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云端不可攀
——第一情种徐志摩的浪漫人生作者：王开林 http://blog.sina.com.cn/wangkl
一
浪漫派作家的祖师爷卢梭曾深有感慨地说：“能够以我爱的方式来爱我的人尚未出世。”这样悲观的口吻早已给他的徒子徒孙们的爱情事业定下了基调。
1920年秋、冬的那些日子，徐志摩的激情太猛太烈，还不断加添“诗性的浪漫”这号特级燃油，一价火烧得西天红遍。疯狂的激情，焚山煮海的激情，在世间，很难得到相同强度的回应，将它作用于一位情窦未开的十六岁的中国女孩林徽因（当时她名徽音），则只能盼望奇迹之外的奇迹了。但这样的奇迹并未来到人间。一位东方少女，尤其是一位头脑睿智的大家闺秀一旦意识到她的初恋将不是玫瑰色的故事，而将是桃红色的事故时，她就决不会轻易入局，而将全身引退。已为人夫，已为人父的徐志摩也就只能自恨情深缘浅了。徐志摩身上并不具有成年男子通备的那种沉稳持重的性情，而“责任”二字反衬得其浪漫的言行多少有点滑稽可笑。大雨之中他在桥头守候彩虹，对英国文学界的“病西施”—— 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徐志摩昵称她为“曼殊菲尔”)表现出近乎崇拜的爱慕，林徽因还不能理解这般炽热的浪漫情怀，顶多也只能一知半解。偏偏可惜的是，徐志摩固然能创立一门融贯东西的爱情宗教，他本人却不是一位合格的启蒙牧师。这就注定了以下的事实：他选择了一处正确的地点，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他选择了一位合适的对象，却选择了一种糟糕的表达。因此，尽管他们有缘相聚，也曾双楫剪开过剑河的柔波，并肩穿越过花园的蹊径，内心的弦索弹拨复弹拨，却始终没有奏响同一支曲调。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一位已经下野的民国政府前司法总长，徐志摩的忘年交，这幕短剧的参与者，他虽一身兼演慈父和好友的双重角色，却根本帮不上任何忙，提不出既合情又合理的忠告，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年轻人为一局难以合龙的感情而折磨自己。他惟一能做的事便是带着女儿归国，让空间和时间来作客观的裁断。林徽因走了，偌大的伦敦空寂下来，徐志摩极目长天，只见永不开缝的阴霾封锁着穹庐，于是他合上厚厚的日记，任由方兴未艾的情愫在里面哔哔剥剥烧成一寸寸余烬。
一年之后，1922年10月，徐志摩归心似箭，放弃了已打熬两年即将到手的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赶回国内，又见到了风华绝代的林徽因。简直不敢相认，这才分别多久？她已出落成美丽的天鹅，其秀润的神彩笔墨难以形容。徐志摩头一眼就看出来了，她心里有了光，那是无远弗届的爱情的光明，昔日被云翳雾笼的大片盲区已不复存在。他不禁满怀醋意，要问那个创造奇迹的情敌是谁。原来是他，是自己的恩师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知道了这个答案，他无从发作，只好咽下一口唾沫，再咽下一口唾沫。认了？忍了？在情场上，他的确有所向无敌的勇气，不怕任何对手，但在对手的身后，若站着严师梁启超，他还有多少胆色？真不好说，他的功力顶多也只能发挥四成，又如何是梁思成的对手？
徐志摩的浪漫情怀虽然大打折扣，但他还是有点失控，一有闲暇便跑去接触“伦敦的虹影”——美貌颀颀的林徽因。那对志趣相投（都热爱建筑学）的年轻情侣常常结伴到北海公园内的松坡图书馆（为纪念蔡锷而建）“静静地读书”，他也追踪蹑迹而至，稳稳地做着电灯泡，渐渐的不受欢迎。直到有一天，徐志摩看到梁师弟手书的那张字条——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 (情人要单独相处)——下了一道冷冰冰的逐客令，他才茫然若失，怅然而返。
山火不烧向这片树林，便会烧向另一片树林。旁人不难看到，徐志摩的叛逆性格含有明显的孩子气。此后，他冒着风险，转而追求有夫之妇陆小曼，并义无反顾地与之结合，即为明证。
