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民国十大才女有感

看民国十大才女有感

民国，古典的气质还未褪去，现代的风情已然演绎，一切都是经典而新鲜，曾经作为社会附属品的女性，已经开始运用自己独立的思维来颠覆这个传统的世界了。民国这个乱世岁月里，有这么一批充满智慧的女性，她们全都出身豪门，她们用矜贵、风华、美丽以及睿智，书写了一代不朽的传奇；她们才情万千，傲然自立，桀骜不驯，事故曲折，人生璀璨。

本文纪录了民国时期公认的十位才女，这些才貌双全的佳丽身上有着传统的贵族气质，追求着思想解放蓬勃向上的自由生活，虽然属于那个时代，但却穿透历史，流芳后世。有的以抗日救亡实业救国和妇女维权为己任，如史良、盛爱颐；有的以科学研究和思想哲学为追求，如吴健雄、陈衡哲、苏雪林；也有争风吃醋爱慕虚荣的“客厅太太”一族，如谢婉莹、林徽因、凌叔华；更有超脱世俗为情所困而颇具争议的风情才女，如陆小曼、张爱玲。

这十大才女虽然不分高低各有特色，但按照她们才华风貌的优秀度，思想境界的先进性，人品魅力的吸引力，以及为那个时代为国家为人类的贡献，进行了排序，她们分别是史良、盛爱颐、吴健雄、陈衡哲、陆小曼、林徽因、苏雪林、凌叔华、谢婉莹、张爱玲。

一个有趣的现象，民国十大才女中竟然有四位（史良、盛爱颐、陈衡哲、陆小曼）来自“八邑名都、中吴要辅”的千载读书地——常州。常州自古以来就有“文教被于吴，吴尤胜于延陵”之誉。“天下名士有部落，天下无与常匹俦”，就连才女，天下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出常州之右者！

18世纪以来，常州才女辈出，群星璀璨，形成一种光彩夺目的地域文化现象。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记载，常州女作家居然达到了213人，居于全国第一，这与明清时代的常州府（含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荆溪、江阴、靖江）进士人数全国第一的盛况相得益彰。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曼苏恩教授分析了中国才女的地域分布状况，提出了中国才女“常州至钱塘核心区”的概念。这个区域以常州杭州两个城市为中心，以及附带了绍兴、江都、江宁、桐城、新安这五个卫星地带，囊括了清代以来中国70%的女作家。

才女分布区域相对集中，似乎同男性学者和历史名流分布状况相关。清代“常州词派”“阳湖文派”“常州学派”傲视文坛，众星闪耀。张恽治文、庄刘治经、赵陆治诗、二洪治史，各有一派绝学。与上述常州四大才女都私交甚笃的胡适先生曾这样评价常州：“常州是各个文学和思想流派的中心”，常州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输出革命思想的圣地（区别于输出革命暴力的湖南），如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如抗日救亡“七君子”中一半与常州有关等等。常州学者“憨直狂狷”的人格魅力与魄力，各派文化的风行，深厚的学术土壤，滋养并发展了常州女子的博学多才，催生了才女群体的形成。号称江南第一豪门的常州庄氏家族一家就出了22位女诗人。常州女性深厚的学养和聪颖的才智，百年传扬，英才辈出，随着时代潮流的更迭，她们在社会各大领域绽放出更加奇异的光彩。

现在回过来看看民国十大才女的成长历程与绚丽人生。似乎在那个年代，各类思想的交融和百花争鸣的开放环境中更能促进女性思想向独立、自由、高雅的方向发展。反思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却将女性带入“宁做贱女不做才女”的歧途。这不是现在女孩们的错误，也不是社会道德沦丧，而是制度问题。

第一、现在我们的媒体没有言论自由，不能谈政治，不能谈思想，那能谈什么？那就谈些庸俗的和八卦的，这样中国就普遍缺乏能提升女性才情、提供大众思考的舆论平台。所以我们的媒体（特别是那些更没有发言权的地方媒体，如湖南卫视、江苏卫视和所有的网络媒体），只能另僻邪径，用低级趣味来吸引大众的眼球，然后催生出了“超级女声”、“非诚勿扰”等等浮躁粗俗的节目，以至于众女孩们裸照横陈、低俗世故、浮躁势利，不要情趣高雅，只求行尸走肉。这样年复一年，可以说不出十年，我们国家将会丧失能培养出类似于民国十大才女这样才华横溢、思想高雅的杰出女性的土壤。

第二、民国十大才女无一不是出身知性富足的家庭。而现在的中国，有80%是低收入群体，这些群体孕育着大量的女穷二代。俗话说：女孩要富养。富足的家庭才能培育起女孩们优雅的气质和敏捷的才智，从小看着父母整天为房子、车子、教育和医疗所困，还哪有心思去高雅？政府再怎么打黑，穷女孩们终究还是要被“天上人间”。孕育才女需要整体国民良好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巨大的贫富鸿沟，只能让极少量女富二代出国鬼混，让极少的女官二代弄虚作假。如果将整个国家的老百姓都被“贱民”化，我们去哪里寻找高贵才女？所以缩小贫富差距，提高整体国民的收入不光是拉动内需和富民强国的基本国策，也是减少“贱女”培育“才女”的最好良方。

民国十大才女之一：史良

史良（1900—1985），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人，大律师、著名法学家，中国第一个女部长。是民国十大才女中领导职务最高的女性。

史良出身于常州世代书香之家，自幼秉承了父亲倔强的品格和母亲干练的气质，从小聪颖过人、才思敏捷、口才杰出。1919年史良参加“五四”运动，担任常州女师同学会的会长，还被推为省立第五中学、常州南师和女师三校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兼评议部主任，参加了学界联合会。为了查禁日货、鼓动商界和工人罢市罢工，她经常在外进行宣传演讲，许多函电文告均出自史良的手笔。史良1923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学攻读法律专业，1925年“五卅”运动中，史良积极组织了示威游行，以至被捕，释放后主编了一个名为《雪耻》的刊物，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宋庆龄、沈钧儒、史良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她曾同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作为救国会的代表，到南京请愿，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国民政府悍然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君子，她在狱中拒绝敌人的诱降阴谋，坚持爱国无罪的正义立场。法庭上，史良穿着香云纱的连衣裙，水红色压白花，质地温存纤柔，微微透，微微薄，艳惊四座。值得

