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矛盾与断裂

　　[摘 要] 《旧制度与大革命》为我们呈现出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的全景扫描，从贵族直到平民，其中的任何一个阶级都在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社会变革当中发挥着自己的历史角色。正如托克维尔本人所说，这并不是一部大革命史，而是一部关于大革命的历史研究。因而，托克维尔对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各阶级做出了准确又精练的总结。 　　[关键词] 社会的矛盾与断裂；《旧制度与大革命》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7-296-2 　　这本著作的宗旨亦即它所试图回答的问题，是要阐明这场几乎在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是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 　　一、法国大革命――社会弃儿“平民”的杰作 　　在仔细品读了该著作后，笔者总结认为，在对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聚集和准备的研究成果中，全书体现着这样一个研究框架和论述脉络，托克维尔的论述内容之精要亦于此显现： 　　三个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三国对于贵族和权力的不同政策取向之对比）； 　　四个阶级：中央政府、贵族、资产者、平民（政府即官僚机构与贵族之间的权力转移，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对立）； 　　六大环境：政治（中央集权、阶级间对立、各阶级内部分化）； 　　经济（农民脱离领主而拥有了土地、苛捐杂税徭役繁重）； 　　思想（五个阶级的自由思想对王权都具有属于各自阶级的反抗形式，只有平民被迫而选择暴力、爱平等甚于自由之思想的蔓延）；文化（只要不评论政府，国王放开文化的限制，允许知识分子讨论宗教、哲学、道德乃至政治种种普遍和抽象的理论）；社会（贵族失去实权而蜕变为种姓；社会阶级间出现断裂，农民被甩出社会结构之外）；民族性（法兰西民族的爱走极端、变化无常、善于战争、崇尚机遇和力量等）；对于18世纪的法国来说，贵族阶级已经走上了没落的道路，建立在“地方权力的废墟”之上的国家行政机构逐渐兴起，官吏等级制度逐渐取代法国贵族来接手对这个国家的掌控权。由于大权已失，处于衰落期的贵族阶级对于自身当下仍然保留的一些权利倍加珍视，并且尽力将其发挥到极致，于是贵族阶级对于平民的敌视态度更加肆无忌惮。18世纪的法国平民处于国家政权和遗存贵族的双重压迫之下。 　　英国社会的“贵族”界限模糊，但法国的“贵族”界限明确，这个界限虽容易跨越，但这往往引起后来成为贵族的人所属的原先的阶层的憎恶。法国的贵族爵位越容易获得，资产者与贵族的分离越剧烈。于是，贵族、新贵族和平民相互之间不断分化： 　　1.世袭贵族不屑于新贵族的资产阶级气息，认为他们不够高贵； 　　2.资产阶级排斥旧贵族“贵族气太重”； 　　3.平民妒忌与敌视新贵族相比之前与自己相同的、而今提升了的地位； 　　所谓“新贵族”，即部分有财力的资产者将自己从农村分离出去，靠自己的资产在城市里购得一官半职，成为享有免税特权的阶级，自视为与“贵族”相同。资产者们脱离劳动者的行列，而国家又巧设名目收取高额赋税，那么剩下的、没有能力摆脱劳动的最贫困的底层人民将承担起超负荷的社会生产压力。穷人群体处于不断被“浓缩”的情况，同样，不满与愤怒也随之一起被浓缩。不同阶级间相互敌视，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大革命前夕的法国是处于绝对的繁荣时期的，并且绝大多数法国平民已经摆脱了领主统治、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相对于以前绝对人身依附式的劳作来说，此时的法国平民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然而，正是在这个平民所获得的利益大幅增加、受压迫程度远低于历史上任何严酷统治的时期内，孕育着彻底推翻这个国家机器的爆发力。关于这一点，任何一个处于社会改革的历史时期之内的国家都需要予以警醒和注意。恰如托克维尔所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猛力抛弃。” 　　从贵族手中接管了法国权力的国家行政机构逐渐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这使得大革命前夕的巴黎已然成为法国的心脏，甚至更极端的说法即“法国是巴黎的郊区”。巴黎成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活动的绝对中心，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巴黎在当时的法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可以预见的是，在繁荣的巴黎这个本体之下孕育着另一个将来拿起武器推翻自己的角色，那就是在这个繁荣的城市中备受压迫和无视的底层劳动者。可以说，18世纪后半叶巴黎的昌盛得益于高度的集中化，但也毁灭于此。 　　由于社会各方面的条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性）的成熟，大革命终于爆发，平民揭竿而起，摧毁了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二、社会改革的轻重拿捏如何把握 　　托克维尔始终坚持相对主义历史观和比较研究的精神，故此他自我评价道：“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这样的科学客观的精神亦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给予读者最重要、最有分量的信息莫过于“革命总是发生在人民受压迫开始减轻的阶段”，这一结论出乎常人意料，但却又在情理之中。