曾有闭目为文者宣称，陆小曼初嫁王赓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这话说得未免太过离谱。王赓毕业于清华园，留学于美利坚，先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哲学，其后转入西点军校攻读军事科目，与二战时期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是校友。归国后，王赓被称为军界的“希望之星”。1918年，他荣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武官，起点不低。才不过二十多岁，他就出掌哈尔滨警察局，晋升很快，在仕途上可谓步步莲花。
陆小曼毕业于上海圣心学堂（法国教会学校），法文基础很好，此外还修习了英文，读原版的外文小说，如履平地。她擅长歌舞，吟诗、作文、绘画、弹琴也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确实堪称才女，加以明眸善睐，尽态极妍，自然是内慧外秀的名姝。当时，“南唐北陆”的艳誉叫得很响，在社交圈中无人不知。“南唐”是上海的大家闺秀唐瑛，“北陆”便是北京的陆小曼。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北平外交部的交际舞会上，娇俏妩媚的陆小曼占尽锋头，哪天舞池里看不到她的倩影，四座就会为之不欢。中外男宾目眩神迷，定力不够的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可是求爱者和求婚者总也踩不中步点，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她父母也不知婉拒了多少膏梁子弟，最后才慧眼识英雄似地挑定了王赓这位东床快婿，将芳龄十九的掌上明珠毫不迟疑地许配给他。从订婚到结婚只花了一个月时间，是不是太仓促了些？许多人不无醋意地祝贺王赓，祝贺他冷手拣了个热饽饽，也不知前世筑了多少桥，修了多少路，积攒下大把大把的功德，才换来这辈子艳福齐天！当然，也免不了有人在背后唱上一、两句反调：可别把话儿说早了，这件事还指不定是福是祸呢。王赓与陆小曼的婚礼在北平海军联欢社举行，排场真够大的，光是女傧相就有九位之多，而且都是曹汝霖、章宗祥、叶恭绰这些名流高官的女公子，观礼的中外佳宾足足有几千人之众，无论怎么讲，都算是轰动京城，极一时之盛！
按理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王赓该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掬着，捧着，守着，护着，怜她，惜她，娇她，宠她，千万别让她生烦恼，受冷落。须知，没有爱情捍卫的婚姻只是雪城沙垒，防线一触即溃。更不可以唱空城计，哄得了自己，哄不了别人。王赓总是忙，陆小曼又一味的闲，谁来陪她解闷？这真是个微妙的问题。王赓开动脑筋，左思右想，最终请了好友加师弟徐志摩（他们同为梁启超的弟子）来当差。诗人天生风趣，浑身艺术细胞，有不少逗人开心的绝妙手段，又与小曼同为有闲阶级，正是护花使者的最佳人选。据说，胡适原本喜欢陆小曼，由于河东狮吼，他不敢有所作为，便怂恿徐志摩冲锋陷阵，做情场的“敢死队员”。胡大哥呢，则站在旁边支招看戏，也可略解心头之馋。
品貌上乘的陆小曼，她的如意郎君该是个什么样儿？没谁说得清楚。王赓仪表堂堂，不乏英武气概，却对男女风情不求甚解，于文艺虽然不无爱好，又怎及徐志摩娴熟精通？王赓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事业狂，满心想的是如何平步青云，出人头地，居然不智到把个貌美如天仙的年轻妻子撂在冷冷清清的香闺，就好像把一件顶级的艺术品搁在深锁重门的祖屋；也不分点精力去好好地慰藉慰藉，温存温存。艺术品没有人性，任你如何冷落它，即算尘灰满面，它也绝无怨尤；美人却有灵性，她若是不甘寂寞，就绝不会寂寞。
