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域外扩散与高丽李齐贤词

汉文化域外扩散与高丽李齐贤词

赵维江

（510630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摘要】在蒙元时代汉文化以空前力度向海外扩散的背景下，高丽王朝产生了《益斋长短句》这样有相当艺术造诣的域外文人词。益斋词中挥之不去的‚乡国情思‛，很大程度上隐涵着词人作为弱国使臣的屈辱与怨忧；同时益斋词又透露出：在文化心理上旅元经历又是一种期待已久的文化寻根和认宗的历程。就词学渊源看，基于高丽民族性格、文化传统和词人具体的创作环境，益斋词宗尚东坡，彰显出北宗词刚健清爽的创作风范；此外益斋词汲取南宗菁华，词风又有婉丽的一面，在联章体写景词的创作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主题词】高丽 李齐贤 词 汉文化

【作者】赵维江，男，河北邯郸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联系电话：[1**********].电邮地址： [email protected].

一 蒙元时代汉文化扩散背景下的益斋长短句

蒙元时代是自周秦以来形成的汉文化受到空前挑战和重新组合的时代，也是汉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力度由中原向周边扩散的时代。伴随着汉文化的传播，包括词在内的汉语文学的各种样式，对中原四围的少数民族及其蒙元汗国疆域之外的其它区域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都超过了以往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的非汉族汉语作家和作品的数量是有史以来最多的，许多名家名作在元朝文坛亦属上乘。这一现象的形成，与元朝疆域的拓展和文化上的开放政策有直接关系。元朝在文化交流上堪称古代中国历朝对外关系发展的高峰，它不仅使中国同亚、非各国传统往来的规模比前代更大，而且和这两个地区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也是前人不能比拟的。这时，中国与西亚、欧洲的关系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开放的世界观念伴随着蒙元文化上的开放姿态。忽必烈提出“圣人以四海为家”，各民族应“通问结好，以相亲睦。”1除了对邻近的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国家派遣使节并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外交活动，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载，还主动向遥远的欧洲罗马教廷派出使臣。在大规模的交往中，元朝表现了宏大的开放气概，它不仅允许域外文明大量进入中国，也使中原文明在周边少数民族和域外的传播，其力度有甚于于汉、唐。由此，当时汉语文学创作主体结构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即非汉族作家大量产生。

这一现象突出地表现在诗歌创作领域中，据统计现存元诗3万余首，有名姓的作者近3000人，其中非汉族诗人达200余人，作品4000余首。但是由于词体在用韵、字声、造句等方面有更严格的要求，较之于诗的创作技法难度更高，更不易掌握，对于汉语为非母语的外族文人尤其如此，所以元代的非汉族所作词也大大少于诗。不过，元朝毕竟出现了一批非汉族文人创作的词作，这是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它使词体艺术真正具有了一种体现着多民族大家庭意义的华夏文化的品质。在元

代非汉族词人的创作中，高丽人李齐贤的《益斋长短句》堪称一大奇观，据《全金元词》所录，可以明确为非汉族的词作者10人，存词90首，而其中李齐贤53首，这个数量在整个今存金元词中也属较多之列。在元代非汉族词人创作中，益斋词可谓“一花独秀”。但这“独秀”之花并非偶然的天外陨石，实为当时汉文化海外深层扩散的必然产物。

