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简史3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一批忧国忧民的先进人士面对民族危亡，图自强、谋复兴，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培养早期翻译人才，在近代翻译史上开创了西学翻译的高潮，使中国近代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洋务运动，促成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最典型的西学观点。洋务派认为学到西方的坚船利炮之技艺，就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洋务派兴办新式学堂，官派留学生，培养了大批学者型翻译家。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办讲习外语、军事、工艺的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 、广州同文馆(1864), 江南制造局翻译官（1867）等。同时派遣大批留学生赴英、法、美、德等国学习军事、技术、自然等科目。

设译书局、翻译西籍，传播西方科学，沟通中西文化。清朝最早创建的翻译馆是俄罗斯文馆，后在京师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上海江南制造局等校均创设译书局（翻译学馆），专门从事西籍翻译，有组织、有分工、系统译介西学的精华。

中外合作译书，发挥各自优势， 造就一流科技翻译家。各译书局聘请一批外国来华教会人士和汉学家担任教习，或主持馆务，并与中国教习合作，从事西学翻译工作，对清末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早就了一批中国一流科技翻译家。他们的历史功绩和翻译成就为后人敬仰。其中杰出的代表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

），清代杰出的数学家，科技翻译家，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他自幼通晓数学，15岁又习《几何原本》。1852年在上海客居期间，结识英国人伟烈亚力等人，与他们一起探讨中西学术，并与伟烈亚力合作续译《几何原本》后九卷，于1856年译成，翌年出版，最终完成徐光启未竟之业。还译有英国数学家棣么甘《代数学》13卷，美国数学家罗密士的《代微积分拾级》18卷，使西方近代符号代数学、解析几何学、微积分学第一次传入我国。

李善兰还译英国科学家赫舍尔《谈天》，系统介绍了哥白尼日心学说；又与艾约瑟合作，翻译了《重学》20卷，第一次将牛顿三大定律等近代物理学介绍进中国。所译西方名著，学术价值极高，素为世人推崇。

1818-1884），著名化学家，科技翻译家。徐寿一生与傅兰雅合译或自译西书共31种，约120卷。代表作有《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等，系统译介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化学科学成就，并与傅兰雅合作首创了一套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1984年，徐寿逝世一百周年，中国化学界隆重纪念这位对我国近代化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化学先驱。

1833-1902），继李善兰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数学家、科技翻译家。从19世纪70年代起，与傅兰雅合译《代数术》、《三角数理》、《微积溯源》等数十种，将包括概率在内的许多新的数学分支理论第一次译介到中国。译著至今被视为我国数学科学的宝贵遗产。 在外国来华教会人士中，傅兰雅、伟烈亚力值得一书。他们对中国是友好的，他们在中国翻译史上是值得纪念的外国翻译家。

1839-1928），英国传教士。在华20余年间，与中国化学界徐寿和数学家华蘅芳等人合作，翻译西籍120中， 均为实现中国工业、农业、军事、科技近代

1815-1887），英国汉学家。1847年来华，与清代数学家

李善兰合作翻译数学书籍多种。

在翻译思想方面，以上科技翻译家最大的贡献是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工作。傅兰雅、徐寿等人提出了著名的“译名七原则”：尽可能意译、尽量使用适当的汉字音译、译名要简练、译名要予以准确的定义等。

墨海书馆：外国传教士在上海最早建立的翻译出版机构，成立于1843年。

洋务时期的翻译活动创设了外语与科学技术兼学的近代学堂和翻译机构，翻译了大批科学技术书籍，培养了一批科技翻译家，推动了清末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我国翻译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1900），中国清末洋务派重要官员、维新思想家、外交家、语言学家。曾赴法国留学，得博士学位后归国。精通英语和法语，并懂得希腊、拉丁古文。（名著《马氏文通》，对中国的语言学史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该书后序中的论述，不仅为中西比较语言学开了先河，而且对我国的翻译理论建设也有重大意义。）

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后，马建忠写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是中国近代译学史上的名篇。

该文对中国译学史的新贡献在于他在强调译事之难的同时，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析之所由然„„一书到手，反复经营，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马祖毅，2004：353）

译者必须精通原文与译文，比较其异同，掌握两种语言的规律。译书之前，必须透彻了解原文，原文的音调，文句的繁简，文体的变化，以及义理精微之所在等，都要反复斟酌，达到心悟神解的地步，然后下笔，译文又能摹写原文的神情，仿效原文的语气，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达到与读原文者相同的感受。

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包括三大要求：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

".

