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墨西哥经济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墨西哥经济
·谌园庭
2004 年1 月1 日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成立10 周
年纪念日。这个覆盖人口达4.21 亿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在成立之前就充满了争议。
直到今天,争议仍然没有平息。10 年过后,对其是非功过应做何种评价?它究竟给墨西哥
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什么?
NAFTA 是冷战结束后墨西哥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和国内经济模式转型期间对外战
略的集中体现,它对墨西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由于NAFTA 本身是个经济问题,因此,本文
将重点讨论NAFTA 对墨西哥经济产生的影响。
一 墨西哥加入NAFTA 的背景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因素在国际
关系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步伐加快,美、欧、日
等经济中心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纷纷调整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政
策,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增强经济竞争力的重要砝码,而发展中国家也由过去国际政治的中间
地带变成了发达国家经济争夺中的战略要地。美国在其全球战略的指导下,竭力把拉美国家
纳入其倡导的美洲一体化进程,与即将建成的欧洲统一大市场和日本正在酝酿的亚太经济圈
相抗衡,以确保其全球霸主地位。其次是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模式遭到了失败,西方新自
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墨西哥的对外战略及国内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20 世
纪30 年代到80 年代,墨西哥把自己确定为与美国对立的国家。墨西哥领导人一直执行向美
国利益挑战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经济上坚持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外交上坚持第三世
界主义政策。
20 世纪80 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德拉马德里总统及其继任者萨利纳斯总统对墨西
哥的目标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新界定。这是自1910 年墨西哥革命以来政治和社会领域最广泛
的变革努力。①在德拉马德里执政(1982~1988)的6 年间,墨西哥开始了以出口导向为核
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不过,德拉马德里总统仍沿袭传统的外交政策。萨利纳斯这位从
美国哈佛大学走出来的经济学家担任墨西哥总统后,奉行与美国“特殊接近”、与北美实现
一体化的政策。对其经济改革思想,萨利纳斯曾作过这样的阐述,他说:“在历史上,推行
民族主义是对外部挑战的回答。今天,这种挑战在于,墨西哥存在着被排斥于世界一体化进
程与贸易、资金的巨大潮流之外的危险。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上,我们将不会为了保持更
多的经济独立而关上大门,不顾外面的一切。”为了给他的新自由经济改革以理论支持,萨
利纳斯提出了“新民族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当今的世界形势
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民族主义已很难用过去的字眼来解释”,必须实现“民族主义 的现代化”,从过去的旧民族主义过渡到“新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的最主要原则就是 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对外开放的需要,放弃一贯的反帝、反霸和反美的口号,在国际关系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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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避免对抗,摒弃墨西哥历来所坚持的反对霸权主义的政策,提倡通过对话来“捍卫主权
与民族国家”,认为“在当今单极形势下,对抗对本国主权来说是无谓的冒险。”①萨利纳斯 因而实施了名为“社会自由主义”、实为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经济政策,墨西哥退出了
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 国集团而加入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②
萨利纳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核心政策之一就是加入NAFTA 。1990 年,美国和墨西
哥就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了共识,此后,加拿大也加入谈判。1991 年2 月5 日,美、加、
墨3 国总统同时宣布,3 国政府代表从同年6月起就一项三边自由贸易协定正式开始谈判。
经过14 个月的谈判,1992 年8 月12 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 国签署了NAFTA 。1993
年8 月,3 国还就环保、劳动就业等问题达成协定,作为NAFTA 的补充。1994 年1 月1 日
NAFTA 生效,NAFTA 正式诞生。NAFTA 的总目标是经过10~15 年的努力,到2008 年在成员 国间取消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实行零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完全自由流动, 并具
体规定了逐步消除关税和投资限制等的步骤和时间表。
NAFTA 涉及3 个国家。其中,美国和加拿大是西方发达国家,墨西哥属第三世界国家。
当初,NAFTA 的建立被认为是一项大胆的举措,旨在以此证明自由贸易具有巨大的力量,能
把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现代经济体。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是全球化的试金石,那么当属
NAFTA 。从长远看,NAFTA 把3 个天然的贸易伙伴联系在了一起,美国提供资金、市场、管 理和技术,加拿大有自然资源,墨西哥则有充裕的劳动力和正在扩大的市场。而对墨西哥而
言,与美国和加拿大加强经济合作是其经济改革的延续。自20 世纪80 年代债务危机爆发后,
墨西哥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推动贸易自由化,以此促进其商品出口。墨西哥加入
NAFTA 的预期好处主要有四个:1. 促进经济增长;2. 吸引外资;3.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4.
