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启蒙运动的启蒙

　　[摘要]启蒙的本质是用知识来取代意见，它最终落实为以知识的探寻为根本目的的生活。而启蒙运动的本质则是把启蒙的精神运用于社会改造的过程中，这包括“启蒙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启蒙化”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启蒙与政治的完美结合。但是贯彻到底的启蒙运动一定会走向自我瓦解的终点，因为启蒙对于启蒙运动的反思恰恰必须成为真正的启蒙的第一主题，也就是反恩启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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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启蒙运动　启蒙　政治哲学　政治的启蒙化　启蒙的政治化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1)05-0123-05

　　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于启蒙运动的反思已经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这其中施特劳斯被认为是极其深刻又极其特殊的一支，因为他是站在了启蒙之外的立场――古典政治哲学――上来反思启蒙现代性的①。奇怪的是，2009年刘小枫发表了《施特劳斯与启蒙哲学(上)――读施特劳斯早期文稿(柯亨与迈蒙尼德>》，在这篇文章中刘小枫指出施特劳斯是个启蒙哲人，可是他对启蒙的批判又是彰明较著并且一以贯之的。如何来理解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呢？刘小枫自己给出的解答是这样的:在施特劳斯的思想体系中存在两种启蒙，一是哲人对少数潜在哲人的启蒙；二是针对所有人的启蒙。刘小枫把前者称为真的启蒙，把后者称为“蛊惑人心”的假启蒙。也就是说施特劳斯反对的是现代的所谓“假启蒙”，但却是个古典意义上的真的启蒙哲人。

　　果真存在真假两种启蒙吗？施特劳斯对所谓假启蒙的批判难道真的是在于它“蛊惑人心”？这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施特劳斯对待古代和现代的态度，如果事情真的如刘小枫所说的那样，那么施特劳斯对现代的拒斥将是彻底的，因而也是极端的。然而施特劳斯不是以温和见称的吗？他不是一再强调政治哲人要学会尊重城邦的意见，而启蒙不正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意见吗？

　　笔者认为，要理解施特劳斯在启蒙问题上的复杂性，不能够简单地对启蒙做真假二分，更不能武断地认定现代启蒙就是蛊惑人心。实际上启蒙只有一种，古今的区别不在于真假，而在于启蒙与启蒙运动之别。施特劳斯反对的是启蒙运动，支持的是启蒙。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把启蒙与启蒙运动混为一谈。这可以从人们对康德1784年发表在《柏林月刊》上的那篇著名文章的翻译看出来。何兆武把这篇文章的题目翻译为“什么是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一书中，徐向东又把这篇文章的标题译为“什么是启蒙？”。可是“启蒙”与“启蒙运动”对应的都是同一个德文单词。这样的混淆并不仅仅是个翻译的问题，也不能够通过回到康德的文本来解答这一疑问，因为启蒙与启蒙运动的混淆恰恰就是现代启蒙运动导致的结果。

　　我们必须回到施特劳斯，借助他所致力于复兴的古典政治哲学视野，来廓清启蒙与启蒙运动的区别，并由此达到对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更深理解。

　　一、什么是启蒙？――以知识取代意见

　　启蒙运动是现代的产物，但启蒙却是早在古典时代就有了的。按照施特劳斯的理解，启蒙的起源就在希腊哲学之中，或者可以说哲学的原初含义就是启蒙。我们可以借用柏拉图著名的洞穴比喻来说明启蒙的本质。

　　人类是生活在洞穴之中的，这是人类的根本处境。这个洞穴由宗教、习俗和法律等力量构筑而成，它们都向人类提供了关于世界和人生的解释，洞穴里的人们都按照这种解释按部就班地生活着。但是有人发现各种宗教、习俗甚至法律都存在明显的矛盾和冲突，原有的权威开始受到质疑。正是这种对权威的质疑构成了启蒙的第一缕曙光，启蒙从本质上就是带有反叛色彩的。

