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虚无
存在与虚无——读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
许佳俊
摘要:人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存在具有意义?人生境况又是怎样限制一个人的思想的?捷克当代作家米兰.昆德拉对话人的生存本质,精致又深邃地描写了在现实生活中的桎梏中,人生境况最终的虚无感,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幻灭感。而他的诗性小说《生活在别处》则更加极致地勘探人的存在与虚无这一哲学化问题,关怀人的生存价值,思考人生的对立、矛盾、冲突、悖谬及悲剧,现实与幻想两个世界的对立及其共性。在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中,雅罗米尔从小被其母玛曼冠以“抒情诗人”称号,而雅罗米尔在寻求人生存在的真正价值时,狂热地附庸一个“人们更加相爱”的未来世界——革命,将自己的女友和其兄长送进了监狱,最终也死于“水”,照见了自己那张充满着巨大恐怖的脸。当抒情诗人辗转于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他的幻想世界——的边沿时,他面对的终究只是单调乏味的空虚,永远生活在别处。本文将着重探讨在一个由“诗人与刽子手联合统治”的时代,在一个交织着青春、诗歌、爱情、梦幻,恐怖的“抒情时代”中,存在的虚无感是如何吞噬诗人雅罗米尔,从而反射出诗人与那个时代的人虚伪的本质,造成了整个时代价值感沦落的悲剧。
关键词:存在与虚无 雅罗米尔 幻想 人生本质 悲剧
“生活在别处”是19世纪一个法国天才诗人兰波拿出一生的时间去为之奋斗的梦想: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可拘泥于身边的衣食住行,不可在平庸乏味的日常生活中消沉,应该怀有梦想,赋予自己激情,有意义地活着。它是一个美丽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梦想。而对于小说的主人公雅罗米尔来说,起初他无疑是兰波的跟随者——他相信真正的生活,具有行动力的现实生活永远在召唤着,仿佛伸手可及。但最终却叛离了兰波,因为幻想永远被一层现实的透明的墙所阻隔,诗人被现实世界所异化,他永远是不成功的幻想世界的迷亡者。由此,他采取写诗的方式让世界仿佛绕着他运行,以此来弥补对外界的焦虑(对现实爱情的惧怕,对母亲主宰的青春的不适,从众革命所引发的对价值感的怀疑)和对自我渺小的恐惧,他的诗是现实行为失败的补偿证明。因此米兰.昆德拉实质是借雅德米尔反思人生与人性的存在意义,借敏感、脆弱、复杂的诗人来展示那个复杂的时代。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精细地分析了诗人的创作过程,不仅包括了诗人下笔写作的过程,而且更广义地涵盖了诗人的全部成长过程。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对我所称之为抒情态度的一个分析”:诗人的个人独立生活是缺乏的,他沉溺于乌托邦的美丽幻想而写诗,他也渴望体验爱情的感觉;而当个人生活拓展到社会生活的革命时,出于对革命的盲目狂热性,他制造了一件冤假错案,这个错案并不是通过革命构建美好家园,而是通过革命为恐怖伴奏。这便不难理解这部书最初曾被题名为《抒情时代》了,作者要探究人的心灵所具有的激情的产生的因果及身处现实境况中所表现的不满与欲望,和空虚之感如何产生,这一切恰好吻合了诗人的艺术感觉的成长,剖析了他的生命历程的每一个阶段。那么,什么才能产生虚无之感呢?诗人雅德米尔一直在询问,当他濒临死亡时,他悲剧地对母亲玛曼说:“我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任何女人,除了你,所有女人之中你是最美的。”①这似乎产生了一个矛盾的现象:若真爱母亲,又为何一直要逃跑母亲为他设定的轨
