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收藏一种高层次的寻根问祖

　　默默地，它同时间相抗衡。在它的掩埋之下，人类曾经的文明和精神之光，得以留下草灰蛇线，引导后人沿着历史的遗迹，溯本求源，傲然立世，展望未来。 　　它就是，伟大的泥土。 　　在人类文化生活当中，民间收藏同卑微而又伟大的泥土性质相近。人类古往今来的文化精神，藏之于民，传之于民。没有人能够低估民间记录和收藏在承前启后的历史长河中的重要意义，因为，收藏的传承不仅仅在于有形器物的保存，更在于器物所承载的人类精神要有后人来延续，并且将其发扬光大。 　　蝶艺馆里的蝴蝶梦 　　蝴蝶如梦。“梦蝶”和“化蝶”的古典意象，象征着蝴蝶那短暂而又灿烂的美丽和自由，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的血脉，生生世世阴阳相通。为着这样的理解，一位普通中学老师，把他花了17年功夫采集到的600多个品种4万多只蝴蝶标本，安放在上海浦东新区少年宫，使一个偶然路过的成都少年也有缘大开眼界，怦然心动。 　　他叫张宁，为亲近蝴蝶而主动回乡工作，为蝴蝶17年走了10万公里，足迹遍及29个省，投资10多万元。他最快乐的事是带学生去看蝴蝶，看那些珍贵的蝴蝶品种还翩翩飞舞在我们的地球之上。 　　“我不是一个自娱自乐的人，也不可能搞收藏发财，一切为了我的学生，为了他们也能爱上蝴蝶。采集蝴蝶的过程是艰辛的，但结果非常荣耀。我的‘中国蝶艺馆’是一个小世界，我最想告诉大家的是，我能够以蝶会友。一位在巴西经商的侨胞，他也是蝴蝶爱好者，听说我把蝴蝶博物馆建在少年宫，很感动，主动送来了世界名蝶‘蓝闪蝶’、‘88蝶’，还送来上千种巴西蝴蝶标本和一些蝶翅画，我们又另外建了一个巴西蝶艺馆。” 　　张宁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校园蝴蝶科技馆，培养了5000多名蝴蝶爱好者，其中有的已是生物系研究生，有的留学海外。 　　他的下一个蝴蝶梦，是要创建一座融蝴蝶景观与蝴蝶文化为一体的蝴蝶苑，他要向更多的人展示蝴蝶的生命之美。 　　集邮收藏的历史细节 　　游开国先生70岁，清瘦白净，十分谦和。他多年参与成都市集邮协会的工作，办报，做小学生的辅导员，可问起他的集邮经历，他却说自己平平淡淡，不值一提。 　　“小时候穷，只玩得到烟盒火柴盒，由此机缘集过―阵子火花，后转向邮票和粮票，成绩都不理想。”问他什么意思，原来是指自己的藏品没有获得过全国大奖。问他原因，他认真总结道：“资金不够，知识不够，魄力不够，观念过于保守。”所谓观念保守是指只进不出，没有动以交易促收藏的念头，这样，工薪阶层就容易失去许多精彩的机会。游老说成都集邮界藏龙卧虎，在全国很有影响，其中精华人物，李有年要算一个。 　　李先生生于1914年，学生时代爱上集邮，1939年就举办过“有年邮展”。抗战期间，他为谋生和以邮养邮，在西玉龙街开设了西南邮票社，除经营邮票钱币，还兼营书刊，对青年学生有一定的影响。 　　大约在1944年至1945年间，一位青年学生来到邮票社，说有一批“赤色邮政”发行的邮票，问李先生收不收?当时，成都的资深集邮人士只藏有“晋察冀边区邮票”，虽听说红军年代发行过邮票，但谁也没有见过。李先生回答那青年说：“先看过邮票，再作决定。”青年同意第二天带邮票来，同时他也提出一个条件：“所有邮票一次性出售，且不告知票主姓名。” 　　由于需要20根金条，资金量太大，李先生便找到李弗如先生，商议合伙购买，后来，集邮人士龚光宗知道了也加入进来。第二天，那青年守信将邮票带来，请李先生过目清点鉴定真伪后，成交。 　　据李先生回忆，那青年此行似乎并不为一己私利，极有可能是为了买枪或者买药而筹措资金。但终究如何，成了一个悬念。 　　1950年，李先生把自己珍藏的“苏区邮票”分成两份，一份捐献给中国军事历史博物馆，另一份捐给了川西博物馆。 　　1983年春天，病中的李先生盼望自己病好以后为《集邮》杂志撰文，介绍他所见到过和捐献的“红色邮票”，可惜未能如愿。更让九泉下的李先生遗憾的是，捐给川西博物馆的那批“苏区邮票”，现在也下落不明了。 　　绿杨瓷迷与青花古瓷 　　蔡学军正经介入古瓷收藏不过两年多，而个人藏品已达数百件，从唐代的瓷壶到清朝、民国的瓷器――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如元青花牡丹纹辅手大罐、元青花玉壶春等，都流光溢彩地摆设在他书房的“藏宝柜”里和客厅的博古架上，价值不菲。