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诞生记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响的时候，每个中国人都会感到热血沸腾，情不自禁地从心底迸发出一种强烈的爱国激情。国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动人的歌词，鼓舞着每个中国人为祖国富强而奋斗。国歌的产生也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抛弃旧国歌 　　 　　近代中国从晚清开始。因受西洋影响，曾有过一些国歌。1906年，大清帝国陆军部谱制了一首《陆军军歌》，清朝官员们一度用这首军歌权代国歌。1911年，清政府颁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正式国歌《巩金瓯》。清政府国歌面世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灭亡。中华民国否认《巩金瓯》是国歌，而先后把《卿云歌》《中华雄踞天地间》作为国歌。这些国歌都迎合统治者的意志，起着维护统治者根本利益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国共两党就开始合作。在国共合作期间。以黄埔军校共产党人为主组成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主办的《中国军人》杂志，在1925年2月20日出版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一首《国民革命歌》，无词谱作者，歌词仅一段：“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将《国民革命歌》增加了一些词。这首歌主要是为国民革命服务的，虽然类似于标语口号，却充满革命激情。完全不同于此前的国歌。歌词为：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这首歌表达了国民革命军将士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强烈使命感，曲调也容易上口。在黄埔军校师生中广为传唱。1926年7月2日，在广州九曜坊省教育会举行的国民政府教育行政会议上，国民党决定以这首歌为国歌。 　　1930年，国民政府宣布以孙中山黄埔军校训词代国歌歌词，曲就是《国民革命歌》的曲，1943年正式确定为《中华民国国歌》。这首歌曾经鼓舞着许多革命志士为国民革命成功而奋斗。但是，随着国民党的腐败，这首歌的影响力逐渐减弱。1949年，国民党逃离大陆，这首歌也成为了历史。 　　正当中共中央领导人考虑建立新中国一系列重要事宜时。确定新中国国歌的迫切性却在海外凸显出来。1949年春，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民主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召开的会议，自然不会邀请已经眼看就要崩溃的国民党政府参加，而是邀请正在筹建新中国的共产党派代表团代表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出席。大会有一个规定：举行开幕式时，每个国家的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都要奏唱该国国歌。这个规定让中国代表团有些为难。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自然也没有国歌。但是。既然大会有这个规定，中国代表团也必须遵照执行，怎么办?远在海外，来不及请示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们一起研究，决定采取I临时措施应对此事。他们一起商量、对比后，决定选择抗日战争中广为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国歌，在中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奏唱。由于这是代表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出席国际会议。大家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对于歌词等细节也反复商量。他们在一起推敲、研究歌词时。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现在新中国马上就要建立，作为新中国国歌，总是说“最危险的时候”，不妥。代表团多数人认为这话有道理，最后决定由郭沫若执笔把这句词改成“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这样，改了一句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时，即作为临时应急的国歌在布拉格“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场上奏响。 　　代表团回国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这样，制定新中国国歌的问题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他们决定谱写一首新中国的国歌。但是，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考虑以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时中国代表团临时用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而且，当时正筹备开国大典，事情很多，大家都还来不及详细研究新中国国歌问题。 　　 　　新中国建立前夕即开始国歌征稿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举行。会议讨论了新中国开国大典上奏什么乐曲的问题。有人主张，开国大典上的乐曲应该铿锵有力，有节奏感，用德国的阅兵曲比较好。有人则主张，新中国将要加日社会主义阵营，也要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用苏联的曲子比较合适。还有一些人认为，新中国开国大典，还是用中国自己的乐曲为好。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占大多数。由于出现意见分歧，政协会议筹备委员会只好将这个问题提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肖毛泽东、周恩来等商议此事时。毛泽东十分干脆地说：我们自己的开国庆典。当然要用自己的曲子，奏新中国的国歌。那么，用中国哪一首乐曲作为国歌呢?毛泽东提议，面向全国征求国歌词曲。 　　政协筹备委员会成立的第六小组，承担了向全国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的任务。第六小组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为了更好地完成征集国歌的任务。第六小组还设立了“国歌初选委员会”。政协筹备会结束后。第六小组即着手征集国歌的工作。7月4日，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5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从7月15日到26日。