道;如何解释他与戴眼镜的石头姑娘之间的灵肉爱情,以及与红发姑娘之间的真爱,却最终毁灭了自己与爱人;经历这一切刻骨铭心的事后,他的生活还能剩下什么?无疑,只剩下母亲玛曼在他的病榻前,哭着吻她。诗人已疲倦不堪,毫无力气去寻求别的女人、别的革命价值体系。因此,虚无感源于别处生活转化成了此处生活,活在现实的桎梏中。诗人认为幻想的世界是天堂,并孜孜不倦地为之奋斗,可终而实现时,却发现,理想转化为了现实的桎梏,所有的一切努力竟是白费,虚无感油然生出。回首过往与现在,他的价值体系已是虚无,幻化成了不可实现的炊烟。是什么产生了这样的悲剧?正如《笑忘录》中所描述的那样:“人们一直在向往一曲牧歌,在盼望一片乐土,在那里有夜莺歌唱;在那里,世界不再像陌生人似的与人类做对,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你争我斗;在那里,世界和其民众都是血脉相连、心心相印的,人们心中熊熊燃烧的火焰把高高的天庭照亮。”②民众的乌托邦的幻想带来了激进的革命,但体现在作者的抒情时代中,这种革命便是虚伪的;而体现在个人中,乌托邦幻想便转化为抒情态度,抒情态度是每一个人都潜在的态度,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范畴之一。因为具备了抒情态度,才可谓有了一种实体的存在,对现实的摆脱和对理想的追求。而雅德米尔的抒情态度致使他并不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恶人,而是一个人性意义上的恶人,伴随着青春或抒情时代的“恶”,它一直在诗人的静态中潜伏着,等待着一个特定的革命时代来开启自己的功能。所以诗人一直生活在别处,存在的是不满的自我,而虚无的却也是不满的自我。
诗人幻想着生活在别处,远离现实的桎梏,消除梦幻与现实、诗歌与生活、行动与思想之间的冲突,却只换来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昆德拉便不禁要扼腕叹息了:这个伟大的抒情时代是怎么了?难道只是病态的存在,而人的本质都是虚伪的吗?生活到底是不是一个深不见底的虚无陷阱?如此,让我们走进《生活在别处》这本小说中吧!
一. 诗人的存在
作为个体,一个人只有当他完全处在别人中间,他才能寻找他自己的存在感,才能真正寻求掌握他的自由,但自由并不是始于父母被背弃或被埋葬的时候,一出生自由便死亡了,个体的荣辱得失终归只是作为过客存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即使在表面充满爱的世界之中,存在于美中的恶依旧存在,这是由于活在古老的天堂之梦中,便看不清现世的地狱。昆德拉不赞同分工明细的这样一种说法:人类渴望一个善与恶能够被清楚区分的世界,因为他有一个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就是在他理解之前作出判断。昆德拉的头脑是完全开放的,他不知道一些东西的界限,也似乎在试图抹平这些界限:忠诚与背叛、光明与黑暗、灵与肉、真实与想象、行动与不行动、信仰与不信仰、善与恶、可笑的事情与可怕的事情,他把它们全部混杂在一起,可以任意交换彼此的衣帽、面具,达到“模棱两可”、“绝妙的混乱”效果,并因此沾沾自喜,将自相矛盾的观点混合在一起,并将各自推向极端。由此,难以分清到底是存在囊括了虚无,还是虚无掩饰了存在。存在与虚无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是一个对立的整体。人的存在亦是为了去选择、改变对现实生活的种种不满,迷失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去用一生探求人生的意义,这便是存在的理由。
