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中国的数字黑洞

数字是什么？

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的世界里，每天都被一些数字信息所包围，这里所说的数字信息，不是指当前最时髦的数字化了的信息，而是指实实在在的用阿拉伯数字所表示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有的令人振奋，有的让人震惊，有的让人恐惧。人们在生活中需要各种各样的数字信息，它给人们带来喜、怒、哀、乐的同时，也教会人们去比较、去思考、去甄别、去防范。没有人敢说他离开这些数字信息而仍然能够正常生活。而数字又是所有信息中精髓的精髓。

对于一个国家和政府，各种各样的数字更是保证其正常运作的信息支柱。可以说，没有了数字和由数字构成的各种信息，任何一个政府都会瘫痪。

没有人会怀疑数字的重要性。在某些情况下，数字甚至成为左右你人生命运，决定着仕途前景，关系到成败辉煌的桥梁。所以，出于种种目的，传销者在散播着一夜能赚一万元的神话，彩票机在打造着二元钱换回500万的陷阱，银广厦在摇动着出口创汇1.7亿马克的招牌，网络上充斥着“点击赚回XXXX美元”的规劝，很少有人能在这些充满诱惑力的数字面前目不斜视，镇定自然，又有多少人在数字的蛊惑下，一步一步走进深渊。

十个阿拉伯字符的杂乱组合，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这就是数字，它抽象，神奇，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它深深地渗透在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机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即能使人高尚，也能使人堕落，即能使人平静，也能使人疯狂。从这些抽象的阿拉伯字符中，政治家看见了“政绩”，企业家看见了“效益”，军事家看见了“威猛”，骗子们看到了机会，股市操盘手看见了飞升的K线图。正因为如此，许许多多的人们才不惜血本，煞费心机的在数字上大做文章，社会上也因此游荡着许许多多的数字黑洞。它是这样强烈的吸引和扭曲着人们的神经，在掠夺着人们正常思维和判断的空间。

数字造假，源远流长

数字造假，古已有之，几十万大兵，可以号称百万，几十个学生，可以号称弟子五千。甚至是贵为皇子的胤祯，也通过数字造假，将“传位十四阿哥”的先皇遗诏，篡改成“传位于四阿哥”。从而堂而皇之的做了滿清王朝的雍正皇帝，不怕你不服。不是说造假有术，有效，然而有限吗？可是通过数字造假，竟然成就了一代霸业。你还有理由去怀疑造假的功效吗？

在中国现代史上，数字造假更是给人们留下过无数个惊叹。

大跃进时期，曾经制造过让历史上所有的数字造假者都目瞪口呆的超级神话。据《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发射的早稻高产“卫星”，亩产36900斤，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花生亩产1万多斤。某国家领导人也撰文宣传自己亲眼看到XX省XX县亩产一百万斤番薯、六十万斤甘蔗、五万斤水稻的“事实”。甚至有著名科学家站出来论证：如果植物能利用辐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安徽日报》发表了一张新闻照片，是一个16岁的女孩坐在地里生长着的稻穗上，掉不下来，新闻图片的文字说明声称，这块卫星田亩产达到四万三千斤。而当年坐在稻穗上的姑娘彭可秀，现在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她回忆说，为了创造这块高产田，当时是男女老少齐出动，将33亩即将成熟的中稻连根拔起，移栽到那块“卫星田”里。几十万棵稻穗一夜间移栽到一块田里，丝风不透。为了防止稻穗倒伏，还从山上砍来近千斤圆竹，穿插中间搭上架子。一个划时代的“高产”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是那个时代的豪言壮语。就连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情不自禁的撰写诗文，在《人民日报》上讴歌：

不见早稻三万六，

又传中稻四万三，

繁昌不愧是繁昌，

紧紧追赶麻城县。

后来，郭老又续诗一首：

麻城中稻五万二，

超过繁昌四万三，

长江后浪推前浪，

惊人产量次第传。

即使是这样，郭老的笔仍然赶不上生产的速度。几天之后，有报纸报道，四川郫县亩产达到82525斤。广西环江亩产达到130435斤。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声称，“中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中国人民按照需要来决定了”。

这些现在看来是如此不可思议的数字，当时就是这样公开的出现在各种报章上。

谁需要假数字？

榜样是最好的镜子，现实是最好的教材，数字造假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认可，这就是最好的说明，如上所说，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山东省寿张县人民公社放出了红薯亩产618,000斤、水稻亩产75,190斤、玉米亩产51,865斤的“喜讯”，同月六日的《中国青年报》以第一版报道；而当时因为敢于讲真话的彭德怀，为了验证亩产量精心种植的一块试验田，用肥水堆起来，亩产小麦也不过八百多斤。这样的事实却没有一家媒体敢于站出来说话。这种爱憎分明的一边倒态度对数字造假者是最好的鼓励。是数字造假受到权力催化的最好注释。

