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发展的时空规律和汉字变革的基本特性

一个世纪以来，我国文化界有一些人认为汉字改革的方向就是拼音化，主张把汉字改革成拉丁汉语。此事是否可行？谁也心中无数，却搞得如此热闹，闹了近乎一个世纪。如说成果，有拼音字母表和“一简”。但对学术本身的发展来说，以付出的代价、运作过程中的得失，历史自有公论。究其实，即使不搞拉丁化，拼音字母表和汉字简化并不是搞不起来。后两者所取得的收获，并不一定必须要打拉丁化的牌子。当然，不管如何，它们都已成为过去，对历史是无账可算的。但是，对以往作一次客观的回顾，从中汲取有价值的经验教训，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付出了学费，总归有学习的收益吧。

1981年7月13至20日，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在黑龙江哈尔滨市举行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25个省、市、自治区90所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组织选派的代表、各高等学校及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文字改革领导机构的负责人，语文学术界和文字改革的老前辈和科技、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共164人。学会成立宣言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我们重视传统文化，因此也重视承载传统文化的汉字。但是我们更加重视创造今天和明天的现代文化，更加重视创造适合于承载现代文化的汉语拼音文字。”⑴一个学术误区，在改革开放之后，思想解放之时，造出如此大的声势，确实让人惊讶。可以想见，在那个百家噤若寒蝉，惟拼音化独鸣的时代里，它更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

《汉字改革概论》⑵曾作为许多大学的教材，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文字改革专家；正是有这些新老专家，才有1981年在哈尔滨发生的那场闹剧。之所以说那是一场闹剧，是因为这些新老文字改革专家们，这么起劲地聚集在一起，却给我们开出了一张永远不能兑现的“支票”——“适合于承载现代文化的汉语拼音文字”——究竟它在哪里？我说“永远不能兑现”，当然是个人的看法，也许只是个人研究的结果，道理就在后面。

有人喜欢以越南、朝鲜为例，说他们的文字改革都成功了，说明中国也能成功。我们认为这个类比不恰当。朝鲜、越南是借用汉字作为他们的文字，换为拼音文字当然比较方便；汉字是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字，它记载了全民族的所有的历史和文化，如果换为拼音文字，它所造成的文化断代的损失，将永远无法弥补。而且，朝鲜、越南文字拼音化的成功，并没有带来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没有使他们从中获得好处。那么，我们向朝鲜、越南学习，把汉字改革为汉语拼音文字的目的何在？1964年郭沫若先生在《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一文中说：“日本的一部分实业家……认为‘……日本的现行汉字（汉字与假名的混合体），应用不便，效率太低，缺乏国际性，会使日本的进步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据他们的实际经验，认为日本文打字和英文打字的效率是一与十之比。”⑶可是，日本的经济发展并不依郭先生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在这二三十年里，文字不仅没有改进，反而出现了“振兴汉字”的呼声；而在经济上，却成了世界头等大国。

语文界汉字拉拼的想法如此地迫不及待，有人甚至有感于汉字编码使用的混乱，叫喊“拼音化太迟了”！但是他们对这种特有的共同现象却无法自圆其说：所有骂汉字是“落后的文字”、“罪恶的文字”，必须迅速改革的人，从来也没有使用过“适合于承载现代文化的汉语拼音文字”，而仍在使用“承载传统文化的汉字”。难道他们现在写的文章，出的著作，都不是“现代文化”？错误究竟出在何处？我们认为，问题在于语文界忽视了汉字的宏观规律的研究。

如果我们早先就重视汉字宏观规律的研究，就不会生吞活剥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因而造成许多被动的局面。可以认为，汉文字学的规律，可以涵盖任何文字。因为从象形造字始，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文明的演进，它的发展脉络从未中断。而拼音文字，它们虽然也是从象形造字始，但后来这个脉络中断了，改用以音造字。现在我们已看不出它与人类原始的造字文明的联系了。所以，它们的时空性与汉字相比，要小得多，所归纳出来的宏观规律，就无法涵盖汉字。因此，研究汉字生搬硬套西方的语言学规律，犯了一叶蔽目，不见泰山的错误。据此，笔者不揣冒昧，对汉字的宏观规律，提出如下观点，向语文界的专家们求教。