如康有为说指出，犹如“寝于火薪之上”，“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耽，处四强邻之中而为国，岌岌哉！”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登上了政治舞台，企图通过变法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纲领。所以在维新时期，非常重视翻译，翻译重心向社科文献乃至社科经典的转移，在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倡导下蔚然成风。

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被中国学术界丰为“鸿儒”，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巨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将兴西学和译西籍作为维新变法之重和救国之道。1898年，光绪帝批准由梁启超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的创立使中国有了一所国立最高学府并令在中国相传了上千年的封建教育体系终于被近代科学的教育方式所取代（14年后，更名为北京大学）。

梁启超一生译介的西书，有西方资产阶级学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文学作品（主要是政治小说）。在《论译书》中明确提出翻译的目的：为了“救焚拯溺之用”，“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要义，昭昭然也。！”（陈福康，2005：98）认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必须振兴中国翻译事业。

梁启超是提倡翻译西洋文学的第一人。对于政治小说，1898年，梁启超发表《译印政

治小说序》，首先大力提倡翻译西洋政治小说，提高翻译小说的社会作用和地位。这篇文章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呼唤我国文学翻译高潮到来的先声。

梁启超还提倡小说界革命，批判旧小说，创立新小说，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政治，比新小说„„”

他的小说翻译理论，给维新前后的 “新学”又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改变了社会上对翻译小说的歧视，繁荣了晚清小说翻译事业，迎来了文学翻译的兴盛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热衷于西洋文学的翻译家和一批西方文学翻译名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林纾。 主张有比较通俗的语言去翻译。认为，译文应以广大读者读懂的文体为准。创造一种半文半白、通俗易懂的新文体。

梁启超更多的是将西方先进的社会思想引入中国，对社科经典的翻译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旅日期间先后创办并主编《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大量宣传西方新的政治、哲学和文化思想。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康德、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等近代西方的自由、民权、进化、文明、科学等概念和思想，随着有识之士的倡导和翻译家的译介，都陆续传入中国。

梁启超又是译介拜伦的第一人。他的译诗比王韬、严复所译外国诗更加通俗流畅。王韬、严复、梁启超可称为我国译述西方诗歌的先驱。

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维新运动时出色的思想家、宣传家，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把西方资本主义经典著作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严译八著：

1《天演论》（ 赫胥黎原著，一举成名。别号天演宗哲学家，被称“严天演”。）1895年译，1898年出版。揭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社会进化思想，在近代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当时维新派救国图存的重要理论基础。是近代引进的第一部哲学理论著作。

2《原富》（亚当·斯密）中国近代引进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

3 《群学肄言》斯宾塞，西方社会学名著；

4《社会通诠》甄克斯，西方社会学名著；

5《穆勒名学》，穆勒，西方流传的逻辑学名著，

6《名学浅说》（后改名《名学》，耶芳斯，西方流传的逻辑学名著；

7. 《法意》孟德斯鸠，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的经典著作

8《《群己权界论》原名《自由论》约翰·穆勒，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重要著作 ；

内容囊括政治、经济、哲学、法律、伦理、社会学等诸多社科领域。

1931年，商务印书馆汇集上述八种，出版《严译名著丛书》，在翻译史上被称为严译“八大名著”或严译“八经”。

严复所选择的这些书都是西学的精髓，都是反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重要的社会科学名著，这些著作合在一起，可以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治国的思想体系。所以，严复的翻译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总体服务于“救亡图存、启蒙思想”的大目标。 他的八大名著的翻译意义，已远远超过翻译本身，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一部分。这些译著即当时所谓的“西学”，宣传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勒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使他成为我国近代翻译大家，和系统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