(一)玛曼的母爱
雅德米尔自打存在于母亲玛曼的子宫中,就注定了他的诗人气质,玛曼在丈夫的爱情缺失的情况下,就把自己的一切精力灌注在这个未出世的婴儿身上,
她把他幻想成阿波罗,在她看来这名字就如同意味着‘他没有人父’,她醉心于当一个天才儿童的母亲,这样便产生了一个几乎是文学般的现象:抒情诗人大部分都诞生在由女人所主持的家庭。这种母性家庭从小给予诗人的是一种精神庇护,一种与现实隔断的耽于幻想的温床。母亲与诗人的关系同诗与诗人的关系就必然有一种神秘的相似了:母亲缺乏丈夫温柔的爱情,便溺爱生命中的唯一亲人——诗人;诗人雅罗米尔害怕进入现实生活,怕谈恋爱,怕革命,却无比渴望恋爱与革命,便寄情于诗中。诗人和母亲构建的都是属于自我小的世界。母爱是不需要自身努力便与身俱来的,母爱是儿童的整个世界,而儿童会在母亲的眼光中寻找对自我的肯定,理解自己和世界的关系。雅罗米尔受到母亲(女性)的很大影响,不仅有女人式的相貌,而且还有女性化的气质,就这样,诗人是作为一种爱情的替代品而存在的,在他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母亲——那些高耸于父亲之上的母亲。诗人存在于母爱的浸润甚或是占有中——玛曼爱儿子生命中的所有东西:幼小的躯体、呀呀学语的每一句话、每一首诗,连儿子的灵魂也是她的,她要填充、支配他的大脑,要约束、主宰他的行动。她害怕儿子受到任何伤害,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挑战,却让母爱推远了自己的儿子,儿子变得不再认识他了。当雅罗米尔一天天地长大,试着摆脱母亲的监护,努力逃脱母亲温暖的怀抱,想独立自主的做自己的事时,玛曼便开始像一只高度警惕的、慈爱的母老虎守护在他身边:儿子每天穿什么衣服,她要亲自过问和安排;她搜查儿子的写字台,偷看儿子的日记;儿子晚上回来迟了,她痛苦、恼怒;儿子在背着她谈情说爱,她伤心、嫉妒,并暗中盯梢,加以破坏;她要把儿子紧紧拴在身上,《生活在别处》中这样描写道:“他在恨他母亲,那个用一根无形的长绳套住他的脖子,紧抓住他的母亲。”③雅罗米尔喜欢不断地照镜子,他希望看到自己眼睛里严厉的神情,嘴唇边冷酷的线条。可事与愿违,母爱的双重性致使雅罗米尔一生都未曾像他父亲那般冷酷,他一生都在努力逃跑,想摆脱母亲对他的束缚,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别处的生活,然而,不管他逃得多远,他都能感到母亲加在自己身上的那在情人面前无法展示的小裤衩和脖子上的项圈,除非死。死是雅罗米尔一生都在寻找成为男子汉的标志终而不得的悲剧的唯一解脱,存在于他面前的,是属于成年人的行动的世界——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既害怕这个世界,又拼命想进入这个世界,出于重返母亲子宫无法实现的冲动,他失去了自我存在的价值感,从头到尾萦绕他的不过是存在的错误,因此,在母爱的窒息下,他只能选择死亡。可是死亡又意味着什么呢?雅罗米尔一直在寻找无限,他的生命太渺小,周围的一切平淡而灰暗,死亡却毫无疑问是绝对的。
(二)幻想的泽维尔
当羞怯、柔弱、清秀的雅罗米尔在母爱甜蜜的阴影下成长成为一个充满乌托邦激情的年轻诗人时,当他在获取成人证书的努力失败时,他构建了一个虚幻的诗歌世界,同时也构建了一个虚幻而又理想的勇敢型人物:泽维尔——作为他在幻想世界中的替身。