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后，分送《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8天。国内其他各报、香港及海外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 　　启事对国歌词曲稿提出了如下要求：(甲)歌辞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乙)歌谱于歌辞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辞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 　　考虑到征集国歌不同于其他工作，需要有精通音乐的专业人士参加评选，8月5日，第六小组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4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 　　征稿启事发出后，许多作家、音乐工作者都投入到国歌创作中去。不久，筹备委员会就收到了一些应征稿件。投稿者来自工、农、商、学、兵各阶层，不少学者、艺术家和高级干部也纷纷参与征稿。来稿地域包括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和尚待解放的地区，海外华侨也纷纷来稿。来稿数量。以北平、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长春居多。当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也写了一首应征国歌歌词，题为《新华颂》。截至8月20日。共收到国歌歌词632件，国歌词谱694首。为此，第六小组专门在北京饭店的413号房间设置了选阅室，分类陈列各地寄来的应征国歌稿件。小组成员和专家差不多天天来进行审阅和评选。但是。国歌作词作曲毕竟不同于国旗、国徽图案的征集，因为能够作词谱

曲的人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少数。筹备会收到有关国歌的应征稿都还不成熟，无论词还是曲都与国歌的地位相差较大。筹备委员会第六组经过商议，决定再征集一次。这次主要在文学和音乐界征集。并把此次来稿中第六小组认为稍好一些的制曲试唱，向群众征求意见。这样做了之后，无论是第六小组成员、顾问。还是听了试唱的群众，都不满意。对于郭沫若的应征稿，大家虽然认为好，但觉得离国歌歌词的要求还有差距，也没有入选。后来，郭沫若的歌词，发表在1949年《人民日报》上。 　　 　　用旧国歌的意见被否定 　　 　　国歌迟迟定不下来，大家都很着急。这时，有些民主人士建议能否在旧国歌中选曲，改上新词。作为国歌。他们还举出《巩金瓯》《五旗共和歌》《中华民国国歌》为例。对于《巩金瓯》《五旗共和歌》，绝大多数人不同意，很快就否定了。不少人赞成用《中华民国国歌》为国歌，认为这是孙中山作的词，又在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但多数代表不同意，他们提出，尽管这是孙中山作词，但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政府毕竟已经在人民中失去了信誉，新中国用《中华民国国歌》为国歌不合适。绝大多数代表的意见已经十分明确，就是旧国歌不能再用了。 　　这时，又有人提出，是否把《国际歌》直接拿来作为国歌。理由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曾决定以《国际歌》为国歌。但许多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国际歌》虽然好，但直接拿来作为国歌就没有中国的特点了。总之，在选国歌问题上，代表们动了许多脑筋，把能想到的适宜作为“国歌”的词或谱都想到了。每个人提的建议都有自己的道理，但也都有不同意见，一时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 　　 　　许多人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就在向全国征集国歌词曲时，周恩来认为，可以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1949年7月初，周恩来在审批“征集条例启事”时就说：我个人的意见最好就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不过，这只是我个人意见，你们大家可以讨论，再征求一下群众的意见。 　　著名画家徐悲鸿的想法与周恩来不谋而合。他在国歌征集工作一开始，就为国歌的事而日思夜想。他是画家，本来对于音乐方面的事不太懂，但他以对共产党的无比热爱和对新中国的无比期待之情投入到国歌征选工作中去。他对应征国歌进行了对比、权衡。在苦想中，他猛然想到了抗日战争中广为传唱、对人民群众起到了巨大鼓舞作用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激昂的旋律，不是对中国人民有激励作用吗?如果现在一时难以作出新国歌的词曲，不仿用这首歌曲为代国歌。想定之后，他直接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可否以《义勇军进行曲》代为国歌? 　　与此同时，有许多人也在征稿中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原是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影片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东北抗日前线，参加义勇军英勇杀敌的故事。这首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风云儿女》放映后，《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国人中广为传唱。鼓舞着中国人民坚持抗战。 　　关于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或者代国歌的意见一提出，就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层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重视，自然也引起了政协筹备委员会第六小组的重视。 　　 　　毛泽东说：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 　　 　　为了更快、更好地确定国旗和国歌，1949年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成立由各界人士共55人组成的第一届政协的国旗、国徽、国歌、首都、纪年审查委员会。继续研究、决定上述事宜。马叙伦为会议召集人。 　　这时，国旗方案已经有了基本意向，国徽方案虽然没有定下来。但毛泽东同意可以在开国大典上暂时不用国徽，稍晚再决定国徽方案。而国歌则是必须在开国大典上奏响的，所以大家都为此事着急。 　　1949年9月23日，新政协的全体代表分成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各个小组讨论得都非常认真、热烈。但是，由于国歌词曲来稿不成熟，大家意见也不统一，迟迟定不下来。 　　