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水利枢纽,一次未能改变历史的讨论会
“一个战胜自然的 伟大计划”横空出世 1955年夏。骄阳似火的北京。比天气更炽热的是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代表们的心境、情绪。 7月18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一千多位人民代表正在凝神倾听一位戴高度近视眼镜、操闽南口音的人做长篇报告。做报告的人叫邓子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水利工作,报告题目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 邓子恢所做的上述报告,是在黄河规划委员会提交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基础上起草的,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通过的。 1955年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专题讨论黄河规划事宜。会议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云、董必武、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薄一波、谭震林等46人。会议听取了李葆华关于《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汇报。经讨论,政治局会议原则同意“黄河规划方案”并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同时责成水利部起草向人大“报告”的草稿,送中央审阅。 会后,水利部党组决定由王化云起草关于黄河规划报告的初稿。5月下旬,王化云拿出初稿,经水利部修改后上报中央书记处。一位中央领导看过报告初稿后不太满意,觉得专业性过强,可读性较差,便责成邓子恢、李葆华、胡乔木三人负责修改。名义上由三人修改,实际工作主要落在了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身上,王化云、李锐等人主要负责提供“弹药”。 经过胡乔木生花妙笔的一番修改和润色,“报告”果然非同凡响,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事后,人们对“报告”赞不绝口,称“一万八千言的报告,经天纬地,气吞山河,浓缩了古往今来第一部《黄河治理开发综合报告》之精要”。 1955年7月中旬,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室主持国务院第15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云、邓子恢、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习仲勋等。会上,李葆华、刘澜波做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报告的说明。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决定由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宣读这一报告,提请大会审议。 “这个报告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提出了彻底消除黄河灾害,大规模地利用黄河发展灌溉、发电和航运事业的富国利民的伟大计划。这个计划集中体现了千百年来我国人民的愿望,也给今天正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忘我劳动的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1955年7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一个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 请看,报告中勾画的远景蓝图多么美妙,多么令人神往: ——从青海上游到豫鲁下游的万里黄河上,将修建起46座拦河大坝,把千古巨川变成一条“梯河”。届时,滚滚河水蕴藏的电能,将以每年1100亿千瓦的电量,输往中华大地。 ——河水经过调蓄,灌溉土地的面积将由1600万亩扩大到11600万亩。 ——干流将全线通航,500吨拖船自渤海湾直驶上游兰州,千古天险成为“黄金水道”。 ——依靠大水库和黄河支流上的拦沙库,以及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用上五十年时间就能解决泥沙淤积和水库寿命问题。 “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苍生?” 勾画完“远景”,邓子恢又用充满激情的声音描绘出治理开发黄河的“近景”,尤其讲到“三门峡工程”,他的语气更加豪迈和激昂—— “在陕县三门峡地方修建一座最大和最重要的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工程”,此工程“对于防止黄河下游洪水灾害有决定性的作用”,“拟定在1957年开始施工,1961年完成”,并且只要六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那一天——‘黄河清’”! …… 伴随着邓子恢的慷慨陈词和动情描绘,一个“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横空出世。 