　　这样启蒙就是试图寻找到一种区别于宗教、习俗的自然的解释，因为不管是宗教还是习俗，要么是人为的，要么就是神造的，所谓自然的就是既非人为的又非神造的，而是自然而然就是如此的。自然的光芒就是启蒙之光，它解除洞穴状态对人的蒙蔽与束缚，并把他们从洞穴中带到阳光下。启蒙借助的是人类理性的力量，导向的是自然的生活。一言以蔽之，启蒙就是用知识取代意见的努力。

　　施特劳斯认为，哲学的启蒙源于一种对原初统一的渴求、对不朽的欲望，因此我们可以说启蒙是理性的，但它的动力其实是非理性的激情，这是一种对理性的非理性的激情，这种激情直接指向的就是对“何谓美好的生活？”这一问题的回答。因为在启蒙的观念看来，人们对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无知的，洞穴中的生活是未经反思的生活，大多数人们都只是满足于世俗观念为他们提供的答案。正因为认识到了在最重要问题上的无知，寻求对这个最重要问题的答案就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了。启蒙的意义也就在于:不断地提醒人类去思考“何谓美好的生活”。

　　因此真正的启蒙并未提供某种答案，因为蒙蔽我们的恰恰是各种各样的答案。启蒙是要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并因此自觉地将自身置于问题之中，并献身于对这个问题的探寻，而这种探寻将意味着永无止境地探寻。因为对问题的任何一种回答都没有问题本身那么确定，因此被启蒙意味着去过一种探寻的因而是理论的生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把启蒙理解为是指向它自身的一个运动，或者说启蒙既是工具，更是目的。也唯有从这里出发，我们才能辨清现代启蒙运动与古典的启蒙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二、什么是启蒙运动？――“启蒙的政治化”与“政治的启蒙化”

　　与古典的启蒙观念相比，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启蒙就是启蒙运动。它尤其不是一个哲学任务，而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以进行的。我们可以从康德那里找到依据。

　　康德说所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因而是每一个人)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就是要让每个人都自觉地、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但他这里所指的是理性的公开运用，亦即任何人作为一个学者在整个阅读世界的公众面前对理性的运用，康德认为理性的公开运用必须一直是自由的，因为只有这种使用才能够给人类带来启蒙。而与之相对的是所谓理性的私下运用，指的是一个人在委托给他的公民岗位或职务上对其理性的运用，它可以被狭隘的加以限制，而不至特别的妨碍启蒙的进步。

　　应该说在运用人类理性这一点上古今之问并没有不同，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称之为是假启蒙。但是我们之所以称它为启蒙运动，首先就在于现代启蒙运动是针对所有人的，理论上所有人都可以达到康德所谓的“成熟状态”。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脱离于洞穴而生活，并且人类在智性上的差别终有一天(如果不是马上的话)是可以被消除的。因此现代启蒙运动首先是大众启蒙运动。

　　但是如果启蒙就是人类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从而摆脱自己造成的不成熟，那么启蒙运动就意味着人类还必须有勇气去实现某种政治秩序，以便使成熟和理解变得可能。实际上康德的公开运用理性的绝对自由就是以某种政治秩序的实现为前提的，这种政治秩序与柏拉图所说的洞穴截

然不同，因为它是建立在普遍理性原则基础之上的。实际上这就是施特劳斯所说的“普遍同质的开放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启蒙与社会是可以和谐共处的。

　　在未来的理性社会里，不但哲人与大众的区别将不复存在，甚至连康德所说的学者与公民的区分也是多余的了。这将是一个齐平的社会，启蒙是为了把人从低处往上拔，而启蒙运动则是把所有人都拉平。因为在一个全然理性的社会里，社会对于每一个公民的要求必然是符合理性法则的，只要这个社会是个理性的社会，而这个公民是个理性的人。在这里启蒙与政治社会将不再矛盾，学者的身份与公民的身份将达到完美的统一。

