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汉:一座城与长江洪水的关系史

大武汉：一座城与长江洪水的关系史

2015-06-22 02:37:06 来源：长江商报

长江商报消息 江城水缘

□本报记者谢方 张萌

武汉，又称江城。没有一座城市像武汉这样，与长江的关系如此亲密无间。 一千多年前，由于长江江水的冲刷与泥沙淤积，逐渐形成陆地洲滩，诞生了武汉的雏形；而后在长江灌溉出来的沃土上，“湖广熟，天下足”，江汉平原成为天下粮仓。一百多年前，汉口藉着长江的黄金水道，大兴贸易，商贾云集，风光无限，并在清末率先开埠，成为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被称为“东方威尼斯”。 也没有一座城市像武汉这样，与长江的对抗争斗不休不止，在《武汉地方志》的记载中，“大水”几乎每三年就来拜访武汉一次，武汉市民也几乎成了看天的专家。在有记忆的年份里，印象深刻的洪水多达数十次，1931年，大水在丹水池破堤而入，汉口在洪水下浸泡数月之久；1954年大水后武汉开始堤防建设；

1998年，见惯了洪水的武汉人已经从容不迫，昔日的江滩成了市民的游泳池，小孩子趟着齐膝深的水去学校。

大水几乎构成了这座城市的部分面貌——江汉平原从魏晋时代就开始修堤防，1635年，汉口立起了第一条长堤，正街形成了；1864年，地方政府又在长堤外的湖荡中修筑了汉口堡以挡来水，汉口面积增加了3倍；1905年，张之洞修建张公堤，真正赋予了汉口现代城市的形象；1958年时建成了东西湖围堤；1997年的武汉，沿江一带建好了防水墙，江堤种植了防浪林。

今年，春夏连绵的阴雨又预示着大水的来临，近日，武汉市政府发布消息称，今年是厄尔尼诺年，且武汉市降水量超出往年，今年武汉市发生洪水的概率高达80%。 本期长江地理，记者关注这座大水造就的城市，以及其近百年的洪水记忆。

被洪水造就的大武汉

武汉的故事，必定要由长江讲述。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江成就了武汉，武汉也在改变着长江。

在距今10000年到2000年以前，长江出三峡、汉江出丹江口后，就在今江汉平原一带奔涌交汇。当时的江汉平原地势低洼，是荒无人烟的沼泽湿地，被称为“云梦大泽”。史料记载，云梦泽南连长江，北通汉水，连绵不断的湖泊和沼泽，大泽若干，总面积二万多平方公里，是长江中游区域一处江、河、湖完全沟通融合，水流进出自如的水域场所。

每年汛期，长江和汉水暴戾忽现，到处洪水漫流，整个云梦泽江湖不分，呈现出大片大片水天相连的状态。同时，江水携带的大量泥沙也被带来，随着水流流速减缓，泥沙也就淤积了下来。先淤出小的洲滩，再逐渐淤出大的洲滩，云梦泽不断被分割、解体和缩小，慢慢地形成江汉内陆三角洲。洪水退去后的这些洲滩土沃草丰，人们在此围垦、修防，汉阳、武昌的雏形正是在此基础上慢慢形成的。

可惜，明朝成化年间的那次洪水，没有人准确地记录它。那是对武汉最友好、也最有价值的一次洪水——它塑造了汉口。武昌和汉阳早就存在了，它们的军事价值被历代将领重视。但直到1465年以前，汉口还只是一片沙洲，里面各种水流纵横交错，当然也没有什么固定居民。

在1465年至1487年间，汉水发生了一次改道，此前，它狂暴而随意地选择自己进入长江的路线；此后，它开始沿着一条固定的、与今天差不多的路线前进，汉阳和汉口由此被清晰地划分出来，从而为今天武汉三镇的形成奠定了地理基础。