蔡学军在古瓷鉴定上“异军”突起――学理工科出身并身为高级工程师的他，在以高烧般的狂热，连续―段时间夜以继日学习、研究了陶瓷史和陶瓷艺术后，没有让固若金汤的传统陶瓷鉴定方法唬住，他以独到的思维在传统艺术领域走了一回偏锋。他提出一套“五行鉴定理论”，用古人五行世界观去认识、鉴别陶瓷。经蔡学军讲解，这还真不是玩玩就会的，其间涉及到化学分子式、氧化还原过程等等。所以当蔡学军跟专家辩论时，几乎让专家也惊讶：驳不倒他啊。 　　蔡学军的网名叫“绿杨瓷迷”。古瓷领域浩瀚深博，他专攻元青花。元瓷大气磅礴，文饰精美繁复，按蔡学军的说法，“收藏价值最高。”他在网上主持了一个元青花专版，若是圈内人，就知道“绿杨瓷迷”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名字，请蔡学军为瓷器掌眼――帮忙鉴定真伪的人越来越多，从蔡学军嘴里吐出来的话也日见份量。 　　每收到一件品相非凡的真品，蔡学军总要爱不释手地把玩许久，同时也乐意与朋友分享交流。他喜欢把藏品的各个部位拍成照片挂在网上同网友共享和讨论，也喜欢把朋友邀到家里来，一边品茗畅谈，一边让朋友“领教”古瓷温润细腻的手感，丰满多姿的文饰和色彩，以及雄浑挺拔或充满不同朝代特色的构型。 　　而今收藏界的现实是：当一些民间收藏家认为的真品得不到官方认可时，他们就选择到国外获得认可，于是出现了元青花以及其他文物大量流失海外的现象，这种现象被圈内人士称为“在权威光环笼罩下的文物自毁行为”。 　　因此，像蔡学军这样自信的民间收藏者，对上述的“自毁”无疑起到了“拦截”作用。 　　在旧书堆里淘出一座“金矿” 　　对于文化人来说，旧书是历史散落的珍珠，是意想不到的思想火种，是命中注定的离合悲欢。历史是由大量细节组成的，而这些细节光记忆是靠不住的，即使亲历者的记忆也要大打折扣。因此，淘旧书是一个不断填充和发现历史细节的过程。 　　旧书店对书籍完全偶然的搜罗与陈列，常使你有匪夷所思的意外感，感受到冒险和随缘的神秘快乐。你也许会忽然从那里得到一些早已被文化记忆系统所遗忘的书籍，并从中受到重要启发。“淘”字本身就带有“沙里淘金”的意思，探险与趣味都在其中。 　　李辉就是在潘家园淘出了一个历史细节的人。他说那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用移的钱买下了一大堆中国戏剧家协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档案材料。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是戏剧理论家杜高的个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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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高档案装订成册，厚厚几大摞。它们始于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经历1957年反右和反右之后长达12年的劳改生活，结束于1969年‘文革’期间他被释放回家。”李辉描述说，几十万字的交代、揭发、外调、批判、总结、评语、结论，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又庞杂的世界。批判会上的小纸条，劳改期间每年必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动地按时间顺序装订。这份档案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史和文化史，留下了一份完整的记录，为后人解读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文本。 　　经过杜高允许，李辉编著了《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李辉说：“这是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书。” 　　游进博物馆里的鱼 　　有消息说，中国著名民营企业家刘汉元，要用3个亿打造一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鱼文化博物馆。