陆小曼的兴趣和爱好特别广泛，又是聪明人中的顶尖角色，还怕找不到消愁解忧破闷驱烦的灵方？何况探花者的长队中突然跻进一位剑桥才子徐志摩。诗人毕竟是诗人，“太上忘情，其次不及于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他太喜欢这句话了。“热情一经激发，便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势非至于将全宇宙都烧成赤地不可。……忠厚柔艳如小曼，热烈诚挚若志摩，遇在一道，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了，哪里还顾得到纲常伦教？更哪里还顾得到宗法家风？当这事情正在北京的交际社会里成话柄的时候，我就佩服志摩的纯真与小曼的勇敢，到了无以复加。记得有一次在来今雨轩吃饭的席上，曾有人问起我对这事的意见，我就学了《三剑客》影片里的一句话回答他：‘假使我马上要死的话，在我死的前头，我就只想做一篇伟大的史诗，来颂美志摩和小曼！’”郁达夫在《怀四十岁的志摩》一文中对于徐、陆恋爱事件，表示出由衷的钦佩，并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当年，这样的朋友可是不多啊！其中自然有个缘故，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结合应归属同一种版式，不同之处惟在王映霞是未婚少女，而陆小曼是已婚少妇，但他们都是那么不顾一切，如飞蛾扑火似地追求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郁达夫声援徐志摩和陆小曼，实际上也就是为自己与王映霞的新感情找寻合理的依据。
陆小曼集诸般才艺于一身，还特别喜欢演剧，演一阙“春香逃学”就够了，志摩扮学究，小曼扮丫环，待到剧终人散，情苗便已破土而出。好个情圣徐志摩，瞅准了时机乘虚而入。王赓不健谈，不幽默，总是硬朗得像一块花岗岩，不会温存，不善逢迎，不记得嘘寒问暖，手面上也不够大方，举凡他的这些短处，徐志摩必续以所长。时不时地进奉巴黎香水和名贵饰物，贿赂门公五百元，只盼佳人一顾，他这些花活儿，以王赓的军人脑袋无论如何也想不周全。罗敷有夫，使君有妇，又何妨？双重锁链可以凭情剑斩断，“幸福还不是不可能的”，这是志摩当时对小曼说得最多的一句口头禅。
丈夫固定了死板的角色，多半是只呆鸟，不可能比穿绕于花丛间的蜜蜂蝴蝶更浪漫；情人的耳、目、身如三军听命，无不全智以赴，全力以赴，单凭着一股子不胜不归的豪气和决心，通常就能占据上风。无论多么美丽的公主，在丈夫眼中都只不过是明日黄花、陈年挂历，被冷落一旁，而在情人眼里却是稀世奇珍，他山之玉，我见犹怜，这才茧结成百分之百的浪漫情愫。何况坐江山的满以为高枕无忧，永远都不如打江山的那么虎虎有劲，二者之间，尚未交战，便已胜负判然。
徐、陆的情缘刚开头就遇到了阻碍。她父亲陆定还好说，她母亲则把妇道看得极重，她实在不懂，女儿好端端地嫁了人，为何还要桑间濮上，奢求什么男欢女悦的爱情？她处处设防，遮断女儿与徐志摩的交往，以维护家庭版图的金瓯无缺为己任。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情人的眷恋之心遭到强行隔绝，还能不苦？难怪小曼一气之下竟诘问母亲：“一个人做人是自己做呢，还是为着别人做的？！”（《小曼日记》1925年4月15日）她母亲根本不可能理解女儿内心的渴求和怨忿，在她看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天经地义，何况王赓前程似锦，徐志摩只是个浪荡的公子哥儿，仗着老爹有钱，在外面拈花惹草，除非瞎了眼睛，这样的人哪能托付终身？在感情问题上，天下的父母与儿女十有八九都是这样板不对腔。
在徐、陆恋爱事件的全过程中，志摩自始至终都是一位“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的热血战士，他有足够的激情，有足够的决心，还有足够的韧劲，愈挫而愈奋，尽管有时调子也会低沉一点，但打破枷锁、重获新生的信念从未动摇。他曾想采取激烈手段，与陆小曼私奔，去南方，去国外，都可以。