上篇 汉字发展的时空规律

《汉字改革概论》认为：“综合研究人类文字的发展历史，可以认识文字这一文化工具的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文字符号是不断发展的，符号发展的一般规律主要是简化——从繁难到简易。”⑷根据这一论断，他才作出“汉字简化可能也要分为两个阶段。现在进行的主要是汉字笔划的减少。是否将来需要再实施汉字字数的大量减少，例如把通用汉字从六七千减少到二三千或者更少，并且规定从此不再生造新字，这还待研究。”

余延先生说：“汉字体式的演变，受着两种趋势的影响。在汉字体系内部，要求结构简单明确而且相互区别；在汉字体系外部，要求准确地反映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从汉字作为文化传媒的角度看，前者要求符号的形式尽量简化；后者则要求符号的功能不断强化。换句话说，汉字必须字形简单而且能准确传播日益增多的文化信息，否则，它就会被淘汰掉。”⑸此说当然比周有光先生进了一步，但仅从区别和简易两个方面看待汉字的发展，仍然不够。我们认为，作为文字符号，其发展的规律有纵横两个方面的系统。这两个系统，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汉字发展的时空系统。

一、汉字发展的横系统（空间系统）

汉字发展了五千年，由简易、区别、约定三律构成了一个向空间不断拓展的空间轴，称之为汉字发展的横式系统。

就横式系统而言，它包含着三条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相互资生的三条规律，构成了一个随着空间的扩大而发展的系统：

1、简易律：古人作图为字，始时象形，画得比较复杂，后来才逐步约简，使它符号化。即“要求结构简单明确”，这才能够给使用带来方便。

2、区别律：字是一个一个造出来的，作为符号当然要越来越简单。但是，字这么多，如果都要求简单，就没有办法区别（亦即使它的功能强化）。要区别，就需要增加区别的标志。例如二与一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横笔，三与一的区别就是多了两个横笔，十与一的区别是在中间加了一个交叉的竖笔。这个变化规律，就是区别律，也可以叫做繁化律。由于社会信息的发展，繁化的字，并不比简化的字少。毕可生先生对《中国书法大字典》做过统计：“在该字典中可用于样本的共3657字，占全书首字的83%。其中小篆隶变后增笔的共2671字，占有效样本总数的73%；减笔画的共426字，占12%；笔画不增不减的占15%。”⑹

3、约定律：一个新字的出现，是由少数人先行使用起来的，多数的文字使用者并不认识。因此，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使大多数使用者认同。只有等到全社会的大多数使用者都认同后，这个字才能作为正式文字使用。这就是约定律。《辞海》释：“《荀子正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谓事物的名称是依据人们的共同意向而制定的，因而为人所承认和遵守。后来把人们经长期实践而确定或形成某种事物的名称、形式或某种社会习俗的成因，称为‘约定俗成’。”现在的改革论者也讲约定俗成，但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原理。约定俗成的根本是“约”，没有“约”，就不能“成”。现在有12亿人参与了“约”，少数拼音化的专家造出而未“约”的拼音文字，怎么能“成”呢？也许有人认为这种文字可以从小学里，在学生识字教育的初期传授下去，让他们从小就接受拼音文字的教育就“成”了。我们可以想一想，即使这些学生学会并能使用这些字，然而到了社会上却不能与其他人交流信息，大家仍旧还要使用方块字，结果只不过是增加了学生们学习的负担。