在当时汉文化辐射圈内，地处东方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与元朝关系最为密切，汉化程度也最高，向有“小中华”之称。一般认为，韩国汉诗发轫于中国的三国时代。但真正的兴盛却在离丽时代（918～l392年），而元朝一段成就最为突出。高丽朝的崔滋历数此时以汉诗文名世者近七十人，“金石间作，星月交辉，汉文唐诗，于斯为盛”(崔滋《补闲集。序》)。据（韩）李圣仪、金约瑟编《罗丽艺文志》统计，高丽一朝的诗文集达二百多种。高丽时代，特别是蒙元时期，是中国与高丽朝交往十分密切的时期。经过长期的战争征服与实行和亲政策，元廷终于在13世纪至14世纪上半期与高丽建立起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相处的关系，从而使本已有深厚基础的汉文化在朝鲜半岛得以进一步的传播。高丽王朝高宗时期（1214～1259），翰林学士集体赋了一首长诗《翰林别曲》，诗云：“唐汉书，庄老子，韩柳文集，李杜集，兰台集，白乐天集，毛诗，尚书，周易，春秋，周戴礼记„„一气背诵，其乐复何如？”“太平广记，四百余卷，太平广记，四百余卷，通读遍览，其乐复何如？”一首诗不可能将输入朝鲜的所有的典籍都一一列举，从这两句诗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典籍在当时高丽的普及和受文人喜爱的情况。高丽人除了到中国购买、索取或抄录书籍外，还自行刊印了许多汉籍。高丽一直以汉字为正统文字，并用汉文创作。由于对汉文化的尊崇和自觉学习，高丽朝文人普遍具备了较深厚的汉文化修养，由此创造了汉语文学的突出成就。

古代高丽的汉语诗文创作十分繁荣，但能道出名姓的词人却只有李奎报（1169～1241）和李齐贤。前者时代较早，流传有《示子侄长短句》、《笼中鸟望江南令》等作品。由于资料匮乏，长期以来人们对整个高丽词坛情况不甚了了，夏承焘先生编《域外词选》朝鲜词人只收李齐贤一家。但罗忼烈先生认为：“毫无疑问，彼邦词人以他（李齐贤）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但高丽、朝鲜词人多至六七十，断不是李齐贤以外别无可选。”1据罗文考证，《高丽史·乐志·唐乐》中记祝寿，宴享唱的词共67首，除柳永、晏殊、欧阳修、苏轼、晁端札、阮逸女、赵企、李甲的15首外，其余52首极可能是高丽词人作的。由此看，当时高丽词创作已有相当规模。如果高丽本土没有一定的词学基础和创作氛围，李齐贤词也难以一花独秀。

益斋长短句得以“独秀”于林下，有赖于高丽肥沃的汉文化土壤，同时也有赖于词人得天独厚的个人生活环境与经历。李齐贤（1286～1361），字仲思、号益斋、栎翁。出生于高丽世家，其远祖为三韩功臣，祖父官至门下评理，父亲李瑱“博通百家，有能诗声。伯父、叔父亦有文名。自幼生活在书香门第的李齐贤，受家庭环境熏陶，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擅长作文。他“自幼嶷然如成人，既知为文，已有作者气。”2李齐贤才华横溢，博学多识，“讨论坟典，淹贯精研，折衷以至当”， 他在艺文春秋馆时，“馆中人推让不敢论文”。31314年（延佑元年），李齐贤28岁。高丽第26代国王忠宣王让位于太子忠肃王，自己以太尉身份留居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构置万卷堂，以书史自娱，感到“京师文学之士，皆天下之选，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 因召李齐贤来元以为侍从。当时“姚燧、阎复、元明善、赵孟頫等诸学士咸游王门。齐贤周旋其间，学益进。”4 在元期间，李齐贤还多次奉命出使外省。1316年，李齐贤以成均馆祭酒身份奉使峨眉山。1319年，李齐贤随忠宣王到江南降香。 1321年，忠宣王被元廷流放到吐蕃撒思结之地。李齐贤上书元郎中及丞相拜住，辞旨1 《高丽、朝鲜词略说》,北京，《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2 （朝鲜）李齐贤《益斋集》，李穑《鸡林府院君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0页

3 同上。

4 《朝鲜史略》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恳切，一腔忠愤，终于得使忠宣王移居思麻之地。1323年，李齐贤前往青海朵思麻拜谒流放的忠宣王。李齐贤出使元朝，先后居中国26年，其汉学修养大大增进，其词作也多写于居中国时。李齐贤在高丽朝历任选部侍郎、成均祭酒、右政丞等职，封鸡林府院君。著作颇丰，有《益斋乱稿》、《栎翁诗说》，并修《忠宣王实录》。