一提的是，除了李公朴与史良是常州人外，“七君子”的辩护律师也是一位常州人，他就是张太雷的堂兄张志让。张志让早年留学欧洲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是民国著名的大律师，历任北大、复旦等名校教授，新中国诞生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史良和张志让这两位常州籍大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才思雄辩，他们严密的词句和幽默风趣的思辨使得法官们哑口无言。直到七七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史良等才被宋庆龄、何香凝营救出狱。

抗战胜利，史良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会法律顾问，以律师的身份继续为争取民主、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进行着积极的民主革命活动。新中国诞生后，史良担任了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部长，并担任中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常州历史上职务最高的女性。

民国十大才女之二：盛爱颐

盛爱颐（1900年——1983年），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人。是民国十大才女中唯一的实业家，是中国第一个涉足娱乐业的女企业家，上海百乐门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上海交通大学（原南洋公学）校董，是上海最大的资本家——常州人盛宣怀的七女儿。

盛爱颐从小聪明伶俐、见多识广，是盛宣怀最为宠爱的女儿，盛爱颐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她精通英文，能画善绣，写得一手好字。她16岁那年盛宣怀去世，盛爱颐便已是亭亭玉立、如花似玉的豪门闺秀了。盛家子女中，当数四少爷盛恩颐（汉冶萍钢铁集团总经理）和七小姐盛爱颐最有才能和胆魄，他们遗传了盛宣怀的优秀基因。盛爱颐外表柔美秀丽，但内心坚韧刚烈，其桀骜不驯的气质不亚于史良，她一生历经波澜，有三件大事轰动了全国。

第一件事，盛爱颐与宋子文的豪门恩怨。

当时宋子文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当上了盛恩颐的英文秘书，因为宋霭龄原先当过盛家五小姐盛关颐的家庭教师，与盛家上下都很熟。在与盛家接触中认识了盛爱颐，盛爱颐的高贵、美貌和才干另宋子文仰慕，宋子文也长得一表人才，举止谈吐儒雅得体，办事雷厉风行从不误事，很快赢得了盛家人的好感。但盛爱颐的母亲盛宣怀正房夫人庄德华硬是不同意这门婚事，庄德华出身江南第一豪门常州庄家。起初庄夫人觉得小伙子人不错，但得知宋家是广东人，他父亲（宋查理）是教堂里拉琴的，七小姐怎么可以嫁给这样的人家？母亲的反对令宋子文和盛爱颐悲伤不已。1923年2月，平定陈炯明兵变后，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宋子文由宋庆龄引荐步入政坛。孙中山一封封电报催其南下，宋子文认为是个人发展的好机会，于是力劝盛爱颐随宋一起赴广州。盛爱颐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她不想惹母亲伤心，但是内心深处对婚姻自主也充满了向往。最后盛爱颐抓了一把价值昂贵的金叶子（黄金树叶造型的礼金）送给了宋子文，希望日后宋子文革命成功后再来找她。宋子文很感激也很失望，自知从家庭门第上是配不上盛家七小姐，只能在往后的革命中寻找伴侣了。1930年当他再次回到上海时，已是民国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就带着新夫人张乐怡出入公开场合了。张乐怡虽及不上盛爱颐出身那么高贵，但也算是富商之女，美丽大方也不亚于盛爱颐。盛爱颐因此为负心郎宋子文大病一场，她一直到32岁才与庄夫人的内侄庄铸九结婚。

第二件事，中国第一个妇女维权案。

1927年秋天，庄夫人去世，在清理庄夫人的颐养费的部分剩余遗产时。老四盛恩颐节外生枝，具状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要求，要求将早已归入慈善基金的那部分，提出来由盛氏男方五房（即盛宣怀的三个儿子盛老四盛恩颐、盛老五盛重颐、盛老七盛升颐，以及孙子大房的盛毓常、三房的孙子盛毓邮）分掉，这就在家族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盛爱颐不服气，这笔基金已归入公产怎么还可以讨回？如果可以讨回的话，那么按照民国的法律，未出嫁的女子也有继承权，那么就应该分成七份，七小姐、八小姐都应有权分到一份。盛恩颐不同意，于是盛爱颐通过法律途径来为自己和妹妹维权。盛爱颐虽是高墙深院里的大家闺秀，但更是上海滩上的新知识女性。1928年，盛爱颐把他三个哥哥及两个侄子告上了法庭。

案件所涉及的财产对于盛爱颐来说并不多，但她敢于在中国第一个打起维护女权的官司，则充分说明了她的胆识和气概。此案在报界一经曝光，即刻引起极大反响。因为按照中国传统家族析产的办法，女子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民国后讲男女平等，虽然在政府法律条文上已经明确女子也有继承权，但真正实行起来困难颇多，得有人带头才行。所以盛爱颐打的这场官司，是民国以来第一例女权案，而且是出自豪门的案例，其社会意义重大，成为一个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传统制度的改革问题，因而轰动全国。盛家七小姐的维权官司得到了致力于妇女解放和新生活运动的宋美龄宋庆龄的鼎力支持，社会舆论和道义已经倾斜到了盛爱颐的一边。9月5日开庭之日盛况空前，法院宣告盛爱颐胜诉，七小姐盛爱颐和八小姐盛方颐各赢得了金额不多但社会意义极其重大的五十万大洋，从此中国女性的地位和财产继承权利在此就迈向了一个新的时代。

第三件事，创办上海百乐门舞厅，中国第一个涉足娱乐业的女企业家。“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这首著名的“夜上海”之歌，已经唱了80年。这首歌由现代音乐之父常州人陈蝶衣创作，由金嗓子常州人周旋演唱，表现的正是常州人盛爱颐所创办的百乐门舞厅华丽奢靡的盛况。“百乐门”可以说是上海的代表，更是“民国黄金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象征。有诗作赞叹百乐门：“月明星稀，灯光如练，何处寄足，高楼广寒，非敢作遨游之梦，吾爱此天上人间”，从此“天上人间”这个传奇的词语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1932年，盛爱颐用官司赢得的50万大洋建造了一座六层美式风格的大楼，创办了“百乐门舞厅”娱乐公司，时任国民政府的上海市市长亲自出席开张典礼。百乐门舞厅建成后立即成为了上海最负盛名的豪华娱乐会所。张学良等国民党高官经常光顾，宋美龄经常在百乐门举行招待酒会，陈纳德陈香梅的婚礼在此举行，徐志摩陆小曼是常客，卓别林夫妇访问上海时慕名前来跳舞，百乐门也是黄金荣杜月笙等大佬们经常聚会之地。百乐门已经成为上海上层生活的一部分。从盛爱颐创办“百乐门舞厅”，追溯到盛宣怀与中国近代工业，可以发现盛家为发展中国民族产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盛宣怀几乎创办了中国工业的所有第一：第一个钢铁企业、第一个招商局、第一个造船厂、第一个军工企业、第一个重型机器制造局、第一个电信局、第一条国家铁路、第一批轨道交通制造企业、第一批现代化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等等，可以说现在中国所有重工业的基础和脉络全部出自盛家产业。就连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个娱乐场所，竟然也出自盛家小姐之手。盛爱颐同时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

