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1910年之冬

　　在诸多烈性传染病中，鼠疫足以令人闻之色变。这种又被称为“黑死病”的瘟疫，在人类历史上夺去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 　　1910年冬季，曾经让欧洲人惊恐万状的鼠疫，突然袭击了中国东北地区，数万人随之倒毙。 　　然而，正当人们以为哈尔滨将成为“死亡之城”时，来势凶猛的鼠疫却被成功地扑灭。走过1910年的冬天，防疫医学刚刚蹒跚起步的中国，第一次站在了国际流行病学界的讲坛上…… 　　●土拨鼠引发的灾难 　　1910年10月8日，地处中俄边界的满洲里报告了一例死亡病例：一位来自山东的王姓农民，因头晕、发热、咯血而暴亡。医师调查发现，死者病发前曾剥食过一只旱獭。 　　难道死者的暴毙与小小的旱獭有关？正当医师们对此迷惑不解之际，因同样病情致死的病例，却在短短一个月内，从每天一两例，骤然增加到十多例。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病例，医师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让他们不寒而栗的名词——鼠疫。 　　然而此时，满洲里的边贸市场上，旱獭的买卖依旧火爆。这种俗称土拨鼠的啮齿类小动物，不但可以食肉，而且皮毛光滑柔软，经染色后几与貂皮相媲美。出于这种原因，旱獭皮的价格逐年暴涨，1907年还是0.3卢布（0.12美元）一张，1910年就涨到1.8卢布（0.72美元），3年时间上涨了6倍。而通过满洲里出口的旱獭皮，也从1907年的70万张，飙升至1910年的250万张。在利益的驱动下，前来东北开荒的流民纷纷加入到猎捕旱獭的行列。没有人想到，就在对旱獭的大肆捕杀中，原本只存在于动物界的鼠疫杆菌悄悄地传染给了人类，并酿成人间灾难。 　　疫情在这座边境小城的商店、妓院和客栈里迅速传播，并开始沿着铁路蔓延。它的下一个目标是繁华的商业都会——哈尔滨。 　　●恐怖笼罩的冬天 　　11月7日，哈尔滨发布第一例疫情报告：两名来自满洲里的劳工在傅家甸的一家客栈突然死亡。死前两人症状相同，都是咳嗽、发热、咯血，而且职业相同——猎捕旱獭。 　　在哈尔滨，以铁路为界，分成“道里”、“道外”两个区域。道外以傅家甸为中心，属于中国人的聚居区。这里的客栈设施简陋，密不透风，麇集着垦荒和捕猎的流民。疾疫就是从这里扩散，最终弥漫全城的。当时哈尔滨拥有10多万人口，“每日死亡在百人”。 　　巨大的恐慌笼罩全城，惶恐不安的市民纷纷乘火车南下避难，疫情也随之在东北三省迅速蔓延，大量人口被夺去生命。据1912年东三省防疫事务管理处的统计报告，流行于1910年的东北鼠疫，造成黑龙江省死亡14636人；吉林省死亡22222人；奉天省（今辽宁省）死亡7114人，三省总计死亡43972人。 　　疾疫肆虐，死者枕藉，千里之外的京师也感受到由此引发的恐慌。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记述说，“各国人士皆畏与华人往来”，连使馆区聚集的东交民巷， 亦限制华人入内”。 　　死亡和恐慌迫使东三省的社会生活陷于停顿。上海发行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1911年1月21日称：“中国北方感受极大的惊恐，政治和商业都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让清政府更感焦虑的是，俄日列强以保护侨民为由，乘机要求与中国共同主管防疫。假若中国防疫不力，不仅疫情，连东北的行政管辖权也将无法控制。鉴于情势复杂，清政府交由外务部负责处理东北疫情。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控制疫情，否则东北的局势将不堪收拾。然而此时，外务部最迫切的是要找到一个能够主持东北防疫事务的合适人选。 　　●来自南洋的医学博士 　　1910年12月18日，一封电报由北京外务部发往天津。发电人是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电人是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 　　在曾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施肇基看来，有资格去东北主持防疫的人，不仅要受过完整严格的西医学训练，而且要对细菌学、流行病学有一定造诣。而这个人，非伍连德莫属。 　　这时，年仅31岁的伍连德由南洋来到中国不过两年有余。他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县），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189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习医，190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后，伍连德返回马来亚开设私人诊所，并在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疟疾和脚气病的研究。