； 生态破坏的范围仍在扩大”。 1997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继续指出：“部分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继续恶化”。

　　其次，我们可以从定量的角度进行分析。在表1的有关数据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我国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

　　表1 若干年份工业“三废”排放、产生情况

　　年份 废水(亿吨) 废气(亿立方米) 固体废物(万吨)

　　1982 230 54411

　　38369

　　1984 254 66969

　　38369

　　1986 260 69679

　　42435

　　1988 268 82989

　　60364

　　1990 249 85422

　　56132

　　1992 367 105462

　　61884

　　1994 365 113630

　　61704

　　资料来源：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第36～39页；《中国环境年鉴》，1993、1995。

　　有关研究还表明，近年来，我国耕地呈持续减少的趋势。在“六五”期间，净减3529万亩，“七五”期间，净减1845万亩，“八五”期间，净减1053万亩。尽管耕地的递减量呈减少趋势，但是，总的说来，我国耕地的绝对数量在持续下降。从1986～1995年，我国耕地净减2899万亩，年均减少290万亩，相当于我国3个中等县的耕地面积。 （参见表2）

　　同时，尽管多年来我们不断开展植树造林活动，我国森林覆盖率有上升的趋势，但是，比例仍然很低。根据全国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我国森林面积1.3亿公顷，覆盖率为13.92%，仅占世界森林面积的3 %～4%。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期的开发和破坏，原始森林面积大大减少， 森林结构不合理，不仅难以发挥维护生态的作用，即使是从资源使用的角度，在很短的时间内也将面临供求失衡的威胁。

　　因此，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我国的环境状况，无论是环境污染还是生态破坏，确有继续恶化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二、环境问题越来越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早就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当今环境问题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而且越来越反映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失调。在某种意义上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失调已成为环境问题日益加剧的重要原因。这里，所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包括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抽象的一个集团与另一个集团之间的关系；既包括国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国际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表2 若干年份水土流失面积及其治理情况

　　年份1985

　　1990

　　1994

　　1995

　　1996

　　流失面积(万公顷)12920 13600 16300 16300 18266.4

　　治理面积占流失面积的比重(%) 35.9

　　39.0

　　39.3 41.038.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

　　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中国奉行对外开放政策。从国际上看，对于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它容易成为发达国家转移污染的重要场所。

　　伴随着外资大量涌向中国，大量污染密集型产业也乘机而入，给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有关资料表明，1991年，外商在中国投资设立的生产企业共11515家，其中， 属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企业高达3353家，占生产企业总数的29%，更有甚者则直接进行有毒废弃物的转移和倾倒。

　　日本《世界》杂志1996年12月号所刊登的一篇题为《发达国家的公害出口》的文章中提到，目前发达国家的公害出口通常采取以下五种形式：1.将具有危险的公害型企业转移；2.将发达国家禁止销售和使用的产品出口；3.将产业废弃物放置或扔在发展中国家；4.大量进口别国的资源，其势头几乎可以称之为掠夺，如木材的大量进口使出口国的森林遭到破坏，进口矿石则导致出口国开采矿石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5.表面上提供资金援助，实际上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导致受援国的环境破坏。

　　从国内来看，一些环境问题的加剧和扩散，也明显地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失调有关。一些地区、单位或个人，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污染别的地区和别人的环境。

　　从大的方面看，中国的环境污染有从城市向农村蔓延的趋势，这反映出城乡居民关系的失调。从小的方面看，如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1997年8月3日播出一则消息：辽河支流条子河河水严重污染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这条小河的上游在吉林省四平市，该地有一家生产旱田除草剂的化工厂，年获利不到100万元， 但其未经科学处理而排入条子河的农药，却使辽宁省昌图县沿河9个乡镇、23个村、17487人无一幸免，造成整个污染地区粮食绝收，当年粮食减产2300多万公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4700万元。受灾稻田检测出的农药含量高于杀死量的5～7倍，这种对稻田的毁灭性杀灭使稻田在两年内无法生长任何农作物。

　　其他如大江大河以及湖泊环境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由于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使得大家难以采取一致的行动来保护环境。例如，有人在谈到淮河的治理时就指出：“显然，互相攀比，举棋不定的徘徊观望心理是达标治理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观望攀比的心理大体如此。下游地区认为自己治污对淮河干流不起作用，是中游地区排污的受害者；中游地区则认为下游地区自己也在污染自己，不应总是指责别人，同时认为自己也是上游地区的受害者”。（田利平：《关注淮河》，载《中国环境报》，1997—05—15。）

