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独立自主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构建创新型国家

作者：颜鹏飞贺静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8年11期

　　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离不开当代经济全球化，离不开改革开放和独立自主。通过30年的伟大实践，在经济全球化、合作、和平与发展，以及世界各国凸现的变革、调整和转型趋势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已经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处理政党、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以及在推进的各个具体阶段上，不断解决“改革什么，怎么改；开放什么，怎么开放”等问题，一个独立自主的亦即强调中国特色、中国形态、中国风格的、创新型的发展中大国得以崛起。当前，在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当今世界各国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经验，以及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的同时，我们必须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和发展模式，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战略和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体系，以及中国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样才有望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这里讲的“独立自主”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带有中国形态、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概念，而“创新型国家”则是广义的，是涵盖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理论创新在内的综合性概念。

　　一、马克思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全球化就其发达形式和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经济全球化，并且已被赋予一种现实的普遍性，当代世界已进入了马克思在160年前就已阐明的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普遍交往”的时代，以及两种社会经济制度并存共处的时代。全球化(Globalization)思想的学术传统和先驱者实际上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他是前瞻性地探索世界历史、世界市场和全球化联系的第一人。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产生的背景是萌芽于15-18世纪的近代经济全球化。这一理论是孤立的封闭的国内市场、民族历史走向国际市场、世界历史的真实反映，也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和全球化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同时，这一理论也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中吸取了营养。马克思虽然没撰写完整的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理论——这是他拟定的《资本论》六册计划《世界市场》册的内容——但在散见各处的论述中已形成这一理论的雏形。

　　1.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一书，是对以世界市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最早论述，马克思当时并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一术语，而是使用“世界市场”、“世界历史”、“世界生产”、“世界交往”、“全球的生产”等提法。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P86)“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P89)另一方面，以世界市场为标志的全球化造成一种异己的盲目的使无产阶级陷入绝境的力量。在马克思看来，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

　　2.关于以世界市场为特征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系统阐述可见诸《共产党宣言》(1848年)。其要点是：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和历史范畴，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与以殖民制度为特征的早期世界市场出现而产生的；初步阐释全球化的本质，即资本雇佣剥削工人从而自行无限增殖以及外在扩张的资本本性的外在表现。由于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因此，这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资本论》的问世，弥补了这一缺陷；全球化趋势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同时在政治、文化、伦理道德关系领域也都有所表现，最终打破了民族的局限性和区域的封闭性，并且使用“世界的文学”、“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及统一的民族”、“农村从属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一类的提法；关于全球化的二重趋势的论述较之《德意志意识形态》更为详尽和突出：一种是进步趋势，在客观上为未来新社会构筑物质基础，从而使世界市场总体成为新社会的历史前提、历史条件和过渡点。另一种是从属趋势，构筑起建立在雇佣劳动从属于资本、东方落后国家从属于西方发达国家、落后的农村从属于先进的城市这一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的“千年王国”。

　　3.《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年)讲述了支配世界市场的英国在落后国家统治的两种影响、双重使命和结果。马克思着重阐述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和促进者的英国，在印度力图完成的“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21(P768)马克思把人类的进步和印度的未来，寄希望于通过“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2](P773)社会革命+资本主义先进成果+世界市场+现代生产力+共同监督，这是落后国家向新社会过渡和发展最为理性的选择。

　　4.《资本论》第一稿(1857-1858年)及其续篇，则把世界市场总体置于反映资本运动客观辩证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逻辑体系的宏大背景和牢固基础之上，其六册结构构筑了一个以商品为逻辑起点、资本为核心范畴、世界市场为终点的反映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逻辑体系。

　　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市场理论及其全球化思想带有哲学思辨的色彩，《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市场和全球化思想还缺乏坚实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框架和基石，《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的世界市场和全球化思想则较为零碎。而马克思在创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上，在其庞大的《资本论》手稿中，对世界市场这个最高具体，亦即综合了所有规定性和复杂的经济关系、“同时一切矛盾展开了”的资本生产的“总体”作了系统的研究。

　　马克思指出：世界市场总体是资本关系最为发达最为发展的形式，一方面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要前提和一般条件，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社会化大生产创造了世界市场以及新的世界交换关系和国际分工格局，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从根本上讲是生产社会化和分工专业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同时也是共产主义社会产生的前提条件，因为危机是世界市场总体矛盾展开的产物，危机就是意味着“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就是“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即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3](P178)这表明，世界市场也是全球共产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