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墨西哥希望通过参与区域自由贸易推动其经济改革和市场
开放,使经济更为现代化,提高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
二 NAFTA 对墨西哥经济的积极影响
10 年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界,对墨西哥加入NAFTA 的看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是利
大于弊,应持肯定态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弊大于利,应持否定态度。有的学者指出:“要
衡量贸易扩张和深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受优惠贸易协议的影响,其难处在于把外部因素和
NAFTA 本身区分开。过去10 年促进贸易增长的外部因素包括:美国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墨西
哥坚定的开放政策,1994 年比索贬值和经济衰退,等等。不可否认,贸易增长是外部因素
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NAFTA 便利的贸易和投资措施,尤其为稳定区域自由贸易
和推动墨西哥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而这种效应是难以用经济指标衡量的。”③
墨西哥总统福克斯在接受《商业周刊》的采访时说:“NAFTA 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
大的推动力”,目前墨西哥的经济总量(FDP )为5 940 亿美元,已从12 年前世界排名的第
15 位跃居第9 位,居拉美第一位。他自豪地指出:“10 年以前,巴西的经济总量超过墨西哥
50%。现在情况相反,我们是世界上第7 个出口大国。这个地位是通过自由贸易协议取得的。”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墨西哥经济
1. 刺激了经济的增长。1995 年金融危机之后,墨西哥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整个拉美地
区。据统计,1994~2002 年,墨西哥的GDP 年均增长率为2.9%;1996~2002 年,GDP 的年均
增长率为4%,其中2000 年的增长率高达6.9%。2001 年以后,受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墨
西哥的经济增长下降,2001 年GDP 降至0.3%,2002 年为0.9%,2003 年为1.3%。①1994~2002 年,阿根廷、巴西和智利3国的GDP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1%、2.7%和4.7%。1996~2002 年
上述3 国的GDP 年均增长率为-0.3%、2.0%和3.7%。在上述4 个拉美国家中,墨西哥的年均
经济增长率是最高的,这显然与NAFTA 有着密切的关系。
2.降低了通货膨胀率。1995 年墨西哥通货膨胀率最高时达到52%,到2002 年降至4.4%,
2003 年降至4%,是34 年来的最低水平。
3. 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增长。NAFTA 生效10 年来,区域内贸易额由1993 年的3 060 亿美
元增至2002 年的6 210 亿美元。②其中,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额由1994 年的510.6 亿美元
增至2002 年的1 430 亿美元,增长了近2倍;墨西哥对加拿大的出口也有较大增长。墨西
哥与NAFTA 伙伴国的贸易额占GDP 的比重由1993 年的25%升至2000 年的51%。尽管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墨西哥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确实有所加重,但随着墨西哥政府施行贸易多元化
战略,90 年代末以后扭转了这种局面。有资料显示,1994 年以来,美国在墨西哥进出口中
的比重并没有发生变化,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墨西哥出口总额的80%,从美国的进口额占其进
口总额的70%。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1994~2002 年墨西哥的出口增长率为12.9%,阿根廷
为8.3%,巴西为6.3%,智利为7.9%;同期,墨西哥的进口增长率为11.6%,阿根廷为 -1.3%,
巴西为6.5%,智利为8.0%。③
受NAFTA 的影响,墨西哥在拉美4 国经济中的开放度也是最高的。截止2002 年,墨西哥
进出口占GDP 的比重达61.0%,而阿根廷为24.9%,巴西为21.7%,智利为59.8%。④
4. 吸收大量外资。加入NAFTA 以后,墨西哥从两方面吸引外资:各行各业的资金都可以
自由进出;解除贸易壁垒。其结果是,美国在墨西哥增加了长期投资。1994 年以来,墨西
哥共得到1 240 亿美元的外国投资。年均吸纳120 亿美元的国外直接投资(FDI ),这比墨西
哥在1984~1994 年所获得的外资高出4 倍以上。
与此同时,美墨相互直接投资增长迅速。1994~2002 年,美国在墨西哥的FDI 从161
亿美元增至581 亿美元,增长了259%。墨西哥在美国的FDI 从23 亿美元增至79 亿美元,
增长了244%。
1990~2001 年,墨西哥占美国FDI 流出的比重从2.2%上升到2.9%,占加拿大FDI 流出
的比重从0.2%增长到1%;美国占墨西哥FDI 流入的比重从62.9%上升到65%;加拿大占墨西
哥FDI 流入的比重从1%左右增长到3.3%。北美贸易伙伴对墨西哥FDI 流入的份额从63.9%
增加到68.3%。
p .32.