这次大水发生后几十年，汉口有了固定居民，盐商们首先发现了这里的便利，“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物，皆由此焉转输……”盐船过去是从产地直接运往各地销售，中途不设集散地；但从万历年间开始，两淮盐商对湖广的运销，便是到汉口为止。汉口以远的销售，则是由另一批商人来接替。这样，汉口便成为淮盐在其境外的一个最大的周转码头。淮盐之后是漕粮，一个繁荣的商业城镇就此诞生。

三镇之中，地势最低的是汉口。汉口的街市都是沿长江而建，前面是港口码头，后面是湖泊洼地。受长江流域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武汉每年六七月份都会迎来梅雨季节，长江水丰，汉口便汪洋肆虐，陆地行舟，这使得汉口一直人口稀少发展缓慢。

为了对抗肆虐的洪水，1635年，汉阳府通判袁焻主持修建了汉口第一条长堤——袁公堤。该堤修好之后，使得汉口街市得以向纵深发展，堤内的湖泊洼地也逐渐被街市取代，并形成了汉口第一条正街。

少了水患之忧，又坐拥码头便利，江汉平原上的稻米便顺着长江的“黄金水道”运送到汉口，汉口迅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一跃成为湖广漕粮的储存与转运中心，跻身明代“四大米镇”之一，商贸之盛远超武昌、汉阳。

清同治年间，汉口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已是“商贾云集、帆樯林立、不分昼夜”的贸易重镇，但囿于堤防，范围狭小。当时的汉阳郡守钟谦钧在袁公堤外的湖荡中修筑了汉口堡，以挡洪水，汉口面积一下子扩大了三倍，一时繁荣无二。

1905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先后在汉口修了张公堤，在武昌修了武丰堤、武泰堤，不仅从更大范围里解除了武汉水患，更为大武汉的城市发展定下了大格局。武汉真正从贸易小镇开始走上了“东方威尼斯”的大都会之路。

洪水侵袭成生活常事

公元前185年，“夏，江水、汉水溢，流民四千余家。”这是中国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长江中游水灾。

《武汉地方志》对武汉大水的记载非常丰富，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8月，“霪雨，庐舍人畜淹没无数”，是第一条记载，此后几乎每三年就有一场大水拜访武汉，或是“连日阴雨，庐舍人畜淹没无数”，或是“暴雨终日，水溢，淹田千顷，淹死人畜。第二年，又大水。”

在其记载中，有几年的记载特别详细，这几年也恰巧是大水特别严重的时期，如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黄麻大雨，山洪暴发，水漫堤塌，田地淹没，泛滥成灾，江水猛涨，长江水位达27.86米，田地淹没冲压，民房倒塌。”这场洪水武汉三镇均被淹没，损失惨重，而由于政府的救援不及时，淹死病死人口众多。

1954年夏天也是武汉市民记忆深刻的一年，那年5—7月，三个月集中降雨1 634.7毫米，7月中旬，倒水山洪暴涨，水位高达30.17米。那是20世纪长江最大的洪水，京汉铁路中断了100多天，荆江三次分洪，淹倒房屋8 341栋，其中143户、4 251间片瓦无存，受灾耕地86.4%。冬，大雪，政府动员了上千万人抗灾。但是武汉保住了，为纪念此次抗洪，在江堤上立起了防汛纪念碑。

1998年，连续三个月的雨造成洪水一泻千里，几乎全流域泛滥，这是1954年以来长江面临的最大洪水，加上东北的松花江、嫩江泛滥，江西、湖南、湖北、黑龙江等29个省、市、自治区都遭受了灾害，受灾人数上亿，近500万间房屋倒塌，2000多万公顷土地被淹，经济损失达1600多亿元人民币。

而面对常年的洪水，武汉市民已经将其当成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了，也有了一套面对洪水的方式。小时候在学校里老师说洪水来了，男孩子要把女孩子用盆子划出去；长大了，长辈告诉我们，要断定江水的涨落，去江边数台阶就可以了，比专业预报还直观；昔日的堤防成了江滩休闲广场，夏日的傍晚，跳跳舞谈谈情；龙王庙的险段也有了亲水平台，天高云淡时，坐岸边看两江交汇清浊分明。