她本身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学）校董，她把盛家愚斋藏书楼的十多万卷藏书全部捐献给了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

民国十大才女之三：吴健雄

吴健雄（1912年——1997年），江苏苏州府太仓县人，核物理学家，素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在β衰变研究领域具有世界性的贡献，曾获美国最高科学荣誉国家科学勋章，其丈夫是华裔美国物理学家袁家骝（袁世凯孙子）。吴健雄是民国十大才女中唯一的科学家。

吴健雄1936年考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1942年在美国与袁家骝博士结婚，1944年参加了美国曼哈顿计划（研制原子弹），1958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75年曾任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女性会长，同年获得美国总统福特在白宫授予她的国家科学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科学荣誉。1982年受聘为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吴健雄以其卓越的贡献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1956年之前，吴健雄已因在β衰变方面所作过的细致精密又多种多样的实验工作而为核物理学界所熟知。1956年李政道、杨振宁提出在β衰变过程中宇称可能不守恒之后，吴健雄立即领导她的小组进行了一个实验，在极低温（0.01K）下用强磁场把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极化（即使自旋几乎都在同一方向），而观察钴60原子核β衰变放出的电子的出射方向。他们发现绝大多数电子的出射方向都和钴60原子核的自旋方向相反。就是说，钴60原子核的自旋方向和它的β衰变的电子出射方向形成左手螺旋，而不形成右手螺旋。但如果宇称守恒，则必须左右对称，左右手螺旋两种机会相等。因此，这个实验结果证实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由此，在整个物理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吴健雄为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打下了实验验证的基础。

吴健雄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吴仲裔在家乡创办了明德女子职业补习学校。由于父母提倡男女平等，吴健雄从小就能与其兄弟一样读书识字吴健雄是吴家出生的第一个女孩。吴健雄自小长得眉清目秀，美丽动人，十分讨人喜欢，在学习方面，吴健雄已显现出颇不寻常的超人智商。

1923年，11岁的吴健雄到离家50公里的苏州第二师范学校去读书。1929年她以最佳成绩由苏州女师毕业，并获准保送进入东南大学前身中央大学。但按当时的规定，师范学生保送上大学需要先教书，服务一年。于是她进入私立中国公学任教并继续学习。当时胡适在该校兼任校长并讲授“清朝三百年思想史”课程。一次考试之后，胡适改完卷子兴奋地对同在公学执教的杨鸿烈、马君武说：“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对清朝三百年思想史阐述得这么透彻，我打了一个100分。”杨、马二人闻言，也说班上有个学生总得一百分。三人分别把这个学生的名字写了下来，拿出来一看，居然都是吴健雄。三位老师开怀大笑：“怪不得她能保送进中大呢！”

1934年，吴健雄即赴美继续深造。此后历经数十年的艰苦奋斗，吴健雄为世界现代物理学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她在博士在读期间就参加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解决了连锁反应无法延续的重大难题，被人们称为“原子弹之母”。她还验证了著名的“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和“β衰变中矢量流守恒定律”，并先后获得了各国政府及世界著名大学颁发的荣誉、学位和奖励等，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物理女王”。

民国十大才女之四：陈衡哲

陈衡哲（1893年——1976年），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人，史学家，中国第一位女教授。

陈衡哲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其他才女的榜样和老师。在她的学生，涌现了一大批后来也成为著名才女的女性，如苏雪林、凌叔华、吴健雄、吕碧城、庐隐、萧红、石评梅、张爱玲、丁玲、谢婉莹、林徽因、冯沅君、袁昌英等等。可以说没有陈衡哲的引导，就没有人才辈出、绚丽多彩的民国才女这一群体。所以陈衡哲不愧为“才女之母”。

陈衡哲出身在世代书香的常州名门，祖父陈梅村是清朝进士。陈衡哲、盛爱颐、瞿秋白、吴祖光等都是远房表亲，他们的母亲们都是出身江南第一豪门的常州庄家小姐。其中瞿秋白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22岁任北大教授），陈衡哲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远房表姐弟一起创造了中国教授史上的纪录。陈衡哲1911年进入上海爱国女校，1914年考入清华学堂留学生班，成为公费留美的女大学生之一。留美期间，先在纽约瓦沙女子大学攻读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学，1918年获学士学位，后进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1920年获硕士学位。

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和国内的陈独秀遥相呼应，高呼“文学革命”，提倡用白话文创作文学作品，陈衡哲以自己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把握和对社会生活的敏锐感悟，才华横溢地挥笔创作，为新文学呐喊助阵。1917年，她用白话文创作第一篇小说《一日》，比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早一年多问世，是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位女作家。1928年胡适为陈衡哲白话小说集《小雨点》作序时称，陈衡哲是他倡导文学革命“一个最早的同志”。1920年，陈衡哲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在北大主教西洋史，同时教授英文。后又在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授，编著出版了《西洋史》、《文艺复兴史》等著作，其中《西洋史》影响最大，被列为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从1927年开始，陈衡哲编著了《中国文化论丛》。

值得一提的是，给陈衡哲一生影响最大有两个人，一个是她的堂姐——常州另一个著名才女陈撷芬，一个是陈衡哲的舅舅——军事家庄蕴宽。

陈撷芬1883年出生于常州一个地主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亲是上海著名“苏报案”馆主陈范，陈撷芬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16岁便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戊戌变法感赋》。陈撷芬在父亲的支持下，在上海创办并主编了一份内容新颖、文风大胆的报纸《女报》。陈撷芬鼓动女权，提倡女学，她文笔优美，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风格泼辣，充满活力。她的代表作有《女权与文学》、《男尊女卑与贤妻良母》、《婚姻自由记》等等。她不仅要求妇女独立、男女平等，而且要求民族独立，显示了非凡的胆识和气魄。为了推动女子教育的发展，陈撷芬应蔡元培之邀，创办了上海爱国女校，并亲任校长，当年陈撷芬年仅19岁。1903年，因“苏报案”发生，陈撷芬赴日本留学，留学期间，陈撷芬与秋瑾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爱国妇女团体“共爱会”，陈任会长。孙中山对陈撷芬非常赞赏和支持，称她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近代新闻事业的先驱。