约定俗成指文字的用与不用，是由多数人在使用中逐渐习惯共同默认的，不是少数专家所能决定的。汉字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有一个广阔的时空。每个人的有效生命时空与汉字相比，都不过是一刹那；无论多少专家与汉字的使用者相比，就像几滴水在大海中，起不了多大作用。历史越进入近代，汉字的使用面将越广，牵涉到的人和事越多，改革也就越困难。谁也左右不了汉字在十几亿使用者之中逐渐演变的态势。随着社会的发展，汉字有着它自己变革的规律。理解这些规律，对力主改革汉字（拼音化）的人，不无一点好处。

现代社会，识字、用字的人越来越多，文字的发展变化也就越来越慢。文字必须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保持相对的稳定。这就是说，文字演变有客观的时空限，不受主观愿望的支配。回顾“二简”的失败，就是一些文字改革激进主义者无视文字演变的时空限所致。

简易、区别、约定这三个规律并不各自为政，而是相互制约，促进文字的变化与发展。这三条规律构成了一个文字发展的横式（空间）系统图如下：

图1：汉字发展横系统图，即：汉字五千年空间发展规律系统图

在这个系统中，简约（简化）也好，区别（繁化）也好，都是逐个进行的。约定律是文字发展的核心。简化后（或繁化）的字，逐步流通，逐步扩大使用范围，必须得到大多数使用者的承认，才能正式确立（这就是“约定”）。

以象形构成的汉字，发展为用笔画系统构成的汉字后，它既具有符号性，还具有形象性。它的形象性使它易学易记，并蕴含特殊的艺术美；它的符号太多，其形体又几经演变不易分清，致使它缺乏序性。五千年来，它与它构成的书面语言记录了浩如瀚海的典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时空，蕴含着值得认真探索的规律。汉字虽然不断在演变，但它积累的文化却能被继承下来。我们从中推究并遵循它存在、演变的原理，就会推进变革而不会中断文化的继承。汉字拼音化之所以徒劳而无功，拼音化的死硬派之所以在电脑输入的面前束手无策，就是因为没有探究文字系统的结构及其变革的原理。

二、汉字发展的纵系统（时间系统）

汉字在五千年的历史中，用字、造字、学字的不断发展延续，构成了汉字发展的时间轴，称为汉字发展的纵系统。

为了记录或传递信息，人们必须造字；没有使用的需要，人们也不会凭空创造新的字符。大汶口文化晚期与良渚文化初期的图形刻符，是一些记数和象形的符号。随着信息交换的增加，人们就不断地创造新的造字方法和新的文字，直至形成了“六书”造字法，造字系统才得以完成。

文字不断地使用，文明不断积累，就构成了一个用字的系统。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从原始人到现代人，需要传递的信息慢慢增多。人们发现老的造字方法不好用，就创造新的造字方法。自形声造字法出现后，汉字的造字法已基本完善。任何新的信息出现，相应需要的字，就会很自然地产生出来。所以，这几千年来，尽管科学高度发展，社会日新月异，我们再也不需要创造新的造字方法。

造字方法与用字不同。用字的需要是无止境的。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信息不断增多，社会就会自然地产生新的文字充实这个用字的系统。造字系统却不同，只要它已经成熟，能应付需要，就不再产生新的造字法了。

在殷商时代，我们的社会构架已经完成。信息的记录和传递是社会构架中必不可缺的一环。所以，在甲骨文那个时代，汉字的造字法已经开始成熟。甲骨文不是图画，而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不通过教育传授无法认识。为了社会的运转（信息的记录和交换）和继承（信息的记录和传递），教育事业也就发展起来了。人类既然需要把所获得的信息传授给下一代，就必须让他们通过教育学习文字，这就是学字系统。学字系统对造字系统的要求是易学易记。汉字的造字法不仅造字便捷，所造的字，既易学又易记。这就与学字的目的（为了认识和使用）相吻合。