“6月，汉口连续下了3个星期的大雨，人们被迫穿起了皮衣，城里的洪水到处都有12英尺深，除了屋顶，很少还有什么露在水面上。”这是一名驻汉口英国领事在1849年的笔记。美国专家罗威廉研究了这些笔记和资料，在他的专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中写道：“实际上，洪水侵袭已经成为汉口生活中一件习以为常的事了，大众的反应已经形成了模式：堵塞水口，沿大堤安置好水车，准备好疏散用的高地，当地的善人会在城市的通衢上架设临时桥梁，较穷的人驾着小船去摆渡市民。重要的是，全城的人都在为新的一年里恢复城市而出钱出力。”

实际上，洪水侵袭已经成为汉口生活中一件习以为常的事了，大众的反应已经形成了模式：堵塞水口，沿大堤安置好水车，准备好疏散用的高地，当地的善人会在城市的通衢上架设临时桥梁，较穷的人驾着小船去摆渡市民。重要的是，全城的人都在为新的一年里恢复城市而出钱出力。——罗威廉 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

1998年汛期武汉鸟瞰图。

江汉朝宗与水患成灾武汉洪水记忆悲喜录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记者 张萌 谢方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是中国古人为学致道的方法，也是后人开物成务，为政造福一方所遵循的传统。

北朝地理学家郦道元观察山川地形，稽考河道沟渠，探访乡土民情，对大禹治水因势利导、疏通河道的功绩赞叹有加。曾亲临实地，看到江水洪流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写道：“洋洋河水，朝宗于海。” 《尚书·禹贡》又有记载：“江

汉朝宗于海。”中国境内，地势西高东低，众多河流积小成大后，融入巨川，汇入大江大河，而这些大河流最终几乎都东向入海，如同八方臣民，四方诸侯，向天子朝宗。中国历来就把人伦社会中的“朝宗”行为，比喻成江河入海。

自然界的现象超出人类社会的承受极限，打乱了生活常态，就会突然变成灾难。长江从青藏高原格拉丹东山峰的西南侧涓滴而下，奔腾6397公里流进太平洋。长江流过宜昌时才刚刚走完上游的4504公里，此段河道落差巨大，水流湍急，诗人李白就感受到“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宜昌一过，绕过险峻的荆江段，便是长江中游平原上的武汉，流速稍缓，江面渐宽，众多湖泊相连，西来的汉水也在这里汇入长江。每年6月中旬一过，降雨量猛增，长江就进入到了汛期。作为两江交汇口的武汉，便要经受住这每年如期而至的洪水考验。

在汉江与长江交汇处的汉口龙王庙堤坝上，立有一块石碑，上刻“江汉朝宗”，据地方志记载“江汉朝宗”在明朝嘉靖年间就已列为“汉阳十景”，而这一段流域在历史上因为水情险恶，也是防洪的重要地段。在离龙王庙3公里远的汉口江滩公园，则耸立着一块巨大的“武汉防汛纪念碑”，如今在游览汉口“江滩十景”时，纪念碑成为最显目的景点。这些景点，在1998年洪水泛滥之前，都曾是防洪“险点”。本期长江商报将带领读者沿着长江走访武汉江边的几处防洪重点，在历史与当下的交织中，做一次“朝宗”之旅，讲述武汉与洪水的故事。

江滩：昔日防汛险点变成民众游玩的乐园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用来描写现在江滩的景色最好不过了。

记者本月初来到江边走访时，江滩已褪去了春天的红花，放眼望去都是初夏的浓绿，即便是有偶尔有天气变化，风雨突临，也还是如春天般的柔风细雨。江水后缩，岸边的细沙泥上长满了芦苇，人若往堤岸下走想亲近一下水，得需一两分钟的步行，鞋子才能碰到水边。江边游玩闲坐的人开始往树荫下聚集，抬头望去，柳树顶上蓝天下，飞着斑斓的风筝。到了夜间，凉风吹过的广场，更是民众游玩的乐园。等到本月中旬，记者再次到江边走访时，岸边的芦苇已被淹没在江水中，停靠在江边的驳船也被江水抬升，搭在岸边通向船舶的跳板和铁链已随水位上升而绷直。