刘先生的初步设想是将通威集团新的总部大厦，约4000平方米用来做鱼文化博物馆场地，全面收集和展示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鱼文化历史。应该说，这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力争达到经济与文化双赢目的的智慧抉择。因为，“不懂鱼文化，在未来的中国及世界水产市场的竞争中，便没有了根基。” 　　鱼和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鱼文化是中国人思想和艺术的源泉，由企业家来做鱼文化的使者，让更多的人从文化层面去了解各民族的鱼文化，意义非凡。中国人的年夜饭桌上，必有一条鱼，谁也不去动它，要它完美保留到新年里去，为的是我们的生活“年年有余”。 　　3亿年前的鱼化石在四川被发现，这条古生物鱼的名字叫“乐氏江油鱼”；最早的淡水养鱼记载出现在中国的甲骨文中，3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池塘里养鱼了；最大的淡水鱼生活在长江，白鲟，最大的有7．5米长，100公斤，是稀世珍宝；最早的稻田养鱼跟成都有关，《魏武四时食荆》记载：“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距今2000年…… 　　这些古老的鱼，即将游回到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里去了。 　　从送仙桥到草堂北门 　　到成都送仙桥的明清街和草堂北门古玩市场逛逛，终于明白仅有满怀对心仪文物的好奇之心和一般审美情趣是不够的。收藏，和人类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紧密相连，如果知识不够，不专业，就“玩”不出名堂。 　　所以，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周锡光先生说，“盛世兴收藏”只是表面现象，其背后意义应该是中华文化的又一次复兴。“破四旧”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重创，经过30年的自我疗伤，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终于出现了复兴的契机――民间收藏浮出水面，古玩市场日益升温，国家也颁布了新的文物法，明确了私人收藏也是文物保护事业的重要部分。 　　在成都，1976年以前就出现了自发的古玩地摊市场，对此，当时的《参考消息》发过一条新闻。30年来，从猛追湾到二仙庵，再到草堂北门和送仙桥，成都文物市场越来越兴盛，越来越繁荣。其实迁过程见证了民间收藏功不可没；见证了古代文物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由被打砸的对象，到廉价抛售，再到高价竞拍的一段历史；见证了中国人对祖宗遗产由漠视到珍爱的过程。 　　据了解，全国收藏大军几千万，仅以广东省为例，目前收藏家协会有会员8000多人，全广东的收藏爱好者估计超过10万人，但收藏、鉴赏的整体水平却很低，许多收藏爱好者对基本知识都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利益驱使一些人破坏诚信，真假颠倒；歪风邪气令有这方面知识的人不敢担当责任；整个收藏界受到假货和仿制品的严重冲击。因此，在文物市场火爆的背后，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尴尬，那就是人才的缺失，特别是鉴别人才的缺失，令这个市场毫无规炬。国家文物局每年举办一次文物鉴定资格考试，一般情况下全国只有四五个人能够通过，最多的一年也只有14人。周先生指出，在大学开设相关学科，培养年轻的专业人才，保护在这方面有专长的老专家学者已经迫在眉睫了。 　　时代进步，使文物收藏得到重视，使个人收藏陈列室和私立博物馆的建立水到渠成。周先生说，文物是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载体，年轻一代需要从中了解传统，思考未来。收藏更是一种高层次的寻根问祖，在此基础上去思考怎样用现代思维和方法切入传统，这样，才谈得上过一种有品位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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