总而言之，李齐贤《益斋长短句》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蒙元朝廷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向周边民族和国家推行扩张政策，同时也促成汉文化空前力度的族外和域外的扩散，于是有着深厚汉文化基础的高丽王朝的“汉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李齐贤又由于其家族出身和长期旅居中国的经历，具备了非同一般的汉文化修养包括汉语造诣，从而使益斋词的产生成为可能。

二 李齐贤词的乡国情思与文化认宗

李齐贤是高丽后期杰出的文学家，他以汉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深厚的汉学功底和长期旅居中国的生活，使益斋词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呈现完全的“汉化”形态。以往论者解读益斋词，也多是惊叹李齐贤身为外族人的汉学修养，着重于其词艺术造诣的分析。但李齐贤作为异邦之人，其词情词意有无异于汉士之处？若以汉族文人的标准来看待李齐贤，仅在中国本土文学史的范围内审视益斋长短句，势必会忽略李齐词贤词独特的个性所在，也难以认清它独特的文化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李齐贤是以异邦客使的身份作词。其词多作于中国，使用的是汉语，其语汇、意象和表达方式，甚至所表现的情感价值取向都与一般汉士无异，但这只是体现在表层的形式和意义。作为外域使臣，他国填词抒情，其创作心态也必然有不同于一般汉士处。其情感结构形式虽与汉士无甚区别，但其情感的底蕴与心源则必定有别。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元和高丽之间实为主属关系，李齐贤生活在高丽第25代忠烈王到第31代恭愍王时期，这是高丽朝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已完全被元廷控制的时代。元朝恩威并施, 一方面在高丽驻扎大批屯田军, 名为生产, 实为镇慑；另一方面怀柔拉拢, 将公主下嫁高丽国王。甚至国王的废黜、即位也都由元朝皇帝决定。高丽内部亲元势力很强大, 大臣中甚至有人上疏请求将高丽纳入元朝, 作为元朝一个省。第26代国王忠宣王退位后居于元朝，实为人质。作为一个高丽名士和使臣，李齐贤对于自己祖国的屈辱境地不会无动于衷，这在其诗歌中表现得很明显，如其《白沟》诗借战国时期强秦妄图吞并燕国沃土督亢遭到拒绝一事，以隐喻手法谴责元廷的侵略行为和国内的亲元势力：“谁将督亢饵强邻，空费金缯岁结亲。尺水区区遏南牧，可能卧榻不容人。”这类情感在益斋词中也有着隐微的表露，如《木兰花慢·长安怀古》一词，他曾借长安古史，写道：“笑弱吐强吞，纵成横破，鸟没长空”，实有暗讽强元骄横之意。但由于体制的限制，作者在词里很少直露地表述其政治感怀，但我们透过那幽微的意绪，仍能感到他心中的隐隐的痛楚和怨忧，这主要体现为词中那无处不在、一触即发的“乡国情思”上。

客居心态，在益斋五十余首词作中表现地十分明显。如“漠漠迷渔火，萧萧滞客舟。个中谁与共清幽。唯有一沙鸥。”（《巫山一段云·潇湘夜雨》）、“倦客胡为，此日卻离筵。”（《江神子·七夕冒雨到九店》）、“白鱼兼白酒。径到无何有。自喜卧沧洲。那知是宦游”（《菩萨蛮·舟中夜宿》）等，虽然华夏的文化风物让他有如鱼得水之感，但他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客居”的感觉，政治上压抑和环境的陌生，时时提醒着他“客使”的身份。

这种客居心态的指向必定是悠悠不断的归乡之思。赴宴归来，他感慨“千里故乡今更远，肠正断，眼空穿。夜寒茅店不成眠。”（《江神子·七夕冒雨到九店》）出行路上，“篷窗夜雨冷难禁。欹枕故乡心。”（《巫山一段云·潇湘夜雨》）。他将赴成都，他兴奋地写下了《沁园春·将之成都》，写道“好轻裘快马，穷探壮观，驰山走海”，然而对蜀中风光的向往也难以排除他对故乡的思念：“人事

