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学派的不幸

凯恩斯学派的不幸

张五常

在今天的政治人物中，美国副总统拜登是我比较喜欢的，可惜在美国花钱救灾的话题上，他明显地说错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几个月前，当美国政府要推出近八千亿美元振兴经济，拜登说︰「所有经济学者都同意要这样做。」这句话被经济学者骂个半死。当时，政府本身的人马之外，极力赞成大手花钱的经济学者可能只有克鲁格曼一个（此君推断无数，错得离奇，但大名依旧）。另一个看来不反对的是森穆逊（此君当年红极一时的课本属凯恩斯学派，他自己属哪一派有争议）。另一方面，从我收到的名家专栏衡量，反对大手花钱救市的经济学者众。

拜登说错的第二句，是不久前说的。他见政府大手花钱而美国的失业率继续上升，说︰「每个人都看错了。」区区在下不论，认为大手花钱的就业效果甚微的学者无数。凯恩斯学派的花钱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从我作本科生时听到的估计为二，到两年前某教授估计为一点五，到几个月前一位教授估计为零点八以下，到另一位说可能是负值。皆名家也。

七月八日《信报》头条报道，奥巴马总统说美国的失业率近百分之十，考虑再加码救市。奇怪他的专家们几个月前认为推出的方案会约束失业率在百分之八以下，而今天则转为可以高于百分之十。几个月前我胡乱猜测，写下美国的失业率会在今年升至百分之十以上。虽说胡乱猜测，但我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去。有些数字的大略推断是不需要有深入的考查研究的。好比去年十月我读到林毅夫说中国保八以上容易，我立刻于该月二十四日发表《保零也艰难！》。如果北京不立刻大手放宽银根，跟着大手软化新劳动合同法，又推出「四万亿」政策（每年两万亿是中国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负增长可以肯定。

我在雷曼兄弟事发前三天（二○○八年九月十二日）发表《北京要立刻撒销宏观调控！》，可不是因为有什么数据在手，或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而是凭自己的随意观察，记得历史的经验，理论的掌握足够，见市场的形势不对头，就拍板动笔了。认为自己不会错，就把名字押上去。如果北京依我当时说的，立刻一手减息两至三厘，中国的经济会较好。他们不听，可能因为他们没有我那么肯定。经济的准确推断，主要靠简单的理论掌握得通透，历史的经验记得多而清楚，推论客观、快而又能顾及多方面。此外，不可或缺的是对经济观察的感受好。缺少了后者，学经济是浪费时光。佛利民多次这样说。凯恩斯曾经说，经济是浅学问，但学得通的人甚少。

去年十一月九日，新华社报道今年一月一日起，两年内北京会推出四万亿人民币的「额外开支」，挽救金融危机带来的祸。我不反对，认为上文提到的乘数效应有机会高于一。两个原因。其一是北京打算下注的项目，大都是有了策划而又需要做的基建，只是提前及加速进行。这样，投资的浪费不会很大。其二，新劳动合同法导致失业急升，回乡者众，政府提前基建动工会有助。读者要知道，凯恩斯学派的乘数效应分析一般是假设失业人士无数的。

今天，中国的经济明显地有了转机，但我看不到「四万亿」的功能。有转机的原因，是新劳动法不再严格执行，人民币的汇值下调了一点，而最重要的是央行把银根放宽得快，市场的反应也快。今年初起到目前，人民币的货币量升得强劲，导致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明显。这样的形势，到今天先进之邦是见不到的。美国的联储局把银根放宽得远比中国为甚，但房地产市场还是乌云一片。关键所在，是中国受到的金融冲击不大，远没有美国那么多的毒资产。

现在我们要问：凯恩斯学派的花钱救市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答案有两方面。第一方面，从中国的「四万亿」政策衡量，我们看不到有明显的正面效果。房地产市场的起死回生是银根放宽所致，不可能是什么基建工程带起的，而工业有复苏的迹象，主要是大手软化新劳动法的效应。基建工程在目今阶段对工业不利。市场的一般消费没有明显地上升。话虽如此，我们不能说那「四万亿」政策对经济没有影响，只是目前难以估计。导致资源浪费是有的，但随意的观察说不严重。

第二方面，看美国大手花钱救市的效果，凯恩斯学派是明显地失败了。如附图可见，奥巴马人才鼎盛的经济队对有及没有振兴方案的失业率预期，与实际的失业率相比，恍若隔世。二十一世纪的宏观经济学是搞什么鬼的？

读《信报》七月八日的头条报道，奥巴马的「危机小组」的成员之一的泰森（L. Tyson）讲话，认为美国花七千八百七十亿美元救灾不足，要加码。她显然是坚持着凯恩斯学派的花钱信念。可能我过于敏感，泰森的言论使我觉得美国的大手花钱，中国的「四万亿」政策多多少少有点不良影响。她认为中国有成效，因为北京花钱花得快，而美国是花得太慢了。她又说，再加码花钱，美国要转到基建投资那方面去。她似乎没有想到中国的基建投资是早就定了下来的项目，不是临急抱佛脚的发明。她似乎不知道中国的楼市大事复苏很重要，但绝对不是「四万亿」的效果。她也似乎忽略了中国不是一个以民主投票作救市决策的国家，因而不仅可以说花就花，更重要是可以说不花就不花，可以见势头不对而临崖勒马。后者，某程度北京正在那样做。换言之，北京分出去的饼仔是可以随时收回的。

提到凯恩斯学派，因为四十多年前我的朋友Axel Leijonhufvud发表《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那本名著，说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与凯恩斯本人的经济学是两回事。前者主要由哈佛发扬，Axel认为不可取，而后者却属一等的经济学。大手花钱争取乘数效应属凯恩斯学派。我很难同意Axel的观点，因为我读不懂凯恩斯的《通论》。是四十多年前吵得热闹的话题。想当年，老师艾智仁（Armen Alchian）天才绝顶，对我坦言，他本来读不懂《通论》，但读Axel之作后再读《通论》，懂了。为此我自己也再读《通论》，还是不懂！后来接受了高斯给我的安慰：「你读不懂的，不可能没有问题。」

那是数十年前的往事了。当时我认为，凯恩斯对价格理论掌握不足，而自己研读算是由凯氏主导的宏观经济学，虽然考试成绩好，不同意的地方可真不少。老师怕我提问。博士试过后，

我再没有染指宏观经济学。这使不少外人认为我不懂。其实我也真的不懂。我是个看不到皇帝新衣的人。

行内于是传言：张五常是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张五常的价格理论了不起；张五常不懂宏观经济！奇怪的是，数十年来，我对宏观现象的解释及推断，虽然偶有错失，大致上比我知道的所有「宏观」专家来得准绳。不是准一点，是准很多，而我用上的永远是简单的价格理论。远的不说，最近在这里发表的关于日本数十年来的幸与不幸，牵涉到的全部是宏观现象。你可以不同意我的分析，但你不能不同意，我用上的全部是本科一年级可以学到的价格理论，没有其它。没有谁可以因为我的分析简单就认为我错。科学的行规说，反对我的分析你要提供你自己的理论或假说来。三十多年前Reuben Kessel对我说：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一定是输局（You canno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读者不妨参考多年以来对日本宏观分析的不少学术文章。模型多多，回归统计数字密密麻麻。对我来说，这些解释力绝对是零的学问，令人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