笔者联想到社会学中关于解释“社会运动”的“剥夺理论”。剥夺理论指出，那些感到被剥夺的人们会引发一场寻求变革的社会运动。当人们感到自己收入微薄、工作环境不安全或者缺少基本的政治权利、丧失了尊严时，他们都可能组织一场社会运动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剥夺”是一个相对概念，与其他人群的相对比较才能感觉是好是坏。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为相对剥夺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解释。为什么革命发生在封建制退出历史舞台、在当时相对进步的法国而不是更传统的德国？托克维尔的答案是德国的农民只知道接受封建主的奴役，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宿命，相反在法国，农民已经从生活中感受到了进步，但是他们需要更多的进步，因而法国人感到了“相对剥夺”。 　　关于这一点，在中国的语境下来说，清末的“预备立宪”是一个极其类似的案例。由朝廷五大臣“出国考察”之后，1907年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这样的改革获得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广泛响应，但是随后却暴露出了“皇族内阁”的尴尬阴谋，清廷这样失败的“自救”不但远未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且向革命党人传递出了满清垂死的讯号。而也恰是在所谓的“预备立宪”失败的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清廷最终走向了坟墓。东西方的历史都深切地印证了托克维尔的这一论断。 　　当前中国面临的现代化难题与之类似。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以审慎的态度进一步改革，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 　　三、断裂社会与现实映照 　　与曾经的法国相像，当下的中国社会发展也有极大的断裂风险。社会学家孙立平曾经在90年代中期访问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的时候提问道：“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图海纳回答说：“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这样的结构正在消失，今天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现在法国还在继续跑下去的只有四五百万人，其余都是掉队的了。” 　　在孙立平看来，这样的社会现象在当下的中国同样存在。不论是阶层还是年龄等等其它因素的差异，在中国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一部分人无法跟上社会的脚步而被甩出社会结构之外。他们不具备得到工作的能力，正如孙立平所说：“目前的下岗和失业者大多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年龄基本在35岁或40岁以上，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所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工作。而新的就业机会，则需要相当高的受教育程度，这些工作岗位主要是提供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 　　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传播领域内一样出现了这样的“断裂”结构。农村，或者说底层人民，极难在主要流通于城市的传媒平台上获得一席之地。对于“传媒”这个“场域”来讲，绝大多数的底层人民不被包括在内，亦即这些人已经被甩出了传媒内容的结构之外而沦为城市生活的旁观者。以莫斯可的“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框架来观瞻这个问题的话，大多会有这样的发现： 　　媒体在建构社会商品化过程中将城乡共同纳入物化体系，通过大力宣扬消费主义和时尚前沿、报道和评价社会建设与产业发展、关注政策导向与GDP等形式，为城乡设定共同的议程。即以城镇化为核心的“现代化”价值取向。媒体多以城市的话语方式表达内容，城市话语在乡村难以找到共鸣，因为它们涉及的都是在乡村生活中基本不存在的对象。广播作为一个渗透率最高的传媒平台，其在农村的普及率也是极高的。在央视索福瑞调查公司所做的《2009年中国农村广播市场调查报告》中体现出农村听众最喜欢收听的节目前四位依次是时事类、音乐类、生活服务类、文艺类，而财经类、外语类和社教类的收听率不及前四位的十分之一。这种情况下，传媒对于乡村来说似乎主要被用来娱乐和旁观城市生活。 　　读历史经典著作的价值在于对当下保持更清醒的认知，王岐山同志在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时候说道：“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确，中国当下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与西方的后资本主义阶段实际上相去甚远，然而吊诡的是，大多数中国的人文社科学者都在“与国际接轨”的潮流下，一头扎进西方的知识产品体系中，却鲜有留意到中国社会实际的状况。回溯历史，会发现历史往往能够指明当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