此外,NAFTA 对墨西哥渡过1994~1995 年金融危机起了重要作用。1994 年墨西哥遭受
金融危机时,克林顿政府立即进行干预,动用外汇稳定基金,向墨西哥提供了200 亿美元的
贷款,IMF 等国际金融机构也向墨西哥提供了紧急贷款。近500 亿美元的国际援助对墨西哥
摆脱危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美国的帮助下,墨西哥只用7 个月的时间就稳定了金融形势, 并重返资本市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教授认为,墨西哥能从1994 年12 月的金
融危机中很快复苏,主要得益于在NAFTA 的推动下与美国进行的贸易,而不是华尔街的金融
家们的经济援助。是NAFTA 让墨西哥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世界银行特别指出,如果没有NAFTA ,墨西哥的出口会比现在少25%,FDI 会少40%,墨
西哥的人均年收入将从2002 年的5 920 美元降到5 624 美元。
三 NAFTA 对墨西哥经济的消极影响
有的学者指出,新自由主义理论在评价NAFTA 时是存在缺陷的,具体表现如下。第一,
它忽视政府以及跨国公司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自由贸易中的强势国家的政府干预大大影响
了市场结构和国家贸易的类型,并且出现了自由贸易中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向以美国为基础的
跨国公司集中的现象。第二,它忽视收入分配的变化。第三,它忽视投资流向和资本流动的
影响。第四,它忽视微观经济的不平衡。第五,它忽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
差异。第六,它忽视国家之间在制度、社会和政治结构性质上的差异。第七,它忽视经济增
长过程中内部市场、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的作用。第八,它忽视城乡和其他地区间的联系。
第九,它忽视环境带来的影响。①这些问题确实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参与国产生重要影响,要
对如此众多的问题一一做出解释也是相当困难的。这说明,NAFTA 对墨西哥经济的推动作用
毋庸置疑,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首先,墨西哥农业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墨西哥众议院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加入NAFTA
后农牧业遭受了沉重打击,而且随着2003 年多数农产品关税的解除,这一状况还将进一步
恶化。报告说,自1994 年以来,墨西哥农牧业在GDP 占的比重已由6.34%降至5.5%。具有
竞争优势的蔬菜和水果的出口量仅增长了8%。与此同时,美国对墨西哥新鲜水果的出口增
加了2倍以上,棉籽的出口增加了1.6 倍,大米的出口增加了65%,高粱的出口增加了56%。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公布的报告指出,享受高额补贴的美国农产品如潮水般涌入墨西
哥,并在过去10 年中导致墨西哥130 万农民破产。
另外,1994~2000 年外国直接投资中仅有0.3%的资金进入了农业生产领域,大多数FDI
投在了附加值高的农产品上。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自NAFTA 生效至今,墨
西哥农作物种植面积缩减了400 万公顷,同期农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了10%,而且这一状
况正在随着农产品关税进一步降低而恶化。
其次,墨西哥民族工业受到冲击。自1994 年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企业的强有力竞争
① Ricardo Grinspun and Maxwell A. Cameron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orth American Integration: Diverse
Perspectives, Converging Criticisms, in Ricardo Grinspun and Maxwell A. Cameron, eds.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p. 10.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墨西哥经济
下,墨西哥大量企业陷入困境,特别是占墨西哥工业90%的小企业,根本无法抵挡美国的现
代化大企业的竞争,纷纷倒闭。据墨西哥全国小企业联合会估计, 1994~1995 年,墨西哥
至少有7 500 家小企业倒闭。
最后,墨西哥较低的环境保护标准使大量外资工厂涌入,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美国塔
夫茨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墨西哥制造业产生的空气污染比NAFTA 签署前增加了2倍。NAFTA 生效后的最初4 年,10 多家美资林木产品公司在墨西哥设厂,而且地点多集中在南部珍贵
的未开发森林区,对墨西哥森林资源产生了严重威胁。1990~1999 年,墨西哥森林覆盖率
从30%下降到28%,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从3.7 吨增加到3.9 吨。①有的学者统计,环境状
况下降带来的成本约占GDP 的10%。NAFTA 开创了在自由贸易框架内开展环境合作的先例,建 立了环境合作的主导机构,允许成员国制定本国的环境标准,并构建了一套争端解决机制,
处理贸易和环境纠纷。加入NAFTA 之后,墨西哥政府并没有按照原来的承诺提供足够的环保
基建投资,环保方面的支出下降了45%,另外,对其颁布的环保方面的法律监管也不得力。
四 NAFTA 对墨西哥经济仅有微弱影响的领域
福克斯总统认为:“NAFTA 给了我们工作,也给了我们知识、经验和技术。”但实际上,
在墨西哥加入NAFTA 所预期的另外两个目标上,即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吸收先进技术和管
理经验,NAFTA 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或者说是没有起作用。
一是NAFTA 在扩大就业方面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只是导致了就业在部门间的转移。10
年间,NAFTA 为墨西哥北部出口加工区创造了75 万个就业机会,工人增加了2倍多。但生
产主要仍集中在墨美边境城市。世界银行负责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事务的副行长费拉蒂说,
NAFTA 对墨西哥北部地区来说是个福音,使该地区的制造业蓬勃发展,而对墨西哥其他地区
几乎没什么影响。
墨西哥贫困率没有下降。在过去10 年里,尽管墨西哥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4%,但贫
困率却没有下降,贫困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1/4。在墨西哥,10%最富有的人口占有42%
的国民收入,而40%最贫困的人口却只能得到11%的份额。基尼系数从1984 年的0.425 增加
到2000 年的0.481。人们过去一直期望,NAFTA 能缩小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收入差距,但事
实是,这一差距在过去的10 年里却扩大了10.6%,墨西哥的实际工资年均下降了0.2%,结
果导致移民压力巨大。
二是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方面,墨西哥依旧没有取得进步。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在
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方面,墨西哥不仅落后于NAFTA 的贸易伙伴,而且还落后于与墨西哥有
相同经济特征的国家。”墨西哥在研发方面的投资水平落后于韩国,甚至落后于中国和印度。 此外,墨西哥出口加工业原材料国产化比重始终没有提高,跨国企业所需的原材料98%依赖
进口。墨西哥政府在技术转移上未对跨国公司提出更多的要求,使多数达成的技术转让项目
只是生产商放弃多年的淘汰技术,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NAFTA 对墨西哥经济的正面效应。
事实上,NAFTA 提高了墨西哥给美国制造企业提供低成本配件的能力,但它不能使墨西
哥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型经济体。墨西哥经济依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外贸部门和
国内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不高,对内和对外经济的割裂很明显。墨西哥对美国50%的出口产品