武汉历来受水患不断，在近百年的历史上就经历了三次超大洪水的侵袭，分别是1931年、1954年和1998年，而武汉几乎年年都要接受汛期的考验。1931年入夏后，全国境内由南到北，淫雨数月不开，导致水祸遍及江、淮、黄三大流域。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更是险象环生，因河水暴涨，7月29日，江汉关水位升至26.94米，丹水池首先破堤。8月2日凌晨，单洞门铁路决堤，大水直奔市区，汉口全境浸没水中。随后武昌、汉阳的堤坝被冲毁，武汉三镇在苦雨暑热中浸泡达两月之久，受灾16万户78万余人，待救济灾民23万多人。据事后统计，死于此次水灾的共有33600人。对于82年前的这场灾难，现在的武汉人大多是从祖辈的口中听得。沧海桑田，这场大洪水留下的遗址，在武汉市内已很难找寻。

如今，在江滩见到的“武汉防汛纪念碑”建于1969年，为了纪念1954年武汉人民战胜洪水而修建。据《中国水文志》记载：1954年，长江流域干流各主要站超过警戒水位达60-135天，从7月下旬起，荆江大堤进入抗洪紧张阶段。武汉关8月18日最高水位达29.73米，超29米高水位运行23天，超28.28

米水位运行52天，超26.30米警戒水位运行整100天。武汉市出动30万人力，风雨兼程，日以继夜，才取得了抗洪斗争的重大胜利。毛泽东为武汉战胜洪水亲自题词，后被撰写在“武汉防汛纪念碑”上，成为武汉人民与洪水斗争的标志性纪念建筑，也成为武汉与洪水斗争的精神象征。

龙王庙：这里的每一个码头都曾是惊心动魄的闸口

从“武汉防汛纪念碑”出发，沿长江岸边逆着水流的方向前行约3公里就到了龙王庙。龙王庙管理站的汪宝利站长从1983年开始，就在龙王庙从事防汛工作。汪宝利的办公室便在龙王庙的岸堤上，透过窗户就能看见两条江水。汪宝利一见记者就说：“每年武汉市的头等大事，就是防洪。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按照汪宝利的说法，龙王庙所在的地方才叫做正宗的汉口。因为汉江进入长江的关口就在这里，汉口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汪宝利说：“龙王庙水位通常比武汉关水位高8-15公分，设防水位比市区内地面平均高2米，龙王庙的设防水位为25米（以吴淞口为基面），当水到了这个高度时，那就要准备封闭闸口，这也预示着整个防汛工作的正式展开；警戒水位是27.3米，这意味着洪水对于武汉市的危险已经到来，我们要采取措施，动员防汛力量，时刻巡逻警惕；保证水位是29.73米，这是武汉市所能承受的最高水位，如果再过这个水位，武汉就有灭顶之灾，要采取一切措施不能让水越过堤坝，而溃堤更是不能容忍的。”汪宝利说到此处，起身指引记者看窗外的江面，说道：“汉江与长江在龙王庙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人’字，所谓‘人’就是一撇一捺要‘撑’住，长江水与汉江间会形成一股拉力，不断冲刷江岸，这是武汉最险要的地段，我们这里的每一个码头都是闸口。”

从四官殿到集家嘴，地下水质复杂，水流相互顶托，在过去沉船溃堤事件经常发生，这1080米可以称为龙王庙险段。在1998年洪水之前，每年都要在此段抛石固堤，以免急流把水下的堤脚掏空。汪宝利说：“这是很危险的，堤坝在水面以下被掏空，而人在上面却一无所知。1998年洪水过后，为了防洪在北岸的堤坝下打柱灌桩，在南岸把河道削宽，南岸嘴河岸被裁退60米，并加固护坡，铰链沉排。”