泽维尔的生命是一个梦,他睡着了,做了个梦,在梦中他又睡着了,又做了个梦,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前一个梦里,梦的边沿模糊了,他从一个梦过渡到另一个梦,从一种生活过渡到另一种生活,不存在任何障碍。梦和现实的最大分界是:梦是对无限、永远的可能的相信,而现实并不是这样。在泽维尔身上,我们几乎看不到梦与现实的明显的分界线。泽维尔是诗人梦中幻想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他不会受到母亲的束缚,“因为泽维尔既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而没有双亲是自由的首要前提”④,他只是诗人的第二存在。在梦中,泽维尔在人生
的各个重要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冷酷而勇敢地征服金发女人,在秘密组织的革命活动中担负起责任等等。可以说泽维尔拥有了一切成熟男性的特征,使雅罗米尔在现实中不能成为真正有个性的男人的遗憾得到了满足。雅罗米尔与泽维尔是人性中的两个方面,但可惜从来不曾融合过:泽维尔的出现增加了诗人迈向成人世界的勇气,泽维尔是诗人理想的“自我”,一种极端化的形象,是他真正想成为的成年人,泽维尔的生活才是诗人一直渴盼的生活。可是这种生活不在现实世界中,永远在别处。它不是现实,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如此便能理解为何诗人与泽维尔一直是分裂的,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但正是分裂才促起了合二为一的欲望,导致诗人一直盲目去模仿泽维尔的“完美”生活,无论是革命还是性爱。因此幻想的诗人远离母爱,开始成为了行动的诗人,梦想的冒险也变成了诗人行动的冒险,生活的冒险,诗人雅罗米尔努力使现实中的自己与梦想中的“自我”重叠,合为一体,这种过于激进的抒情态度本质上是一种悲剧:一方面,,它总想把自己心中的美好的思想——塑造完美的成熟男性表现出来,而这种表现出来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从而引发尖锐的冲突,最终导致了雅罗米尔的死亡;另一方面,这种青春、激情、革命“三位一体”的行为往往基于对世界的无知、幻想,带有盲目、愚昧、邪恶、荒谬的性质。小说结尾,也就是雅罗米尔年轻的生命走到尽头时,他才“意识到泽维尔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人,是他的仇敌”⑤。泽维尔背弃他走了,这意味着现实中存在是一种悲剧,源于对生活的价值感求而不得,是带来死亡的悲剧。
(三)追寻爱情
究竟在什么情况下,雅罗米尔才有经验地真正接近诗歌,成为一个诗人的?尽管母亲冠以雅罗米尔“诗人”称号,而他也确实写过一些诗歌,但却是建立在毫无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他写老人的爱情是幸福的,因为老人已不再有未来,不再受变动的未知领域的侵略。他画过无头的裸体女人,亦用诗描写姑娘的裸体,可是他头晕目眩,不知道这一切都代表着什么。“他并不向往姑娘的裸体,他向往的是被这裸体照亮的姑娘的脸庞。”“他并不想占有姑娘的身子;他想占有的是愿意委身于他以证明他爱情的姑娘的脸庞。”“他需要的不是肉体,而是肉体的抽象。”他采用给孩子们讲童话故事的语气描写子宫和乳房,因为他惧怕肉体的爱,并且试图从成人的领域中把爱取出来,把女人看作一个小孩,这意味着他没有能力把自己当成一个成熟的男人看待。如此,诗便毫无疑问成了他的天堂,他在诗中取消了肉体,用自然主义的丑陋衰老的身躯来代替一个年轻女性傲慢的身躯,剥除肉体躯壳以追求精神上的爱情永恒。但那写出来的并不是真正的诗,只不过是脱离现实的生活在别处的诗,是幻想的诗。