是由客户工业生产的,而客户工业几乎没有内销。其二,经济增长依赖制造业,尤其是汽车、 电器产品和服装加工。加入NAFTA 以后,墨西哥希望改变国内制造业的局面,实现出口升级, 但这一情况不但没有改善,而且还越来越糟。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投资者正在将目光转向
投资环境更好的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中国已于2002 年超过墨西哥,成为对美国的第二
① http://www.americaspolicy. Org/articles/ /2003/0311-7-myths..html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墨西哥经济
大出口国,仅次于加拿大。
面对来自中国和其他进口商的竞争,墨西哥表现出了自己的担忧。NAFTA 谈判墨西哥首
席谈判代表普切说:“我们处在一个分水岭上。要么采取举措,成为真正的北美国家;要么
落后于人,只是成为中美洲的一个大国。”“NAFTA 对墨西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们可以 做得更好。”费兰蒂说:“自由贸易当然带来了新的机会,但这为正在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谈 判的国家所带来的启示是,没有有效的政策和制度改革的自由贸易是不完整的。”
五 结语
可以说,NAFTA 对墨西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同时
还有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影响。就经济影响而言,NAFTA 给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墨西哥人对NAFTA 的评价却越来越低。1993 年11 月的民意调查显示,68%的墨西哥人认为 NAFTA 将使墨西哥经济获益。但2003 年10 月的一次调查显示,只有45%的墨西哥人认为NAFTA 给墨西哥经济带来了好处。①
为什么如此多的墨西哥人对NAFTA 感到不满呢?原因之一是,NAFTA 的发起人和支持者夸
大了NAFTA 给墨西哥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认为它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具有近乎神奇的
作用。事实上,自由贸易协议不是发展政策的替代品,而是更广泛发展框架中的一个独立要
素。因此,有的学者认为,NAFTA 只是一项外交政策的胜利。②
墨西哥政府虽然承认NAFTA 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仍从战略上肯定NAFTA 的积极作用。墨
西哥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安德烈斯·罗森塔尔说:“如果没有NAFTA ,我们的情况会更糟。” 如果说NAFTA 让人失望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墨西哥政府没有很好地利用协定带来的良
机。NAFTA 谈判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卡拉·希尔斯说:“贸易不会教育人们,也不会提供医疗
服务”,“贸易不能直接为民众提供教育,也不能直接为他们提供免疫或医疗保健服务。贸易 所能做到的就是创造财富,让政府对财富进行分配,用来做必要的事情。”如果政府不对新
的财富进行恰当分配,自由贸易的好处很快就会失去。这就是墨西哥所面临的困境。
10 年来,NAFTA 极大地促进了墨西哥的对外贸易、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带来
了一些不容忽视的不利影响。自由贸易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充分地利用NAFTA 带来的好处,
如何将NAFTA 带来的积极影响最大化,仍是墨西哥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世界银行的报告指
出:“这次对NAFTA 评估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要赶上北美的经济,自由贸易协议不是一个
充分条件”,“墨西哥仍然存在抑制其赶上北美邻国的能力的重要缺口。”墨西哥需要在财政、 能源、教育及反腐等方面做出更多的改革。这对提议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以及准备与美国签
署双边贸易协定的其他国家都有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杨:在我国改革开放中什么是经济学的主流?到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国际国内的事实,特别是美国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大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刘:党的十七届三
中全会提出,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
特别是渗透和反渗透斗争仍然十分尖锐,
多种敌对势力正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
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同时国内也出
现一些噪音和杂音。新自由主义和民主
社会主义都属于噪音、杂音之列,它们
都是搅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格格
不入的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是近二三十年西方经济学
的主要流派,也是美国几任执政者的主
体意识。简单说,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复活,因凯恩斯国家干涉主义不能应付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滞涨问题而崛起,在英美等发达国家一时兴盛,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其主要观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政策方面则极力鼓吹、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它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一定的说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鉴吸收;但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则必须坚决地反对和抵制。
新自由主义给世界造成的危害
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流行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应学习模仿“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现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殃及世界,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欧美模式的残畸。这一点,连西方有良知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了。但国内有些经济学家还在那里辩解,继续宣扬自由市场的迷信。
刘: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从凯恩斯到斯蒂格里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强调经济自由放任之危害,但忠言逆耳终究敌不过资本积累的无节制欲望,只要社会危机稍有缓和,自由市场的卫道士就会在第一时间卷土重来,举起自由放任的旗帜。但其结局终究是一次一次的失败。
放眼世界,追思历史,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确给人类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灾难。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本来发展得还可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来了个“华盛顿共识”,让拉美各国搞自由化、私有化、放松国际金融管制等,出现了十年倒退,许多国家都出了大问题。后来,拉美国家觉悟了,纷纷抛弃“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向左转。
