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大光明的不朽

　　80年代初，正是“朦胧诗”风靡的时候，我抄了好几大本，其中有许多是蔡其矫、舒婷的诗。我读着蔡先生的诗，惊讶于他的善解人意，能把恋人的心思写得那么细致缜密。我以为他有点像宋词里的婉约派，直到后来读到他的《肉搏》、《兵车在急雨中前进》等诗，才明白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我曾经立志当诗人，虽然我大专学的是化学，但命运使我弃理学文。我苦读苦写，希望自己的诗能有面世的那一天。1988年11月14日，我斗胆给先生写了封信，将自己的四首小诗求教于先生。十几天后，我收到了先生的回信，对四首诗都作了评点。信一开头就说：“你的诗清新纯净，可读性颇高。如果要找不足，可能是过于追求表面上的节奏感，而忽略更深沉的内在暗示……希望你逐渐发现自己，写别人所写不出来的，与众不同是任何写作者最必需的追求。”先生建议我向厦门的报刊投稿试试。 　　我高兴地把先生的来信拿给病中的母亲看，给了母亲不少欣慰。 　　母亲说，要好好谢谢他。接着12月中旬的《福建日报》副刊发表了我第一首诗――《月亮那一面》。我对自己的信心不足，在给先生的贺卡和信中有所流露，先生在给我的贺卡上写道：“写作也和从事其他工作一样，都要充分的信心，才会在无数失败之中站立住，百折不挠地不达目标绝不停止。” 　　我在1989年8月参加了福州市文联举办的“榕花文学创作函授班”的学习，我的小说和诗歌由函授老师推荐在《福建文学》上发表了。到福州去面授的时候，我听到老师讲蔡其矫，说蔡先生讲四美：美女、美景、美食、美诗。我当时觉得很新奇。生长在十年浩劫之中，一直严格地过着禁欲主义生活的我，觉得蔡先生就像天边的彩虹，绚丽、遥远，可望而不可及。 　　1991年3月，我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就读。同学虹影问我：“认识蔡其矫吗?”我说没见过，她说她是蔡老师的学生，舒婷的师妹。 　　复旦结业后，我应聘于《特区少儿文学报》。工作不舒心，常感郁闷。一天下班后，我意外地收到蔡先生的来信，问我近况如何?希望和我常联系。我告诉他我的近况，并说我的母亲已去世了，我要照顾老父亲。他邀请我有空一起去武夷山旅行写作，不久，我的老父亲和我堂哥回老家去了，我就去了福州，到省文联的宿舍，见到了我久仰的诗人。 　　蔡先生那年75岁了，可一头乌黑的波浪形的卷发，红光满面，精神矍铄，看上去只有50来岁。和他聊起我作家班的同学虹影、施玮、高慧君，他都认识。我感觉先生像小孩子，口无遮拦，事事好奇。他说他的头发是自然卷的，1938年从印尼回国去延安，在鲁院教书，开始写诗。他拿出八九本他的诗集，我特意看了写武夷山的诗，有50年代的《武夷山》、《武夷山歌》、80年代的《竹林里》、《大竹岚》、《武夷山梅》、《九曲溪》等20来首。先生指着《大竹岚》一诗对我说：“汉文与所有的拼音文字不同，它是象形发展起来的单音字，所以有对偶的特殊功能。旧书塾从小就学对仗。中国还形成四六骈文。诗和散文都讲究对比(包括对应、对照)的技巧。世界万物都包含矛盾的双方。诗文的对比是写作技巧的基础。 　　蔡先生还说：“艺术就是细节。” 　　第二天，我们一起乘车去武夷山。一路上，先生和我说武夷山出的名人――把浮名换作浅斟低唱的柳永和理学大师朱熹的一些故事，并且说，要画山水先要看山水，写诗也一样。 　　到武夷山后，先生找到当时的市长、省作协理事陈祥龙，陈市长热情地招待了我们，给我和蔡先生在宾馆一人安排了一间房间。先生跟市长说我们一人写十首诗，一篇散文。 　　我和先生一起坐竹排游九曲溪，一起上天游峰，一起去看陈建霖的家，还去茶农家品茶……上天游峰的路上有很多台阶，路比较陡，先生硬是抢过我的行李，让我空手，而75岁的他手提我的行李到达山顶时居然面不改色气不喘。 　　到家后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两天，写了五首诗、一篇散文寄给蔡先生，蔡先生立即回信。说诗很好，散文差些，病在太实。 　　我去武夷山时没有和单位的领导请假，只是请我的一个朋友给单位打了一个电话，因此，回来后以旷工论处，扣了部分工资。领导要我写这6天和谁在一起。作了什么，我写了和蔡其矫在一起，上了武夷山。领导看后说：“蔡其矫有什么了不起。他坐过牢。为了女人。”我心里说，比起你这个用公款出书的一心想不朽的人，蔡先生是正大光明的不朽! 　　那年正好是武夷山建县1000周年，《文艺报》上登出广告，面向社会征集诗歌、散文。我把自己的五首诗寄到《闽北日报》，不久登出了两首。1995年初，我收到了《闽北日报》社寄来的获奖证书和300元奖金，说我的诗得了诗歌组二等奖。 　　我有时对自己写诗缺乏信心。我跟先生说想搞评论、研究人类学。面对90年代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我有时也会有下海去的想法。先生回信说：“见异思迁，是因为畏难，甚至是因为懒。任何艺术和学问，都是坚持不懈，一改再改，反复推敲。艰难才是艺术，容易都是赝品。”先生还寄来他翻译的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的《两条路》，我把它贴在我的卧室，我常常看它的结尾：“林子里有两条路，朝着两个方向，而我――我走上一条更少人迹的路，于是带来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 　　先生还寄来王光明的文章《一首诗的诞生》给我，要我反复细读，希望能从中得到启发。先生说，写诗要有十年的时间准备。他说：“诗以实写虚，而你是以虚影射实……我认为你坚持下去，必然走出一条路来。不要失望，不要气馁。”先生还建议我将诗歌出个集子，自费出版，他愿意写序，并说诗歌要五首集中在一起发，才能造成气势，而我的诗是单独发的，太孤单了。他说：“一个真，一个尊重读者，是写诗的人必须记住的。”他还帮我改了《洪荒后的武夷》、《哀歌》、《化缘》等诗。 　　先生见我单身，十分关心我的婚姻大事，我把自己在谈恋爱的事告诉了先生，后来没谈成，先生要我多走向社会，不要封闭自己。我在报社过得不如意，想调工作，先生叫我拿着他的信去找著名诗人舒婷，请她想办法。我调到厦大出版社后，有一年中秋，舒婷姐打电话叫我去她家，说蔡先生来了，我去她家和她全家一起博饼，蔡先生中了“状元”。 　　2001年夏天，先生又来厦旅游，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装修过了房子，一个人住四间房，就请先生来我家住一夜，第二天陪他逛了厦大校园，先生懂很多植物名，如七里香、扶桑花，等等，一一指点给我，让我学到不少知识。我告诉先生他和我父亲同岁，先生说，你做我干女儿吧。 　　我读过艾青《芦笛》题引中所录阿波里奈尔的诗行：“当年我有一支芦笛，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我时常想念蔡先生。因为我不闻芦笛声已久矣! 　　责任编辑　王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