庄蕴宽生于江南第一豪门常州庄家，是清末明初的著名学者和军事家，他在广西创办陆军干部学堂，国民党著名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都曾是他的学生。庄蕴宽在孙中山时期就任江苏省都督。陈衡哲从小由舅舅庄蕴宽抚养，正是有这样一位思想进步胆魄非凡的舅舅，才造就了陈衡哲这样一个旷世才女。

陈衡哲自幼富有男子气，直言快语，豪爽不羁。但作为一个女人，陈衡哲美貌迷人、风情万种，是在美国留学的男生们争着献殷勤的对象。当年留学美国，和大学者任鸿隽（任叔永）、胡适谈起了三角恋爱，但胡适已有了母亲包办的妻子，作为大孝子，胡适最终没敢违背母命，陈衡哲为此大哭一场。最后任叔永三万里求婚，终于感动上天，捧得美人加才女而归，后来四十多年如一日，任叔永和陈衡哲恩爱有加，白头偕老。

陈衡哲与胡适的传奇恋情、盛爱颐与宋子文的豪门恩怨、陆小曼与徐志摩的悲情恋歌，并称为民国三大爱情史诗。巧合的是，谱写这三大爱情诗篇的居然全都是常州女人。

苏雪林（1897年——1999年），浙江温州府瑞安县人，作家、文艺批判家。 苏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当过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出身于士宦之家，素以贤慧著称，给苏雪林以较大影响。1919年苏雪林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读书期间，受教于胡适、陈衡哲、李大钊等知名教授、学者，同学中又有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追求新思想的才女，在师友的影响下，她的思想也深受震动，发生了很大变化。

1921年秋，苏雪林留学法国，她考入了由常州人吴稚晖在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学习西方文学和绘画艺术。1931年她接受安徽省立大学校长杨士亮之聘，赴安徽大学教授文化史课；同年受聘于武汉大学教授，直至1949年。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基本国文和新文学研究。苏雪林与凌叔华、袁昌英并称为“文坛三女侠”。苏雪林在武汉大学执教历时十八年，1949年到了台湾，应聘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赴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授，1974年退休。

苏雪林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一生为反鲁迅而战。苏雪林性格中常常显露出“善争辩”的特点。文学的讨论和论争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文艺作品问题上，限制在文艺本身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学术之争。而苏雪林与鲁迅的论争与上述情况则迥然不同，从表面上看似笔墨形式，但内容的实质却完全脱离学术，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对立状态和人身攻击。苏雪林反对鲁迅的时间之长，发表文章之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随着时局的变化，苏雪林与鲁迅在思想上的分歧愈来愈大，其言辞也愈来愈激烈，真可谓“嬉笑怒骂，兵戈相见”。苏雪林在《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鲁迅用词当然也是一如既然的刻薄，双方语言都毫无遮拦，已然没有了应有的风范。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苏雪林连续写了多篇文章《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反鲁迅无论从内容及语言上都十分激烈。1949年，苏雪林到台湾后，她对鲁迅的态度便可想而知了。从五十年代开始，不停地撰文，继续她的“反鲁事业”。

苏雪林著作

民国十大才女之六：陆小曼

陆小曼（1903年－1965年），翻译家、文学家、画家，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人。

陆小曼，可以说是民国十大才女中最为传奇，最有才华，人生最为坎坷，名气也最大的一位。她一生追求自由、坚持正义、不屈苦难，哪怕被误解被争议也保持着自身独立的人格。陆小曼兴趣广泛、天文地理科学戏曲无所不通，精通英、法、德三国语言，读书过目不忘，天生丽质、美貌出众、气质如兰，而且性格高傲。在北京的大学时代，人称“皇后”。

陆小曼父亲陆子福（1873年-1930年），又名陆定，常州武进人，晚清举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是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弟子。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陆定任财政部赋税司司长、中华储蓄银行行长。陆小曼母亲吴曼华，是常州白马三司徒中丞第（副宰相）吴耔禾之长女，外祖父吴光悦，是清朝江西巡抚。吴曼华多才多艺，对诗词绘画和古文学都有很深功底。

陆小曼幼时是在上海度过的。6岁赴京，7岁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9岁到14岁在北京女子中学读书，后转入法国北京圣心学堂，同年，陆定为她请了一位英国女教师教授英文。陆小曼生性超级聪慧，过目不忘，又肯勤奋学习。十六七岁已精通英、法两国语言，弹得一手好钢琴，并长于绘画。学生时代的陆小曼，不仅才能出众，美丽含苞欲放，初露魅力。她既上海姑娘的聪明活泼，又有北京姑娘的秀丽端庄。在学校里，大家都称她为“皇后”。她每次到外出活动时，中外大学生往往有前后数十人，给她拎包持衣，而她则高傲至极，对那些人不屑一顾。

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圣心学堂推荐一名精通英语和法语、年轻美貌的姑娘去外交部工作，陆小曼成为当然之选，从此陆小曼便成为顾维均的英法文随行翻译。18岁时，陆小曼逐渐名闻北京社交界。她能诗善画，能写一手蝇头小楷，能唱歌能演戏，而且热情、大方、彬彬有礼，更能引人好感的是她那艳丽动人的笑容、轻盈的体态和柔美的声音。陆小曼在三年的外交部翻译工作中，屡屡显出她机警、爱国的一面。因为当时翻译不仅仅把对方的话译出来就算了事，还须随机应变。她看到外国人有蔑视华人的语言行为，就以牙还牙，巧妙地对付。可以说陆小曼在少女时代已经完美地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女性的才华和美貌，这种展示比日后在社交界大出风头的宋美龄还要早10多年。

才貌双全、活泼机智的陆小曼就是金庸笔下黄蓉的原形，而且陆小曼生平事迹也成为了一代言情作家琼瑶笔下浪漫传奇的爱情故事。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金庸和琼瑶都是徐志摩陆小曼的远房亲戚。金庸的母亲是徐志摩父亲的堂妹（所以徐志摩是金庸是表兄），金庸的堂姐又嫁给了琼瑶的舅舅（所以金庸是琼瑶的舅叔公），而琼瑶的外公则是是中国第一任交通银行行长常州人袁励衡（袁励衡之弟常州人袁励准是宣统皇帝的末代帝师），出生常州豪门的袁励衡袁家与陆小曼的母亲吴家又有联姻关系。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离奇的亲戚循环套：徐志摩——金庸——琼瑶——袁励衡——吴曼华——陆小曼，这和另一个常州豪门庄家有趣的亲戚链相辉映：庄蕴宽——盛宣怀——陈衡哲——瞿秋白——吴祖光——庄逢甘、庄逢辰（中科院兄弟院士）。而且琼瑶的母亲和阿姨们也都是常州知名的才女，琼瑶的大姨袁晓园是中国第一个女税务局局长、中国第一个女外交官，她与著名语言学家常州人赵元任共同创造了汉语拼音；琼瑶的小姨袁行庄是著名的女作家，代表作有《新儿女英雄传》。正所谓“世界不大真不大，究竟多小请围观”！