1907年，受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聘，他挈家北上，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接获施肇基的急电，伍连德立即束装赶赴疫区。随他前往的除两名助手外，还有一台贝克显微镜。 　　12月24日傍晚，火车徐徐驶入风雪交加的哈尔滨，伍连德生平第一次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 　　●抗争的冬天 　　伍连德是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来到哈尔滨的。而此时，冰天雪地的哈尔滨，疫情却不断扩大，每天丧生的多达数百人。 　　面对来势汹汹的瘟疫，尽管所有的医师都相信是鼠疫，但究竟是不是鼠疫，又属于哪种鼠疫，并不明确。伍连德首先要做的，就是查明瘟疫的真实面目。 　　就在抵达哈尔滨的第三天，一位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子在傅家甸染疫暴亡。伍连德立即对死者进行了病理解剖和血样化验。当椭圆形的病菌清晰地呈现在贝克显微镜下时，他不由得屏住了呼吸——正在东北蔓延的瘟疫，就是被欧洲人称作“黑死病”的肺鼠疫！肺鼠疫经由咳嗽或喷嚏喷出的飞沫传染，人群普遍易感。感染者往往发热、咳嗽、咯血，不出两三天即告死亡。由于死者全身皮肤发绀呈黑紫色，故又称“黑死病”。 　　伍连德火速向施肇基发去急电，要求管制交通、隔离疫区、增派医务人员。在这个风雪弥漫的冬天，东三省迅速掀起一场与死神的抗争和较量。 　　南满铁路停驶，东清铁路停止售票，到1911年1月，所有进出山海关的列车一律中断。 　　检疫所、防疫所分设于各铁路车站和港口码头，过往商民，“节节截留，一体送所检验，过七日后方准放行”。 　　由医师和巡警组成的搜查队，开始逐街逐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感染者立即送往防疫医院，其住所一律封闭、消毒。戏院、客栈、妓院等流动人口密集的场所，更受到严格清查。 　　在抗生素没有被发明以前，隔离是控制鼠疫最有效的方法。伍连德将防疫总部设在傅家甸，请调军队对这个疫情的重灾区予以强制性隔离。他还向中东铁路公司借了120节火车车厢，收容那些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的疑似患者和与鼠疫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 　　与死神的抗争毕竟是惨烈的，许多医护人员因此献出生命。长春隔离所，19名职员中有18名殉职。仅长春一地，先后牺牲的医务工作者就有166人。来自苏格兰的嘉克森医师在皇姑屯车站检查疫情时，也不幸染疫身亡。去世时，他年仅26岁，来华还不到1个月。 　　1911年1月31日，中国传统的大年初一。就在这一天，疫情出现了转折性变化——傅家甸的死亡人数开始下降。当严寒走到尽头，处在死亡威胁中的人们也终于看到了曙光。 　　3月1日午夜，傅家甸第一次发布死亡人数为零的报告，防疫总部一片欢腾。几天后，傅家甸的强制隔离宣告解除。 　　伴随着雪消冰融，在东北三省持续肆虐了4个多月的鼠疫，渐渐平息。 　　●严冬过后 　　当经历死亡劫难的东北迎来春天，国外一些著名的流行病专家也陆续抵达奉天（今沈阳），他们将在这里召开一场关于鼠疫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施肇基电告伍连德，催他南下奉天，主持大会。 　　1911年4月3日至26日，“万国鼠疫大会”在奉天举行，与会学者来自英、美、法、德、俄、日等11个国家。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伍连德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他用中、英、法、德四种语言主持了会议，重点介绍了中国东北防疫的经验和做法。 　　对这次东北鼠疫，大会就传染源、传播途径以及管制交通、隔离疫区等达成基本共识。这些共识，与伍连德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是分不开的。 　　7月，伍连德赴满洲里和中蒙边界实地考察，撰成《旱獭（蒙古土拨鼠）与鼠疫关系的调查》一文，发表于英国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上。1923年6月，伍连德再度赴中俄边界考察，进一步确认：旱獭之间可通过空气传播鼠疫杆菌，而这种病菌也可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 　　走过1910年的寒冬，中国人不但积累了鼠疫的科学知识，现代防疫体制也逐渐在东北落地生根。1912年，哈尔滨设立了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开展对鼠疫、霍乱、天花、猩红热等传染病的研究与防治，并开始研制疫苗和抗血清。1920年，东北再度爆发鼠疫。但这次，死亡人数为9300人，相较于1910年的冬天，无论疫情规模还是死亡率，都已经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