陆小曼毕竟不是莎士比亚笔下认定爱情至上的少女朱丽叶，也不是易卜生剧中追求人格独立的少妇娜拉，她缺乏她们那种破釜沉舟的勇气。在此之前的三月间，迫于外界压力，小曼倒是劝志摩先到欧洲去转一圈，一年也好，半年也好，让西风冷却冷却发烫的脑筋，也好让时间来考验考验彼此的感情。这一趟欧游，徐志摩意绪索然，仿佛那位在俄国吃了大败仗，只得仓皇退却的拿破仑大帝，天茫茫，地茫茫，心更茫茫。此后五个月，一个在海外惆怅，一个在闺中呻吟，万里长天隔着两地相思。其间，志摩的幼子在德国柏林不幸夭折，这样的惨事也只让他分心写了一首短诗敷衍过去。书信走得比蜗牛还慢，谣言倒是长了翅膀，某“友人”在酒桌上似无意又似有意发布了一条来自巴黎的消息，说是徐志摩在法国好不快活，成天出入欢场，而且还跟一位胖乎乎的洋女人同居。陆小曼听了这话，如闻霹雳，心若刀绞，好像一下子从十八层楼上跌下，更加苦闷和灰心。1925年6月间，一场大病将陆小曼击倒在床，七月下旬，徐志摩从欧洲风尘仆仆地赶回。两人抱头痛哭，所有的误会顿时烟消云散。
二
叛逆，它是最烈性的助燃剂，能使一局原本平庸的男女之情变得格外非凡，焚情于令人窒息的封建道德之下，要将铜墙铁壁破开一个逃生的口子，这样做，情人们将尝到冒险的全套痛苦和乐趣。经典的爱情，戏剧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小说中的于连·索黑尔与德·瑞娜夫人，现实中的温莎公爵夫妇，他们身上为爱情而迸发出来的叛逆精神莫不熠耀奇彩，无论生死成败，作为奖赏，爱情都将获得一时或永久的荣光。
徐志摩从来都只相信绝对理想的爱，对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那首《至善之境》中的诗句“宇宙间最光亮最纯洁的信任——我认为╱全存在于一个女人的亲吻里”，他毫不迟疑地表示百分之百的赞同。
爱情，在徐志摩看来，它不仅是形而上的精神之恋，也不单是世俗普遍认定的形而下的肌肤之亲，他视之为人间最高的宗教——“诗意的信仰”。这位多情种子在1925年8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须知真爱不是罪（就怕爱不真，做到真的绝对义才做到爱字）在必要时我们得以身殉，与烈士们爱国，宗教家殉道，同是一个意思。”倘若他读过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夜莺与玫瑰》，也会像那只夜莺一样欢叫：“哲理虽智，爱比她更慧；权力虽雄，爱比她更伟！”或许他还会一百个乐意学那只可爱的夜莺将一根玫瑰树上的长刺插入自己的胸脯，歌唱着死去，让热血化作一朵冬日的玫瑰花，献给自己的爱人。徐志摩天生是为了爱情来到尘世，甘心做一位不知疲倦的跋涉者，无论爱神是现身在荒漠腹地，还是在大洋彼岸，他都会舍命找寻。以他的慧心悟性岂能不知，绝对理想的爱从来都只是美丽的虹影，根本无法将它挽留。但他的追求不重结果，只重过程，不管将来，只顾当下，神奇的幻想已预支给他无穷的美感和快乐，这或许是那些不及他幸运，也比他愚钝得多的旁人所无从明了的一个秘密吧。
徐志摩是一只离经叛道的孔雀，亮开的羽毛上全是火焰。他的《爱眉小札》署名耐人寻味，取“志摩”二字的下部而为“心手”，大有我手写我心之意。那些着火的文字在时间的烧杯里根本无法降温。请看下面这些句子——
爱是甘草，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
这时候，天坍了下来，地陷了下去，霹雳种在我的身上，我再也不怕死，我满心只是感谢。
我不仅要爱的肉眼认识我的肉身，我还要你的灵眼认识我的灵魂。
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
如同所有短命的浪漫派诗人（拜伦、雪莱、济慈、普希金、叶赛林……），徐志摩标榜的也是“All or Nothing”（全有或者全无），为了爱，他能万死不辞，他敢孤注一掷。对于这类心魔和“狂疾”，徐志摩的严师梁启超先生自然洞若观火，早在1923年1月2日，他就以智者的洞察和明见在信中作了百分百诚挚的警告：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像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
悒郁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
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
