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背后的阮籍的哲学人格分析

魏晋风度背后的阮籍的哲学人格分析

【摘要】时代造就伟人，不同时代都具有代表的伟人，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时代的进步。首先通过了解魏晋玄学产生的背景，从而结合阮籍所出生的背景解释一下魏晋风度是怎样产生的以及什么是魏晋风度，接着阐述阮籍的生活经历以及他提出的观点与看法，最后结合时代背景对阮籍进行整体的人格分析。

【关键字】魏晋风度，阮籍，人格分析

一、魏晋玄学产生的背景

第一，政治腐败的效应，对生命的反思（重社会→重个人）；第二，对汉代的反思。被人为饰的礼：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遵从，成为使人踏上仕途的工具，教条和被制化的经→我注六经→经学已无法适应当时的形势的发展；第三，清议到清谈，清议是民间对某人道德的自发评价，侧重评价某人→一人才标准的讨论为中介到清谈，清谈则是以某论题展开辩论互相就对方的观点相互为难，重在探索事物的规律。第四，回复明治之教的需要：儒学体系崩离、世风颓废、法令滋彰、诸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恢复名教之治用仁义礼乐来弥补单纯法治的不足，改变士风，然而经学失去了维护政权稳定的功能，要改变这种社会这现象，不能单纯的依靠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思想已经在人们的大脑中根深蒂固所以迫切的需要改变。

二、魏晋风度的产生以及什么是魏晋风度

“从“正始玄学”开始，中经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诸名士的推动，这种具有情感主义、浪漫主义色彩的思潮与行事风格，在魏晋年间备受推崇，形成历史上有名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从对现实礼法制度的反叛开始，以追求精神生命中的个体自我与个人自由为基调，无疑给当时的思想文化带来了一股具有解放意味的新气象。当然，再后来的走势中，在情感主义被引申为情欲至上，在个体自我与个人自由的过分追求导致责任心与使命感完全消解的时候，这一思潮便带来巨大危害。”【1】p299 三、阮籍出生的背景以及他的生活经历

阮籍（公元210年—263年），出生于汉建安十五年（210）, 三国时期魏诗人。字嗣宗。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县治）尉氏人。竹林七贤之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隐晦是他的诗歌最大特色，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大人先生传》等，其著作收录在《阮籍集》中。阮籍，三岁丧父，由母亲把他抚养长大。父亲死后，家境清苦，阮籍勤学而成才，天赋秉异，八岁就能写文章，终日弹琴长啸。在他少年时期好学不倦，酷爱研习儒家的诗书，同时也表现为不慕荣利富贵，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效法榜样的志趣。阮籍在习文的同时还兼习武，在政时时期，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心怀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正始之后，阮籍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诸人，共为“竹林之游”，史称他们为“竹林七贤”。正始十年（249）四月改元嘉平，阮籍时年恰四十岁，阮籍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阮籍死于景元四年（263）冬，也就是在他写了《劝

进表》之后的一二个月，享年五十四岁。

回顾阮籍的一生可谓是曲折坎坷，有过幸福的时光，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使他具有了与别人不一样的想法，正是因为他的生活经历，以及生活带给他的这些，才使他的思想与认识不同。

四、阮籍观点与自身的一些想法 阮籍早年崇尚儒家思想，志在用世，后来发生魏晋禅代的政治动乱，由于对现实的失望和深感生命无常，因此采取了蔑弃礼法名教的愤激态度，转到以隐世为旨趣的道家思想轨道上来，在阮籍的自述诗《咏怀诗》中“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可以看到这一点。下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阮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他的一些思想以及他在这些思想之下所做出的反映。

（一）从整体上看他对魏晋玄学的影响：玄学在魏晋之世十分盛行，形成一股强劲的“玄风”。它不仅曾一度支配了当时的思想领域，而且支配了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态度，形成一种虚无放诞的社会风气。对于阮籍来说，他并不是不重视玄学的理论，受阮籍等人的影响，在两晋一代，特别是元康之世，虚无放诞的生活态度或生活情趣一时成为社会的一种风尚，甚至转化为单纯地追求感官的刺激，肉体的纵情享乐。（二）尊崇自然：思想上的抗争：正始时期，司马氏集团为配合专制统治，在思想上推崇名教，将它作为统治人民的武器。阮籍在思想上举起的是一面崇尚自然的旗帜，实质就是对抗司马氏所推崇的名教。阮籍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他是以尊重老庄为表现手段的。他在《达生论》里说：“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又说：“道，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者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阮籍认为天地万物都生于自然，并没有神的主宰存在，“道”也只是说明自然规律的东西。他还说：“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也。”他认为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是由自然界禀受来的。他崇尚自然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极端蔑视礼法。（三）蔑视礼法：行为上的放诞：阮籍崇尚自然，蔑视礼法，不只是在理论上这样说了，而且在实践中也这样做了。《晋书·阮籍传》载：“（阮）籍容貌环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他的任性放达集中表现在对礼法的蔑视和个性的张扬上，他的这种放诞是为当时许多士大夫们所不能理解和容忍的。阮籍的母亲死了，当时他正跟一位朋友下围棋，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对方马上提出停止下棋，可是阮籍却依然从容地挽留对方，要求同他决出一个胜负来。母亲死了还无动于衷，这在当时忠孝观念十分浓厚的魏晋时代，算是一个例外。（四）超越名教，非毁六经：他对“礼法之士”把好学《六经》说成是人类本性使然的论点进行了驳斥，他不仅不主张学习《六经》，还“非汤武而薄周礼”在他看来主张把儒家的典章礼仪也“兼而弃之”并指出对六经，“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主张人们“游心于寂寞，以无为贵。”（五）“万物唯一”的宇宙观：阮籍与嵇康秉持以元气为本源的的宇宙生成论，阮籍在《达庄论》中就已万物均由一气化生，来说明万物的存在与差别是相对的。

五、结合时代背景整体的分析阮籍的整体人格

阮籍他的人格是双重的、是分裂的，因此他的身心受到理想与现实“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二重矛盾的压迫，在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他既要坚持自己的理想，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又受着现实与环境的制约，使其理想或独立人格的实现途径受阻，他选择改变自我形象的办法以求与外在环境相协调。他作为双重人格的主体与某个统一的人格的主题相比，他的心灵则承受着更为痛苦的折磨，煎熬，自我意识处于一刻也不安宁的状态。

阮籍的双重的现实人格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多变性和不变性。多变性是指他作为人格的主体由于受到环境的压迫而不得不随时调整自己的外在形象，可以有不同的言论或行为于过这种多变性并于是毫无根据的任意变化，因为他还要受到内在理想的因素制约。

从道德价值层面说，他一生并没有真正的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并没有与现实的丑恶同流合污，也并没有向丑恶的现实屈膝投降，因此，他并没有失掉他方正的品格。

阮籍的人生也充满了无赖，他只有用自身的方法来表达他对现实的无赖，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从没有放弃他的理想和信念，只是当他的理想与信念无法在现实上得以实现时，他就只有采取折磨自己方式来宣泄他的不满。其实，这样一来，就让他自己非常的痛苦。也许是时代是现实带给了他这一切。

参考文献：【1】【中国哲学编写组】中国哲学史（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