苏联的解体与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分不开,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急转弯。“大爆炸”后的俄罗斯完全听信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药方,结果造成近10年的大灾难,其损失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大,后来开始觉醒。还有一些“转型”国家实际上变成了西方的附庸国,银行等国民经济命脉被欧美操纵,这次金融危机一来,有几个国家几乎使“国家破产”。欧美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救它们!同时,受危害的还有亚洲一些国家,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就使不少国家和地区遭了殃。
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表演的结果究竟如何,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布(William K.Tabb)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代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
如今火烧到欧美自己国内了,又使全世界都跟着蒙受灾难。
杨: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也采取“双重标准”,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泰国、韩国要求支持,美国说不能支持银行,必须让它们破产。现在美国自己就不是这样,不但银行,而且一些实体企业,也要靠政府
的力量救助,可见其实用主义手法。我以为,不能把美国的金融危机仅仅看作是技术与管理层面的问题(如对金融监管不力等),应当看作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您看呢?
刘:我同意这个看法。当然,技术与管理层面的问题有关系,是一种导火索。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而其深层次原因还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这是马克思早已阐明了的真理。简言之,这次危机的原因是少数人借金融发大财,还利用美元剥削全世界。新自由主义是他们的思想武器。贸易自由、资本自由、金融自由、创新自由(如“金融衍生品的创新”等等)引发“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造成空前的经济衰退,这就是引火自焚的客观逻辑。总之,这个历史教训告诉人们:新自由主义不是什么福音。
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有一个奇怪现象。一些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新自由主义者,而有的人在宣扬新自由主义时则坦言:“主流改革派的指导思想就是西方经济学,中国改革以市场为取向,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然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派用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就其核心理念来说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凡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人都认为新自由主义带给中国的是好的影响。对此,您有什么评价?
刘:这要分几层来讲。
第一,我国经济改革以市场为取向,需要借鉴学习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机制一般运行机理的理论,但不能把他们的意识形态作为改革路线选择的依据,即不能照抄西方模式。中国经济改革的路线是邓小平说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主要依据中国自己的情况,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绝不是一般的、抽象的或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由此区别目标模式的社会性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一些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人士却无视这种区别,把中国改革简单化为“市场化改革”,或者说模仿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只字不提社会主义。这显然与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宗旨不符合。
第二,由于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有崇高地位,有些人士在阐述“市场化改革”的观点时,有时也不得不说说“社会主义”,但同时又说对“社会主义”有不同的理解,以此来篡改“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社会主义有确定的科学内涵,是不能改变的。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十四大报告和《宪法》都明确指出和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有的内涵。这与新自由主义反对公有制、主张私有化的观点是不相容的。这类主张,无论用什么华丽的词藻来包装,都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格格不入的。
杨:新自由主义思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市场自由,不要政府干预,使政府“守夜人化”。 刘: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点。“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三化”主张(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中的一化。主张一切由看不见的手来指挥,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管制。这种观点人们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次西方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证明,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国经济改革本来要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同时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国家计划又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这些都写在党的十四大文件之中。而我们有些经济学人力倡把政府职能压缩到提供市场环境和维护市场秩序,要政府从一切经营性领域退出,从全部竞争性乃至垄断部门退出,并且竭力贬低和削弱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使之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这是造成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许多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党的十七大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也要加强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次世界经济大动荡中,我国政府对稳定经济所采取的种种重大措施,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国家宏观协调的。国民 经济许多重要领域都不能完全交给“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去管。教育、卫生、住宅、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领域,交通运输、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农村设施等基本建设领域,以及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乃至宏观总量平衡等问题,都不能完全交给自由市场去调节,而不要国家的协调和安排。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都可以用,这是邓小平讲过的。那种唯市场是崇,见计划就损,迷信市场自由放任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神话,所有立场没有问题的人,都不会再相信了。
杨:作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 的“华盛顿共识”,是从新自由主义嬗变而来的,对其如何评价呢?
