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眼光和中国的伪道德教育
失主惊慌失措，恳请他说，如果你不收这钱，自己就无法从警察局里领出失物。因为按照日本的规定，失主必须拿出丢失财物一定比例的金额给捡到东西的人作为报酬，否则，甭想领出失物。
在日本人看来，拾金不昧是行义，收取一定的报酬是谋利，义与利并不矛盾。两者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一个行义之人，理应得到一定的利。只有这样，大家才会争着去行义。因为人的私欲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一味地弘扬义，没有给利留足空间，必须会导致好事无人做，社会反而会缺乏道德。所以，日本不惜动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人们的功利心。用这种法律手段，不但保护了公民不能拿到桌面上的功利心，而且在客观上没有降低公民行义的道德优越感。这正是日本人的高明之处。
反观中国的传统教育，儒家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强调“正其义而不谋其利”，甚至武断地界定为“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在这种情况下，私就是一种罪恶。所以我们的文化是极力摒弃私的。我们整天提倡为人民服务，学雷锋，讲奉献，可现实又如何呢？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物欲横流……
因为我们的人性观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的，绝对不肯给私一席之地。而私实际上又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东西，并不因为你的忽视打击就不存在了。所以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中国人不诚实，不守信是全世界都有名的。鲁迅先生曾经说，在中国几乎每个人都是最好的演员。
周国平先生认为：“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那么，‘利’就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私是人性中客观的存在，肯定其合理性，既看到义与利对立的一面，也要看到一致的一面，那么我们制定出来的制度，就可能既弘扬义，又照顾到利。既给利以适当的位置，又用一定的规范对利加以约束。
然而，一直以来中国实行的都是伪道德教育，并最终走向两个极端。
一是把道德无限的巨人化。
我们不断宣扬“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崇高道德，后来演化成了“毫不利已，又不利人”、“一怕不苦，二怕不死”。而这个巨人最终也得了巨人症，轰然倒地，奄奄一息。
比如很多人大义灭亲的壮举，比如为了给学生补课，而耽误自己孩子生命老师光荣的心。每当看到他们受到表彰的场景，我的心就会抽搐。某一天，我看到美国的法律，竟然规定亲人之间的包庇，根本不构成包庇罪，因为，那是正常的人性。设想一下，一个连亲人都能出卖的人，他们还能爱谁啊？而法律决不能触犯人性，否则，只能吞下自己制造怪胎的后果。
二是把道德不断的侏儒化。
比如说，上车让座，拾金不昧，尊老爱幼，这本来是每一个正常人都会去做的事情，是基本常识，而我们的社会却常常把这些行为宣传成了一种了不起的壮举。久而久之，常识就被人们不知不觉的遗忘了。这种将常识盲目升华，从而造成真正的常识从我们的生活中蜕化的宣传方式，正在把越来越多的人带入一种不健康的心态之中：大家都在呼唤道德英雄、精神典范，希望所有的事都由他们来做，而自己却躲避一个正常人应该尽的基本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