1922年，陆小曼19岁了，人越来越漂亮，身材也越显婀娜娉婷。在这一年，她离开学校，奉父母之命与王赓（常州府无锡县人）结婚。王庚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普林斯顿大学19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后，再入美国西点军校但学习。在这桩婚事中，陆小曼完全是被动的，她觉得自己和王赓之间在性情和爱好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结婚第三年，王赓被任命哈尔滨警察局局长，王赓要小曼随同前往，陆小曼就到哈尔滨住了一段时间。据说由于陆小曼当时是名满京城的社交界人士，因此她到哈尔滨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她的海报。由于性情不投，结婚半年后，两人失和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此时徐志摩似天外来客，闯进了陆小曼心扉。

徐志摩奉父母之命与张幼仪结婚后，深深感到和妻子之间缺乏感情。张幼仪是个贤淑的女人，但不适合徐志摩这样的浪漫诗人。1922年3月，徐志摩在柏林与张幼仪离婚。1920年至1921年间，徐志摩在伦敦认识了林徽因，这才是他想像中的理想女人，美丽、纯洁、天真、活泼。他们两人在英国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回国后，他仍忘不了这个清新脱俗的“林家女孩”。但林徽因回国后经过权衡，即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婚。泰戈尔来华期间，徐志摩得以和林徽因再次接触，重燃旧情。但林徽因此时心意已决，不久便和梁思成共赴美国求学。徐志摩因此灰心到了极点。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徐志摩遇到了同样忍泪度日的陆小曼。他们的相遇，使他们的忍泪和灰心渐渐化成了愉悦和希望，这段万众瞩目的惊天爱情就此拉开了序幕。

至于陆小曼和徐志摩相识的场合，大致是在舞会上。他们两个，一个是貌美如花的江南才女；一个是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一个是朵含露玫瑰，一个是抒情的新诗，干柴碰上烈火，怎么会不迸发出爱情的火花？陆小曼原来沉静的心中掀起了波澜，丈夫虽然也受过高等教育，但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武夫，不懂女人心理，不会讨其所好。亲切的志摩为她打开了一扇美丽的窗，一个能写浪漫爱情诗篇的诗人，一个风度翩翩的风流才子，更不容易的是他能读懂小曼内心痛苦而深沉的世界。因此陆小曼与徐志摩费了半生的周折终于走到了一起，帮他们联姻的是著名画家常州人刘海粟，为他们证婚的是梁启超。

徐志摩陆小曼结婚以后回到了上海，上海是陆小曼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她在上海的生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出生到7岁赴京前是她在上海的童年生涯。1926年与徐志摩婚后去海宁硖石之前在上海小住，是她与上海的第二次握手，那次尽管时间短暂，但陆小曼的心是涂了蜜的，因为身边有一个苦苦等候和追求的伴侣。1927年到1931年徐志摩失事前为一个阶段，那时她的生活是奢侈而放任的；1931年徐志摩失事后到1949年为第二阶段，她受到剧烈震动，人变得消极而沉寂；解放后为第三阶段，她重新振作起来，获得新生。陆小曼惊世骇俗的感情世界不为当时主流社会所接纳，从证婚人梁启超开始，包括徐志摩父母，还有一些保守顽固的社会舆论，都对陆小曼负有偏见。而对徐志摩的去世，对陆小曼的打击不光是个人的精神摧残，还包括有整个圈子对陆小曼的控诉了。

1931年11月11日，徐志摩搭乘张学良的专机飞抵南京，于13日回到上海家中。18日，徐志摩乘早车到南京，住在何竞武家。徐志摩本来打算乘张学良的飞机回北京，临行前，张学良通知他因事改期。徐志摩为了赶上林徽因那天晚上在北京协和小礼堂向外宾作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讲演，才于第二天，即1931年11月19日，迫不及待地搭乘了一架邮政机飞北京。登机之前，他给陆小曼发了一封短信，信上说：“徐州有大雾，头痛不想走了，准备返沪。”但最终他还是走了。因大雾影响，飞机于中午12时半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机上连徐志摩共三人，都刚届36岁，无一生还。时年陆小曼29岁。

陆小曼在万国殡仪馆中，哭晕数次，清醒后，便坚持要去山东党家庄接徐志摩的遗体，被朋友们和家里人死命劝住了。徐志摩的遗体从济南运回上海后，陆小曼见到了现场唯一的一件遗物：一幅山水画长卷。这幅画是陆小曼于1931年春创作的，堪称陆小曼早期的代表作，风格清丽，秀润天成。更为珍贵的是它的题跋，计有邓以蛰、胡适、杨铨、贺天键、梁鼎铭、陈蝶野诸人手笔。徐志摩把这张手卷随带在身，是准备到北京再请人加题，只因手卷放在铁箧中，故物未殉人。陆小曼看着这张画卷，想到徐志摩的种种好处，泪水涟涟，百感交集。自此，她一直珍藏着这幅画，如同保护自己的生命。徐志摩失事后，陆小曼受的打击最大，遭受的批评也大，徐志摩的一些朋友不愿再跟她来往。徐志摩的朋友们认为是陆小曼不肯北上才导致悲剧上演。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不再出去交际。从此陆小曼不修边幅、蓬头散发，似乎一下老了好几十个年头。陆小曼对徐志摩的思念之情，我们还可以从她在徐志摩死后的几篇文章中看到。在徐志摩死后一个多月，陆小曼写了《哭摩》，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悲伤痛苦跃然纸上。1964年秋10月，陆小曼住进了医院，陆小曼住院时，隔壁病房正好住着老朋友刘海粟。两人在病房里碰到，真是感慨万