梁任公与徐志摩之间的分歧，正是思想家与诗人之间的分歧。思想家极意于参透人生之全面，诗人则极情于穿透人生之一点，思想家于一个“情”字外能眺望到更广大的秘密，诗人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且看志摩的答复：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按说，徐志摩已得到世人企羡的一切，他有名（名满天下），有利（家财万贯），还有精明能干的妻子（张幼仪，是大教授张君劢、大银行家张君璈的胞妹，开办霓裳公司和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均经营极善），有可爱的儿子（徐积锴）。但他毅然决然抛弃这一切，去追求海市蜃楼般的爱情，并将此悬为人生之最高目标，在常情常智的世人看来，他是疯了，不可救药地疯了。早在1922年2月，陆小曼尚未出现在徐志摩的视野中，徐就本着“美与爱与自由”的单纯信仰，其实是为了尽快获得自由身去追求林徽因，在德国柏林正式与夫人张幼仪协议离婚，不顾她此时已经怀孕，未免有点残忍。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这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并在信中强调“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后来，他离了婚，回了国，从社会和家庭两方面都很难得到原谅，更奇怪的是他与仳离的夫人张幼仪反而通信更勤，感情更深，彼此嘘寒问暖，毫无芥蒂，让所有旁观的人都如堕五里云中，满头雾水。
1925年春天，身在上海的王赓给身在北平的妻子陆小曼寄去一篇措辞强硬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后，静等着她悔过自新，他也作好了既往不咎的打算，可是陆小曼到了上海，受到徐志摩的爱的鼓动，非但不再向王赓示弱，还表明了分道扬镳的决心。大画家刘海粟古道热肠，极力撮合徐志摩和陆小曼，他要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此时，王赓因做军火生意不慎（白俄商人卷款潜逃）而身陷囹圄，到了这步田地，能文能武却不懂女人心海底针的王赓只好让路，他无可奈何地承认姻缘已尽，同意与陆小曼离婚，并以醒悟者的口气感叹道：
“小曼这种人才，与我真是齐大非偶的！”
各自挣脱了羁绊，打碎了枷锁，徐志摩与陆小曼终于自由地结合在一起。“幸福还不是不可能的”，这句口头禅果然灵验。婚礼该怎么办呢？九个女傧相就免了吧，数千人的观礼也大可不必，只要一些亲友到场喝杯喜酒就算有所交待，关键是爱神的虎符已经牢牢在握。可是千免万免千省万省，还是有一件事不可免不可省，那就是这对新人得当着大庭广众被梁启超痛责一顿，这是任公答应作证婚人（证婚人的第一人选本是胡适，但他有意回避）的一个先决条件。若没有这项内容，徐、陆的婚礼也就称不上是一场奇特的婚礼了。请看，证婚人梁启超身穿一袭藏青色长衫，翩然出场，他指着弟子徐志摩声色俱厉地诃责道：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至于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作人！
莫非真是响鼓还得重槌敲？小曼的脸色乍红乍白，志摩低着头，也是且惭且愧，他赶紧上前，向老师服罪讨饶：“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弟子一点面子吧！”任公逞足了师道尊严，这才收起功架，赦免了这对十分窘迫的新人。
有道是，小人爱人则赠人以金，君子爱人则赠人以言。不过，也得看看是什么场合吧。在弟子的婚礼上，梁任公这样痛打“八百杀威棒”，是不是太过分了？须知，良言美语三春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婚礼上无论如何都应该多一点祝福的语言，多一点祥和的气氛。梁任公要扮演伦理纲常的卫道士，实在是找错了地方。他难道就没有想过，他在婚礼上大耍威风地骂训一番，将会给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蒙上浓厚的阴影？