为了让人大代表们更好地了解报告的内容,水利部和“黄委”还在怀仁堂西休息室设置了黄河治理与开发规划展览。代表们看过展览后,对黄河的过去、现在和美好的未来有了更加全面、直观的了解和认识,纷纷称道这个展览办得好,有人还提出要把它拿到国外去展出。后来,毛泽东也在百忙中抽空看了这个展览。听到有人建议将此展览弄到国外展出时,毛泽东说:“现在的规划还是纸上的东西,不要拿出去了。”当许多人处于亢奋甚至狂热状态的时候,毛泽东却显得很冷静,他深知,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月30日,中国治理与开发黄河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人大代表手臂如林地举起,一致同意7月18日邓子恢副总理所做的报告,并形成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 黄万里、温善章说 “不——” 周恩来总理一直密切关注着三门峡的动向。 对三门峡工程,陕西反对,黄万里、温善章上书说“不”,还有一些专家甚至中央领导也对“高坝大库”方案提出了看法,不同声音的出现,让周恩来警觉起来。兹事体大,要慎重对待。为此,周恩来责成水利部组织召开一次专家讨论会,再一次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尽管此时千军万马已开进三门峡工地,建设的序幕已风风火火地拉开了。 1957年6月10—24日,水利部在京召开“黄河三门峡工程讨论会”,来自国家建设委员会、水利部、电力部,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武汉水电学院和陕西、河南水利厅等单位的七十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温善章、黄万里名列其中。本来,温善章只是水力发电总局的一名技术员,以他的资历是没有资格参加这种高级别会议的,但此次会议的召开,与他上书有关,并且要专门就他的“温氏方案”展开讨论,因而他作为一个特殊人物,被请到了会上。 会议由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主持。 张含英的“开场白”是这样说的:这个讨论会是个学术性讨论会。有人(指温善章)对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提出了意见,为了慎重研究这个问题,总理指示在这个问题上请各方面的专家讨论,要求百家争鸣,希望能获得更正确的解决办法。 张含英讲完,沈崇刚(留苏博士,时任三门峡工程局驻苏设计代表)介绍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的情况。之后,会议围绕三门峡水库该不该修、水库的拦沙与排沙、水库的综合利用及水土保持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第一个发言的不是黄万里,也不是其他大牌专家,而是那个被人称作“毛头小伙”的温善章。面对满座的技术大腕,27岁的温技术员毫不怯阵,把想法和盘托出,内容还是此前“上书”的那些,但更加具体完善。 后来我曾问温善章先生:在座的专家都比您名气大、资格老,为什么偏偏让您这个小青年率先发言呢? 温老笑道:因为会议的召开,主要是由我上书引起的。苏联的几个大牌专家——郭尔洛夫、格鲁斯金、尤里诺夫、柯洛略夫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联名提交了《对温善章同志所提三门峡水电站初步设计建议的意见》的书面材料。自然,他们不同意我的意见,坚持认为在三门峡建高坝大库是最理想的选择。那次讨论会,我共发了三次言。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黄河下游“决口改道威胁与日俱增”,修建三门峡高坝挡水拦沙“刻不容缓”。因此,会上绝大多数专家反对我的意见,只有中国水科院的叶永毅、长办(即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后改为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吴康宁等少数人支持我的意见。 温善章之后,依次发言的是叶永毅、李鹗鼎、沈崇刚、李赋都,李赋都之后是黄万里。 讨论会上大体分三个阵营,一是主张蓄洪拦沙的“高坝派”,一是主张拦洪排沙的“低坝派”,一是反对三门峡上马的“反上派”。 “高坝派”占多数,以三门峡工程局总工程师汪胡桢、李鄂鼎等为代表。 现在,三门峡工程已经开工建设,却还有人叽叽喳喳,横挑鼻子竖挑眼,这让性格耿直的汪胡桢心里很不痛快。他在发言时直抒胸臆,语气坚决:建设三门峡水库有两个可能采取的策略,一为等水土保持生效,泥沙问题基本解决后再施行;一为三门峡工程与水土保持工作同时进行,但要多准备一些水库库容。现在黄河现状因河口逐年延伸,已极不稳定,恐等不到水土保持生效河水澄清,已有改道的可能。所以政府采取第二种策略是非常切合实际的。既然采取这个措施,三门峡水库的任务就必须是防洪及拦沙。 “低坝派”不是温善章一人在孤军奋战,叶永毅、吴康宁就态度明确地支持温氏,方宗岱、梅昌华、张寿荫、王潜光、杨洪润、须恺、李蕴之等人也部分支持温、叶、康。 如果说温善章作为“低坝派”的代表,他的主张曲高和寡但尚有和者的话,那么作为“反上派”的黄万里,是真正的单枪匹马,一夫当关! 黄万里的发言,其内容与他先前“上书”的内容也大致相仿。他特别强调:黄河含沙量巨大,一旦三门峡大坝建成运用,黄河“潼关以上将大淤,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会淹没大片土地。 后来,在专门讨论泥沙问题时,黄万里几次发言(插话),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他说:“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在三门峡以上淤呢?