令人出其意料的是,雅罗米尔真诗的形成是在自己初恋失败时,在他与戴眼镜的女大学生之间。他所体验过的幸福顶点,并不是各自身心的和谐融合,相反,幸福对诗人来说只是“使一个姑娘的头靠在他的肩上”,除此之外,他害怕进一步的发展,因为进一步的发展只能使他不自然,他害怕母亲为他准备的小裤衩会被情人嘲笑;他不知道如何与情人达到身体上的和谐,因此他惧怕见到女大学生。他在一种对自己的嫌恶和耻辱之中蓦然发现自己的渺小与卑贱,诗人与女大学生之间什么也没有,没有交流的眼光或话语,来掩藏他的不幸——或她的不幸。最终石头姑娘将自己的第一次贞洁交给了诗人,但却爱上了诗人的同事,甩掉了往昔同她一起散步的诗人。是出于对爱情的执着,对女大学生来说,爱情就是一切,它是绝对的。雅罗米尔是一个羞涩的青年,而石头姑娘却是一个大谈学问的研究性人才,女大学生发现在自己忧郁的时刻,她一点也不想同诗人进行感情交流。
在爱情方面,她认为没有任何折中的东西,如此就并不难理解她在痛惜眼前正在消逝的爱情的同时,选择了放手,仅仅留下了诗人。
雅罗米尔觉得他整个一生都是在一个被遗弃的电话间里的一段等待,倾听着一个失灵的听筒,救赎的办法只有一个:尽快地走出这个被遗弃的电话间!所以他需要一次真正的恋爱,同时杂含着性爱来证明自己的成熟。当他第一次成功地建立了性爱关系时,他的存在就变得颇有意味了。这是一个平凡的很不漂亮的女售货员,所以他意味着一个被减轻了形而上压力的女性躯体:她没有女大学生知识渊博的光环,没有敏感诗人的艺术才能,没有玛曼那种令人窒息的爱。她从不曾限定诗人的人生路、革命路到底该如何走,她有的只是一种尊重,她没有带给幻想的诗人任何精神与身体上的压力。在雅罗米尔的完美无瑕的爱情幻想猝不及防的时候,是女售货员俘虏了他。所以爱情幻想的作用只能在事后弥补了。因此,事后,雅罗米尔把减轻了的东西又重新压了上去。诗人嫌她不够漂亮,脸上长满了雀斑,但随着长时间的相处后,这并不重要。在他看来,女售货员标志着他与人群之间创造了一种肉体联系,标志着到达了真正的生活领域。他为此而激动,这才是爱情的涵义。对他来说,仅仅是美好的瞬间还不令人满足,除非是作为美好的永恒,象征着完全占有才有意义。所以,在爱情中,他要占有的不是别的,而是“永恒”——完全地和永远地属于。诗人在爱情中是极权主义的,他的所谓爱情是不平等的,“那就是女售货员本身得顺从地把自己放低,她必须完全把自己浸在这个爱的浴缸里,他永远都不出去,哪怕是想一想都不行,她应该完全沉浸在雅罗米尔的思想和话语中,完全沉浸在他的世界里,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他告慰自己说,他需要的不是美貌。爱上美貌并不难,人人都会,那不过是机械的刺激反应。但伟大的爱情却是寻求从不完美的造物之中创造可爱。而相对售货员姑娘,伟大创造的主人是他,所以他渴望占有她和她所有的瑕疵,她的完整和永恒。诗人认为他的爱情是崇高的,所以就悲剧地告发了情人和其兄弟,令他们度过难熬的监狱生活,这种爱情甚或是有点变态到可怕的,而诗人最终也是什么也未曾得到过。
(四)虚幻的革命
《生活在别处》所描写的时代被昆德拉称为一个“抒情时代”。50年代的捷克,今天的人们把它视为一个政治审讯、迫害、禁书和合法谋杀的时代。但是,昆德拉说,我们这些还记得的人必须作证:它不仅仅是一个恐怖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抒情的时代,一个充满着激情的时代。《生活在别处》第四章——诗人在逃跑中写道,1949年捷克学生或1968年巴黎学生的革命标语有“梦想就是现实”,“做现实主义者——没有不可能的事”这2条,千百万人振臂高呼,有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场面蔚为壮观。叙事者又说:“但似乎反过来才是真实的:他们的现实(街垒,推翻的汽车,红旗)是一场梦。”主人公雅罗米尔出于对未来世界的狂热,实现一个“人们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他倾向于革命,打算加入共产党,并与富商姨父反目成仇。他写热情洋溢的诗歌庆祝列宁周年纪念日,写诗声援马赛工人的罢工,将那里的工人作为同志和兄弟;还写诗歌颂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把这些充满浓厚政治意味的抒情诗歌都寄给了日报的编辑,并为这些诗歌的发表欢呼不已。