事后，梁启超写信给女儿令娴，竟然视陆小曼为“祸水”、“妖妇”，称她离婚再嫁为“不道德之极”，他说：“我看他（指徐志摩）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于那个人（指陆小曼），当头给了一棒，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幸而梁任公早归道山，否则，再过几年，他就真要悲叹“不幸而言中”了。
风趣而有人情味的是新月派诗人邵洵美，他在徐志摩、陆小曼的新婚纪念册上画了一幅画，名曰《茶壶茶杯图》，并题打油诗一首：“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个志摩，一个小曼。”这是套用辜鸿铭的典故。陆小曼引起警惕，立刻给徐志摩打预防针：“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藉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的，牙刷不能公用的。”
直道飙车，顺风跑船，这样的爱情不能算是经典的爱情，只有当情侣抱成一团，心无二骛地对抗强大的社会，并冲决重重壁垒，剑气琴心，一路张扬，这样的恋爱才令人刮目相看。然而，绚烂之至便是平淡之始，有情人终于进了红绡帐，完整结合的灵与欲得到妥善保管，这恰恰是个天大的误区。冷酷无情的社会手中自有两套解决方案，强硬的做法是一举消灭那些叛逆者，阴柔的做法则是暂且容忍他们，眼看着失去压力的水管不能供水，失去压力的血管不能供血，剥落华彩的爱情一步步走向衰微，那才是大可悲的结局。岂不闻智者曾说，大观园中的那对璧人儿——宝玉和黛玉未能圆成木石前缘是悲剧，倘若圆成了，则是更大的悲剧。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有个观点值得细细玩味，他认为人生的痛苦原生于欲望不易餍足，“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就算是有朝一日欲望圆满了，翦除了痛苦的魔影，另一个祸害——厌倦之意又会大驾光临。难怪他的结论颇为消沉：“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诚然，人生的两极一为“苦痛”，二为“倦厌”，其间是折腾的过程，倦厌是苦痛的终点，也是它的起点，好似如来佛的五指山，任凭他孙悟空身手高强，一个筋斗翻出十万八千里，也休想逃离那个无边无际的怪圈，顶多也就只能在如来佛的手掌心撒一泡骚尿，聊以泄恨。
志摩与小曼同样不能例外。他们的欲望层层推进，起初两人只是渴望相见，然后是渴望相爱，最终是渴望相结合，那两年也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看了多少白眼，听了多少流言，总算得偿所愿，郁积的痛苦一旦消弭了，便仿佛拨云见日，又好象乘上了直达天堂的快车。然后呢？童话往往妙在结尾，“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收束得恰到好处，应该可以打发你了。你若好奇心太旺，继续穷诘下文，下文便是：“他们在天堂里找到了厌倦，背靠背猛打哈欠。”你说，这是不是大煞风景！
上海是富人的乐园，小曼又是金枝玉叶，志摩怎会薄待她？他在法租界里租得一座花园别墅来作香巢，雇了好几个佣人，听候小曼的差遣。志摩有父亲给他的一份家产，赚钱的能力也不算差，可他还得在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往返于宁、沪两地，疲于奔命，同时兼做中华书局、大东书局的编辑工作，外加笔下勤于耕耘，一月所得，恒在千元以上（以当时货币的购买力，可抵今日四、五万元），却仍然入不敷出，这就奇了。小曼最爱面子，她也的确有面子，先已是京城交际花，经此婚变，更是誉满九州。当时，沪上名媛贵妇发起慈善募捐，每每要演义务戏，均少不了她出面牵头。在恩派亚大戏院，她演过《思凡》和《汾河湾》，在卡尔登大戏院，她演过《玉堂春》和《贩马记》，而且都是与江小鹣、李小虞这些大名士合作，虽然只是票友，却常常压大轴，可见大家对她的爱重！她平日喜欢捧昆旦，马艳云、姚玉兰、袁美云等新秀都是她一手捧红的，捧角方面，她从来都是出手大方，毫无吝色。