刘:美国在全世界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实践表明,无论是拉丁美洲、苏东地区和亚洲,都没有取得成功,受到各方广泛的抨击,包括我国在内,多数学者均持批判态度。可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渗透,我国也有少数人为“华盛顿共识”捧场,把中国改革的成就归功于“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实质上是以市场的非调控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贸易和资本的无限制开放、自由化等,损害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工具,怎么可能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呢?正是在一位中国人吹捧“华
盛顿共识”之前,有一位外国人提出“北京共识”,“它代表了试图寻找某种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努力,中国的成功已经表明了中国这种独特的经验、模式和道路之存在”。怎么能够把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归之于“华盛顿共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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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章指出,本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仅是经济的周期性起伏,缺乏金融监管、没有对系统金融风险进行控制才是其能够造成如此大破坏的重要原因,而造成金融监管缺位的理论基础,正是早已在西方成为主流经济政策思想的新自由主义。
关键词:金融危机 金融监管 新自由主义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彻底解决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同时通货又高速膨胀的“滞胀”问题,西方开始抛弃被公众信奉了近40年的凯恩斯主义,转而采纳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新自由主义原本不是一个学术派别,是由伦敦学派(奥地利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后三者又被统称为芝加哥学派)等在反对凯恩斯主义政府应积极干预市场的政策主张过程中逐渐融合形成的。它们虽对政府干预的负面效果认识不同,如伦敦学派认为政府干预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货币学派认为政府干预制造出的只是虚假繁荣,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政府的政策会因人们的预期而丧失效力,但它们都在基本思想上与斯密、马歇尔等老自由主义者的认识保持一致:只有尽量依靠市场、充分明确产权责任,尽可能地将企业交给最合适的人管理,同时限制政府的权责,才能保证经济以最大的效率稳健地发展。新自由主义对经济的这些认识同自由市场的信仰一起,在西方最近30年被普遍广泛地接受。
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的发展演变
针对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各派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其中最为我国学者熟知的,当属紧缩财政开支、放松政府管制、保护私有产权并进行私有化改革、贸易自由化等政策建议,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货币思想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为了防止政府过度使用货币发行的权力,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等人就对货币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美国自从政府干预货币市场以来,经济的起伏都是货币不当供给造成的。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做法,为克服当前的困难而采用的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时间内解决了问题,但却为下一次经济周期埋下了伏笔,并且随着经济总量的变大,经济波动会因内外双重作用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货币学派连同新自由主义的其他派别一起,都积极主张恢复19世纪的金本位制度。因为黄金是有具体实在的,因此其货币价值是最不容易被扭曲的。货币学派对货币的主张被奥地利学派吸收,变成了“自由银行”的思想。奥地利学派的精神领袖哈耶克,曾在20世纪70年代特意写作了一篇《货币的非国家化》,用以宣传政府不干预货币及银行事务的思想。他在书中甚至还提出了国家将货币的发行权交由银行的极端主张。虽然他自己也承认他的这一主张仅有理论意义,在现实中还无法实行,但他还是为他的后继者提供了一条金融自由化的思路。
奥地利学派的不少后继者,如罗斯伯德、怀特、萨尔金都坚持应该建立富有弹性的“自由银行”体系。在“自由银行”体系中,政府不再控制银行活期存款或定期存款的准备金率,基准利率大小也交由央行根据市场行情决定。“自由银行”口号的提出实际上为政府放松对银行监管埋下了伏笔。
随着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主导理论,解除金融监管也成为了那个
时代西方国家经济改革的主题之一。80年代中后期,《金融服务法案》和《金融改革法案》在西方各国相继获得通过。这些法案的指导原则,就是解除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必要的限制,鼓励通过竞争、兼并达到效益与规模的最大化。新自由主义放松对金融业管制的思想还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转轨在不发达国家广泛传播。199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达成的“华盛顿共识”,更是使得银行脱离国家监管的做法成为一条普世标准。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美国的产业转型,IT 业与服务业成为了经济新的增长点,各种新的金融工具、理财产品被创造出来。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大大提升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却同时也埋下了相当多的隐患。