一次约会时,红发姑娘迟到以后,替自己编了个借口,说是试图劝阻自己的哥哥越过边境偷渡国外。这唤起了年轻的诗人雅罗米尔的革命警惕性。第二天早上,他作出重大决定,郑重其事地穿上衬衫,打好领带,去了警察局告密,庄严地将自己的女友送进了监狱。而这也正是他渴望完成的一个行动,一个成年人应
该拥有的行动——对革命的崇敬。可是,告密过后,他还剩下些什么呢?米兰.昆德拉诉诸我们的是,在一切神圣价值的后面潜藏的往往是危险。这不禁让我想起古希腊的著名箴言:认识你自己。作者的反思是,在创造新价值的革命面前,被青年学生认定有真实价值的革命现实的价值性是值得怀疑的,寻求革命价值只是诗人“逃跑”的一种方式而已;它是虚幻的,甚至是反价值的。因此即使它已经成为历史事实,也是一场诗人的“梦”——价值虚幻。
当诗人与革命相结合时,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雅罗米尔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乌托邦倾向并且为之付诸政治实践的抒情诗人。革命的时候,诗人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后将会有一个美好的世界;革命之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诗人的精神开始吃苦了。诗人相信明天会更加美好,歌唱天真浪漫与纯洁的理想,打倒一切消沉与玩世不恭,这些激情澎湃的幻想,渐渐转化为革命的宣言,在一个革命时代正如烈火烹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也是抒情性的,具备盲目性与虚伪性。昆德拉在小说的序言中说:“一个刽子手杀人,这毕竟是正常的;而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大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雅罗米尔代表了所有的抒情诗人,无论是兰波,雪莱,还是在雨果身上。作者批判抒情诗人生活在别处的虚渺,他认为正是这种幻想,成为了屠杀的伴唱者,它和刽子手共同组成了“抒情时代”——诗人和刽子手联合统治的时代。
二. 诗人的虚无感
人不能为了一种绝对的自由而弃绝一切,当人像空气一样轻之后,经历了社会中一切该经历的事情之后,还能有什么?人已经丧失了存在的本质,即人在虚无之中——孤独,寂寞,无助,绝望。而诗人首先是一个神圣价值的代表。当米兰.昆德拉对抒情诗人与诗歌全盘否定时,其实他更想表达的是,在一切神圣价值的后面潜藏的往往是危险,诗歌是玫瑰,也是血迹。如此,存在本身似乎掩藏着面具,似乎生活的本质终难逃虚无,对真正价值的怀疑。青春、进步、母亲、诗歌,一切都在昆德拉面前变得可疑,一个价值崩溃的世界出现了。既然在一切神圣价值后面潜藏的往往是危险,为了抑制政权的虚伪性,人们便只有彻底地玩世不恭。
在与美国作家罗思的对话中,昆德拉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笑:所谓“魔鬼的笑”和“天使的笑”。魔鬼发出笑声,是因为上帝的世界在他看来毫无意义;天使发出欢乐的笑声,是因为在上帝的世界万物都具有意义。天使的笑——狂热者充满激情的笑,他们对世界的意义深信不疑,以至于随时准备将任何不与他们同欢乐的人绞死。这正是诗人雅罗米尔寻梦的切身反映。另一种笑从完全相反地方向传来,它宣布一切都已变得毫无意义,甚至连葬礼都滑稽可笑,而集体性游戏不过是一场好笑的哑剧而已,这便是诗人死亡时为何照见自己脸上恐怖的根源。人类生活受到了两种极端的束缚:一方面是狂热,另一方面是绝对的怀疑。
