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区的公民责任与官民互动
2011年03月23日 01:50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田享华 徐倩 张送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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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连续三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通过网络与公众互动，并且每次都吸引了亿万网民的关注。而在“两会”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温总理再次提到，“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恐怕没有人能否认，这里面的条件会包括“网络”。
“两会”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就在腾讯开通微博与网民互动，虽然随着会议结束，他也“暂别”微博。不过，短时间内引来超过30万粉丝关注，并且一度成为“两会”和网络话题焦点之一。其实，这么积极应用网络和媒体回应公众，已经不局限于国家领导人或地方大员，各级政府及其负责人不断尝试在公开、开放的平台上直面民意。在学者们看来，也正是借力科技的进步，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三角关系中，让多方都能找到一个生气勃勃又理性有序的空间。
当然，在探索这样空间的同时，干扰和偏差也在所难免，这方面可能既有政府危机管理的能力问题，也有公众极端情绪和认知不足等原因。在最近的浙江“钱云会案”以及“微博打拐”等标志性事件上尤其表现明显，从2010年被公认为“微博元年”开始，几乎每一次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都离不开微博的传播，尽管不是每一起事件都因微博而放大或者发酵，但恰恰印证了“围观改变中国，关注就是力量”的神奇之处。
舆情考验政府应对
上海交大舆情研究实验室日前发布的《2010中国危机管理年度报告》（下称《危管报告》）就显示，2010年中国平均每五天就有一起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发生，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涉及全国29个省，其中河南、北京、湖北、广东危机舆情多发，而从行政级别来看，地市是危机舆情高发地带。不只是政府遇到类似舆情，同样是上述机构发布的《2010中国企业舆情与危机公关年度报告》显示，国内的企业也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舆情事件的考验。
两份报告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包括民企和国企）在应对舆情事件时，其管理水平和能力都还有待提高。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顾丽梅最近在承担一项《网络参与与地方政府创新》的国家级课题时所作的调查也显示，现今政府和公众或者舆论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
上述两份报告的负责人上海交大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谢耕耘就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各地政府需要加强危机舆情监测，提高危机舆情预警研判能力。对于企业而言，“相比过去几年，他们面对的舆情事件越来越密集和频繁，牵涉的企业为此花费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不过，主要的问题还是企业应对舆情的方式不一定正确。”
确实，网民发帖曝光政府部门疏漏的帖子很多，传统媒体跟进批评也不少，但是获得积极回应还是凤毛麟角，甚至还可能面临“跨省”、“双起诉”招待。不过，前段时间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针对江苏省海门市审计局超标接待事件做出公开批示，他的积极回应源头就是网帖曝光和媒体批评。顾丽梅就赞赏道：“这一事件也可以说明政府正在突破惯有的处理方式，与公众互动呈现良性化发展的趋势。”
正如温家宝在2009年第一次在线与网民互动之时所言，“我一直认为群众有权力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并且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政府也需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推进政务公开和决策的民主化。”而在今年2月28日的交流中，温家宝再次强调，“今后政府做什么？花多少钱？取得什么成果？都要向人民公开。人民可以进行监督、提出意见。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至于腐败。”
互动空间逐步扩大
《危管报告》选取了2010年72起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通过与2009年60起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比较，发现2010年司法执法类危机舆情高发，同时，社会民生、反腐倡廉、官员（家属）不当言行是2010年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关注的焦点。
比如浙江“钱云会案”，即便公安机关几次澄清其为普通交通事故，网络的质疑声也至今不绝。相比最初的被动应对，地方政府在承担压力的同时也在调整处理方式，到后来默许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领衔的“公民观察团”介入，地方政府对此的宽容也一度为外界所认可和赞赏。
作为上述观察团成员之一的斯伟江律师就告诉本报记者，“公民观察团”毕竟还是新事物，在面世后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而后期的司法审理也在外界的关注下作出趋好的处理，这说明国家、社会之间对话和交流的空间在拓宽，“当然，这不能说地方政府主动配合了观察团的活动，毕竟他们也没有义务配合。”未来，斯伟江对这种空间的扩大与渠道的通畅表示乐观。
仍在持续并引发热议的“微博打拐”事件则为这种乐观提供了较强的支撑：由于建嵘和薛蛮子等人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被拐儿童”在微博方兴未艾之时抢夺了大量眼球，不仅吸引了普通网民的积极参与，还获得了众多影视明星、社会名流的网络配合，专司此事的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也在网上予以支持，并联系地方警方关注。部分兼任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微博用户加入进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歌手韩红通过微博，积极撰写关于“严厉打击和惩罚拐卖儿童案”的提案。
2月28日温家宝进行在线交流时透露了他从网络了解到这些信息，“我在网上注意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有的网民经过拍照上网来暴露许多流浪儿童的问题。”为此，温家宝已经责成民政部会同公安部等有关部门，采取综合措施，加大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他认为“这是一件复杂的工作，但只要地方政府、各级部门动员起来，再加上人民群众的关注，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民通过新媒体新技术发起一项社会活动，最终惊动总理并作出指示，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还不局限于此，2月底3月初，于建嵘、薛蛮子及壹基金战略发展部总监廖羽翎赶赴红河州红河县垤玛乡，与红河州委宣传部部长伍皓会合，前往探望该乡最贫困的寨子，记录外出乞讨村民家庭的真实生活。同时，于建嵘将与壹基金协商，准备创办红河“童话园”，从根上解决流浪儿童行乞的问题。
如果项目最终落实，这当然是这一次网络行动较为圆满的结局，更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体现。实际上，参与此事的伍皓不仅襄助打拐，他本人也是积极推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官员，他在担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提倡政府部门开设微博账户、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等，均获得较好的反馈。他曾告诉本报记者，“我们在率先做一些尝试，利用好这些新兴媒体。以后还会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比如云南州市一级的新闻发言，也在利用这些渠道。”对于众多舆情，尤其是网络批评意见，伍皓也主张一分为二，可以学习其中的理性建设性的部分。
责任共担机制有待形成
在“微博打拐”等个案正在朝着制度化方向运转的同时，更加宏观和成熟的舆情应对机制也亟待建立。虽然《危管报告》称，危机舆情发生后主体反应速度较快，与媒体沟通意识较强，近半数在事件发生或曝光的当日就进行了积极的干预；危机干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本地政府，还常常牵涉上级政府部门，2010年由两级及两级以上组织进行干预的事件占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总量的43%。
但从各项具体危机管理能力来看，政府方面研判能力总体表现不佳，现实问题解决能力整体表现不稳定，从总体沟通能力来看表现平平，在应对危机舆情事件时不善于运用新媒体，议题管理能力表现欠佳，不注重事后的危机恢复管理。为此，谢耕耘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危机舆情监测，提高危机舆情预警研判能力；提升新媒体的运用能力；转变危机管理观念，注重与受害方的沟通；提高议题管理能力；重视危机舆情事件之后的形象修复。
在顾丽梅看来，公民网络参与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网络参与推动了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使民主行政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网络参与对新时期的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学界和政府管理者去探讨与思考。
当然，顾丽梅也认为，在网络参与的环境下， 政府不是简单地对不同声音和不同需求分别做出承诺。相反，政府应当通过网络资源的整合， 积极了解来自社会的声音，通过网络把民众组织起来，使他们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他人的利益，使得各部门、各利益集团和各群体之间通过网络参与建立广泛的社会责任，建立在有效参与的基础上，最终形成责任共担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