　　因此，所谓环境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真正的社会问题。

　　三、生活污染在环境问题中的分量加重

　　有资料表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生活方式的迅速现代化，生活内容的多样化和消费周期的短期化，人们生活性污染对环境问题的加剧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80年代以来中国废水排放总量中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所占比例的变化情况为例（参见表3），很明显， 从1986年以后，居民生活污水的排放量逐年增加，到1994年已占41%。

　　表3 历年废水排放中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的比例

　　年份 1980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废水排放总量(亿吨)[***********]

　　工业废水所占比例(%)74 75 77 76 73 71

　　生活污水所占比例(%)26 25 23 24 27 29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废水排放总量(亿吨)354 336 367 356

　　365

　　工业废水所占比例(%)70

　　70

　　64 6259

　　生活污水所占比例(%)30

　　30

　　36 38

　　41

　　资料来源：1990～1995年《中国环境年鉴》。

　　另据中国29省（市、自治区）报告，1996年共发生65起事故性环境污染。其中，由化学性污染物引起的有28起，由生物性污染物引起的有26起。在这些污染事故中有511 124人受害，导致4305 人发病，其中，伤寒916人，痢疾847人，病毒性肝炎977人，其他肠道传染病1124人，并有10人死亡。这些事故性环境污染中，41.5%是由生活污水引起的，33.8%是由工业污染引起的。

　　还有引人注目的生活垃圾问题，也已成为我国环境问题的重要内容。据1993年对全国552个城市统计，全国年产城市生活垃圾1.3亿吨，平均日产35万吨，为此，环卫支出每年达40亿元。据国家建设部城建研究院环卫研究所介绍，15年来，我国城市垃圾产量年递增8%。 有关专家预测，今后10年内，我国城市垃圾的年增长速度将在10%以上。1997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也指出，“垃圾围城现象更为严重”，“近年来，塑料包装物用量迅速增加，‘白色污染’问题突出”。

　　所有这些表明，普通居民对环境问题也负有越来越大的责任。如果不对目前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进行适当调整和科学管理，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是难以维持的，并且将对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破坏。

　　四、城市环境问题局部有所缓解

　　 一般认为， 城市是我国环境污染最集中、 最严重的地区。 早在1980年，根据对75个城市的不完全统计，污染物排放量就占了全国总排放量的很大比例。其中，废水占51.75%，二氧化硫占30.33%，氮氧化合物占30.15%，一氧化碳占48.86%，氟化物占30.24%，颗粒物占40.70%。同时，噪声污染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并且大部分城市超标。如果把当时的200多座城市都计算在内， 污染物排放所占的比重就更大了。

　　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针对城市环境问题，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1985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城市环境保护会议。此后，各城市普遍开展了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它们结合企业技术改造，开展资源、能源的综合利用，优化产业结构，对重污染企业实行关、停、并、转、迁等；同时，各城市还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实行集中处理，控制污染排放，并不断完善城市环境管理法规。

　　进入90年代，城市环境污染排放日益得到控制，县及县以上工业企业废水处理率和排放达标率、燃烧废气消烟除尘率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均持续上升。（参见表4）

　　1995年末，在重点考核的37个城市中，相当一部分城市的环境指标有所改善。1996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也指出，尽管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环境质量仍不容乐观，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各项政策措施力度的加强，我国城市环境质量恶化的势头虽未被完全扭转，但已有所减缓，一些污染指标上升幅度变小，一些指标（尤其是大城市的一些指标）已开始下降”。

　　表4 1990～1996年县以上工业企业“三废”处理情况

　　年 份 [***********]94

　　废水处理率(%) 32.263.568.672.075.0

　　废水排放达标率(%) 50.150.252.954.955.5

　　废气消烟除尘率(%) 73.885.385.786.288.6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29.336.639.638.741.8

　　年 份 [1**********]7

　　废水处理率(%) 76.881.684.7

　　废水排放达标率(%) 55.559.161.8

　　废气消烟除尘率(%) 88.290.090.4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43.043.045.2

　　资料来源：1991～1997年《中国环境年鉴》、《199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五、农村环境问题失控