昆德拉用同样的生理表现形式“笑”来表达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而上的人生态度。他认为“魔鬼的笑”是一种粗俗的笑,是不相信纯洁的笑,而“天使的笑”则是理想主义的笑,天使作为生活在天堂乐土的神的使者,他们的笑声中蕴含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人生态度,他们渴盼创造新制度的历史,行动开始于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建立一片乐土,但这不过是滑稽的虚无,价值感的沦落。从诗人雅罗米尔身上可以窥见一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雅罗米尔是个悲剧性人物。因为他一直都认为真正的生活应当永远在别处。可是当生活在此处时,别处的生活是梦,是艺术,是诗,
而当别处生活一旦变为此处生活时,崇高感便随即转化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诗人雅罗米尔的悲剧也在于他是个年轻人,他不懂得存在即虚无这条人生的本质规律,他不知道他生活在一个梦想已成现实,现实已成永恒的时代,身边的世界虽说未有战壕和街垒,但却被替代成更虚伪的开会和秩序。他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有点卑鄙的,因为他的存在是为了迎合时代而追求荣誉,他转过头来无情地痛诋曾经热烈奉崇的现代主义艺术,昆德拉曾在《不朽》的第三部《斗争》的“绝对现代化”这一节上,重提二十年前塑造的人物雅罗米尔:
一九四八年的布拉格,雅罗米尔十八岁,对现代诗、德思诺斯、艾吕雅、布勒东、奈兹瓦尔爱得要死;学他们的样,他把兰波在《地狱里的一季》中写的句子“应该绝对现代化”当作自己的口号。
而在布拉格突然之间表现得绝对现代化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它立即粗暴地谴责雅罗米尔爱得要死的现代艺术。于是我们的主人公在几个朋友(对现代艺术同样爱得要死)的面前,冷嘲热讽地否定他曾经喜爱过的一切(他曾经真正地、由衷地喜爱过的一切),为的是不违背“绝对现代化”的伟大命令。
在他的否定里,他投入了一个希望通过粗暴行动,进入成年生活的少年的全部狂热、全部热情。⑦
这种行为是不加任何怀疑地接受一个绝对的革命命令,不管这命令带有怎样可怕的成分——预示着迫在眉睫的“恐怖”的可怕,监禁和绞刑的可怕。这种行为带有一种对真知的否定性,一种虚无的存在感。今天的现代性否定昨天的现代性,明天的现代性又将否定今天的现代性。那么此时,“绝对的现代化,就是成为自己掘墓人的同盟者”,生活永远不再此处,此处的生活带给人精神的虚无,生活永远在别处,可那也是幻想,是不真实的,所以也是虚无的。
三.诗人死了
诗人并不是死于激情的革命之火,而是死于水,照见自己丑恶本质的水:诗人在跟人决斗,被打成重伤、患有感冒的情况下,也依旧倔强地不踏进房间,因为他怕被人嘲笑,自尊对他来说高于一切。因此,诗人渴望死,他被自杀的念头迷住,他认为只有死才能让那些会嘲笑他的人变成杀人凶手。这种貌似高尚的坚持实则是一种虚伪,最终药物与温暖的火没能挽救他的生命。临死前,他在现实生活中,出于火一般的热烈追求所引导他做的一切事情展示在他的面前,如水一般,照出了他的冷漠、无情与可笑。他不愿承认,他望着水里他自己的脸,最后见到的是巨大的恐怖从脸上掠过。诗人死于作者最反感的生活态度——媚俗。米兰.昆德拉驳斥人类的思维惯性:湿漉漉的泪眼比干枯木然的眼睛要好,放在胸口上的手比插在衣兜里的手要好,宗教信仰比怀疑论要好,激情比泰然要好,忏悔比知识要好。他用雅罗米尔的死亡否定了这种媚俗的生活态度,他认为这都是矫揉造作的庸俗艺术品,会混淆人的视听,甚至带来人的毁灭。因此,他从根本上质疑一切作伪的理想,激情,浪漫,崇高,甚至自由。他不想凝视着美丽谎言的镜子,不想面对自己的映像流下心满意足的泪水,所以,诗人雅罗米尔只能死亡。
那么,诗人到底是如何死亡的呢?