多乖，君恩难报，争奈光阴随逝波。缘何事，背乡关万里，又向岷峨。”这种挥之不去的乡国之思弥漫于益斋长短句中，如影随形，成为一个解不开的心结。异国的一山一水，特别是时逢佳节，都会勾起他对远方乡国的思念。如一年重阳节前他写词寄家乡故旧道：

客里良辰屡已孤。菊花明日共谁娱。闭门暮色迷红草，欹枕秋声度碧梧。 三尺喙，数茎须。独吟诗句当歌呼。故园依旧龙山会，剩肯樽前说我无。（《鹧鸪天•九月八日寄松京故旧》）

这种乡国之思在益斋的笔下有时又强作宽慰之语出之。如，《巫山一段云·平沙落雁》一词里，作者借大雁写道：“水暖仍菰米，霜寒尚苇花。心安只合此为家。何事客天涯。”在李齐贤词中乡思又往往与归隐思想联系在一起。隐逸是诗词中常见的话题，但它出现在益斋词中，并非泛泛而谈。如《江神子·七夕冒雨到九店》：

银河秋畔鹊桥仙。每年年。好因缘。倦客胡为，此日却离筵。千里故乡今更远，肠正断，眼空穿。夜寒茅店不成眠。一灯前。 雨声边。寄语天孙，新巧欲谁传。懒拙只宜闲处著，寻旧路，卧林泉。

隐退，不仅意味着离开官场，在这里它意味着回到魂萦梦牵的乡国。他回国后的词作也有写归隐情怀的，但意义已有所不同了。李齐贤晚年归国后曾仿“潇湘八景”作“松都八景”的16首《巫山一段云》，从中可看出他对乡国风物的由衷热爱和自豪的心情。

政治上李齐贤是一位爱国者，他对祖国和家乡充满了爱恋，对祖国的颓弱感到痛心，对于远离家园，作为弱国使臣来到元朝感到无奈； 但是来到中国，来到高丽之祖箕子的故里，来到所尊奉的华夏文化的发源地，他似乎又充满了向往，充满了惊喜，似乎是回到他精神的家园。当时高丽与中国的关系在文化上较中国的统治民族——蒙古更亲近，两国不但皆使用汉字，而衣冠文物、典章制度与华夏大同小异，所以李齐贤虽然身为高丽人，但对于中国的文化认同在心理上没有任何障碍，因为在文化上他早已是华夏传人，他不仅是客使，同时也是儒士。从益斋词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掩藏在其词句之下的正是这样一种期待已久的文化寻根和认宗的历程。对此，可大致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一）对中华人物的仰慕。益斋词所涉及到的中国历史名人列表如下：

上表所列历史人物除传说中的黄帝外，一概为历代文化名人，或忧国忧民，或风流潇洒，或怀才不遇。李齐贤把他们作为先贤前杰，寄予由衷的赞美、尊敬或同情，并引为同道俦类，完全没有任何族际的隔膜感。这些汉族文化精英，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益斋词对这些中华人物的崇

敬，也是对中华文化的崇尚。

（二）对神州景物的赏爱。益斋词所涉及到的中国景物列表如下：

李齐贤先后在中国生活达26年之久，数次出使外省，足迹遍及川、陕、青、甘、苏、浙、西藏、新疆等地。所到之处的名胜古迹在其词中也多有描述，透露出词人惊奇、赏爱的心情，特别是对于“潇湘八景”的写照，倾注了他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从那亲切和爱悅的笔触中可以读出，他实际上已经将中国当成了第二故乡。