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当然沙要少些),将沙淤积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应该把沙一直排下去,除非真没有办法下去,也应留下底孔或用其他办法把沙排下去。” 耐人寻味的是,1957年《中国水利》杂志刊载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办公室”整理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合意见》一文中,对黄万里的观点进行了这样的描述:“黄万里教授认为泥沙下流是个自然规律,违反这个规律就是不合理的技术措施,因此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认为有了水库就没有妥善的办法使入库泥沙自动下泄。” 但就在这一期杂志中夹了一张署名为“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办公室”的“更正”,上面写道: “本期所载《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合意见》中,大会对黄万里教授的意见体会错误,今特将第2页第22、23行更正如下,并致歉意。 “黄万里教授认为泥沙下流是一自然规律,违反这个规律就是不合理的技术措施。他说清水出库对堤防是一个大威胁,下游防洪有堤后仍须进行,不要有‘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路。他又说,坝修成后上游壅水区就会淤塞,不待库量淤满,那里老早就要闹水灾。水土保持纵然做完,按照黄河水不会清的道理,河沙仍要下淤。” 令人狐疑的是,这一“更正”意见是黄万里先生的授意,还是“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办公室”有意为之?赵诚在《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一书中,对这一“历史之谜”做了这样的推测: 这显然是后印(指“更正”——笔者注)的,很可能是在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批评黄万里后补印的。其目的可能有二:一是不让大家知道有反对上三门峡大坝的声音,二是可能想把黄万里反对建坝的观点隐藏起来,保护黄万里。从当时行文上看,保护的可能性较大。这个办公室是水利部的,这是谁的主意,不得而知。 作者认为,这“更正”意见不是黄万里本人授意的,而是“三门峡枢纽讨论会办公室”的自我修正,且出于保护黄万里的“好心”。 综合各种因素分析,笔者倒觉得,“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办公室”整理的《综合意见》中,对黄万里教授的意见的“解读”确实有误,因为黄万里反对在三门峡修建水库,并不意味着他一概反对在黄河其他地方建水库。比如,他曾明确表示赞成在黄河上修建小浪底水库,认为小浪底处在黄河冲刷段,可以建坝,但必须在三门峡水库后遗症彻底解决之后。 黄万里后来回忆道: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只有我一人根本反对修此坝,并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惨状。争辩七天无效而我退出,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此点全体同意通过。但是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 讨论会在舌剑唇枪中进行,真理似乎也在争辩中露出了些许微笑,就在事情有可能发生转机的时候,政治风云的突变,让黄万里失去了“舌战群儒”的机会。原来,就在讨论会于6月10日开幕之际,毛泽东奋笔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悄然间转变为“引蛇出洞,聚而歼之”,一场反“右”风暴凶猛地刮了起来。 历史总会真相大白 黄万里一下被卷入了风暴中心。 闯下塌天大祸的不是他在“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打出的那些“不!不!不!”的“横炮”(现在许多文章说,黄万里是因反对三门峡工程上马才被打成“右派”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而是他于1957年春夏之交分两次发表在《新清华》校刊上的短篇小说《花丛小语》。 《花丛小语》以发生在桃花三月里的两桩事例为题材,批评了北京市政部门修公路违反施工常识、筑路质量不高,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的现象;批评了三门峡工程方案论证中,一些专家明知黄河水流必会挟带泥沙,却不据实直陈,甚至跟风高唱虚幻的“黄河清”;还批评了当时盲目照搬苏联高校教育模式的做法。名为小说虚构,实有所指,只是真人姓名用明显的隐喻代替了(如小说中那位敢说真话的“金大郎”,暗指清华大学钱伟长教授)。小说中所说的“但丁”派,是影射那些只盯住领导的一句话,就机械照办的人;“歌德”派,是影射那些善于评功摆好,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的人。 这篇小说恰恰让毛泽东看到了,小说中尖刻的言辞,辛辣的讽刺让毛泽东大为光火。一次,毛泽东遇到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说对他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 “《花丛小语》是当年的一篇有代表性的‘右派’文章,是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的特大毒草。