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艺术没有权力,只有希望争取的权利
他们问我，圆形怎么能有方位感？我说完全可以，画了一张草图。这就是今天鸟巢的雏形
“我从来没有，真的从来没有对鸟巢表示过不满。”一个多月前，艾未未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对记者发火了。
事实上，无论在北京奥运会举办的前后，作为国家体育场的设计者之一，他都无兴趣再提及关于鸟巢的话题。就像他厌倦了一再向媒体重复他过去的履历。
他想说的是，几天前是王朔51岁生日，昨天一帮朋友在这里聚会。昨天是2008年8月27日，这里有他著名的FAKE工作室。
昨天的昨天，他还是诗人北岛笔下一开口就脸红的大男孩。
“我在想，我是怎样到今天的。这就像从山上滚落的石头，取决于山势，石头本身的情况，就这样一路滚下来，当然，我们都知道它会落在哪里。”
他说这番话，口吻很像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
参与当代艺术史上的几个重要环节
中国美术馆的门前，围满了观众。那是1979年9月末，美术馆的栅栏上挂满了雕塑。
这是“星星画会”的第一次展出，其后的画展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年。
黄锐是星星画会的发起者。他想起，艾未未当年送来参展的，是一幅水墨丹青。
“看得出来，他功底很好。以前受过苦，对社会底层有同情，对新知有强烈渴求。”
艺术本身是一种表达，但表达脱离不了时代背景。艺术风格上追求自我表现的“星星画会”日后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我们没想这么多，谁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但不管你怎么画，你画的本身就是政治，因为你画的，已与主流价值观相反了。”
艾未未仍记得，参加“星星画会”前，北岛问他，黄锐搞了一个画展，你想不想参加？
“我简单说了声，好。”那会儿，他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学舞美，内心处于“人生阶段性的阴暗时期”。
“你明明认为这件事很简单，整个社会就会让它变得很复杂。而且，你不可挣脱。”
男人间的交流，有时是沉默。在家中，青春躁动的艾未未与父亲，老诗人艾青，也处于无言的胶着状态中。
“其结果，1981年，我去了美国。”
“大胡子小时候很乖，年轻时具有艺术家的敏感，别人谈恋爱，心跳一百下，他跳一千下。到老了，还保留着孩子气的羞涩。”
大胡子,是艾丹对兄长的昵称。艾丹是一位作家。早年间，哥俩曾一起住过纽约的东村。
过去20年，艾未未和全国人民都恪守“一个标准”。而在美国，他仿佛置身于一个琳琅满目的杂货铺。
“我毕竟深受毛的体系教育长大，我的经纬是属于共产主义的，每一根线条都是。我是带着质疑来的。”
除了文化上必然的碰撞，他陷入了更深的迷惘，“我想成为一个艺术家，我认为我已经是一个艺术家了，可又看不到成功。”
“相当长时间，他过着相对无望的生活，也交了一些相对无望的朋友。”
艾丹记得，兄长的朋友中，有来自台湾的把自己囚禁在纽约寓所里长达一年的行为艺术家谢德庆，也有日后靠在墙上涂鸦成名的艺术家，还有写出名诗《嚎叫》的诗人艾伦・金斯堡。
1993年，父亲的病情加重了，他回到了北京，他要重新适应，包括城市灰蒙蒙的上空。
除了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他仍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精神上一度低迷。”这时，父亲对他说了两句话：
“好好活着，不用想有没有价值。”
“你回到自己的家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客气。”
“怎样做才是不客气？”父亲讲得很诙谐，他感到很可笑。可接下来，他真没有含糊过。
1994年到2000年，艾未未主编出版了实验艺术刊物《黑皮书》、《白皮书》、《灰皮书》。
1998年，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画廊――中国艺术文件仓库,担任起了艺术总监。
1999年，在798草场地，租下地皮,建立FAKE工作室。这组灰砖建筑物刊登上了国外媒体，“很多人都说，你可以做啊。很自然地我就进入了建筑这块。”
2000年，他在上海举办了他戏称为“臭名昭著”的艺术展――“不合作方式”。
“朋友们都说我很奇怪，当代艺术史上几个重要环节，我都出现了。到底是事件构成了历史，还是历史构成了事件，真是说不清。”
我一直在观察个人与权力的关系
艾丹很纳闷，艾未未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接受采访，聊天，或打瞌睡。“奇思妙想都从哪儿蹦出来的？操作复杂的项目，都是怎么完成的？”
这其中包括艾未未在去年6月招募1001个中国人，与他远赴德国卡塞尔，共同完成第12届卡塞尔文献展作品――《童话》。今年2月，艾未未再次和Herzog & de Meuron事务所合作，在世界范围内挑选了100家成长型的建筑事务所，在内蒙的鄂尔多斯设计100套住宅项目。
“完成设计恰好也用了100天。”他得意地笑了笑。
有人指出，既然在中国的领土上设计居住区，为什么没有中国建筑师的加入？
他一面将设计图纸一张张仔细地贴在博客上，一边微笑着说，“中国的建筑界实在很差，这个很差是来自于教育。我常常开玩笑，我的成功真是你们的不幸，你们确实不应该是这样的，水平太差了。”
“未未是一个有独立思想，敢于发表自己声音的人。但圈内也有很多人不认可他的作品与说话方式。”画家方力钧思忖了片刻说。
“难道不是吗？”艾未未诘问记者，神情宛若回到2005年在广州举行的中外建筑文化论坛上，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彭培根就鸟巢设计、建筑安全等话题进行激烈辩论的状态。
又谈及鸟巢，“鸟巢就像中国向Herzog & de Meuron事务所买了一辆宝马。”艾未未一言以蔽之。
鸟巢方案设计前，Herzog & de Meuron事务所曾有过两个方案，“一个类似于慕尼黑安联体育场，像个灯笼。另外一个方案的主要特征在于顶部可以移动、滑出，落在另一处。”
艾未未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做一个可开启屋顶的体育场，它是圆的，但要有方位感。
“他们问我，圆形怎么能有方位感？我说完全可以，画了一张草图。这就是今天鸟巢的雏形。”
再其后，“四院士上书总理改变鸟巢，北京奥运‘瘦身’……彭培根教授一直上书，建议干脆把这个瑞士方案拿掉。”
2004年，鸟巢工程停工3个月后，“他们决定拿掉的是体育场的顶，所以以后老担心开幕式那天会不会下雨。”
有人说，他有思想，但还不是思想家；他是建筑师，却不是职业的；他是艺术家，似乎不够纯粹；他是活动家，可惜手中无权。
“艺术是不具有权力的，只有希望去争取一种权利，这个争取是艺术的一个特征。”
他说他还是适合做一个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