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多少公司律师?
作者佚名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客户端连推三文，称中国大陆急缺律师约四百万，除一百五十万公职律师外，还缺社会律师约一百七十万和公司律师八十万。社会律师和公司律师都应属同一类自由职业者。公司律师是专被企业、银行、商户、团体等聘用的律师。没有公司律师，中国经济只能在“无法无天”的环境中运作，这也是导致中共“亡党失政”的重要方面。
当局的法治观
当局的法治观，也就是目前中共的法治观。二○一四年九月五日，在庆祝人大成立六十周年的会上，就引用先秦法家韩非子的名言。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依法治国》决定，就强调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的精华。当局认为，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有韩非子等法家论述了“法”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提出了“以法治国”的说法，并和儒家一起，作为中华文化精华。但儒家“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影响了中共几代领导人，导致了腐败蔓延中国。
历史证明，法家思想和实践并未形成国家法治的构建，更没给历史上的中国带来长治久安，却导致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和历朝历代绵延不断的“严刑峻法”。传统文化留下的所谓“法律文化遗产”，包括法家在内，是一幕幕失败的教训。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陈新民认为，法家在历史上仅是昙花一现，扶助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秦而亡。此后，除乱世，如三国时期的蜀国和清末，还有人强调法家外，再没有成为历代君王治国的理念。为什么法家没在中国大地扎根？根本原因是难以牵制君主的严刑峻法及“法”的滥用，法家中的民众不仅身份上低人一等，在智识上也低于官员和“法”。法家失败的更重要原因，并无解决“坏皇帝问题”的制度方案，还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中国历史上皇权进一步集权、专制化。
当局有人认为，李光耀在新加坡施行的正是“法家之道”，但犯了一个低级的常识性错误：李光耀毕业于英国法学院，三十岁以后才开始学汉语，究竟能否看懂古汉语和二千多年前“法家”的书？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几代中共领导人，有几个通读过韩非子的书？新加坡人口仅四百万，“国父”李光耀从做律师起家，按人口平均计算，新加坡是全球律师最多的国家之一。新加坡经济的成功，离不开一支庞大的律师队伍，尤其是精通经济、航运、商贸、金融、物流等方面的专业律师。
马云成功靠律师
撇开政治因素，马云属于一个有争议的人，但无法否认他是一个成功的中国商界人士，靠的是美国华人律师蔡崇信。蔡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硕士毕业生，有纽约两年的律师工作经验，后又到瑞士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任亚洲部总裁。那时马云正为阿里巴巴寻找风险投资，蔡代表公司与马云谈合作，最终没谈成。在谈判的第四天，蔡突然对马云说：“那边我不干了，要加入阿里巴巴。”马云大吃一惊：“我这儿每个月就伍佰元人民币的工资，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蔡还是放弃了百万美元的年薪，加入阿里巴巴，用马云的话说：“他的收入当时可以买下几十个阿里巴巴。”在蔡刚加入时，马云正准备成立公司。蔡任阿里巴巴CFO，他为十八个创始人准备了一个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英文合同，上面明确了每个人的股权和义务，即精通法律又精通财务且熟知国际惯例的蔡，为阿里巴巴与国际大公司的合作提供了很大方便，同时也增强了风险投资对阿里巴巴的信任度。
一九九九年，马云带蔡到旧金山融资，七天时间里见了四十多位投资人，全部遭到拒绝。最终，在蔡的帮助下，高盛皆同富达投资和新加坡政府科技发展基金等向阿里巴巴注资了五百万美元，为马云度过创业初期的寒冬，阿里巴巴获得了其历史上第一笔“天使基金”。
二○○○年，阿里巴巴无论在发展方向还是盈利模式上都处在探索阶段，此时把很多分公司建在海外，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发热之举。十八位员工中，除蔡是国际化人才，其余都不具备管理国际化团队的能力，无论把总部放在香港还是放在上海。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阿里巴巴拥有了一百万个注册会员，成为全球首个达到一百万注册会员的电子商务网站。二○○二年二月，日本亚洲投资公司投资五百万美元给阿里巴巴。马云的公司二○○三年每天收入一百万元，二○○四年每天盈利一百万元，二○○五年每天纳税一百万元。有人称，如今马云成了中国大陆的首富，马云赴美上市后，首次接受媒体专访，独家揭秘其幕后的故事。没有蔡崇信加入，就没有阿里巴巴的今天。
上海需要多少公司律师？
据二○一三年底数据，上海中小型企业户数为三十九点七万户，占全市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九九以上，税收总额四千九百二十二点七亿元，占全市税收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若平均十户企业需要一名律师，那么上海就需要中小型的公司律师三万九千七百个。若平均每百户企业需一名税务律师，上海就需公司的税务律师近四千个，而目前上海律师总数约有一万五千名。
国务院批复上海为金融、航运中心，目前上海有三十万人从事金融业，按二○一三年末全市二千五百万人计算，占比为百分之一点二，而纽约、新加坡、伦敦这一比例为百分之七点五。若按目前三十万金融从业人员的百分之一为金融律师计算，上海目前就需要三千名金融、银行类律师，而目前上海像蔡崇信这样的律师还不到十个。
无论如何，中共的“法治观”难以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最低要求，经济发展的漏洞、风险、腐败不仅难以避免，更是难以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