千。他们聊起了已经遥远的往事，聊起了在地下已经三十余年的志摩，聊起了当年的那些朋友。临终前几天，陆小曼嘱咐堂侄女陆宗麟把梁启超为徐志摩写的一副长联以及她自己的那幅山水画长卷交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先生，《徐志摩全集》纸样则给了徐志摩的堂嫂保管。1965年4月3日，一代才女、旷世佳人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过世，享年63岁。

陆小曼的一生，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从少女时代孤芳自赏众星捧月的公主皇后生涯到被人追捧、簇拥的社会名流生涯；后半部分，则是在徐志摩死后，整顿衣裳起敛容，荆杈布裙素面天，洗尽铅华，戒烟作画。这样的她，正是徐志摩生前所希望看到的。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胡适说：陆小曼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郁达夫说：陆小曼是一位振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 刘海粟说：陆小曼的旧诗清新俏丽，文章蕴藉婉约，绘画颇见宋人院本的常规，是一代才女，旷世佳人。

徐志摩说：她一双眼睛也在说话，睛光荡起的心泉秘密。

民国十大才女之七：凌叔华

凌叔华（1900年－1990年），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人，文学家，画家。

凌叔华生于北京的一个仕宦与书画世家。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出身翰苑，光绪十九年中举人，与康有为同榜进士，历任清朝天津知府、保定知府、直隶布政使等职。他精于词章、酷爱绘画，曾与齐白石、王梦伯、陈半丁、陈寅恪等著名画家过从甚密。这种家庭，使她从小便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自小她就拜了著名的女艺术家、慈禧太后的画师缪素筠为师，还受到文化界一代怪杰辜鸿铭的教育。在七八岁时，曾拜著名山水兰竹画家王竹林为师，后又从女画家郝漱玉习画，这使她的绘画技术有了坚实的基础。当她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她的写作才华像第一枝出水的芙蓉，文采超众，引人注目，其作文常在校刊上发表。1922年二十二岁那年，她考入燕京大学，与谢婉莹为同学，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和日文。

1928年凌叔华与丈夫陈西滢（常州府无锡县人）到武汉大学当教授。此时，凌叔华与苏雪林、袁昌英结为好友，三个人在文学创作上盛极一时，有“珞珈三杰”之誉。凌叔华才貌双全，气质高雅，令世人歆羡。凌叔华为人亲和力极强，

她与胡适、徐志摩等一批名士情谊颇厚。凌叔华将绘画当作事业来追求，她一生举办过许多次画展，大学刚毕业，她的画作便参加了国际画展，五十年代后，她在巴黎、伦敦、波士顿、新加坡等地举办过多次画展。

凌叔华的性格，不像林徽因那样虚荣任性，也不像谢婉莹（冰心）矜持理性。她温顺随和，但又掺入一丝心机和俗气。她的小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独放异彩，经久耐读，随着社会前进读者将与日俱增。但日后的“八宝箱”事件和“太太的客厅”事件，使得凌叔华、林徽因、谢婉莹这三位才女在纠葛中暴露了各自弱点，可谓三败俱伤，充分展示了她们争风吃醋、心胸狭隘、争名夺利的灰暗一面。而真正受到伤害的另一位才女陆小曼则显得大度坦然、从容自信、淡薄名利。

多情的徐志摩与凌叔华也有着情感的纠葛。徐志摩的“八宝箱”曾两次寄存于凌叔华。第一次就是1925年徐志摩外出旅行那一次，当时他与陆小曼的恋情引来满城风雨，徐志摩打算去欧洲避避风头。行前要将装有日记文稿和陆小曼的两本初恋日记的小提箱、即所谓“八宝箱”交予自己最信赖的人保管。因当时陆小曼处境同样不好，而且箱内有“不宜陆小曼看”的东西，于是便交到了凌叔华手中。据凌叔华证实，那里面有不少牵涉是非处，其中也有一些陆小曼批评林徽因的话语，也有关于胡适和张歆海的闲话。除了陆小曼的这两本日记和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坐西伯利亚铁路途经俄国时写的几篇稿件之外，“八宝箱”里新添的什物还有徐志摩写于1925年和1926年间的两本日记及他两次欧游期间写给陆小曼的大量情书——大部分是英文的，文笔极其优美。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丧生，有关这个小箱子的秘密也被宣扬了出去。徐志摩一生风流，对他的私人日记及他和女友们往来的书信，很多人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纷纷打起了这个“八宝箱”的主意。当然，最想得到这个小箱子的两个人还是陆小曼和林徽因。照理说这个“八宝箱”当然归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所有，但“爱忠诚，爱自己的家胜过一切”的虚伪的林徽因不知何故，似乎比陆小曼更想得到这个箱子。林徽因于是亲自登门到史家胡同凌叔华的寓所向凌叔华索取，不料遭凌叔华婉拒。只好转而求胡适帮忙。胡适以编辑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凌叔华，要凌叔华交出“八宝箱”。凌叔华很勉强地把“八宝箱”交给胡适差来的信使。但胡适从凌叔华手中接过了这个小箱子，并没有送给陆小曼，而是送给林徽因。在得到“八宝箱”18天后，胡适又紧接着写信给凌叔华，责备她把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藏为“私有秘宝”，并指出她的这一做法开了私藏徐志摩书信的先例，会影响到全集的编纂工作。“八宝箱”公案也因此在凌叔华和胡适、林徽因等几位朋友的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凌叔华最后发现胡适把日记交给了林徽因，而非陆小曼，感到很对不起徐志摩。凌叔华曾写信给胡适说：“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入林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陆小曼初恋时日记两本，牵涉是非不少，这正如从前不宜给陆小曼看一样不妥”。

陆小曼曾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别人”是谁，陆小曼既不便明说，其实知道得也不很确切，不过总不外乎林徽因和凌叔华两人。然而，林徽因否认私存了些日记，凌叔华也否认自己私藏了“八宝箱”内的任何东西。本来还算得上是朋友的凌叔华与林徽因、陆小曼却因为“八宝箱”事件而交

恶，三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如今，与“八宝箱”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这段由一个箱子引发的迷案，也慢慢成为历史长河中又一个再也不可能解开的谜团。

“八宝箱”案，皆源于众才女们都想拥有编纂《徐志摩全集》的专利。除了陆小曼名正言顺和大度坦然之外，林徽因和凌叔华还幻想着徐志摩的恋爱史中有她们的重要地位，都想把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所以名利和虚荣真是害人啊，哪怕是旷世才女也不例外。