文字因用而造，因造而学，因学而用，贯穿整个汉字应用的历史，所以它是纵式的。

用字→造字→学字→用字

综上所述，用、造、学是构成任何文字系统中的相互关联的子系统。用字系统、造字系统和学字系统的结构图式如图2：

三、汉字纵横系统交叉重合图式（汉字时空系统）

文字纵横系统的交叉图式如图3：

本图说明：文字的纵横系统构成了一个文字使用的时空系统：纵系统贯穿整个使用的历史；横系统涵盖全部文字记录（使用）的文化空间。

这个纵式的系统是围绕着“约定+用字”的核心而运转。“用字”与“约定”重合。即在字使用中约定，在约定后使用；“用字——约定”是一切文字产生和发展的核心。不管“用字”或“约定”，都是一个由少数人使用至多数人使用的过程。现代，使用者越来越多，这个过程将比以往更长，从俗字到规范字的时间将不是我们任何人的生命时间所能企及的。

“一简”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遵循这个“约定俗成”的原理；“二简”之所以失败，就因为背离这个原理。简化的成与败，都与“约定+用字”的时空规律有关。“一简”所收的字，都是社会上使用了很久的俗字，有坚实的群众使用基础。据载“一九六三年完成了对一九五六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的修订工作，拟订了《简化汉字修订方案草案》……这次修订的原则是：“首先是‘约定俗成’，其次是尽量保留原字轮廓。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少改已经公布推行的原方案中的字，不多造新形声字。因为在现在通用汉字的形声字中存在着不少声符标音不准确或声符根本不能标音的字，对于这些字，很难使标音系统化，要使标音系统化，就要造出大批新字，与约定俗成原则不符。”⑺

而“二简”是一部分地方俗字，流行面不大，有的甚至是发动群众刚“创造”（现在有些地方还把“楼”写为“柚”，“创造”出混乱）出来的，群众还没有使用的习惯（即还没有约定），所以失败就难免了。这个道理再进一步推敲：凡是文字的改变，首先要看它是否具有社会上大多数人公认这个基础。有基础，就可以改；没有基础，就不能改。文字为社会使用，社会上的各种文化工具（现在还要加上电脑），都要与社会的需求相适应，例如书籍（未出版的书可以改，已出版的书就无法改，因为有一个认字的问题）和印刷工具（过去的铅字，现在电脑中的字库）都需要不断地改，才能与社会互相配合。但改得太频繁也不行。因为社会要求稳定，不能老在改。汉字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要改也只能改一小部分，不能全改；只能照方块形式改，不能改头换面，一点痕迹都不留。曾有人觉得这种变换要由少到多，主张用拉丁化文字逐步取代汉字，尝试用“D”取代“的”，用“S”取代“是”。于是有几个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用过几回，看起来也不行。尽管D、S书写或学习确实比的、是方便得多，但用惯了方块字的中国人，却并不喜欢这种“简化”字。任何完整的系统，都是一个活体，都具有“排异”的功能。对汉字的笔画结构系统来说，S、D是不能容纳的异物，实践证明它不受欢迎。

1955年的“一简”，到1977年的“二简”，时间相隔仅22年，社会拒绝接受改变。而且，一简的成功并不完全，那是因为文改会的指导思想还存在着主观支配的愿望，例如“同音合并”。“同音合并”背离文字使用的区别律，只讲减少当用字数，导致许多书面语言不能正确表达。它还造成了计算机使用中繁简转换的困难。汉字拼音化之所以不能成功，“一语双文”之所以不可行，皆因为没有遵循这个原理。问题在于个人的生命时空太小，汉字的时空太大。有的人认为我们可以学习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一代接一代地干下去，总有一天会感动“上帝”（这就是“一语双文” 的目的）。但山是死的，人是活的，一代挖一点，虽所得甚少，山却确实会逐渐见小；但文字是民族的生命积累，天天见大，个人的生命却日日见少，能“挖”得了吗？