　　但是这样一个完美的社会并不是现成的，也不是马上就能实现的，它需要一个进步的观念来支撑，从前面引述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康德正是用这个进步的标准来衡量理性的公开运用与私下运用的。启蒙运动就是推动这种历史进步的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力量。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说启蒙运动就是一场社会改造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启蒙被工具化了，更具体地说是被政治化了。哲学的启蒙由古典时代主要作为一种私人性的纯粹知性追求变成了一种公共政治的武器和工具。与启蒙的政治化相辅相成的就是政治的启蒙化，现代政治必须要以某种哲学学说或主义才能获得其合法性基础。如果政治不按照启蒙的主张进行设计和改造，那么启蒙了的个人将依然处于与政治秩序矛盾重重的境地。

　　三、启蒙运动的自我瓦解

　　不得不承认启蒙运动的理想是美好的，甚至是太美好了，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怀疑它是否只是个纯粹的乌托邦，或者说它是不是用理想遮盖了现实。我们永远都应记住犹太民族的这句格言:一个东西在其完美时愈高贵，在其腐朽时就愈可怕。启蒙运动的理想一旦破灭，它带来的就是施特劳斯一再强调说的现代性的危机:人们已不再能确信自己原先确信无疑的目标，人们甚至也不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这是政治的危机，更是精神的危机。说到底就是政治哲学的危机。

　　作为政治危机的表现，就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根基已经不再牢固，因为作为自由民主制度之基础的自由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这在施特劳斯看来，最典型地体现在伯林的自由主义理论之中。因为伯林的自由主义建立在价值多元论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自由和平等、公正等诸多价值一样只是众多绝对价值中的一种，它们相互之间相互冲突、不可通约，对任何一种价值的选择都是以牺牲其他价值为前提的。自由主义不得不相对化，自由的价值还能作为立国的根基吗？一旦我们选择了自由主义，我们立刻就走向了绝对主义的立场，而这已经被认为是与多元价值论背道而驰的了。因此施特劳斯说当今的相对主义恰恰就是一种绝对主义，这种绝对主义的相对主义使得任何主义都相对化了。

　　精神危机最典型的表现在虚无主义这个问题上。按照施特劳斯的理解，所谓虚无主义是对文明原则本身的拒斥，而文明意味着教养，意味着将人变成公民，意味着对好与坏、善与恶等社会道德的肯认。虚无主义对文明的拒斥意味着文明不再能够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义的这些问题作出清楚肯定的回答，理性在这些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价值问题上已经被认为无能为力了。

　　然而启蒙运动曾经不是高扬理性的旗帜，誓言要捣毁一切的愚昧与压制吗？它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严重的危机呢？施特劳斯坚信这是疯狂了的启蒙理性自食恶果。具体而言，政治的危机是政治的启蒙化所导致的，而精神的危机是启蒙的政治化所导致的。

　　政治的启蒙化就是认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应该并且可以建立在一套理性的原则基础之上，或者化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人类可以走出洞穴之外并最终在光天化日之下建立城邦。可是如我们前面论述的，启蒙的理性本质上是一种用知识取代意见的努力，它是一个永无止境地从意见向知识“升华”过程，这就必然使得现代政治的根基处于一种不断革命化的危机之中，现代政治永远都处于寻找自身的合法性的征途之上。凡是能够被找到的根基都是可以被理性质疑的根基，唯一不能质疑的就是质疑本身。因此现代政治如果说有什么稳固的合法性的话，革命就是它的合法性。正如伽达默尔已经认识到了的，启蒙运动实际上立足于一个“根本的成见”，那就是“一个反对成见本身的成见”。用理性的原则来对社会进行反思和改造，这恰恰是一种非理性的成见，因为这个目的本身并没有经过理性的反思。所以当启蒙运动试图把启蒙的精神普遍化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就是承认:理性不再能够成为任何政治秩序的根基，或者理性不再能够对任何政治秩序作出评判。