　　1998年4月23 日的《中国环境报》报道：“受珠江口东部近海海域赤潮影响，从4月1日开始，珠海桂山岛网箱养鱼就陆续开始死亡。 到4月中旬，珠海万山群岛各渔区，鱼类死亡量达2300多担，占网箱养殖存量的30%。鱼苗损失210万尾，直接经济损失达1500万元。 ”十天之后，5月2日的《中国环境报》又报道：“4月15日发生的沙尘暴是内蒙古阿拉善盟继1993～1996年后第5次遭受特大沙尘暴袭击。 这次沙尘暴使全盟直接经济损失达8230.5万元，间接经济损失达3亿余元。”

　　上述两则有关中国南部和北部的报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整个中国农村（业）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一个信号：近海赤潮和沙暴的频繁出现，实际上是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中国农村（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失控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乡镇企业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和城市污染向农村扩散、转移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越来越突出。

　　中国以占世界可耕地7%的土地，养活着占世界总人口22 %的人口，其农业发展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在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情况下，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却能不断增加，并长期居于世界前列。这当中，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和科技要素的投入功不可没。然而，现代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使人们面临着空前的风险。当代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就是这种风险的一种类型。

　　当代中国农业的不断发展是与农药、化肥和农用地膜投入的不断增加密切相关的。进入90年代，农药施用量仍在持续增加，1991～1994年，分别是76.1、79.5、84.5和97.9万吨。与此同时，1994年，地膜覆盖栽培面积已超过1亿亩。在地膜覆盖栽培面积增加的同时， 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数量也在迅速增加。1990年为48.2万吨，1994年已达88.7万吨。

　　由此可见，农药、化肥和农用地膜这三样东西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将继续呈加重趋势。

　　由乡镇企业引发的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这一点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1997年12月23日发表的《全国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公报》指出：“‘八五’期间，乡镇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迅速增长，主要污染物在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中的比重加大，已成为环境保护的突出问题和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1995年与1984年相比，乡镇工业“三废”排放量占总量的比例变化情况如下：废水由0.58%上升到21.0%，废渣（工业固体废物）由11.84%上升到88.7%。同1989 年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结果相比，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了23%，烟尘排放量增加了56%，工业粉尘排放量增加了182%。 部分地区的乡镇企业甚至对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破坏。

　　如果再考虑到农业生产所引起的生态破坏问题和司空见惯的城市污染向农村扩散和蔓延问题，农村目前和未来的环境状况确实不容乐观。

　　六、环境问题与贫困问题有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

　　从国际上看，目前中国仍然属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根据1998年9月9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1998》，中国在174个国家中，也只是排在第106位。为了提高综合国力，在国际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中国要强调经济的发展，这就导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巨大矛盾；同时，由于国力有限，不可能拿出太多的钱用于环境治理。因此，从总体上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环境状况免不了要继续恶化。

　　从国内来看，尽管改革开放20年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社会转型的过程并未完成。与此同时，国内的经济发展是不均衡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在继续扩大。更重要的是，目前农村尚有4000余万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在社会转型加速期，中国城镇又出现数量不少的新贫困人口。因此，来自国内经济发展的压力也是非常沉重的。在这种形势下，要谋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兼得”，显然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从国内情况看，环境问题，特别是生态破坏的地区分布与贫困的地区分布有着很大的联系，使得这些地区的环境问题与贫困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陷入恶性循环。

　　很多研究表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工业化水平有较强的相关性，即工业化水平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高；反之，工业化水平低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低。

　　与此同时，有关研究也表明，中国各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工业化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生态环境相对比较好；而在工业化程度低的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黄土高原、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及中部地区的山区丘陵地带，由于人地矛盾尖锐，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依赖于有限的土地求生存，导致过度利用，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其中，因草场超载放牧而引致的脆弱生态在中国广大牧区十分普遍。据统计，全国草场严重退化的面积约7300万公顷，退化率从70年代的16%上升到37%，退化面积平均每年以6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递增，牧草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了1／3到1／2。与此同时，草地沙化面积已超过150 万平方公里。

　　我国水土流失问题的研究表明，我国水土流失的重点地区集中在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一线以西，青藏高原及蒙新干旱区以东的地区，这是我国生态环境的脆弱带。其中，水土流失严重的省份有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青海、宁夏等。与此同时，我国的大部分贫困县也集中在这些地区。在这些地区，由于人们的基本需求都难以得到满足，因而人与环境的冲突更为严重，生态破坏与贫困呈相互强化的趋势。这样一种恶性循环非常令人担忧。

