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儒教文化.右手西方文明的日本

在西方一直流行着这么一个寓言。一次地球上兽类和鸟类之间发生战争。当蝙蝠看到兽类占据上风时，就企图加盟兽类，理由是它和兽类一样拥有牙齿；但是不久加盟者又看到鸟类似乎要取得胜利，就匆忙转身投靠鸟类，因为它长着和鸟一样的翅膀。“聪明”的蝙蝠就这样朝秦暮楚，最终受到双方的唾弃和敌视，不敢在白天出门，只好每天披星戴月。

这个故事与今天日本的文化心态和国际处境不乏相似之处。日本文明到底是属于西方文明，还是东方儒教文明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不仅日本人自己感到困惑，连西方的国际关系专家也如“雾里看花”，或认为东方文明的分支，或视为儒教文明的一部分，有的学者干脆把其和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等世界文明相并列，视为单独的文明。

早在19世纪中期以前，日本作为亚洲人而存在似乎没有任何疑问，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保持着农耕社会，儒教文明。但是近代以后，日本却在西方文明的巨大诱惑下，大举“脱亚入欧”，大量引进西方文化，并一度对东方文明的代表——儒教给予了否定。

然而，经过几千年的长期熏陶，儒教文化已完全日本化并深深植根于大和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处，成为日本文化的“里”而无法根除。同时大量吸收的西方文明开始充斥于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日本文化的“表”而无处不在。

这样，日本文化由于“表”“里”相互渗透产生出很强的杂交优势，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但是，“表里不一”也造成民族文化的“精神分裂”。直到今天，这种文化的两面性仍然在日本社会广泛存在。当菅直人首相按照西方化的法律程序完成组阁时，新任内阁大臣们一律像英国阁员那样身着

燕尾服拜见明仁天皇请求“认证”，似乎日本政治已完全西方化。但是如果揭开日本政治的运作内幕，就会发现东方的“权威主义”和日本特有的等级服从观念，仍然在政治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在日本，父子议员、三代为官的现象屡见不鲜。据统计，到今天，日本国直接来自国会议员家庭的“第二代议员”和“第三代议员”也超过了100多人，甚至出现数位从曾祖父起就一直盘踞日本国会的“第四代议员”。

而这种情况在西方民主政治中，却很少出现甚至受到社会的有意制约。透过日本的政坛风云就可对日本文化的“表里关系”一目了然。

一般情况下，善于协调的日本人都能够发挥“蝙蝠”的长处，在两种文化之间游刃有余。比如在政治运作中，一旦出现矛盾各派势力先采用“和式”的解决方法——跑到酒馆饭店或者不为人知的密室私下协调，如果实在不行，大家就按照“西洋”规则，依法律程序到议会大厅里见面。

但是，文化冲突的痕迹毕竟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比如民众在政治上，一方面崇拜西方民主政治，对政治暗箱操作深恶痛绝，讥讽那些父子议员为“世袭政治家”；另一方面一旦老议员的儿子来到自己所在的选区拉选票，又从民族传统出发，习惯于尊重“主家”，深信“龙王爷的儿子会凫水”，不自觉地去投票支持。

在社会生活中，一方面羡慕西方契约社会处理人情关系时的干脆利落，想摆脱日本人情社会的暧昧、繁琐；另一方面又讨厌“契约”下人情淡漠，留恋传统文化倡导的和谐温情。

日本文化的两重性困境更突出地表现在对外关系上。曾几何时，急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日本人，几乎不顾一切地扑向西方，疏远乃至欺侮亚洲邻居。

明治时期的大思想家福泽谕吉曾公开把亚洲邻国称为“恶友”，说： “我国不可有坐待邻国开明、共兴亚细亚之犹豫，莫如脱其列，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法亦不必因邻国之故，以特别礼顾，惟可遵西洋人待其之风处之。亲恶友者，不免共恶名。于吾之心当拒亚细亚东方恶友。”

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日本在二战以前陶醉于“脱亚入欧”，周游于欧美列强之间。但是，被日本人视为同宗的欧美却不时以另类的眼光看待日本。