每年，武汉市的防汛从5月1日开始，要持续到10月底才结束。汪宝利说：“现在虽然有三峡大坝可以调控水量，但是也不能有丝毫的麻痹思想。在水位比较高的情况下，还要对堤坝进行地毯式巡查。”汪宝利回忆，在1998年洪水期间，虽然水位较高，但市内的居民倒显得不很紧张，没有慌乱的情况，还经常有慰问团体到堤坝上看望防汛人员。作为防汛人员的汪宝利心里非常清楚，当时的武汉水情已经紧急万分，很多工作人员还立下了“人在堤在”的生死牌。在1998年洪水期间，由于江面的水位高压力大，水从防洪墙地下渗过，在市内靠近堤坝的路面上出现大面积渗水。汪宝利说：“我当时还是技术人员，把闸口封好交给守闸人员后，还要巡防。对渗水现象，我就非常警惕，因为担心渗出来的水把泥土带走，泥土一失，堤坝难保，就得做围堰填沙石，不能马虎。”

鹦鹉洲：

崔颢看到的鹦鹉洲

康熙末年已沉入江底

武汉的江心洲中最有名的当属鹦鹉洲，唐代大诗人崔颢的诗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让鹦鹉洲闻名天下。但是，今天的鹦鹉洲已经不复诗中的场景，它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江心洲了，名叫鹦鹉洲的所在地今天是繁华的居民区和街道，我们只能在依然尚存的“鹦鹉路”等地名中感受到其存在。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教授李可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由于两岸的堤防限制，以及龟蛇山的岩石地质所形成的“节点”作用，长江武汉段的河道变化不大，但是，由于水流和淤沙的原因，江心洲的变化比较明显，有的消失，有的靠岸，有的新崛起，不一而足。

“鹦鹉洲”正是一个经历了消失又再次崛起的江心洲。根据《水经注》记载，崔颢诗中的古鹦鹉洲大约是位于今蛇山以南、鲇鱼口以北，由南至北，洲长约四公里。相传由东汉末年祢衡在黄祖的长子黄射大会宾客时，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锵锵戛金玉，句句欲飞鸣”的《鹦鹉赋》而得名。

古鹦鹉洲在唐宋元时期是商业集市繁荣之地，“洲前万户人家”、“列肆如栉”。明朝末年，长江中游经历了一个大洪水期，水量的增大加快了狭窄河段水流的速度，使得鹦鹉洲不断下沉，到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完全沉没于江底。

清朝乾隆年间，汉阳南纪门外江边又淤出一个新沙洲——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汉阳鹦鹉洲。这个新的鹦鹉洲有10余里长的岸线，水深适宜，滩地宽阔，至嘉庆年间逐渐成为湖南、湖北商人的竹木集散地。后来由于长江水流泥沙的综合作用，鹦鹉洲逐渐靠岸，成为今天看到的居民聚居区。

汉口龙王庙前江汉朝宗碑。本报记者 张萌 摄

天兴洲每年向下游漂移130米

长江商报消息 长江中最大的江心洲——天兴洲也是我们能看得见变化的。

天兴洲地处青山镇和谌家矶所夹的长江段江心，从青山轮渡码头坐船前往天兴洲只需要五分钟，作为岛上和外面联系的唯一交通工具，轮渡基本上每小时一班。夏日炎炎，江水不再是记者去年冬天来此看到的那样浅，似乎更深了。天兴洲上生产蔬菜瓜果和西瓜，虽然现在岛上居民多已搬到青山居住，但是岛上的农田仍然被很好地开发着，江心居民区周边，瓜田、菜园子显出夏日的蓬勃生机。