（三）对华夏历史文明和价值观念的体认。益斋词内容多涉中国历史文明，或述古迹，或论古事，或评古人，我们注意到他的写作姿态，不管写什么都未见他异邦人的视角和口吻，似乎不曾意识到是在评说他国的历史。在词里他如数家珍地想像轩皇炼丹的神异（《浣溪沙•黄帝铸鼎原》）、感怀舜帝祀神的遗迹（《水调歌头•望华山》），讥讽汉武帝求长生的荒涎（《蝶恋花•汉武帝茂陵》），叹惜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悲剧（《人月圆•马嵬效吴彦高》）。他甚至以华夏传人自居来评说时事，如当年欧阳修所在的扬州平山堂，当时“为八哈师所居”，他十分感慨地写道：“胡僧可是无情物，毳衲蒙头入睡乡。” （《鹧鸪天•扬州平山堂》）李齐贤词的这些描写表明，在他眼里中华与高丽在文化上是同源同宗，在华夏历史文明的发展中有着他心灵中文化价值的寄托。

益斋词不仅形式上是汉语写成，同时也浸透了汉文化的价值观念。在对历史的评价和对人生的思考上，儒、道思想始终是他情思趋向的基本动因。但他对儒家理论似乎兴趣不大，史称其“不乐性理之学”1，从其词里可看出他对道家老庄思想比较倾心，这集中体现为对山林隐逸的向往之情和对超旷精神的追求。如上文所述，这种归隐情怀是与他的乡国之思纠结在一起的，但老庄的道家精神实为他的感性情绪提供了理性的归宿和精神的动力。

中原先进的农业文明深深吸引着李齐贤，他赞叹，效仿，并铙有兴趣地以词咏之。比如饮酒，他曾专门写一首《鹧鸪天》，并在序中记下了具体方法：“饮酒其法不篘不压，插竹筒瓮中，座客以次就而吸之，傍置杯水，量所饮多少，挹注其中，酒若不尽，其味不喻。”其词曰：

未用真珠滴夜风。碧筩醇酎气相通。舌头金液凝初满，眼底黄云陷欲空。香不断，味难穷。更添春露吸长虹。饮中妙诀人如问，会得吹笙便可工。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曾就作品中“吹笙”一词解释说：

1 《朝鲜史略》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谚谓‚吹笙‛为‚窃尝‛。芦川词浣溪沙序云：‚范才元自酿，色香玉如，直与绿萼梅同调，宛然京洛风味也。因名曰萼绿春，且作一首。谚以‘窃尝’为‘吹笙’云。‛词后段‚竹叶传杯惊老眼，松醪题赋倒纶巾。须防银字暖朱唇。‛‚窃尝‛，尝酒也，故末句云云。仲思居中国久，词用当时谚语，略与张仲宗意同，资谐笑云尔。

以“吹笙”指尝酒，是一种通俗的民间说法，李齐贤能在词中随手拈来，运用自如，足见他对汉文化的了解之深。

三 李齐贤词的词学渊源与创作特色

今见《益斋长短句》为《益斋乱稿》中抽出。据李穑《益斋先生乱稿序》，李齐贤的诗文“旋作旋弃，而人辄藏之”，可知益斋词可能多有散佚，今存词难以反映其创作全貌。不过我们从现有作品中仍可大致看出益斋词的基本特色和艺术成就。

（一）师法东坡，彰显北宗特色

李齐贤28岁（1314）入元，正值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1311即位）初继皇位时，仁宗是有元一朝汉文化修养最高的一位皇帝，他推行以儒治国，恢复了废置数十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南、北统一后张炎、仇远等大力倡导雅词，至此南风渐盛，由金入元的北方词派的创作已势头大减。但我们看到的益斋词的基调则有着明显的北词特色。以东坡、稼轩和遗山为代表的北宗派，以气属词，风格豪放雄壮，词境宏大开阔，语言有诗化倾向。这也正是益斋词许多作品基本的艺术特征。如《大江东去·过华阴》：

三峰奇绝，尽披露、一掬天悭风物。闻说翰林曾过此，长啸苍松翠壁。八表游神，三杯通道，驴背须如雪。尘埃俗眼，岂知天上人杰。 犹想居士胸中，倚天千丈气，星虹闲发。缥渺仙踪何处问，箭筈天光明灭。安得联翩，云裾霞佩，共散骐驎发。花间玉井，一樽轰醉秋月。 延佑三年(1316)夏末李齐贤奉命代忠宜王至成都、峨媚进香，年底返回。此词当为其途经华阴时所作。词步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韵，风格也刻意效坡词。虽少东坡深厚之质，但其“倚天千丈气”的豪情，却颇得坡词风神。