离预定举行开国大典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决定亲自出面，于9月25日晚在中南海丰泽园宴请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及文化界人士。商议国旗和国歌问题。事先，工作人员拟出了出席晚宴者名单，交毛泽东审定。毛泽东为了更广泛征求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特意从名单中删去了几位共产党员，增加了一些党外与文化界人士。 　　晚宴后，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以及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柯仲平、梁思成、徐悲鸿、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齐聚丰泽园会议室，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 　　会上，当议到国歌问题时，马叙伦首先介绍了征集词曲的情况以及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提到许多人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或者代国歌的情况。最后，他发表个人意见说：新政府就要成立，国歌目前一下还制不出来，是否可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马叙伦刚讲完。李立三接着发言说：这歌的曲子很好，但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把这句词修改一下。但张奚若、梁思成反对李立三的意见，他们说：这是历史的产物，为保持《义勇军进行曲》的完整性，词曲都不要修改，就以原歌词曲作为国歌。他们还说，法国国歌《马赛曲》就没有改词曲，不是很好吗?会上有人提出，在几个月前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郭沫若把这句词改为“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国歌是否也可如此改动。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的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着极广泛的影响，如果用作国歌，歌词最好不要修改。 　　徐悲鸿发言阐述了自己此前向毛泽东提出的建议，但他强调，我的意见是，《义勇军进行曲》现在只能作为代国歌，以后我们有更好的词曲，可以再换。郭沫若发言说：我赞成暂用它当国歌，因为它不但中国人民会唱，而且外国人民也会唱。但是歌词修改一下好些。郭沫若还当场拟就了三段新歌词。但黄炎培则说，我觉得词不改好些。 　　会上，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的意见已经比较统一，存在的分歧点在于原歌词是否要修改。这时，《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田汉发言了，他说：原曲是好的。我写的歌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田汉是原词作者。他的发言影响自然较大。 　　这时，大家都把目光投到毛泽东、周恩来身上，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周恩来发言说：要嘛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了。周恩来还说：许多代表都表示，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毛泽东紧接着周恩来发言。明确表示赞同不改歌词。他说，安不忘危，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

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与会者热烈鼓掌表示赞同。关于《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的事情就算大致定下来了。但是，确定代国歌还要由政协会议决定。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代表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会议以多数人举手表示赞同通过。决定在开国大典中演奏《义勇军进行曲》。 　　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是因为这首歌曲最能反映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爱国主义激情，也最能体现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同时，在中国仍然面临侵略威胁时，它能反映居安思危的思想。没有将其确定为正式国歌，而是定为代国歌。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都认为，以后还会有更好的国歌，作为正式国歌以充分展现新中国的时代特点。 　　 　　《义勇军进行曲》在开国大典上奏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自然要奏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为此，担任奏代国歌的军乐队作好了充分准备。 　　这个军乐队，是以华北军区军乐队为主组成的，共有500人。当年，找到500名乐手很不容易。因此，这支乐队里。年龄最大的有70多岁，年龄小的只有15岁。主要乐器为大军鼓、小军鼓、短笛、长笛、黑管、木管、大号、小号、长号、短号等。军乐队都身着新军装。脚穿最时髦的翻毛皮鞋，手执闪亮的军鼓、铜管或木管乐器。列队于天安门城楼前。由于军乐队人数多，特意配了5名指挥――1名正指挥，4名副指挥。总指挥由罗浪担任。正、副指挥都不是用指挥棒。而是用红缨枪。按照指示，每个军乐队成员都必须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面前的红缨枪。 　　下午2时55分，毛泽东率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民主人士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等登上天安门西城台时，军乐队奏《东方红》乐曲。当毛泽东以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这时。军乐队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群众一起和着激昂的军乐，高唱着这首歌曲。歌声响彻云霄，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体现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空前的民族自豪感和奋斗拼搏精神：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按照议程，在开国大典的仪式上，进行到欢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就位时升国旗、鸣礼炮，主席宣读文告后，均奏国歌。因此，军乐队在天安门广场又多次演奏了《义勇军进行曲》。这是新中国代国歌第一次向世人展示。 　　