从图上看，天兴洲呈现细长形的黄瓜状，是由长江泥沙自然冲积而成，因为是新添一洲，初叫“添新洲”，后改称“天兴洲”。现在，天兴洲已成长江最大江心洲之一，北对汉口谌家矶，南临青山工业区，南岸的航道较宽、水较深，用来航运，北岸则一片宁静，远远可看到谌家矶的街道和建筑。

据武汉档案馆资料记载，天兴洲上从同治4年就开始有人居住，人烟较多时期始于约200年前。在丰水季节，渔民会上岸歇船晒网，慢慢这里就聚集了一些人，他们到了枯水季节就种地，因此，天兴洲上80%的人都是渔民的后代，靠事农打渔为生，进出全靠渔船，现在岛上居民大多已搬到青山居住。

天兴洲到今天至少有800年历史，天兴洲历史的土庙和建筑物，绝大多数都湮没于年复一年的滔滔洪水中了。据记载，从1954年至今，天兴洲破堤淹水共10多次。1998年大洪水的时候，洲上一片汪洋，两层的民房下面一层全泡在水里。

1954年长江大洪水过后，天兴洲就被圈定为“防汛行洪民垸”，而在1998年洪水过后，天兴洲再次被确定为“单退民垸”：退人不退耕，即在非汛期处于

空垸待蓄状态，洲上的村民仍可生活、生产。而天兴洲至今迟迟未进行开发，仍保存着原生态的原因之一，即是一旦大洪水一来，所有投入均化为乌有。

更令人关注的是，近年来，天兴洲以年均130米以上的速度向下游漂移，且漂移速度不断加快。天兴洲为近代河流冲积物组成，受长江洪水冲刷，半个世纪前洲头开始崩退，据武汉航道部门计算，至今洲头下移了3公里，最初的洲头与余家头对齐，2004年“下移”至青山红钢城。

2008年9月天兴洲长江大桥完工，为确保天兴洲长江大桥主桥墩地质安全，武汉市在洲头迎水面修建起4.3公里长的护坡，使其不再“漂移”。但天兴洲分汊河段的分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天兴洲附近的江水主汊在北岸，但到70年代初期，南岸的冲刷扩大，分流比增至80%以上，北岸逐年淤浅成为支汊。

丹水池

江水淹没田畦，豇豆和黄瓜正在枯萎

丹水池，一个美丽的名字，一看即与水有关。据说，这个名字来源于一次误会。

清朝末年，京汉铁路还没有修筑之前，丹水池一带还是一片湖荡芦苇遮、荒丘野兔藏的野地，却是大汉口的东大门，驿道从这里穿过。一天，一位信使到达这里，人困马乏，想在此打尖，看到一老妪端一木盆，蹒跚而来，随口搭讪：老

人家，这是哪里呀？老妪误听成“你在干什么呀”，即答曰：端水吃。这信使将“端水吃”听成了“丹水池”，此后丹水池的名字便留了下来。

后来，丹水池成了汉口城区东北部京广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名字，挨着长江，至今，在丹水池车站与解放大道之间广泛的丹水池地区，居民们仍然伴着“哐当哐当”的车轨撞击声生活。这里并不热闹，没有喧闹的商业街和高楼大厦，沿着汉堤路往江边走，过丹水小路走到头就是车轨，车轨一侧是两三层楼高的居民楼，和他们种植的蔬菜，豇豆、黄瓜、苦瓜……夏日的蔬菜品种格外丰富，穿过一条涵洞，就能到沿江大道了，火车轨离沿江大道不过几十米远。

在汉堤路上还有一条已经弃用的火车轨，1931年7月15日，武汉关水位仅只26.94米，长江洪水即从丹水池破堤冲过这条火车轨，涌入汉口市区。

1998年，丹水池险些再次成为洪水决堤所在。中国石化销售中南公司武汉公司离休干部王占成对此记忆深刻，1998年7月30日中午，王占成正在丹水池家中睡午觉，猛然听见有人高喊大堤冒水了，他爬起来就往长江边冲，看到大堤出现管涌，一股粗大水柱正往外喷。王占成断定堤外护坡上有洞，于是手拿一根长长的木棍，毫不犹豫地跳入堤外的江水中，用脚试探水中的吸力，终于判断出洞的方位，并用双脚卡在洞口上。武警战士用棉被包上土石堵洞，40多床棉被及所包的黄土扔下去才基本将涌水堵住……