下篇 汉字变革的基本特性

历史越是向前发展，汉字将越来越“我行我素”，少数专家要想用自己的意志改革它，怎么可能呢？文字应用的理想主义在这几十年来所碰的钉子还不够吗？我们认为，语文研究正面临信息时代的一场严峻考验，不要空喊和期盼那海市蜃楼式的“一语双文”了。当我们从汉字的演变中归纳出它的客观的演变法则时，就会知道我们究竟该如何做了。周有光先生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字，任何文字都是不断变化着的。有的变化是自发的，也就是无意识的、无计划的；有的变化是自觉的，也就是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只有自觉的变化才能称为文字改革。”⑻这里的误导在于对汉字文化时空的忽略。汉字确实在不断演变，但是它的演变不接受任何人或社会集团的“有意识的”指导，而只根据现实的需要。忽略个人或社会集团的时空局限，是文改派的失误的总根子。我们认为，文字不能改革，而是在不断变革。因为它的时空跨度太大，我们不可能“有意识的”改革它，只能从中摸索出它的演变规律，顺从和促进它的演变，以有利于中华文化的迅速发展，不能逆其道。汉字文化按汉字社会的需求演变，作为汉字文化人，怎么可以设想“有意识的”来改变汉字；那么，地球按轨道运行，作为地球人，能带着地球拐弯吗？所以，“改革”与“变革”，虽仅一字之差，然其谬误之大，正在于此。

根据五千年来汉字字形的变化和近一段时间大量汉字编码的实践，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有关汉字演变的几条特性：汉字字体的渐变性、汉字形成的程序性、汉字变革的结构性。现分述于下。

一、汉字字体的渐变性

隶书是汉字史上一次最大的字体变革。这次变革不是某个政权，依靠某些专家进行改革而成的。而是从殷到汉末上千年里（政权已更迭多次），人们在使用中为了书写方便，逐个简化，代代延续，不断增多，逐渐约定的。蒋善国先生认为，隶书是象形文字的简化形式，也就是金甲文以来为广大人民所使用的简体字，它的发生时代当在象形文字发生之后不久，到了秦代，许多形体已经变了。杜光庭的《辨隶书所起》说：“隶书字兴，兴于周代……，当时未全行，犹与古文相参。自程邈以来，乃拔古文，全用隶体，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创作也。”他说隶书不是程邈创作的这点是正确的，不过他还不知道殷代以前应当早就有这种简化的写法，跟工整的写法并行，不是到了周代才有的。单就方整的形式看，如甲骨文里的日字作曰，跟古日字的形式是完全一样的。……《水经注》说：“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立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证知隶出自古，非始于秦。”（《谷水注》）这是先秦以前早有隶书的有力证据。可见在公元前八九百年间已有了古隶，到了程邈整理古隶的时候，它已经有七百年的历史了。⑼

程邈那个时期，秦篆才开始成为正统，统一还需要一段时间。隶书在程邈死后的数百年，汉宣帝时才成为日常正式使用的文字，前后用了一千多年。

王凤阳先生说：“汉字字形的简化繁化、同化异化、转化换用……只发生在一部分汉字当中，汉字字体变化的烙印却打在每一个汉字上。”⑽

由此可知，汉字的改变，是一部分先变起来，然后扩展到全体；不是由某些人拿出一整套的系统，要老百姓用起来，就能换掉整个文字系统的。汉字字体的变革，不仅是渐变性的，而且是结构性的。不属于本结构的，也无法参与。它的变革，有它自己的规律，违背规律将其改得面目全非，将会受到规律的惩罚（“二简”的收回，也可说是一种惩罚形式）。

五千年的文化典籍都是用汉字记录的。有这么多的文化传统、文化遗产，从幼儿园到大学，中国人都是靠汉字传授的。信息传递的连续性使文字使用不能有一刻的“暂停”。老师所知道的是汉字记载的知识，学生所接受的也是汉字所包含的知识。现在的拼音化的积极分子，也是靠着汉字作工具，他们不能也不会用拼音文字来宣传自己的主张。