近现代美国政府制定的限制亚洲人移民的歧视性政策同样把日本人算在里面；日俄战争中沙俄一度把对日战争描绘成白种人对黄种人的战争；在日本作为列强之一参加分赃会议时，种族和“洲别”总是被列强挤兑的借口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列强以后的日本，开始自视为“世界上无比尊贵的国家”，拥有“万邦无比的国体”。一方面把亚洲各国视为赖以自肥的猎物肆意侵略屠杀，另一方面对欧美有崇拜到仇视和轻蔑，认为日本“臣民与西洋各国的所谓人民其性质完全不同”，二战爆发后更是冠以“鬼畜英美”的蔑称。

此时的“大日本帝国”俨然要超然于“鸟”和“兽”之上，做世界的主宰。结果，逼得亚洲和欧美联手抗日，最终给军国主义敲响了丧钟。

按理说，二战的惨败已经给了日本足够的教训。但是对于这个教训日本只吸取了“一半”。他们从中再度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实力，半强制半自觉地再度“入欧”“入美”，通过政治经济改革很快实现了国家复兴。但是他们却仍然轻视亚洲文明的逐渐上升的活力。尤其是再度“入欧”尝到成功的喜悦后，更加鄙视亚洲邻国，竭力否认自己的亚洲存在。

日本政治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曾在《再见，亚洲》一书中这样讲到：“从前的日本曾是亚洲的一部分，日本人也属于亚洲人。但如今的日本已不属于亚洲了，日本人也不再是亚洲人。在亚洲这个巨大的垃圾堆中，只有一座高耸入云的现代化摩天大楼，那就是日本。在这座高楼里，人们自由自在地生活，而垃圾堆里既没有财富也没有自由。战后40年日本已经与亚洲隔绝了，在日本、韩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今后会越来越大。”

在这种认识支配下，日本打着“自由民主”旗帜争取欧美的认同，力争做“西方的一员”，并为能够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而沾沾自喜；而对亚洲各国则经济上利用，政治上首鼠两端若即若离，文化上一肚子瞧不起。特别是今天恐惧中国的崛起，感到一种威胁，而对中国横加指责。

但是，直到今天，西方国家虽然让日本人和自己坐在了一起，但骨子里仍然对其存在“异见”。80年代以后，当日本和美国、西欧的经济矛盾激化时，西方媒体很快掀起一股“排日”浪潮，纷纷提出“日本异质论”、“日本特殊论”，声称日本不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威胁要把其“打入另册”。搞得日本专家学者赶忙著书立说，挖空心思表白辩解。

虽然自认为是西方的一员，但是地缘和肤色却永远无法改变，中国有句老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当“脱亚入欧”的日本面对西方的排斥回望“故乡”时，却发现亚洲人同样以“异样”的眼光看它。

曾几何时，日本蔑视亚洲，推行远交近攻政策，不惜以邻为壑把在“入欧”中学到的强权用在亚洲人身上，虽然也提出过“大东亚共荣圈”，但事实证明那不过是蒙骗邻居为侵略行为张目的圈套和借口。

时至今日，日本虽不时打出“亚洲主义”的旗帜，却打出组织“东亚共同体”的旗号，以号召者的身份，拿着“共存共荣”的幌子来笼络亚洲邻国。

日本在自称是“亚洲一员”要和亚洲国家“心心相印”的同时，却不愿为过去的侵略罪过反省谢罪，反而时时不忘强调日本文化的优越性、特殊性，以和其他亚洲国家相区别。

所以，在亚洲国家看来，过去的100多年里，日本已经“远离”亚洲，其对亚洲的态度不过是“野心”“蔑视”“超脱”和“投机”的混合物。

日本的“亚洲一员”外交也常常被邻国视为其摆脱西方政治文化孤立的权宜之计。虽然，亚洲国家从政治外交的现实出发没有过分流露出疏远日本的意图，但是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居相近，习相远，心有别”的情况却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蝙蝠要想白天出来，总共有三个选择，一个是查清“家谱”认祖归宗，死心踏地回到兽类的行列；一个是消除投机心理，利用自己既像鸟又像兽的优势，当好亲善大使，消弭鸟兽之间的冲突；第三是将自己武装到牙齿，把鸟和兽统统干掉。个中的利弊取舍恐怕只能由蝙蝠自己去权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