如本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贷”,其发行总额就在2001年到2006年的短短5年间增长了5.3倍。金融行业如此疯狂的扩展速度不是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如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就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指出次贷可能存在问题,但都因为人们对金融行业自身健康程度的过分乐观估计而被忽视。受到新自由主义金融行业可以自发调整认识的影响,西方的金融学、经济学研究被过分限制在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上了,金融学风险的研究一般也被限制在了公司理财的内部,宏观的系统金融风险则成为薄弱环节。而由于数学的大量介入,对金融学风险进行整体控制进行研究对外行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以至于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国的许多著名学者还没搞清楚危机是如何具体产生的。
英报文章:金融危机标志凯恩斯主义归来
谢默斯•米尔恩
文章认为,在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之际,濒临死亡的并非资本主义,而是自由市场模式。正如法国总统萨科齐所宣布的那样:“自由放任主义结束了。”真正迅速恢复地位的其实是凯恩斯主义
随着信贷崩溃掀起的尘埃渐惭落定,真正的世界经济衰退呈现在人们面前,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开始用鬼魂来吓自己。《泰晤士报》21日登出了一幅马克思的肖像,并警告读者:“他回来了。”
在美国,麦凯恩用所谓的“社会主义”罪名猛烈抨击奥巴马。坚持保守党传统观点的专栏作家西蒙•赫弗激动地把政府救助银行的计划称作“新苏维埃化”。英国广播公司也在上周黄金时段播出了一场有关这场危机是否宣告“资本主义之死”的辩论。
过去几周的事件无疑揭示出解除管制的资本主义已告破产,执政的精英贪婪无能。但濒临死亡的并非资本主义,而是自由市场模式。这一点从民意中可以看出来:《金融时报》与哈里斯公司本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是“滥用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失败”——惟一的例外是德国,在那里,指责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升至30%。
正如萨科齐所宣布的那样:“自由放任主义结束了。”迅速恢复地位的其实不是马克思,而是凯恩斯。这一切都是迫于无奈。在采取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干预经济行动之后,政治家现在不得不为它唱赞歌。英国财政大臣达林周末宣布计划推出大规模投资方案,他表示:“凯恩斯写的很多东西现在仍有道理。”凯恩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现在,英国首相也为借更多的钱来应对需求的减少辩护。正式回归凯恩斯主义的象征意义不应该被低估。
有人说当前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终结或新社会主义的诞生,这些说法只不过是搭起了一个稻草人。分散了人们对真正处在存亡关头的东西的关注。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替代制度,目前这显然不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或其他地方(拉美可能除外)——的议事日程上。对共产主义丧失信心以及工人阶层作为一支社会政治力量势力削弱,都使左翼人士难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这次的惨痛失败。
危机必然会使人们更加需要资本主义内部和外部的替代选择。它已经使主宰这个世界二三十年的经济模式(给世界造成了长期动荡、普遍的不平等以及环境破坏)名誉扫地。
《经济》周刊在本周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辩护时说,过去25年的市场自由化使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绝对贫困。该刊还猜测说,这个十年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人均收入增长最快的十年。
然而,大多数增长和脱贫来自中国这样受政府指导、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有的经济体。印度资本主
义经济所取得的成功相对而言不那么辉煌,而且财富分配极不平均,以致营养不良儿童所占的比例十年来几乎未曾改变。一直以 47%高居世界前几位。至于其他国家,二战后奉行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几十年,是它们增长较快、收入分配也远远更为平均的年代。
从奥巴马到查韦斯,政治领导人现在有了一个利用这次危机来重塑经济体制的机会。人们经常说。在共产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破灭之后,左派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模式。但事实上,经济和社会模式,无论偏左或偏右,从来都不是现成的:从苏维埃到凯恩斯主义福利政府,再到撒切尔—里根新自由主义,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由意识形态推动的即兴创作。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蓝图。 正如美国新政时期或二战后的欧洲那样,应对经济需求的压力将塑造经济新秩序。目前的干预形式已经与以往的危机截然不同,银行国有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很有威力的经济杠杆。毫无疑问,我们正进入一种新型资本主义。不过,它会采取何种形式将由来自上上下下的压力决定。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10月23日英国《卫报》)