汉字文化既存在于我们的典籍里，也存在于所有在世者的头脑里和自古至今的社会上的一切事物中。它的存在，体现民族生命的存在。人们获取的知识，首先来自父母和师长。他们从父母和师长处得到的是用方块汉字记载的知识，因此，也只能以方块汉字的形式传授下一代。可以想得到的是，中国人如果没有汉字这种载体，上一代的知识，就无法传授给下一代，也就没有了文化的传承。因为文化是逐代继承的，因此也就决定了汉字字体的渐变性。

二、汉字形成的程序性

没有应用的需要，人们不会无缘无故造字。文字的产生、发展到完善，是按照一定的程序实现的。

一个文字的确立，首先必须有用字的需要，才有新的字出现。例如发现了镭元素，就需要造一个“镭”字。镭是金属，就取成“金（钅）”旁，表明它的性质，用“雷”标明它的读音。这种造字法使我们很容易学习、记忆和理解。古代为什么没有造出这个字？因为在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之前，人们还不知道世界上有“镭”这种东西。由此可见，造字是因为有用字的需求而产生的。后代的人不识“镭”，需要老师告诉他们，这就是学字。

造出来的字，都是书面符号，不学就不能认识，也就不会使用，所以必须学会，才能拿出来使用。这就是说，用字、造字、学字这个文字系统，都因用而始。它形成了用、造、学三个子系统先后的程序。任何文字系统都是遵循这个程序形成的。“用字→造字→学字”的先后，不可互换，倒置的。因为任何文字的用、造、学系统，就形成条件与时间来说，先有用字的需要，才有造字的方法，然后再有学字的必要。反之，没有用字的需求，人们就不会无缘无故地造字，造出来也没有人学；没有人学，就不能铺开；铺不开，也就没有办法用。将用拉丁字母造出的汉语拼音文字教给学生，学生学会后没有地方可以使用，因为它不是为用字的需求而造，而只是为实现某些人的拼音化臆想而造，即使能造也不能用；能造，也不能学。这是一个系统的连环扣。现代信息交换的需求已经完全不同于古代，在大量信息交换需求的面前，我们不可能象古代一样从少到多逐渐建成汉语拼音文字系统；也不可能让12亿人逐步“约定”。即使我们能够造出一大批汉语拼音文字来并建成一个“完善”（？）的系统，这却改变了文字形成的程序，如下面的形成模式：

造字→学字→用字

这种因“造”而“学”而后“用”的流程，背离文字系统形成的程序，当然是不能成功的。因为文字形成程序是不可置换、不能倒置的。

三、汉字变革的结构性

计算机技术引发了汉字编码的热潮，编码输入使汉字摆脱了因计算机而来的汉字应用的困境。可是，语文界拉拼派一些主要人物，对如此重大现象却为什么视而不见？因为，他们受限于拼音化的思维定势，对汉字编码的由来、目的、方法、内容，以及它对汉字体系结构的影响和所造成的变化几乎一无所知。

在信息的传递中，文字和语言相当于软件的功能，纸、笔、印刷机、录音带、录音机等，相当于硬件。硬件的改变，必然带来软件的改变。书写工具的变革，必然带来汉字字体的演变——毛笔 的出现，使汉字从篆书变为隶书；活字印刷的发明，隶书变为宋体。而今键盘作为书写工具，要把书写和印刷合并为一，国人纷纷研制编码方案。可是很少有人理解：编码的出现，将预示汉字系统结构要进行的是怎样的改变？

拼音文字是一个完整的“用→造→学”系统。因为拼音文字生来就是有序性的。它们因用而造，因造而学，学会后复归于用。文字这个系统，不仅需要学习，其重心在于用。学了不用，便会忘记。因此，也可以说，在用中学，因学而用；因用而造，造以致用。都是互制互生的。其结构见图4：