益斋词中长调多具这种北派风度，刚健清爽，雄阔豪迈，这些作品多为入元初期所作，如《水调歌头·过大散关》写关山的宏伟气势：“山中白日无色，虎啸谷生风。万仞崩崖叠嶂，千岁枯藤怪树，岚翠自濛濛。”《水调歌头•望华山》写华岳的高耸雄壮：“天地赋奇特，千古壮西州。三峰屹起相对，长剑凛清秋。铁锁高垂翠壁，玉井冷涵银汉，知在五云头。” 《木兰花慢·长安怀古》感慨古城的沧桑历史：“夕阳西下水流东。兴废梦魂中。笑弱吐强吞，纵成横破，鸟没长空。”《满江红·相如驷马桥》赞叹一代文豪的雄文健笔：“汉代文章，谁独步、上林词客。游曾倦、家徒四壁，气吞七泽。”我们看到，词人不管是写景还是写人，都是大处着笔，视野高远，气魄宏大而有不当之势。 益斋词这种风格基调的形成基于高丽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同时也与词人具体的创作环境有关。高丽位于朝鲜半岛，《尚书大传》载“武王胜殷，„„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箕子以“不臣”的身份远建立起的这个新国家，一开始就带有对抗强权的性质。此后朝鲜半岛受到历代中原帝国的控制或征伐，加之朝鲜半岛多山高寒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人民倔强、坚毅、尚武的性格。由此看，东坡、稼轩豪迈慷慨的词风与高丽民族的文化性格有着内在的精神契合。因而有着北方文化因子的东坡词也在高丽受到特别青睐。韩国学者柳基荣曾著文专论苏轼与韩国词文学的关系，

对此论述甚详1。苏轼曾出使高丽，在高丽文人中影响甚大，高丽最早的词人李奎报(1168－1241)的作品有意识地效法苏轼词，特别是在词的题、序的写作上模仿的痕迹十分明显。李齐贤词继承了高丽词学苏的传统。夏承焘先生《域外词选·前言》曾指出：李齐贤“一生行历，当我国元代之始终。两宋之际，苏学北行。益斋翘企苏轼„„”。入元后，他主要居于大都，所感受到是北方的山川形势和文化氛围，所接触的也多是北方籍的文人，这自然又加深了他对于东坡词及北宗体派的认同。益斋词中有许多借用或化用苏轼诗词的语句，如《玉漏迟·蜀中中秋值雨》末句“空使早生华发” ，显然取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望华山》中的“我欲乘风归去，只恐烟霞深处，幽绝使人愁”，其构思和用语皆仿效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益斋词用苏轼诗句也不乏其例。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齐贤的词学根脉

（二）汲取南宗菁华，发展联章体写景词

从元代词史看，李齐贤居中国期间，正是词学复雅南宗重振的时代。与李齐贤年龄相若的张翥（1287-1368）的蜕岩词创造了宋以来姜、张一派南宗词的新辉煌，活跃在词坛的成就突出的词人仇远、张炎、周密、赵孟頫、虞集等皆为“为南方之一流别”2。在此期间许多南方士人已在京为官，所作词多为南宗风格，其中不乏有与李齐贤有交往者，如赵孟頫等，诗词酬唱间益斋词难免不受到他们的影响。或考李齐贤曾于1319年随忠宣王到江南降香，长期滞留，遍游名胜，今存词中许多作品便写于此时。此外，他可能还有南游的经历，如组词《巫山一段云》所咏“潇湘八景”当为作者亲历之作。南方的秀丽山水文化传统对于益斋词的创作风格也当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益斋词中的32首《巫山一段云》（其中1首亡佚，今实存31首）明显不同于词人入元之初的豪迈词风，写景工丽秀雅，意境幽远，透露出词人隐微的情愫和潇洒的风神。《巫山一段云》为令体，仅40余字，词人在十分有限的空间里精织细纴，盘纡走蛇，多数作品写得笔调婉曲，情景交融，充满诗情画意。如“潇湘八景”之一《渔村落照》：