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中国最近代有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义。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

轨，亦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而，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达为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 „„”（王炳钦，2009：73）

“达”是为了“信”，“信”、“达”统一。

雅其实是追求达的手段和方法。“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情之正者不能达以鄙倍之气”。雅，还是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是翻译主体的创造性行为。译作具备了这种文学艺术价值，才不会是原文的附属，而是独立的译品；不会是原文的模仿，而是再创造的艺术品。译者不再是原文的奴隶，而成为主人。

严复“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偏重于古雅，特定的翻译对象，即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精理微言”，不适宜用“利俗”的文字，而且，特定的读者对象，即19世纪末的中国士大夫，当时的上层知识分子和官僚。因此，必须用这类读者所心折的古雅文体。所用文体是为翻译目的而服务的，充分考虑到了所译之书与译书对象的特殊性。

《天演论》片段： （下面为开卷手段，是一个段落，为阅读方便分开书写）

原文：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the whole country 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 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

Except, it may be, by raising a few sepulchral mounds, such as those which still, here and there, break the flowing contours of the downs, man’s hands had made no mark upon it; and the thin veil of vegetation which overspread the broad backed heights and the shelving sides of the coombs was unaffected by his industry. The native grasses and weeds, the scattered patches of gores, contended with one another for the possession of the scanty surface soil; they fought against the droughts of summer, the frosts of winter, and the furious gales which swept, with unbroken force, now from the Atlantic, and now from the North Sea, at all times of the year;

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蝝之齧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

they filled up, as they best might, the gaps made in their ranks by all sorts of underground and overground animal ravagers. One year with another, an average population, the floating balance of the unceasing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mong the indigenous plants, maintained itself. It is as little to be doubted, that an essentially similar state of nature prevailed, in this region, for many thousand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Caesar; and there is no assignable reason for denying that it might continue to exist through an equally prolonged futurity, except for the intervention of man.

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彊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鲁迅曾说：“桐城气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

严复每译一本书都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明确的目的性, 如他译《天演论》，在与宣传“物竟天择”的进化思想，“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在于说明中国如能顺应 “天演”规律而实行变法维新，就会由弱变强，否则将要沦于亡国灭种而被淘汰。

基于其翻译目的，严复在译著中往往加许多按语，如在《天演论》的按语里撮要介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对原书批评、补充和发挥，旁征博引，详明解说，而且结合国情，参合己见，发挥本人见解，批判“旧学”。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翻译方式。

因此他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早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理论和学术思想，宣传资本主义“西学”、“新学”，以与封建主义的“旧学”相抗衡的代表人物。

福建人，爱国志士。幼年刻苦 “读书则生，不则入棺”。“译才并世数严、林”——康有为。严复主要翻译社会科学著作，而林纾主要是翻译小说。

林纾在近代文化史上最大而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最多、最集中地介绍了西方文学作品。 《巴黎茶花女遗事》 1899年，在福州出版，立即引起文学界的轰动。译笔凄婉而有情致，风行海内，不胫而走。严复：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从此，林纾决意走上译书强国之路，以启发民智，救国图存。

林纾以多译有益之书，以伸赤心为国之志，以振国人爱国之志气。然而，林纾这种激发人民反帝救国热情的翻译思想，最鲜明强烈地体现其所翻译的政治小说如《黑奴吁天录》、《伊索寓言》、《滑铁卢战血余腥记》、《雾中人》等。

1901年八国联军血洗京城，林纾胸中燃烧着反帝救国的烈火，仅用两个月九译完了《黑奴吁天录》这部典型的政治小说。

“我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以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我欲黄人家家置一《吁天录》。我愿读《吁天录》者，人人发儿女之悲啼，洒英雄之热泪。”(马祖毅，2004：419)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源源不断地把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到中国来，成为我国近代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一生共译小说一百八十三种，在我国翻译史上罕有，世界亦不多见。 《块肉余生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伊索寓言》，《鲁宾逊漂流记》等，这些作品一般都是意译，有的则多所删节。