民国十大才女之八：谢婉莹

谢婉莹（1900年─1999年），福建福州长乐县人，儿童文学作家、诗人、翻译家。

《小菊灯》，这篇收录在中学语文教材里的文章就是出自冰心之手，文笔清新婉约。谢婉莹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为意，自取笔名为“冰心”，被称为“世纪老人”。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谢婉莹出生于福州一个具有爱国和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她父亲谢葆璋参加了甲午战争，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后在烟台创办海军学校并出任校长。1913年谢婉莹随父迁居北京，1918年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爆发，谢婉莹被推选为大学学生会文书，在爱国学生运动的激荡之下，她于1919年8月的《晨报》上，发表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后者第一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由于作品直接涉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很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之后所写的《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问题小说”。其间，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谢婉莹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她的作品多围绕着母爱、童心和自然三大主题，构筑了冰心思想内核——以爱为本。代表作有《超人》、《烦闷》、《繁星》、《春水》等。

1923年，谢婉莹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出国留学前后，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寄小读者》的通讯散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1926年谢婉莹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1929年6月15日，谢婉莹与学成归国的吴文藻博士在燕京大学举行婚礼，司徒雷登主持了他们的婚礼。成家后的谢婉莹，仍然创作不辍，作品尽情地赞美母爱、童心、大自然，同时还反映了对社会不平等现象和不同阶层生活的细致观察，纯情、隽永的笔致也抒发着含蓄的嘲讽。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1931年的《分》和1933年的《冬儿姑娘》，散文优秀作品是1933年的《南归──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等。1932年，出版《冰心全集》分三卷本（小说、散文、诗歌各一卷）。

[size=+0]冰心、庐隐与林徽因并称为“福州三大才女”。其中谢婉莹（冰心）与林徽因从世交到仇敌，倒有着一段有趣的经历，这就是“太太的客厅”事件。

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搬到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由于夫妇二人所具有的影响力，再加上林徽因的美貌风骚，很快围聚了一批圈子里的文化精英，如与林徽

因暧昧不清的诗人徐志摩、因林徽因终身不娶的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多情种子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和萧乾等等。这些文化精英通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指点江山、坐论天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

但还有一些学者精英，特别是所有的女性精英，不但不把林徽因放在眼里，还对此予以嘲讽。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是林徽因缺乏妇女的幽娴品德，爱慕虚荣，而且林徽因的美貌与才华也被过于夸大。没有梁思成，林徽因不过是一个“向往资产阶级自由化生活方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爱哗众取宠的主妇”而已。谢婉莹在1933年10月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的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有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与虚幻的鲜明色彩，这“三虚”人物的出现，对社会、对爱情、对己、对人都是一股颓废情调和萎缩的浊流。谢婉莹以温婉伴着调侃的笔触，对此做了深刻的讽刺与抨击。金岳霖后来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是指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在亡国危机环境中还热衷于虚荣和攀比，而林徽因将这种虚荣发挥到了极致。谢婉莹的丈夫著名学者吴文藻（常州府江阴县人）与梁思成同为清华1923级毕业生，且二人在同一寝室，属于真正的铁同窗。而谢婉莹林徽因皆福建同乡，都受教于陈衡哲教授，应该说早年谢婉莹与林徽因应该是情同手足。她们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生活照。从照片上看，几个人正在泉水边野炊，谢婉莹着白色围裙，手握切刀正在切菜，而林徽因则在冰心的背后，微笑着面对镜头。但自从谢婉莹的《我们太太的客厅》出版后，林徽因再派人送给谢婉莹一坛子山西老醋之后，二人便成为了仇敌。

谢婉莹曾解释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写的并不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她的照片”。但后来的学者研究认为，谢婉莹说“太太的客厅”是指陆小曼尤显荒唐。小说写作的背景是北平，而陆小曼当时远住上海，陆小曼的客厅多是社会名流与名媛，与小说描述的客厅里是文化精英与学者不符。还有，陆小曼并无子女，倒是林徽因有一个小名叫冰冰的女儿，而小说中的女儿名曰“彬彬”。而且《我们太太的客厅》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有趣的文字：“这帮名流鸿儒在太太的客厅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尽情挥洒各自的情感之后星散而去。那位一直等到最后渴望与我们的太太携手并肩外出看戏的白脸薄唇高鼻子诗人，但随着太太那个满身疲惫、神情萎靡并有些窝囊的先生的归来与太太临阵退缩，诗人只好无趣地告别客厅，悄然消失在门外逼人的夜色中，整个太太客厅的故事到此结束。”这段刻薄有趣的嘲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心胸狭隘、心高气傲的林徽因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当即派人送了一坛山西老醋给了谢婉莹，谢婉莹的自尊心大受打击，谢婉莹和林徽因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继“八宝箱”事件大受打击之后，“太太的客厅”陆小曼又备受牵连，到底这个客厅是陆小曼的还是林徽因的，还真有疑点。因为陆小曼的前夫王庚和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的确都属于整天疲惫萎靡而且有些窝囊的类型，而且她们的客厅都是名流如潮，在陆小曼还没和王庚离婚之前，白脸高鼻子诗人徐志摩也曾在她的客厅等到花都谢了的夜晚。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到底是哪位太太的客厅？谁也

说不清。谢婉莹暗地里嘲讽林徽因，明着栽赃陆小曼，其心计可见一般，而林徽因的送醋可以看出她任性和狭隘，陆小曼则因徐志摩的离世而对凡尘俗事表现出了一种超然的态度。

民国十大才女之九：林徽因

林徽因（1904年—1955年），福建省福州闽侯县人，是中国第一个女建筑学。

林徽因祖父林孝恂是清朝进士，历官浙江金华、孝丰等地，父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诗文，工书法，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林徽因生于杭州，1912年随父林长民由杭州迁往上海，1916年全家迁居北京。1920年7月，随父林长民赴欧洲，到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等地旅行，同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伦敦圣玛利女院学习。1921年回国在培华女中读书。1922年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恋爱。1923年6月与梁思成同去美国留学，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课程。1927年毕业，获美术学士学位。1928年3月与梁思成赴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婚后去欧洲考察建筑。1929年在东北大学建筑系讲授《雕塑史》，林徽因精通英文，也教授专业英语。张学良出奖金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中奖。1949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工作，1951年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设计纹饰和浮雕图案。林徽因除建筑论文外，还创作大量文学作品，有《九十九度中》等。