现在我们再看徐志摩婚后的《眉轩日记》，会惊异地发现，它比《爱眉小札》的热度大大下降了，而且多半只是寥寥数语，作者似乎是在敷衍了事。1926年底（婚后两个多月）他写道：“……爱是建设在相互的忍耐与牺牲上面的……再过三天是新年，生活有更新的希望否？”作者的心底似乎一片茫然，毫无把握。到了1927年元旦这一天，徐志摩在日记中的调子更灰，尽管用的是强行振作的语气：“愿新的希望，跟着新的年产生；愿旧的烦闷跟着旧的年死去。……给我勇气，给我力量，天！”蜜月刚刚过去不久，若是幸福的婚姻，他内心是不会显得这样落寞的。再看看他在1928年2月8日的心情写照：“闷极了，喝了三杯白兰地。……（整）天是在沉闷中过的，到哪儿都觉得无聊，冷。”一场轰轰烈烈的婚姻，而且是叛逆社会伦理道德的婚姻，这么快就陷入了墓室般的冷寂，真是大大地出人意料啊！
郁达夫的夫人王映霞曾在《我与陆小曼》一文中披露了陆小曼对这场婚姻的特殊感受，其中的话语颇能解谜和解秘：“照理讲，婚后生活应过得比过去甜蜜而幸福，实则不然，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憧憬的爱，是虚无缥缈的爱，最好处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一旦与心爱的女友结了婚，幻想泯灭了，热情没有了，生活变成了白开水，淡而无味。志摩对我不但不如过去那么好，而且还干预我的生活。……我以最大的勇气追求幸福，但幸福在哪里呢？是一串泡影，转瞬化为乌有……”由此可见，对于这桩婚姻，两位主人公都是越来越悲观，越来越失望。他们梦想的是一座美丽的花园，找到的却是一座寒冷的冰山，梦想宛如水晶球一般被现实的铁锤击成了永难修复的碎片。
可怜的徐志摩，先前王赓是陆小曼的合法丈夫，他去横刀夺爱，王赓守得破绽百出，他攻得不亦乐乎；现在攻守异势，他做定了合法丈夫的角色，成了呆鸟，要守住匣中明珠可就难了。何况，昔日效用神奇的句句甜言蜜语、种种呵护温存，此时已如过季的时装，大打折扣。至于陆小曼在徐家二老面前公开发嗲，要徐志摩吃她剩下的饭，抱她上楼等，适足以令徐志摩的父母生出反感，徐志摩本人也不会觉得如何受用。徐志摩的状况颇有点接近于俄国前辈情圣普希金，同样是娶了一位倾国倾城的大美人为妻，同样遭到一大群社交界的饿狼围追堵截。这却怨不得谁，正是徐志摩本人促成了这场明争暗斗的竞赛，他是始作俑者，那些洋场恶少、舞台红人也平空生出了觊觎之心、侥幸之心和偷天换日之心。只不过还没有丹特士那样雄赳赳、气昂昂的索命无常腰间别一把左轮手枪找上门来专寻他的晦气。
一个口口声声离不开“爱呀”、“梦呀”、“死呀”、“活呀”、“月亮呀 ”、“星星呀”的情人是容易讨好的，甚至是魅力四射的，因为他不食人间烟火；而一个埋头挣钱，既不满意这个，又看不惯那个的丈夫，则多少显得有点委琐，有点讨厌，还谈得上什么磁石样的魅力？何况陆小曼是上海社交场上的明星，应酬不断，这里“请玉趾光临”，那里“请慧眼枉顾”，跳舞啦，看戏啦，演剧啦，打牌啦……，花样繁多，真是忙得恨无分身之术。陆小曼如鱼得水，徐志摩这一厢便遭大大的冷落了，正应了他先前的那句话，“成天遭强盗抢”，一点也没错，“忧愁他整天拉着我的心，像一位琴师操练他的琴”。昔日王赓身受的一切，现在都加倍地奉还，莫非真有所谓“现世现报”？
据徐、陆收养的义女何灵琰回忆，陆小曼“是以夜为昼的人，不到下午五、六点钟不起，不到天亮不睡”，这样的生活习惯真够人受的。她还回忆说，徐志摩出远门时，陆小曼“既不帮同整理行装，也不送他动身”，这位交际场上的明星如此冷淡，绝对算不上一位体贴丈夫的妻子。
在失败的婚姻中，往往夫妻都是“罪人”。志摩有志摩的错，小曼也有小曼的错。还是小曼母亲的那句评语讲得比较公允：
“志摩害了小曼，小曼也害了志摩。”
由希望堕于失望的徐志摩精神日益消沉，于是发出哀叹：“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生活》）此诗作于空难前的半年，真是一语成谶啊。当失望的徐志摩将目光从陆小曼身上游移开去，林徽因纯净而且成熟的美丽又超乎以往地吸引着他，是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的感情几经挫折，已变得沉着而深化。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号成了徐志摩精神的避风港，昔日慎为之防的梁师弟已不再将可怜的徐师哥拒之门外。陆小曼抓牢了徐志摩的身，林徽因则攥紧了徐志摩的心——她将他的这份感情视为“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富于启迪性的友谊和爱），然而沪、京两地的这场拔河尚未见出分晓，徐志摩搭乘的飞机（正顶着浓雾飞向北京）就轰的一声撞在离济南不到三十里的山峰上，骤起的烈焰将那条拔河的长绳拦腰烧断了。