十大著名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吟边燕语》、《拊掌录》、《迦茵小传》、《离恨天》、《现身说法》、《块肉余生述》、《不如归》。

速度惊人 下笔如飞，文不加点 声已笔止 脱漏错误所在多有， 许多人称其翻译为编译 但总的说来，能够表达原文的风格神韵，保存原文的情调。

林纾强调翻译时译者主观感情的投入，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 暂停落纸如飞的笔，腾出工夫擦眼泪 且泣切译，切译切泣 从而使其译作达到了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林纾的译学思想大多集中在翻译的目的与功能上。他的有关译论，一以贯之的就是爱国与救世。他认为只有发展翻译事业，才能开启民智。

林的翻译方法：一、意译的增饰，使意思凸显；

二、意译的删削与撮译，无关宏旨的枝枝叶叶，往往不惜删去，有时原文繁冗，删削恐失原意，就撮译；如，《茶花女》中描写马克的服饰，林纾仅用“御长裙，仙仙然描画不能肖”来总括。

三、夹注的运用，如蜜月，注云：蜜月者，西人娶妇时，即携其游历，经月而返。

中国近代正归地、自觉地译介西方文学，可以说是由林纾开始的，他是我国最早介绍西方文学的人， 是开创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使国人大开眼界，使知识分子阶层，接近了外国文学，认识了不少一流作家，促进了本国文学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文学的革新，从而孕育和催发了五四新文学的萌芽，革新了近代小说创作的艺术形式，借鉴外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创作方法以及引进西方文学擅长的细腻的静态的心理描写、景物描写、人物刻画等技巧。在这些方面，林译小说的首创之功，当之无愧。

Supplementary, not compulsory; remember the important points of the terms if you think necessary to learn them：

京师同文馆：继明代四夷馆之后我国第二个培养翻译人员的外国语学校，1862年由奕奏请成立。学生除学习外语之外，还学习算学、化学等。入学者是经过挑选的八旗子弟，八年毕业。学生除正课外，须为总理衙门兼任译员。同文馆是我国最初培养外交官的摇篮。翻译出版西书是同文馆重要的活动。所译的书范围较广，有政治方面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还翻译出版外交、财经、地理方面的西书。1902年1月，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上海广方言馆：于1863年创立，是上海最早设立的外语学校，也是继京师同文馆后我国早期外语学校之一，经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设立。该馆开设经史文艺及外国语言课程，三五年后便可培养出“读书明理”“精通番语”的人才，共通商督抚衙门和海关监督选作翻译官或各种洋务官员。广方言馆前后办了四十多年，培养了不少翻译、外交和“洋务”人才。

广州同文馆： 1864年创立。招收满、汉学生，初设英语、汉语课程，后增加到英、法、日、俄四种。广州同文馆是清末广州最早的新式外语学校，培养了不少外语人才。其中有的担任翻译工作，有的专门译述外国书刊。翻译书籍多为政治、史地与教育类。

墨海书馆：属伦敦布道会，是我国近代有组织译介西书的起点，成立于1843年。先由英国教会麦都思（Medhurst）主持，后由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接任。墨海书馆出版的重要译著如《几何原本》（后九卷）、《谈天》等以及王韬与伟烈亚力、艾约瑟（Joseph Edkins）合作编译的《西国天学源流》、《光学图说》等。墨海书馆的重要，不仅在于当时设备先进，还在于它“所交多海内知名士“，成为其实中外俊彦合作译书、切磋学术和进行科学实验的重要场所。馆内几位西士，如麦都思“著述甚勤”，伟烈亚力专攻数学，艾约瑟“学问尤粹然”，皆为传教士中的佼佼者。而受聘馆内合作译书的三位中国士子：李善兰是当时最负名望的数学家；王韬“才气横逸，下笔辄数千言”，为著名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在墨海服务13年，通过他，墨海与中国知识界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墨海书馆联络与锻炼了一批学者，为后来的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早就了骨干，在近代西学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