《人民日报》在发表它时采用‘什么话’这个标题,就是毛泽东在批判它时用过的原话。后来这三个字被沿用下来,成为《人民日报》批判‘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而我的‘右派’帽子据说是毛泽东钦定的,当然逃不了。”1995年,黄万里接受某媒体记者采访时,揭开了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秘密。 当黄万里在“三门峡讨论会”上据理力争的时候,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什么话”栏目发表了他的小说《花丛小语》。“毒草”曝光,黄万里一下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这一天(6月19日),黄万里被迫退出“黄河论战”的会场,被拉到清华园大礼堂参加《花丛小语》辩论会(19、20日两天,清华大学举行了对黄万里《花丛小语》的辩论会)——名为辩论,实为批判。面对密集的炮火、弥漫的硝烟,黄万里镇定自若,一派处变不惊、大义凛然的气度。 1958年,清华大学校党委宣布黄万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黄万里听后不动声色地说:“伽利略虽然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后来,有报道乃至书籍说:随着黄万里被强行从会场上“带走”,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的争鸣之声戛然而止,讨论会变成了声讨黄万里和温善章两人的批斗会。事实真是如此吗? 那天,我在采访温善章先生时,特意问到当时会场上的情形。 温老以过来人的沉静与豁达,谈起了那段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往事,他一脸严肃地说:“没有的事!黄万里离开会场后,会议还是按原计划开下去的。争论虽然激烈,甚至有些‘火药味’,但没有限制任何人发言的自由,也没有批判我和黄万里。据我所知,对黄万里置疑三门峡工程言论的批判,是会后。1957年《中国水利》第九期就刊登了一组批判他治河理论和反对三门峡规划设计思想的文章。” 说着说着,温老脸上出现了愠色:“现在有些记者在媒体上发东西,热衷于道听途说,比如报纸上、电视上就有‘黄万里、温善章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的说法,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反对在三门峡建水库,我只是对水库的规划设计思路和方法有意见。至于黄万里先生,我认为他也不是一概反对在黄河上建水坝,而主要是对选择在三门峡这个地方建坝有看法,对蓄洪拦沙的运用方式有意见。现在到了某些记者那里,有意见就等于反对,能这么‘上纲上线’吗?” “外面风向大变,会场‘涛声依旧’,是这样的吗?”我怕温老“跑题”太远,连忙阻拦住他的“声讨”,试图让他把话“拉”回来。 温老沉默了一会儿,说:“是的。参加会议的领导和专家有七十多人,尽管他们大多数不同意我的‘低坝小库’方案,但他们谁也没批判过我,更没有‘整’我。说后来的讨论会变成了批判‘黄万里、温善章的批斗会’,这样的说法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更是对与会七十多名领导、专家名誉的巨大伤害。当时我们的发言都有记录,我还声明保留意见。”说着,他在一大堆资料中找出当年会后不久印发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翻开目录,指着“专题发言记录”部分,对我说:“别人的发言后面加的括号中写的是‘记录未经本人校阅’,我的发言后面括号中写的是‘温善章同志声明保留’。如果会议气氛异常,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形了。” “我在一些材料上看到,您因为对三门峡工程提意见,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先是被打成了‘右派’,后来又被下放到三门峡劳动,是这样的吗?”我把另一个“心酸”的问题抛给了温老。 “没有的事!我从来没有戴过‘右派’的帽子!‘文革’时和许多工程技术人员一样,也挨过造反派的批斗和打骂,罪名是‘只专不红’,并非因为给三门峡工程提意见。至于1969年下放到三门峡水库劳动改造,当时可不止我一个,那是为了响应毛泽东发出的‘备战备荒’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是成建制成批干部的下放,与给三门峡工程提意见无关。你不要听有些媒体的信口开河,胡编乱造。”显然,温老对当下某些媒体的“随意”甚至严重失实是非常有看法的。 几天以后,“三门峡工程讨论会”闭幕,带着根治黄河水患的急迫愿望,带着对“老大哥”水利(水电)科技水平的服膺,会议以支持“苏联方案”的压倒性多数形成了会议纪要。 很快,水利部将讨论会的情况向国务院和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呈送了书面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黄河下游河道逐年淤高,洪水威胁有增无减,万一决口改道,将影响整个国民经济部署,几年来治理淮河、海河的成就可能毁于一旦。因此,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实属刻不容缓!而温善章提出的低坝小库滞洪排沙方案,不能保持水库长远不淤,也不能改变下游河道的淤积状况,堤防仍需不断加高,洪水威胁仍然存在,修这样的水库是不值得的! 胜负之数,无待蓍龟。 很快,三门峡工程不可逆转地进入了大干快上的轨道。就如同飞机进入跑道,开始滑翔加速,势如离弦之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