　　七、公众环境意识水平低下

　　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又一重要方面是：多数人对于环境问题的客观状况缺乏清醒的认识，环境意识水平低下。所谓环境意识，是指人们在认知环境状况和了解环保规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而发生的参与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它最终体现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上。简言之，环境意识即人们参与环境保护的自觉性。

　　具体地说，在上述关于环境意识的定义中，所谓“环境”，主要是指影响所有人生存和发展的、具有全球性的地理物质环境；“环境状况”是指这类环境的客观存在、目前所发生的问题及其对人类的影响；“环保规则”是指广义上的规则，可以包括有关环保法律、政策、措施，甚至可以包括有关的环保标志、环保事件（运动）等；“基本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基本的生活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也可以叫做“初级价值观念”，它包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评价、对人类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评价、对人类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评价等等，这些初级价值观念对其他包括环境意识在内的次级的意识、态度乃至所有的行为都有影响；所谓“参与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即人们在主观上对待环境保护的态度；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则是环保态度的行为表现，包括各种直接或间接有利于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保护环境的行为。

　　上述关于环境意识的定义，实际上包含了环境意识四个方面的内涵，即对环境状况和环保规则的了解（环境知识）、基本价值观念、参与环境保护的态度和环境保护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四个方面的内涵即环境意识形成的四个系统环节。它们环环相扣，级级增值。对环境状况和环保规则的了解是环境意识形成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经过基本价值观念的过滤而发生肯定的环境保护态度，这是环境意识形成的关键环节，而环保行为则标志着环境意识的强化和完善。

　　根据1995年“全民环境意识调查”数据测算，我国城乡居民环境意识水平偏低，总体平均得分只有44.13分（最低分2分，最高分87分，标准差12.86），属于“不及格”水平。其中，得分在60分以下的占90.1%；在60～70分之间的占7.9%；在70～80分之间的占1.6%； 在80 ～90分之间的占0.4%；90分以上没有人。

　　具体地看，在环境意识的各个具体方面，“环境知识”的平均得分是6.03分；“基本价值观念”的平均得分是7.29分；“环境保护态度”的平均得分是17.07分；“环境保护行为”的平均得分是13.80分。

　　由此可见，无论怎么看，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都是在及格水平之下。

　　八、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交叉、重叠

　　一般而言，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具有交叉性、连锁性和突发性等特征。所谓“交叉性”，是指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仅有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有由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问题，这两类问题错综复杂地交叉、叠加在一起，使社会问题的解决更为困难；所谓社会问题的“连锁性”，即指在社会转型期，一个问题的爆发更容易激起连锁反应，产生一系列问题；所谓“突发性”，指由于转型期的社会脆性较大，更加容易失控，导致一些出人意料的问题。

　　环境问题既是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更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在社会转型期，它与其他社会问题交叉、重叠在一起，解决起来的难度日益加大。甚至由于环境问题解决的长期性和公众环境意识低下，它常常会被转型期的一些突发性问题所遮掩，人们会由于“救急”而忽视环境问题。

　　我们认为，在社会转型期，诸如经济发展问题、贫困问题、社会风气问题、社会失范问题等的存在，都加剧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难度。但是，就中国的特殊情况而言，环境问题与人口问题交织在一起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曲格平、李金昌在《中国人口与环境》一书中指出：“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巨大的人口数量及其过快的增长速度，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对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沉重的压力”。“我们多年来一直从事资源、环境管理问题研究，深切感到人口问题对解决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所构成的重大制约，深切感到庞大过剩人口的压力使中国几无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回旋余地。试想：在过剩人口压力的宣泄过程中，当人们被驱迫耕作于高山陡坡以谋得果腹之粮，当人们无奈铲去草皮去获得锅下之薪，当人们盲目哄采矿山去求得生存之门，当人们污染了水源和土地去安排更多人口就业，在这样的时候，根本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在这种人口环境形势下，解决危机的出路到底何在呢？”

　　这些问题的确是发人深省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只有5.4亿人口，到了1987年，就增加了近一倍；到1997年，我国人口已在12.36 亿左右；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我国将有16亿人口。在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如何协调人口、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像走钢丝，稍有不慎，便是大祸临头。

　　以上就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这些特征的存在，是与当代中国特定的社会转型过程密切相关的。

作者介绍：洪大用，1967年生。社会学博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邮政编码：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