　　启蒙的政治化就是哲学的启蒙不再是一种私人性的纯粹知性追求，而变成了一种公共政治的武器和工具。这表面上看来是用理性去启蒙大众，把他们从非理性的状态提升到所谓的“成熟状态”，实际上是通过降低启蒙的目标来迎合大众的口味，因为大众理性与启蒙哲人的理性永远都是不平等的，要想启蒙大众，只有降低启蒙哲人的理性标准。启蒙因而不再是超越于社会之上，而是更加积极地进入社会，并且服务于社会。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拔高的过程，而是一个降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切神圣的痕迹都被作为非理性的东西给打碎了，一切稳固的都失去了根基，一切崇高的都失去了意义，启蒙后的世界是一个无聊、平等的世界。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如果不服从于某个超出于自身之外的更高的事物，就会失去泊地，从此漂浮不定，无处落锚，失去方向，没有根基。我们本以为启蒙后将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可是我们最终发现，启蒙之后什么也没有。启蒙终于把矛头指向了它自身。

　　四、反启蒙运动的启蒙――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

　　在施特劳斯看来，启蒙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哲学，它处理的首要问题就是怎么样用理性的原则来处理社会的问题，最终能够实现政治与启蒙或者说政治与哲学的和谐统一。但是在我们考虑如何用理性来改造社会之前，首先应该问的难道不是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吗:用理性来改造社会的正当性何在？或者政治与哲学能够和谐一致吗？而这正是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起点，也是他的核心。

　　施特劳斯认为启蒙指向的是一种用知识来取代意见的努力，它最终必须体现为一种哲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这样的生活注定是只有极少数具有特殊禀赋的人才能过的，哲人与非哲人的区别乃至对立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古典时代的启蒙是针对特定的少数人并且是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时间进行的活动。这是因为古典哲人深刻地认识到启蒙的价值并非是无条件的，政治社会的持续与稳定必然是建立在宗教、习俗之上的，大多数人的生活也必然是以意见为基础的。洞穴生活是人类的唯一选择，意见虽然只是意见，并不意味着它就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启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有害的。这就要求启蒙者在不得不面对公众说话的时候，必须把哲学的启蒙巧妙地隐藏起来，他必须学会以公民的身份“审慎的发言”，甚至不惜说“高

贵的谎言”。一句话，古典的启蒙认识到了与其所处的政治社会的永恒紧张，启蒙的正当性并不是不言而喻的。

　　政治哲学的真正任务恰恰就是要认识到政治生活与哲学生活在本性上的差异乃至对立，并在此基础上为哲学启蒙的正当性辩护。政治哲学将不再像启蒙运动那样尝试寻找政治的哲学基础，而是哲学启蒙所必需的一套外衣，这套外衣可以让启蒙不至于危害到城邦及其大众的意见与生活，同样也能够使得哲学的启蒙免于城邦及其大众的迫害，最终才能够使得作为纯粹私人生活的哲学生活成为可能。

　　因此，如果我们说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是革命性的话，那么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则是非革命性的。如果说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最终是为了政治的目的的话，那么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最终是为了哲学。如果说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是疯狂的启蒙的话，那么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就是审慎的启蒙。这一切都是因为施特劳斯清楚地认识到了启蒙与政治的边界，并自觉且自由地将自己置于边界之上。通过在边界上的游走，疯狂的哲人才能最终变得温和而审慎。

　　五、结语――后启蒙运动时代的启蒙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启蒙运动的反思将是紧迫的任务，这一点几乎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我们在反思启蒙运动的同时，是否还能够拯救启蒙的精神则是更加任重而道远的事业。我们不能在倒掉脏水的同时也把盆中的孩子一同倒掉。对启蒙运动的反思是紧迫的，对启蒙精神的拯救却是高贵的。

　　这就要求我们清楚地区分，启蒙不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也不是启蒙。启蒙旨在超越于社会之上，而启蒙运动却旨在服务于社会，实际上就是对真正的启蒙的拒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他一方面致力于对启蒙运动作出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却极力挽救启蒙精神。因为启蒙精神关系到对任何时代、任何人都是最重要的问题:“何谓美好的生活？”

　　启蒙运动之后的哲学首先关心的不是“如何启蒙”，甚至也不是“什么是启蒙”的问题，而是“为什么要启蒙”的问题。只有当这个问题成为首要问题的时候，启蒙才是真正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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