　　此外，马克思考察了作为总体的国际化、全球化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在世界市场总体内，一方面“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表现为总体”，另一方面，“世界市场又构成总体的前提和承担者”；[3](P178)并且在世界市场总体的框架内，重新对一系列经济学概念、范畴和理论作了初步的探讨，从而奠定了“全球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原则，提出了“国际价值”概念，即商品交换按“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进行交换。

　　可以说，马克思在19世纪40-70年代，站在世界历史观和全球化唯物史观的高度，第一次科学地阐释世界市场总体的本质、全球化的两重趋势，并粗线条地逻辑地复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全过程(世界市场总体正是它运动的终点和最高发展形态)，从而初步建立起关于世界市场总体和经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

　　5.马克思在19世纪70-80年代把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理论同东方落后国家的特殊过渡和发展问题相结合，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其代表作是《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1881年)。

　　马克思指出：“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4](P765)这就说明：经济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可以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P251)“新生的支点”、[4](P775)“新生的因素”、[4](P773)“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4](P767)如何实现这种历史性的转变、过渡和发展呢？马克思总结了两条必须遵循的原则。其一，“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4](P765)和历史条件，其二，“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4](P775)除了通过一场社会变革之外，最为重要的“历史条件”和“正常条件”就是经济落后国家应该“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5](P435)“并和资本主义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5](P444)“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4](P765)

　　世界历史观——全球化唯物史观——世界市场联系论——落后国家特殊过渡说，是马克思晚年最重要的理论探索和贡献，我们可从中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和新的增长点，从而为我们观察和处理一系列现实问题诸如要不要搞对外开放和能否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问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逻辑起点和分析框架，并构成了三大结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结合、坚持独立自主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的理论基石。

　　二、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

　　中国市场经济置身于以世界市场和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当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必须是与世界市场接轨的市场经济，才能符合市场经济力求突破民族界限和区域界限、要求普遍性交往和世界性联系的本性、内在要求和运行规律，换言之，它应该是世界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的同一性要求我们建立与世界市场接轨的受世界市场机制制约的发达的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仅要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而且要与世界经济、世界市场相结合。其目的是通过与世界市场的联系，从而使各种生产要素、商品和服务在世界范围内大流动、大循环、大组合，加快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一切积极成果，最终创造出加速自身发展并最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条件和物质基础。

　　同时也要看到，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也就是马克思所预测的“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2](P268)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并非各国利益均沾的田园牧歌式的历史进程，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是搜括全球化“红利”的一方，而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往往陷入全球化陷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为广泛的新的表现形态，其中包括全球生产部门和全球金融部门的矛盾，全球生产与全球消费的矛盾，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或依附国家的矛盾，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矛盾，区域经济与全球经济的矛盾，民族性、民族文化或文化民族主义与世界性、全球文化或文化帝国主义的矛盾，国家本位主义、国家原子主义与政治全球化的矛盾，世界格局的多极性与单极性的矛盾，等等。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加快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亦即“西方化”或者“美国化”，另一方面无疑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法国学者米歇尔·博德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商业资本主义(14-16世纪)、工场和手工业资本主义(17-18世纪)和工业资本主义(19-20世纪)阶段，现已进入普遍化资本主义阶段。它面临三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些危机也成为世界性的。在他看来，世界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只有实现集体的跳跃，人类才能摆脱危机。希腊学者萨瓦斯·米切尔—马特萨斯则把全球化视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助产婆。

　　这种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总体的矛盾运动，势必导致两种趋势(进步趋势和从属趋势)、两种过程(全球同质化、普遍化和异质化、特殊化)、两种影响(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种后果(破坏性后果和建设性后果)，从而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挑战与机遇并存，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并存，破坏性与建设性并存，是一种两难选择或者“狄更斯悖论”。其负面影响问题尤其值得认真对待。

　　1.政治层面的负面影响。全球化一方面创造出政治的跨国运作的条件和国际合作，促进非主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向“跨国政治”的转型或者复兴“民主政治”的功能，有助于超越各个地区界限和各个国家架构的局限性，动员全球能力解决环境污染、犯罪、病毒传染和天灾人祸等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愈演愈烈的现代性危机和反全球化运动也凸显了日益严重的威胁人类文明进步的全球性问题。其中包括绿色运动、新社会运动、左翼运动、推行第三条道路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乃至全球性恐怖主义活动、民族冲突和局部战争，后者实际上是解决危机的极端方式。