我们不得不承认,凯恩斯主义在1929年的经济严重衰退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强调了由于市场的资源配置调节失灵,政府需要弥补市场的不足,通过“部分校正”来挽救经济颓势。但政府必须把握好“度”的问题,如果政府放松管制,就会导致人们的投机行为愈演愈烈,使得在贪婪的心理和利益驱动下,投资者会不择手段地在市场中大获其利。如果管得太死,则市场失去活力,金融创新将举步维艰,人们也就不能再创造出新的市场亮点。因此,适度是对政府最大的要求,这也是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论的深刻含义。而且这也意味着政府不能逾越国家干预的功能,弱化市场的功能。而实际上政府干预只是对市场的“部分矫正”,而不可能取代市场本身的作用。凯恩斯主义的应用,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执行,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经济环境下的一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是把政府适度干预和私人的主动性结合起来。政府做的是引导工作,为私人的发展留下广阔的空间。政府的作用并不是去控制整个市场资源配置,而是将市场自发性调节所带来的诟病治愈,然后让私人能自由追逐各自利益最大化。
凯恩斯主义又被称为“萧条经济学”,正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 所说,萧条经济学即专门讨论3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经济学,已经重返历史舞台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意味着,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方面又一次出现问题,即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它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显然,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有效需求不足以及全球市场信心不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将再放光芒。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凯恩斯主义并不是“万金油”,只是在危机到来时可以一显身手,只是特定经济条件和历史环境的理论指导。如果在经济体系内部运作良好,各部门和机构能协调发展时,凯恩斯主义应当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凯恩斯主义适用的前提是金融大海啸背景下的经济严重衰退。我们不能将其一直奉为神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凯恩斯主义在次贷危机下被推到历史的浪尖,的确有其适用性,但当经济慢慢从泥潭中走出来时,凯恩斯主义也许就该退居二线了。
没有任何一种主义能一成不变地适应纷繁复杂的经济环境。新自由主义在这场金融大海啸中黯然谢幕,但它还将重登历史舞台,毕竟新自由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牢固的根基。或许在凯恩斯主义将美国从危机的沼泽中解救出来后,新自由主义还将从凯恩斯主义手中接过接力棒,继续引导美国的发展。
美国的消费文化是金融危机的诱因吗
当人们都在为金融危机而忧心忡忡,为随时有可能失去工作而惶惶不安,为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一面拿着高薪一面向政府乞怜的行为而忿忿不平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点评了金融危机的元凶。
令人惊讶的是,被列为罪魁祸首的是“你”——所有普通的美国消费者们。“如果身为一位消费者,你奉行及时行乐,对消费的贷款失去节制,给个人和家庭带来高负债率,导致整个国家储蓄率过低——美国联储局今年4月份公布的资料,美国的信用卡欠账已经高达9517亿美元。那么,你不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而是重要的元凶”!美国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消费习惯成为了此次金融危机的诱因之一。 韩国曾是美国牛肉的第三大进口国,2003年12月23日,美国农业部向外界宣布,在华盛顿州发现一例疯牛病。这一消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恐慌。韩国政府随即决定暂停从美国进口牛肉。
今年4月,韩国农林部宣布,鉴于美国同意严格规范动物饲养、提高牛肉安全标准,韩国将放宽进口美国牛肉,允许进口月龄30个月以下肉牛的脱骨牛肉,这引发了韩国民众的普遍不满,其中包括部分养殖业者的强烈反对。 尽管韩国农业部长郑云天5月29日发表恢复美国牛肉进口的公告说,“韩国政府解除了禁止进口美国牛肉的禁令。政府已为进口牛肉制订了新的卫生标准。美国牛肉是安全的”,也没能平息部分韩国民众对于疯牛病的恐惧,更有部分韩国媒体甚至报道说,“94%的韩国人拥有容易患上人类疯牛病的基因”、“食用美国牛肉的人就像实验动物”。这些说法更使得民众的反美情绪越加高涨。
《朝鲜日报》称,利益团体掀起抗议的真正原因,是担心美国牛肉全面进入韩国会蚕食韩国本地牛肉的固有市场份额。据悉,在韩国,牛肉的需求量非常大,每年牛肉消费量在40万吨以上。而韩国的农业是以家庭生产为主,产量不大,导致牛肉自给率不足1/3,需要大量依靠进口。所以韩国的牛肉价格一直是居于世界前列的。而美国牛肉价格只有韩国牛肉的1/5,肉质也毫不逊色。
而有关专家认为,韩国迫于美国压力开放牛肉市场,是一场政治交易,这是美国国会通过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 )的前提条件。牛肉只是充当了一个政治工具的角色
韩国通商交涉本部长金宗埙和美国贸易代表部(USTR)代表柯克当天上午在美国马里兰州歌伦比亚市召开有关韩美自贸协定的通商部长会议,在汽车等部分领域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双方在会后表示,在此次回以上就汽车、农产品等部分领域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双方将向各自政府报告本次会议的结果,进行最后的确认工作后正式公布结果。
对于美国要求延长废除韩国产汽车2.5%进口关税的期限,韩国在会议上做出了较大让步,但在农产品领域坚持并贯彻了韩方立场。此外,韩方未接受扩大美国牛肉进口规模的美方要求。
至此,2006年6月启动的韩美自贸协定谈判历时4年6个月终于收官,两国将着手进行各国的国会批准程序。 两国计划在今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根据本次会议成果,修改协定,年底进行新的韩美自贸协定签署仪式。
两国2007年6月30日签订了韩美自贸协定,但该协定有关汽车和牛肉领域的内容遭到美国议会反对,迟迟未能获得美国议会批准。直到今年6月26日,李明博和奥巴马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韩美首脑会谈时,商定重新展开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