远岫留残照，微波映断霞。竹篱茅舍是渔家。一径傍林斜。 绿岸双双鹭，青山点点鸦。时闻笑语隔芦花。白酒换鱼虾。

小词犹如一别移动的画卷。首先以“远山”、“残照”、“微波”、“断霞”，绘出渔村幽静而绚丽的背景；继以小径、双双鹭、点点鸦、笑语，寓写渔村悠闲而自乐的生活；最后以“白酒换鱼虾”表露向往的情思。词章全用白描，笔触精致，层深意丰，短短数语，尽揽远近丽景于目前，风调疏朗又有幽婉深曲之韵味。“潇湘八景”诸作不乏工致婉丽的描写，又如《远浦归帆》（南浦寒潮急）一首，极得况周颐称赏，《蕙风词话》云：“益斋词写景极工”，接着便举此词为例说：“‘云帆片片趁风开。远映碧山来’。笔姿灵活，得帆随湘转之妙。”即写壮观之景，此时的益斋笔下也多了几份柔美之质，如《洞庭秋月》（万里天浮水），开篇极写湖水浩瀚，气势恢宏，然着一语“弄影碧波中”，无限幽韵顿然生出。

《巫山一段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联章体形式。所谓联章体，即把二首以上同调或不同调的词按照一定方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套曲，歌咏同一或同类题材。李词分两组，分咏潇湘八景和松都八景；每组又各有两套。实含四个单元。每个联章体内的八篇作品，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景观系列。这种形式本是民歌中常用的体制，称为“定格联章”。如乐府中《子夜四时歌》、敦煌曲子词中《十二月相思》。唐宋以来，词中联章体形式多样，就题材而言，有纪时、咏物、叙事、1《苏轼与韩国词文学的关系》，上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2 陈匪石《声执》卷下，词话丛编本。

3如《沁园春•将之成都》、《水调歌头•过大散关》、《水调歌头•望华山》、《木兰花慢•长安怀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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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怀、写景等不同类别。较早的联章体写景词有白居易三首著名的《江南好》，至宋应首推欧阳修咏颍州西湖的10首《采桑子》，秦观《忆秦娥》4首,分写“灞桥雪”、“曲江花”、“庚楼月”、“楚台风”至南宋后期，联章体写景词出现了一个可观的“西湖系列”，是一个重要的创获。张矩《应天长》10首、陈允平“西湖十咏”和周密《木兰花慢》10首，皆写杭州西湖的十大景观。

入元，赵孟頫作《巫山一段云》12首，描绘巫山十二峰。赵作是联章体写景词的一个新发展，他走出宋末此类作品精雕细琢、铺陈逞才的偏道，继承欧阳修在山水描摹中寄寓感慨的传统，写景不即不离、似幻似真，创造出一种空灵隐秀的意境。整组词犹若长屏画卷，移步换景，千姿百态，寄寓了词人不慕荣禄、向往大自然、追求闲散生活的思想。就所用词调和词作风格看，李齐贤的32首联章体写景词，显然是效法赵孟頫之作，深得赵词景情相得之妙；但与赵词相比较，李词在景物描摹更为工致，“笔姿灵活”，疏朗无滞，绘出了一幅幅气韵生动的“水墨古屏风”，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况周颐《蕙风词话》曾指出《北山烟雨》中“岩树浓凝翠。溪花乱泛红”二句“浓凝”“乱泛”为叠韵对双声，并举史达祖“因风飞絮，照花斜阳”句相证，以见益斋词造语之精。他还举出组词许多佳句说“置之两宋名家词中，亦庶几无愧色。”这些评价并无过誉处，可以说，李齐贤这些作品，不论规模扩展还是艺术创新都将联章体写景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