　　2.思想文化层面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指美国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先导的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美国化”和“西方化”以及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其中尤以“价格神话”(全面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国家干预弱化或非调控化)和“产权神话”(全面推崇私有化)和“华盛顿共识”为最甚。拉丁美洲正是这样被推入全球化陷阱、市场化陷阱和依附化、边缘化陷阱。全球化流派也因此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对立谱系，其中包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西方左翼的全球化理论和依附主义的全球化理论。

　　3.经济层面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在促成全球范围的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同时，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加剧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最为突出者，一是经济危机尤其全球性金融危机日益突出，很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既不同于1929-1933年过剩型危机，也不同于上世纪70-80年代滞胀型危机。这种新危机的特征在于：它具有复合性、综合性，往往是一种集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于一体的较之以往单一型经济危机更为深刻的危机。目前，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危机有可能是近60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所发生的最为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无人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到隧道的尽头，有可能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

　　二是全球范围的贫困和富裕两极的对立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发达国家不仅是国际贸易的最大受益者，而且也是国际贸易的垄断者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发达国家凭借其国际贸易的垄断地位，通过压低初级产品的进口价格，抬高制成品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价格，进行不平等交易，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扩大，形成穷国愈穷、富国愈富的“马太效应”，即在制造大量财富的同时，又在世界另一极大量复制贫困，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总额已达到213万亿美元，其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7 000多亿美元。西方国家对穷国每援助1美元就要从穷国再拿走9美元。

　　三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经济全球化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不可低估，发展中国家及其民族产业在全球化背景下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来自投资、贸易、金融、服务等诸多领域的冲击。另外，发达国家推行霸权主义，试图在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夺取霸权地位，国与国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开放体系下经济危机的巨大扩散作用，都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分工格局，导致作为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即发达国家，主要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以及污染环境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生态安全问题，等等。

　　毋庸置疑，拒绝参与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就是否定对外开放，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从属趋势、负面影响、破坏性后果而拒绝融入世界市场，拒绝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此同时，要谨防“西化”、“分化”、“颜色革命”和“全球化陷阱”，审时度势，牢牢地掌握主动权，趋利避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大力克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而有利于驾驭全球化的潮流，达到平等、普惠、共赢的目标。

　　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和发展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带有中国形态、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的产物。英国学者雷默在2004年5月提出的“北京共识”——创新、可持续和平等的发展模式、自主的国际关系是其三大“公理”或内涵——是海外学者对中国模式国际含义最为系统的一次阐述。“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2008年2月对记者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在他们看来，中国不是一个“另类”国家，而是一个其发展路径具有普遍性的国家，中国体制和模式有没有可能向普世的国际模式的转化，将取决于其自身的长期表现和中国解决世界性问题的能力，取决于是否创造出了许多吸引人的原创性的制度。

　　1.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全球化要求构建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匹配的制度结构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用以实现生产要素的无疆界流动以彰显其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优越性。同时“市场缺陷”、财富分配不公正、不平等交换和经济安全等负面问题也在不断聚集和膨胀。

　　与实践上的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与理论上的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从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这个结合点出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和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有选择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应有选择地程度不一地退出纯市场化改革)，配套的(辅之以宏观调控、微观规制和中观层次区域协调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干预和法律支撑体系)，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上，并且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市场导向的改革。

　　2.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模式

　　全球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结构性的转型过程中，中国也面临社会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型问题。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无法用哪一个西方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型来进行诠释的。“历史经验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遵循‘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的。李嘉图定律的实质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与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劳动群众的利益相矛盾并以牺牲后者的利益为代价；而库兹涅茨所谓的倒‘U’型曲线规律把这一定律模型化。”[6]这是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制度性缺陷。

　　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发展的理念、原则、目标和机制诸方面的统一体。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还要有新的思路。必须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理念，“可持续”是其内在发展原则。“全面”是其布局原则，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协调”是其运作机制和结合原则，在实践层面上体现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总之，这是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应该强调指出，在社会模式绩效的价值评判标准上，应该注重生产力发展与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追求经济效益、政治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辩证统一，否则，就会导致以污染环境、耗竭资源、忽视公平和影响稳定为代价的跛腿社会而不是和谐社会，就是以牺牲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李嘉图推进”。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地方，在于党和政府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应该对在改革过程和分配方式中吃了亏的农民、民工、下岗失业等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地区，直接地主动地支付转轨成本、改革成本亦即和谐成本。