沿着沿江大道进入江边，这里远不是汉口江滩那样的被驯化，尤其是在几日的大雨过后，水明显地涨了，但离堤坝仍然很远，居民们种植的豇豆、黄瓜藤根部已被水淹了，叶子开始发黄，成熟的豇豆还没来得及采摘，原本是田畦的地方

此时已一片汪洋，这里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湿地景观——杨树、杂草、水草和浅浅的水面。对见惯了大场面的丹水池居民来说，这样的水位完全不是问题，一位婆婆告诉记者，现在水还浅着呢，对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只是菜浪费了。

南岸嘴

水无常势，生命眨眼即逝

周谋望是龙王庙救援志愿队的队长，是地地道道在江边长大的老武汉人，他还创建了武汉市最早的志愿者救助队，距今已经有16年了。“听老人们说，1954年涨大水的时候，六渡桥这边全部是水，一片汪洋，家里面漂得都是盆子柜子。”周谋望对记者说。在周谋望的童年记忆中，岸边的堤坝是用红砂石做成的，因为长期被江水冲刷，石块接缝处变成了凹槽，全无棱角。那时候每次洪水来临，都是意想不到的事。周谋望说：“1998年洪水的时候，我经常来江边看，江岸已经被封堤了，有人24小时值守。我自己家里面也全部是水，根本排不出去。”

以前，为预防洪水的侵扰，会采取全民防汛的措施，每个工厂、社区、单位都会抽出一部分人，分辖区执管，到江边巡防。周谋望回忆，10多年前江边都还住有居民，他指着对岸伸入江中的半岛说：“南岸嘴实际上已经到了江中，而且岸上的居民都住在堤坝外，也可以说就是住在江里面了。堤坝在他们住的房子后方，大概1公里远的地方。只要快发洪水的时候，就有巡逻人员预警，里面的人就搬家，水过后再搬回来。而江北这边的龙王面堤岸上，水通常可以越过护坡，站在观景台上，水可以没过小腿。”

周谋望告诉记者，在江边长大的孩子都会区分两种洪水，一是“发流”，另一个才称得上真正的“洪水”。而所谓“发流”就是在武汉地区并没有下雨涨水，河流的上游阶段却有大雨，导致山洪爆发，河水猛涨，上游洪水聚集一段时间后流至武汉，导致江水突然猛涨。即便是在发流的时候，江边的小孩也曾下水游泳。“哎呀，那个时候胆子真大，水下暗流涌动，从卫生码头冲下来的漩涡直径就有一两米，通常从一个漩涡跳下去，再从水里出来就是半个码头的路程。”周谋望说。在周谋望的眼中，特大洪水并没有让他记忆深刻，让他唏嘘不已的，是在洪水中消逝的生命。

周谋望曾看见有小孩子在涨水的江边玩耍，等他一回头再去看那个小孩时，已被洪水卷走得无影无踪，没有喊叫声，没有落水声，没有一丝声响。周谋望说：“水无常势，水不像山，稳坐不动。在江边长大，见过太多洪水，生死就成了眨眼回头之间的事。唉，真是悲欢离合，人是血肉有情的啊。”

opinion

汉江与长江在龙王庙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人”字，所谓“人”就是一撇一捺要“撑”住，长江水与汉江间会形成一股拉力，不断冲刷江岸，这是武汉最险要的地段，我们这里的每一个码头就是闸口。

——龙王庙管理站站长汪宝利

1931年汉口市（现武汉市）水灾鸟瞰。

武汉防汛纪念碑底座上的浮雕。本报记者 张萌 摄

丹水池江堤，水已漫过居民的菜地。本报记者 谢芳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