走过了那个噩梦般的年代，现在，没有人再为公开的数字造假鼓吹，但是，从组织上，制度上，仍然存在着产生数字造假的温床，并且自觉不自觉地为数字造假者施肥，灌溉。造假者时时有所收获，所以才屡禁不绝，时有泛滥。

为了将工作任务“量化”，制定一个可以测量的考核参数，各级领导部门每年都要给下级机关下达一定的“增长指标”，这些指标年年见长，下来了自然不好看。指标制定了以后，上级只看数字，不辨真假，甚至默许、鼓励造假。某地一个统计员拒绝造假，甚至遭到上级的训斥：“你别的不会，连造个数字也不行？”如果前任官员的产值“上去”了，下任官员难以将这些“成绩”下调或者曝光，只好也硬着头皮往上冲，就这样进入了数字造假的恶性循环。湖北省丹江口市在大讲“实事求是”的今天，竟能放出水稻高产15000斤的“数字卫星”，其造假行为被媒体曝光后，痛定思痛，将数字缩水后，其国内生产总值由100.97亿元下降为38亿元。丹江口只是一个县级市，全国的的各地虚假数字累计起来，恐怕是个巨大的天文数字。

然而造假争宠，也同样给丹江口市换来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授予的“脱贫先进市” 的称号。

一九九七年，安徽省淮北市乡镇企业局为了争先进，将造假指标分到区、镇，杜集区5602万元的利润，竟能直接在数字前面加上了个“一”，成为15602万元。通过修改数字，杜集区又一次顺利地进入1996年度全省乡镇企业20强行列，而且获得省里表彰和六万元奖励。而该局拒绝造假的李春洁因反对造假，并向省乡镇企业局反映了上述问题。却被排挤下岗。成为淮北市惟一一个下岗的国家公务员。

据二○○一年八月《光明日报》报道，四川省南江县有一个乡十分贫困，但乡领导为了制造自己的“政绩”，谎报人均收入，于是这位乡领导青云直上，被提拔成了区委书记，享受副县级待遇，现已经光荣退休，但那个贫困乡却由于当年虚报了数字，贫困户均没有建立必要的档案，以致上级发放扶贫资金缺乏依据，成为现在南江县扶贫办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

对于官员的提拔和任用，关键是如何考察，用什么方式去考察，政绩考核除了看数字之外，还应该看什么？对于肩负考核责任的上级领导来说，知假、信假、护假、用假才是虚假数字泛滥的深层次原因。

统计法还有没有用？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八日，我国制定了第一部《统计法》，一九九六年五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对《统计法》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统计法》设置了一系列法条，来保证统计数字的准确性，如 第三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

第七条第二、三款：“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不得强令或者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篡改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数据。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对领导人强令或者授意篡改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数据的行为，应当拒绝、抵制，依照本法和统计制度如实报送统计资料，并对所报送的统计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统计机构、统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任何地方、部门、单位的领导人不得对拒绝、抵制篡改统计资料或者对拒绝、抵制编造虚假数据行为的统计人员进行打击报复。”

第八条和第二十六条也就保证统计数字的准确性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为什么有了法，有了规定，数字造假行为还屡禁不止？根据《统计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统计机关肩负着保证统计数字的准确性，要求改正不确实的统计资料的职责，为什么有的统计局竟然纵容作假？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统计局政法司司长熊振南。

国家统计局自去年六月开始，搞了一个为期五月的统计执法大检查，共查处统计违法案件六万二千余件，立案查处一万九千多件，建议给予撤职以及党纪政纪处分的有五十六人。在这次执法大检查中被查处的辽宁省辽中县冷子堡镇在经济统计数字中“掺水”，加重农民负担，将实际只有1.33亿元的工业总产值虚报为3.69亿元。对该案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杨文喜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镇长朱俊才受到了行政记过处分；副镇长兼工商办主任彭英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撤销副镇长处分；其他责任人员也受到了相应处理。

在谈到统计法在防止数字造假的作用时，熊振南司长说，统计法是我们规范统计操作，反对数字造假的一部主要法律，也是我们执法检查的主要依据。但是有了一部法律，并不等于数字造假就会自动停止了。在现行的制度下，数字与地方政府的政绩和利益有着太多的联系，而上级的考核制度和考核方法也与数字造假有着一定的关系。虽然我们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但是，这种过渡不可能一日成就，在各个方面和层次，计划经济的习惯和方法还在发挥着作用，政府经常对企业下达的目标、任务，为了搞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等常常不顾下面的实际情况“赶着鸭子上架”，下级常常迫于方方面面的压力而造假。现行的统计法由于制定的较早，过多的留有计划经济时期的痕迹，有些地方的规定也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你规定了一些“不得……”，但是他就那样做了，怎么处理，措施就跟不上了，或者有措施也缺乏可操作性。