三
细想想，各人的爱情根器有大有小，徐志摩的极大，陆小曼的偏小，江河未满而井池已溢，这是谁都不能够怪怨她的。有的人打下江山就安心享受，有的人打下江山却还要不断建设；有的人结了婚就万事大吉，有的人结了婚却还要将爱情进行到底；这就是陆小曼后劲不足，徐志摩终于失望的原因吧。事情不只是这么简单，还有性格和生活态度上的差异所形成的抵触，终于再次验证了那条古老的定理：不受祝福的婚姻是爱情的致命伤。
其实，徐志摩早在恋爱时就看到了陆小曼好尚奢侈的毛病，他在1925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不愿意你过分‘爱物’，不愿意你随便化钱，无形中养成‘想什么非要得到什么不可’的习惯；我将来决不会怎样赚钱的，即使有机会我也不干，因为我认定奢侈的生活不是高尚的生活。……论精神我主张贵族主义，谈物质我主张平民主义。”昔日他纵然是煮熟的鸭子，嘴头总还能硬一硬，现在则只能硬着头皮去挣钱，填补家中的那个无底洞。小曼变为“芙蓉仙子”（当时，鸦片被称为“阿芙蓉”），是拜翁瑞午所赐，翁是世家子弟、昆剧票友，还是一位相当不错的推拿师，其为人喜欢信口开河，十分风趣。据王亦令的《忆陆小曼》所记，翁瑞午曾对他说：“……小曼可以称为海陆空大元帅。因为：王赓是陆军，阿拉（翁是江南造船厂的主任会计师）是海军少将，徐志摩是从飞机上跌下来的，搭着一个‘空’字。”当时陆小曼在场，虽然她被编派得有些过头，却不以为忤。陆小曼曾因堕胎健康大受亏损，长年疾病缠身，翁瑞午的推拿功夫相当到家，能减轻她的痛苦，还让她试吸鸦片，小曼更觉精神陡长，百病全消，自然而然就上了瘾。对此，朋友们都觉得苗头不对，惟独徐志摩不以为然。陈定山在《春申旧闻》中记得分明：“志摩有一套哲学，是说：男女间的情与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不能禁止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做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陆小曼打牌没瘾，吸鸦片有瘾，最终深陷毒坑，难以自拔。徐志摩急着劝她吹灭烟灯，重新振作，可为时已晚。他最后一次离沪赴京，便是因为他劝小曼戒烟，小曼大发雷霆，随手将烟枪往他的脸上掼去，虽未击中，他的金丝眼镜却掉在地上打得粉碎，他因而负气出走，去北京听林徽因的建筑学讲座。当时，不少朋友劝徐志摩赶紧了断这桩日益不幸的婚姻，但他出于两方面的顾虑，难以抽出慧剑，一是捍卫自由恋爱的斗士怎能自毁长城？岂不是授人以柄，让那些等着看他笑话的人得意吗？二是若果真离婚，日渐堕落的小曼就彻底毁了，将在毒品的泥潭里遭受灭顶之灾。
1931年6月25日，徐志摩从北平写信给上海的陆小曼，向他的“眉眉至爱”露出了一点不耐烦：“……但要互相迁就的话，我已在上海迁就你多年……我是无法勉强你的……明知勉强的事是不能彻底的，所以看行情恐怕只能各行其是。”他所说的“各行其是”即是散伙之前的信号。四个多月后，一场飞机失事总算将破绽百出的婚姻掩蔽过去了。否则，谁还肯相信他们会白头偕老？
凡事有太好的开篇，就难得有太好的结局，志摩与小曼，起先爱成一团烈火，其后烈火熄灭了，只剩下灰烬，这完全在情理之中。尽管如此，但他们有过相知，有过相爱，已远比世间那些“石雕”（用志摩的话说，该是“陈死人”）要强胜许多。
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有人说是两个女人误了徐志摩的性命，并乘机痛骂“女人是祸水”，以纾心头积忿。冰心虽与林徽因不和，与陆小曼更无交情，但她实在看不过去，便在文章中写下这样一句公道话：“谈到女人，竟是‘女人误他’？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这话很深刻，可算点中了徐志摩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