这样的系统就现代来说，是完善的。而拼形的汉字却不一样，没有序性。它发展了三千年后，因承先启后的需要，才由许慎创造出部首检字法，只可以用于检索。所以，汉字的产生、发展的流程便成为：“用→造→学→检”，这样一种形式。（见附图4中间系统图）这样的系统是不完善的。近两千年中，中国人对它作了不少改进，其目的也只是使检索更方便，没有办法使汉字获得序性。计算机之来，多种编码方案对汉字序性发起了“总攻击”，揭示了汉字的序性。

如果汉字编码进入了中小学教育，作为计算机应用课程的基础，儿童在识字教育初期，接受编码教育，也就等于接受了汉字的序性教育。那么，部首检字就会显得毫无意义。部首检字作为汉字系统的整体的一部分，就必然会从汉字的系统结构中被割除。这样，一个完整的、与拼音文字毫无差别的新结构出现了。

这里当然有一个条件：首先要统一全国的编码。如何统一？根本在统一部件。由国家出面，组织专家，首先进行理论攻关，而不是直接搞出一个什么“规范”，只有在建立理论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确定部件清单。没有理论建设，只有部件清单，那不过是“万码奔腾”中的一码而已。其支柱是权力，不是科学。因此，它没有建设性，只有破坏性。

从这些图式中可以看出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拼音文字造出来就带有序性，检索、排序毫无困难。汉字系统却拖了一条检字的“尾巴”。这条“尾巴”，不能实现汉字的现代使用，所以它外挂在汉字系统的外面，使汉字系统不够完善。汉字因编码而获得序性，就能彻底割除这条“尾巴”而成为一个完善的系统。这就是汉字变革的结构性。

排序与检索是不同的。排序可以包含检索，检索却不能包含排序。所以，能排序就能检索，能检索却不一定能排序。部首检字法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由此可知，汉字编码事关重大，研究和明确这次变革是汉字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内容。这次变革的结果是把汉字拆分为部件。从而得到一张部件清单。

任何文字都有它们的基本单元。拼音文字的基本单元是拼音字母。所有的拼音文字都能拆分为字母，字母能重新拼成原来被拆的文字。即：

拼音文字?字母（“?”说明是可逆的）

因汉字编码的研制，新的汉字基本单元的概念出现了：字元、字根……，最后落实为部件。从国家语委的《汉字部件规范》可体现此精神。但是，汉字部件的问题不是该如何“规范”，而是该如何确立一张部件清单的问题。所谓部件清单，就是给部件定性定量。

汉字不能拆分为部首（包括独体），因为，汉字的字形不是由部首拼起来的；因此，部首不能拼回被拆的汉字。这就是部首的局限。但是，汉字能够全部拆分为部件，部件能拼回全部汉字。这就是几千个编码的实践结果（如果想知道这个问题，请阅潘德孚、詹振权1997年由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的《汉字编码设计学》其中第二章《汉字编码的历史发展》。

即：汉字→部件⑾

汉字拆分为部件做什么用？能够使汉字的字形信息更好地转换为键盘上的有序的符号，即：使汉字字形序性化（部件经过分类，并按一定的规则映射而得到相应的代码就序性化了）。

我们认为，计算机来了，汉字编码起来迎接它。语文学术现代化的任务就是研究这里面的原因和结果，提出最好的解决办法。而不是那一点也摸不着边的“一语双文”。计算机要进入中小学，汉字输入的教育当然首当其冲，不可能设想“万码”可以随意“奔腾”。一个统一使用汉字的国家，是否能够允许在中小学中，分别施教多种不同的汉字输入方案？当然不可能。这就是说，汉字编码的教育，也就是识字教育。不过，不是教育认识字形，而是认识字形后面的编码，即键盘上的有序符号。所以，汉字编码的教育，也就是汉字的序性教育。记住每个汉字的序性，那么，汉字输入、字典检字，以及各种社会应用，如图书、地名、人名排序检索都解决了。