为了使中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代国歌，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中。作了这样的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文革”中的命运 　　 　　新中国建立后，《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代国歌，在一些重大场合奏响。但是，它仍然是代国歌，在十多年时间里，国家既没有创造出新的国歌，也没有取消《义勇军进行曲》的“代”字而使之转为正式国歌。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义勇军进行曲》的代国歌地位也受到了挑战和否定。这是伴随《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的被打倒而出现的。“文化大革命”中，田汉被诬陷为叛徒和“反革命”，受到迫害。《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他写的，因此这首歌的歌词也不能再唱了。尽管这首歌是代国歌，也要禁唱。需要唱国歌时，就以《东方红》代替。但这只是对内。由于《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已经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奏响多年，如果用《东方红》代替，反而多有不便，于是当时在外交场合就只奏《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不唱歌词。这样维持了好多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考虑还是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但国家进人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因此要重写歌词。实际上，中央领导人还有一个考虑：田汉受到诬陷的问题还没有结论，不宜用他写的歌词。而国歌是需要在国内重大政治活动场合唱的，在国际活动中也是要经常使用的，于是有了重写《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想法。 　　此事确定后，1978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但实际上，此前中央已经委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执笔写出新歌词。郭沫若写出新歌词交到中央后，中央组织人员对新歌词进行讨论、修改，由中央审查后交全国人大讨论、表决。全国人大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这首集体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如下：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 　　英勇的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 　　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前进!前进!进!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原《义勇军进行曲》曲调和集体填词相结合的新的代国歌。这首歌的作者是这样标注的：“聂耳曲，集体填词。” 　　这首“集体填词”的代国歌一产生就有不同意见。赞成的人认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新歌词气势雄伟，高度概括，政治性强，有“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鼓舞人心的内容。但也有许多人认为，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从文字上看，歌词平淡无奇。没有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当时几个正流行的政治口号凑

在了一起；从韵律上看，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 　　 　　《义勇军进行曲》正式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田汉得到平反昭雪。国家也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准备对宪法进行系统修改。在这种背景下，重新研究确定国歌歌词，并将原来的代国歌定为正式国歌的呼声很高。从上到下，提出的大量意见认为：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意志，包含着居安思危的内容，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深入人心；而1978年搞的《义勇军进行曲》新词，则带有当时的政治痕迹，现在唱那个词，显得很别扭，建议废除1978年通过的国歌歌词。恢复1949年新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同时，许多人还提出，《义勇军进行曲》一直是代国歌，现在应该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和曲谱确定为正式国歌。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一致同意1949年新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恢复为国歌，恢复原歌词，并决定将此议提交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决议规定：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并正式定为国歌。至此，《义勇军进行曲》，去掉了“代”字，被确定为正式国歌。 　　之后，全国人大又收到许多意见，建议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2003年4月和8月，中共中央两次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人民团体党组发出通知，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安徽、山东、海南、江苏、陕西等省市及解放军总政治部都提出，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建议在宪法中作出明确规定。中央采纳了将国歌写进宪法的建议，在2003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写进宪法，作为一条修改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第四章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至此，《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被写进了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