　　3.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全球化过程是全球经济的整合与同一化过程，有利于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扩大对外贸易，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实践证明，经济落后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分享全球化“红利”、世界产业技术链，以及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和交换体系等方面，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和依附性“双赢”状况。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战略调整期，主要由投资、出口、低端制造业以及劳动力与资本推动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其负面影响日渐凸现。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变幻莫测的国外市场和国外需求，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靠外部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拉动而不是国内需求和消费拉动，所以很多结构性的矛盾、长期性的矛盾和总量矛盾、短期问题交织在一起，易滋生外资依赖症、市场依赖症、经济依附症、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症、外贸挤压内需症、“出口依赖”与“引进依赖”并存症(一是抑制了民间投资潜力的充分发挥，二是导致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失衡症，以及破坏开放尺度与经济安全、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平衡从而有可能掉入“出口陷阱”、“全球化陷阱”和“反倾销陷阱”。例如，作为衡量贸易风险的重要参考指标的外贸依存度，我国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15％上升到2006年的65％，远远高于多数发达国家20％的平均水平。外资市场控制率是衡量产业风险的又一重要指标，国际通行的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标准通常为20％，一般行业为30％，少数竞争性行业为50％。但是，外资企业销售收入占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已经从1993年的8.64％上升到2006年的31.55％。中国能源供给对外依存度高不容忽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还是欧佩克之外最大的石油出口国，2006年石油消费的对外依存度达到了48.2％，成为居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日本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末能使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从而酿成日本经济“失落的十年”的教训，仍值得中国借鉴。

　　从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这个结合点出发，就需要采取与国内外经济平衡发展相匹配的对外开放取向、对外经贸战略和政策。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以及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和开放战略，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从而促成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内需导向型生产部门与外需导向型生产部门、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制造业与服务业、“引进来”与“走出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开放尺度与经济安全等一系列的平衡。

　　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从工业化初期以投资依赖、资源依赖和出口依赖和制造业依赖为特征的粗放发展模式，逐步转换为以技术创新驱动、生产效益提高和内需拉动为主的，旨在追求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匹配，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内生型、内源型、协调型亦即又好又快的发展模式。

　　四、关于独立自主创新的国家发展战略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技术缺口”和“品牌缺口”成为扼制后发优势的新瓶颈。随着要素自由流动程度增加、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和溢出已成为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因此，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大规模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借鉴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方法是必要的，而“比较优势”、“木桶效应”和“市场交换技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下，是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根据中国的国情，偏重于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比较优势而参与国际分工，在早期阶段也是十分必要的。根据美国全球财经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中国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从1995年的5％，增加到2007年的14％，与日本并列为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大国，仅次于美国。

　　但是，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2001年报告所言，中国一直是一个以技术模仿为主的制造业大国而不是以独立的自主创新能力为特征的制造业强国。这里讲的创新是狭义的科学技术的创新，其中包括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我们必须完成从启蒙型、模仿性移植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大跨越，转向自主创新经济而不是依附型经济，转变为“世界工厂”、“世界办公室”和“世界实验室”而不是“世界加工厂”或者“OEM大国”，转变为大脑型国家、创新型国家而不是扮演提供原材料和低端加工产品的附庸经济、打工经济、外包经济一类的“躯干型国家”。我们应该尽快完成这一大转变，并把振兴民族创新精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创新型国家上升到涵盖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在内的国家发展战略核心的地位。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应当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也是赖以构建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振奋民族精神的基础。

　　应该看到，国内外流行的“木桶效应”理论实际上是美国学者斯蒂格里茨所批判的“价格神话”或者“市场万能神话”新的翻版。“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或者“用市场换技术”则是用中国式话语对这一理论的诠释。实际上是这是新自由主义泛市场化改革思路的逻辑延伸：完全市场化——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拉美依附学派尤其是激进经济学家早就警告这是曾经把拉美国家拖进依附型发展道路的“比较优势陷阱”；而在伊曼纽尔看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交换是形式上的等价交换而实际上的不等价交换。但是，8亿件衬衫与一架空客A380的交换，却被称为“双赢”或者“发挥比较优势”的典型。这种交换的代价无疑是中国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破坏，并最终将不发达国家锁定在提供原材料和低端加工产业的位置上。这只能是一种依附型“双赢”。