1931年，她受聘于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次年，为北平大学设计地质馆和灰楼学生宿舍。在此后数年中，她多次深入晋、冀、鲁、豫、浙各省，实地调查勘测了数十处古代建筑，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有关建筑的论文和调查报告，还为署名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写了绪论。这是一本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必读的重要工具书。在林徽因的著作中，建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作家的文学气质揉合得浑然一体。她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不仅有严谨的科学内容，而且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和赞美祖国古建筑在技术和艺术方面的精湛成就，使文章充满诗情画意。而在文学作品中也常用古建筑的形象作比喻。如《深笑》一诗中，就以古塔檐边无数风铃转动的声音，比喻笑声的清脆悦耳，直上云天，既贴切，又新颖，别具一格。由于她兼通文理，在建筑学和文学创作上都显露出惊人的才华，所以在30年代林徽因与冰心、庐隐并成为“福州三大才女”。

颠沛流离的生活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使她肺病复发。在病榻上，她通读了廿四史中有关建筑的部分，为写《中国建筑史》搜集资料，经常工作到深夜。几年中，她协助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建筑史图录》稿，初步实现了他们在学生时代就怀有的心愿。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全家于1946年8月回到北平。1948年5月清华大学所在的北平郊区解放了。解放军包围古都北平。林徽因夫妇想到城内无数巍峨壮观、雕梁画栋的古建筑也许将毁于战火，忧心如焚，寝食不安。1949年初，东北野战军军部突然造访，摊开北平军用地图，要求他们用红笔圈出一切重要文物古迹的位置，以便万一大军被迫攻城时尽可能予以保护，这使梁思成和林徽因十分感动。他们立即应解放军的请求，编写

《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此书后来演变成为《全国文物保护目录》。新中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编录和保护工作就是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而始。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和“保护北京古城规划”多次遭到批判。这场大批判中，意识形态是罪魁祸首，郭沫若等人则是受人指使的刽子手。在拆毁明北京古城墙时，梁思成和林徽因抚砖痛哭。

1950年，她被任命为北京计画委员会委员，对首都城建总体规划提出了有远见的意见。她以极大的科学勇气和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的错误主张，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并提出修建“城墙公园”这个既能保存古文物又可供人民憩息的新设想。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城楼和牌坊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担起了拆除城墙的工作，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后不久，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正面的激烈冲突。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她（指林徽因）指著吴晗的鼻子，咆哮般地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牌楼今日早已随著文化浩劫一同烟消云散，但林徽因当日的河东狮吼，必将永远环绕在每一名具有良知血性的中国学者心头。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下，林徽因的病情急剧恶化，最后拒绝吃药救治，于1955年愤然吐血离世。而吴晗最终也在文革中因《海瑞罢官》事件而受到四人帮的迫害而吐血自杀，正所谓“出来混终究还是要还的”。

“太太的客厅”里作为中心人物被爱慕者如众星捧月般包围的是她；穷乡僻壤、荒寺古庙中不顾重病、不惮艰辛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的也是她；早年以名门出身经历繁华，被众人称羡的是她，解放后繁华落尽困居农庄，亲自提瓶上街打酱油的还是她；爱慕虚荣、向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生活方式的是她，中年时一贫如洗疾病缠身仍执意要留在祖国的又是她；与众才女们争风吃醋和与众才子们风花雪月，却又耐得住学术的清冷和寂寞。。。就是这样的林徽因，已经无法有语言来描述其身上的美丽和信念。

在此说一些多余的话，在我心目中才貌双全的完美才女只有两位，一位是陆小曼、一位是林徽因。因为只有她们两人，才能把美貌、才华、良知、坚强、性情演绎得如此完美。陆小曼与林徽因都是红颜薄命，虽然前半生她们都爱慕虚荣、热衷被追捧，但在她们的后半生都穷困潦倒一贫如洗，其实她们只要学学郭沫若、谢婉莹等文人取巧于权势，服务于政治，她们的处境马上可以改观。陆小曼精通英法德三国语言，陆小曼在给顾维均做翻译时其爱国而得体外交方式而被列入外交翻译的教材。陆小曼在徐志摩离世后，独自编纂《徐志摩全集》，在寂寞和冷清的作画中度过余生，与浮华靓丽的前半生形成鲜明的对照，改变一种生活方式是如此地艰难，何况是从天堂落到人间，后来的陆小曼曾多次拒绝胡适等人的诱惑和资助，独善其身。而林徽因更是不畏强权，窝囊的老公被气得痛哭流涕，自己则挺身而出河东狮吼，最终吐血而亡。可惜的是，两位旷世才女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交恶，最终老死不相往来，实则为一大憾事。

民国十大才女第十位：张爱玲

张爱玲（1920年—1995年），上海人，作家。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租界，家世显赫，祖其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长女。张爱玲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1944年张爱玲与大汉奸胡兰成交往并姘居，成为一生之历史污点。1995年9月8日，张爱玲病逝在美国。享年75岁。

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个超级异类。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张爱玲的文字和她的思想一样，悲观而颓废、世俗而势利，甚至还有一点邪恶。但是能将世俗丑陋的一面表达得如此精致的无第二人可以相比。

张爱玲系出名门，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不过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剩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或许这是导致张后来的作品充满悲观跟势利的主要原因。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就是这些近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反复地提醒着我们所有现今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得以长存于人间。至于她本人亦是斤斤计较的市侩小女人。

张爱玲离开了父亲逃到了母亲那里，母亲给了她两条路，让她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毅然选择了后者，然而，母亲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而母女间的矛盾也在一天天间慢慢地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形式在一天天间激化。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于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那一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却成为她的成名作，替张爱玲向上海文坛宣布了一颗夺目的新星的来临。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更奠下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地位。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其中《太太万岁》、《不了情》、《哀乐中年》、《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色戒》等名作更是被搬上电影屏幕而轰动一时。

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却恋爱了。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汪伪政府的文化部部长的大汉奸胡兰成。张爱玲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战后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如昔，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潜逃温州，因而结识新欢范秀美。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的时候，胡兰成早把张爱玲玩腻味了。张爱玲没能力改变什么，她告诉胡兰成她自将

萎谢了。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心，她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亦随之而逝。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始终没再写出像《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在1945年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张爱玲榜上有名，这全拜胡兰成所赐。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于1944年，分手在1947年，只有短短三年，却是张爱玲一生中留下历史污点的重要一页。《色戒》描述的就是一位知性女子与汉奸部长的一段离奇的爱情故事，也隐射了张爱玲矛盾悲观的性情。

张爱玲的确是有才的，但她的势利和所谓的惊世骇俗已经蒙蔽了她对基本善恶的判断。宁做“汉奸妾”，也不愿去追求阳光清新的未来。这与现在“宁愿躲在宝马车里哭泣”倒真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