(一)诗人一直在逃跑
对于母亲玛曼的满席,而父亲形象的基本缺席,雅罗米尔想通过逃脱母亲的束缚,有成年意识的他只能把父亲的遗像挂在自己的房间中,父亲的形象是他别处的追求目标,由此,他在梦中飞,参加了当时如火如荼的社会革命。母亲想让天生具有诗人气质的他做一个纯粹在心灵世界抒情的阴柔的、忧郁的、感伤的
诗人,在诗人这种天性敏感的孩子心里,母亲就是他生活的纽带与轴心,唯有母亲是真实的存在,他爱她,恨他,可又无法从他那里逃脱。在劳伦斯的名著《儿子与情人》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母与子之间的这种微妙战斗:保罗之所以不能进入其他女人的世界,恰恰是因为他不能摆脱母亲莫瑞尔太太的感情桎梏。同保罗一样,雅罗米尔也始终渴望着在与其他女人的关系中,摆脱童贞,摆脱母爱,从而跨过生活的门槛,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但无论他行进到哪里,他都感到母亲的灵魂始终和他在一起,阻碍着他进入生活。所不同的是,保罗的母亲最后死了,他有可能进入新生活,而雅罗米尔直至他在母亲身旁死去也没能长大成人。诗人渴望把青春、抒情宣言转化为社会实践——革命,包括论战、聚会、游行、巷战,还有性爱。雅罗米尔一直在存在的现实中逃跑,可他终于发现远处也不能给他一个休憩地,虚无感依旧笼罩着敏感的他,所以,诗人死在了存在与别处的分界线里,免除肉体的继续逃跑。
(二)心灵的嫉妒
济慈曾对范妮说:“你必须属于我,如果我想要,你就得死在刑架上。”雅罗米尔也嘲笑红发女人根本不懂得怎样去爱,对他来说,爱情意味着要么得到一切,要么全无。爱情是完整的,否则它就从未存在过。他在出卖女友后为自己所作的一番内心辩解却使我们顿生反感,“他并不是因为爱情对他无足轻重才使他的女友面临危险——恰恰相反,他想实现一个人们会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我们甚至都很难判断这一切到底是卑鄙还是幼稚!但是,这句话却显然表明了一种为人熟知的逻辑。它在黑格尔的历史必然论下已显露理论端倪,而在二十世纪则大放实践光彩。它的实质就在于:当历史法则与道德法则发生冲突时,必须牺牲道德法则:为了将来几百万人的幸福,牺牲今天几百人的幸福是值得的;为了历史的前进,牺牲人这一历史的主体是值得的。但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既然如此,那么历史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要前进?它的终点又在哪里?
诗人拒绝生活的本质就是平庸实在,可在死亡中却验证了虚无的本质。在死亡中,嫉妒也变得毫无意义,昆德拉借用“生活在别处“嘲讽一切情感,同情心,在他的小说理论中,悲剧的死亡也只是一场存在的虚无罢了。
(三)责任的重压
在对爱情幻想带来嫉妒结果的同时,雅罗米尔很快意识到他的爱情并不能用“绝对”的观念去要求,他发现他是在以惩罚他对售货员姑娘(红发姑娘)的感情来弥补他对漂亮的电影拍片姑娘爱而不得的怯弱。他原以为现实为他打开一扇新的大门,现在却发现它们重新关闭,从未对其敞开过,于是他走进国家安全局大楼,寻求真正的生活。促使他跨进门槛的,不是爱情,不是嫉妒,而是一种责任。昆德拉展示了这位有天分的富有想象力和激情的年轻诗人一生的心理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内涵是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雅罗米尔终其一生都在为进入理想的行为世界而努力。昆德拉告诫道,请别以为雅罗米尔是个低劣的诗人,这是对他一生的廉价解释。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自我与现实的对立之中,我们都需要在现实环境中实现自我。这样,对自我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恐惧便与生俱来地高悬在每一个人的头顶之上。正是这种压抑中爆发的责任,他告发了情人的兄弟,可还是没有抓住别处生活的价值,死在此处价值感的虚无中。
人的存在是用人的血和泪来证明其价值的,而存在又是为了幻想“生活在别处”的种种优势,一旦求而不得便开始反思生活。事物的虚无感,恰恰体现在: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分裂是现代人无法逃脱的厄运。
注释:
①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第234页,景凯旋、景黎明译,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
②米兰·昆德拉,《笑忘录》第8页,王东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③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第三章,景凯旋、景黎明译,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
④⑤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第二章第50、65页,景凯旋、景黎明译,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
⑥钱理群:《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⑦米兰·昆德拉《不朽》,王振孙、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参考文献:
[1] 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景凯旋、景黎明译,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
[2]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3]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生命之轻》第5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4]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8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5]杨乐云,《“一只价值论的牛虻”——美国评论界看昆德拉的小说创作》,《世界文学》1993年第六期
[6]克里玛,《布拉格精神》,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7]雪莱,《雪莱诗选》,江枫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8]昆德拉,《笑忘录》,王东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