　　事实证明，不能单纯依赖市场化，用市场也交换不到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而核心技术、设计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战略性产业核心竞争力、高科技人才、工作团队及其创新能力是不能假手于他人的。它们是藏身于全球化市场交换体系之外的。仅以中国汽车产业为案例。据德国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的对比统计，在汽车通用技术领域，我国与日本的差距约为3-4年；在汽车标准技术领域约为6年；在汽车高级技术领域，包括手动变速器、ABS等，差距大概为8年左右；而在超高级技术，如发动机控制器元件、自动变速器、安全气囊等方面，差距为10年以上。而邻国韩国坚持自主创新、自主开发，用同样的时间就把韩国品牌的汽车推向了世界。这是一个值得国内的汽车工业深刻反思的一个问题。

　　“用市场换技术”，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大国的科技进步问题，并且会滋生技术依赖症。例如，我国关键技术自给率低，长期受制于人，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而发达国家在关键技术上的对外依存度都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则在5％左右。世界经济论坛指出，按每100万人口获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发明专利授权在15件以上的国家或经济体可以跻身于世界经济论坛推出的“核心创新国”行列。2001年有24个国家或经济体满足这一标准，其中，美国排名第一，每100万人口所获专利数为314。而中国排名62位，每100万人口所获专利数为0.15，而俄国排33位(1.64)，巴西43位(0.64)，印度58位(0.17)。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目前我国每台DVD售价的20％、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要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由此可见，中国如果单纯依赖移植或亦步亦趋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是不能成为真正崛起的大国的。而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相结合是目前可行的现实的理性选择。应该用竞争优势及自主创新理论取代比较优势和木桶效应理论。我们应该从比较优势阶段转向竞争优势阶段或两者并存阶段，从偏重“木桶效应”和“用市场换技术”转向自主创新为主的阶段。因此，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以及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架构；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促进自主创新，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共性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增强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尤其R&D投入和人力资本开发，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实施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战略；扩大对外投资，培育中国的骨干企业和跨国公司，使其具备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等等。

　　五、中国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对发展中各国在生产方式、制度尤其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体系上的冲击。在政治层面上，应该在履行国际条约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国家主权的完整与独立，反对政治霸权主义；在经济层面上，应该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和自主创新；而在广义文化层面上，应该既要吸收和借鉴人类历史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同时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取向、核心价值观和学术精神，塑造出中国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必须能够正确地认识中国认识世界，提出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途径和方案，这样才有望进入软实力强国和核心创新型国家。

　　学术依附性有余，学术自主性、原创性或者“悟性”不足；“西学东渐”有余，“东学西渐”不足，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应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原创性或原生态是可以分层次的——最高层次是开拓意义上的创新，专指体系构筑力和思维方式的创新；其次是具有批判意义的创新，是指对前人理论成果的推陈出新；再次是在传承意义上的创新，是指对前人理论成果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丰富、深化和完善。如果在第一层次乏善可陈，缺乏进入世界学术前沿创新第一方阵的世界大师级人物，缺乏学术自主创新能力和理论体系构建水平，提不出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经验的术语、范畴、话语、方法、分析框架、学术范式和理论体系，就很难融入“国际主流学术”而进行平等的国际学术对话和学术论战，就不能自立于世界创新型国家之林。中国学术界尤其经济学界要摆脱西方理论范式(Paradigm)和话语体系(Discourse System)的羁绊，从亦步亦趋的“东施效颦”中解放出来，不要总是在学术综述、理论借鉴和话语诠释中徘徊，应该不断总结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提炼研究课题，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开展具有中国形态的“术语革命”(马克思语)或“话语领导权”(福柯语)运动。在时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中实现学术自主性和原创性。要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并“瞄准当今世界的学术前沿，着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学术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吸收当代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7]着力建构中国形态、中国气派或中国学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重铸“东学西渐”的辉煌篇章，为世界学术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条宝贵经验即“十个结合”论，其方法论的精髓就是“和实生物”即“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81(P146)并从诸种事物的对立中把握统一以及在逻辑推进中把握范畴转化的中介环节。前述论证就是从这一理论诠释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

作者介绍：颜鹏飞，贺静，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武汉 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