记者问，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国家统计局曾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刑法》中增加对统计中弄虚作假的行为给予刑事处罚的内容，这一建议为什么没有被采纳？

熊振南司长说，这主要考虑到数字造假有其特殊性，一是它的危害后果不好评估，不像其它的刑事犯罪那样有一个清晰的度量范围和评测方法；二是它的责任人不好认定。去年我曾到安徽省的一个地方走了走，结果他们认为上级检查来了，一级级向上汇报，打招呼，连分管的副省长都惊动了。“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假数字的产生过程是很复杂的，责任也非常分散，你无法具体分清是哪一个人的责任，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我们在这次执法检查中遇到过很多情况，村里查到乡，乡里查到县，再向上，就没法查，查不动了。立了法，操作不动，还不如不立。

在谈到数字造假为什么屡禁不止的问题时，熊振南司长说，数字造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计划经济和政企不分的产物，是产生数字造假的深层次原因。只要这种成分继续存在，数字造假就仍然会有市场。

记者问：统计机关的职责是保证统计资料的真实可靠，而为什么有些地方的统计机构给支持、怂恿造假？

熊振南司长说，目前的体制，地方的统计机构是地方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大多数情况下，统计局是不会自行造假的，因为这对局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统计局不能脱离地方政府所给予他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利益太多的受到地方领导的左右，只是空洞的要求他们“终于职守，顶住压力，敢于碰硬”是不现实的。但是要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求统计系统垂直领导也还办不到，只能靠一步步加强上级业务部门对下级部门的领导来解决。

在记者问到有没有统计干部因拒绝数字造假而受到排挤、打压甚至迫害时，熊振南司长说，有，而且很多，但是，这种排挤和打压往往做的很隐蔽，都是在别的方面挑毛病，你很难认定他们是针对抵制数字造假进行报复。现在领导的造假手法也变得越来越“高明”，他明明是让你造假，但是他不明说，看了报表后，皱皱眉头：这个数字对么？和我们的目标、形象不太一致吧？给你一句话，就靠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心领神会了，末了临走时还要加上一句：可要实事求是啊！

直到数字改“对”了，领导就有了笑脸，心照不宣，别的就不用说了。

安徽省涡阳县统计局的一位统计干部说：县乡统计部门数字抗干扰能力差，数字质量不高。俗话说“端人饭碗，听人使唤”，县乡统计部门在业务上受上级指导，在人员经费上归地方领导，因此其工作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方领导，成为少数人谋取政治私利，捞取政治资本的“雇佣军“，统计数字成了领导手中的气球，要大便大，要小便小。失去了统计工作的意义，也破坏了统计部门的形象。统计部门往往处于敢怒不敢言的地步，因为其人权、事权、财权均掌握在地方领导的手中，要想不受地方领导的干扰，几乎是不可能的。

数字黑洞将吞噬谁？

数字造假，苦的是百姓，遭殃的是国家，惟一受益的是造假的地方领导。而上级领导大都是喜欢“从数字看辉煌”，而从不计较数字的真实与否。一个地方的数字上去了，官场上下皆大欢喜，奖状、奖金、奖章、锦旗自不必说，年终的干部测评也自然又有了“厚重”的一笔，而这些恶性膨胀了的“政绩”层层灌水，到达决策机关时已经面目全非。而根据这些数据制定出来的计划难以兑现，国家给公务员提高的工资、福利迟迟不能发放。按照“产值”确定的税收、提留、乡统筹等却实实在在的要由百姓来承担。结果是，应该得到扶贫照应的市、县因为已经“脱贫”而得不到应有的救济，本来就少的可怜的收入却还要因为税收、提留、乡统筹的加码而更加雪上加霜。其后果是严重的降低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加剧了群众与政府间的隔阂，甚至造成群众上访、告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某个地区的数字与实际严重背离，应该增加的工资发不出来，应该享有的福利无法兑现时，那些习惯于用数字去考核的上级领导到哪里去了？怎么就没有人站出来问一句：你的产值呢？你的效益呢？你的“政绩”呢？也许那些因数字而得到提升的造假者，已经带着他的官职、奖章和奖金走了，给他的继任者留下的只是一个无法填满的黑洞，如今，那个大大的黑洞又在对着的继任者狞笑：一个继任者如果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来揭穿这个前任留下的陷阱，他就要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继续营造这个黑洞，继续编造这个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骗局。而数字黑洞最终吞噬的将会是他赖以生存的政治和经济的整个支架。

2002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