如上所述，汉字创始于象形，后又以指事、形声等方法造字，即以字造字，使它的基本字符过多，无法形成序性。这就是多符性的来源。从古代汉字发展到现代汉字，它的字形几经演变：有的基本字符“分裂”了，可以拆出好几块；有的字本来是由多块字符拼合的，现在却变得不可拆分了。汉字编码的兴起，带来了一个新的概念——部件。这个全新的命名所蕴含的内涵ˉ使它有能力取部首而代之。这是汉字对现代技术提出挑战的应答，也是时代给予中华民族的一次机遇。

现代科技激活了汉字变革，汉字输入促成了汉字系统的完善，这是社会信息科技发展的必然。因此，认为“汉字编码是汉字的一次变革，而不是单纯为了电脑输入”⑿实非妄语。

近有学者提议恢复中国文字学的独立学科的地位，建设汉文字学的完备学科体系，其中包括‘汉字哲学’：对汉字进行哲学思索，建构有关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我国现代的文字学，几乎已沦为西方语言学的附庸，提及汉字，必讲汉语，无语言不成文字研究，哪里有“独立”之可言？我国语言学界主流派一些人，巴不得早日拉丁化者，当然更不愿意对它作宏观的、哲学的研究了。

注 引

（上篇）

⑴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12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5月。

⑵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第2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年10月第3版。

⑶载《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44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⑷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第2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年10月第3版。

⑸余延：《汉字的演变与文化传播》，载《汉字文化》1998年第3期。

⑹毕可生：《汉字发展规律社会学考辨》，载《汉字文化》1995年第3期。

⑺载《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15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5月。

（下篇）

⑻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第4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年10月第3版。

⑼王凤阳：《汉字学》第183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12月1版。

⑽王凤阳著：《汉字学》18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12月。

⑾见潘德孚、詹振权《汉字编码设计学》第五章《部件定义研究·部件的命名和定义的意义》，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11月。

⑿潘德孚：《汉字形码方案的得与失》，载《中文信息》1994年第2期。

有些语言学家喜欢传颂周有光先生的文字发展的三阶段论，并且把它当作文字发展的金科玉律。周先生说文字发展有三个阶段：一、象形文字阶段；二、意音文字阶段；三、拼音文字阶段。我苦思冥想，总是觉得不妥。拿先进国家的拼音文字来说，英文、法文、德文，不管那一种，周有光先生在他的《世界文字发展史》中，都没有论述它们的象形文字和意音文字阶段，只是直接讲拼音阶段的。也许周先生把古埃及的圣书字或苏米尔的那些象形文字当做上述这些文字的早期文字阶段，那么，他们的意音文字阶段在哪里？没有！那么他们只有象形和拼音两个阶段。拿汉字来说，也只有象形文字和意音文字两个阶段。为先进国家的文字杜撰一个意音阶段，其意思当然很明白，汉字落后了一个阶段，应该补上去。即汉字必须拼音化，或称之为拉丁化。这就是三阶段论的真实目的。

根据《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10月）和《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第3版）中认为：“认为文字演进三阶段是世界上所有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 本文所述与文字发展的三阶段论大相径庭。笔者认为，各民族由于历史的生存环境、历史进程各有不同，才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文字。世界上各种文字并没有普遍的规律。各民族的文字都有它自己的规律。单拿汉字来说，它就不能被三阶段论所概括。本文所论述的，都可以归成系统，而三阶段论却无法归成系统，因此，可以说它是杜撰的。杜撰的东西，就有一个特点，它会把相反的意见说成是是伪科学。以三阶段论生产出来的“汉字落后论”来反伪科学，只不过是贼喊捉贼罢了。

笔者认为，学术研究就是为了追求真理、追求科学。我现在把汉字发展的时空规律摆出来，用之于与三阶段论进行比较，读者们应该认真严谨地进行思考。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是真科学、伪科学得进行比较方可知道。比较是检验真伪的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