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文学不是空中楼阁

　　余华，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3岁时随父母迁至海盐，在海盐读完小学和中学。曾经从事过5年的牙医工作，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经出版长篇小说4部，中短篇小说集6部，随笔集3部。主要作品有《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其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希腊、挪威、俄罗斯、巴西、日本、韩国、越南和印度出版。

　　

　　编者按

　　文学不是空中楼阁，写作的力量和源泉来自于深厚的生活根基。从余华的创作经历中，我们能窥探到一些与写作，与我们的生命存在态度相关的东西。比如细节的魅力，比如社会环境与个人写作的关系。读完这篇讲稿，或许我们就能豁然开朗：哦，原来文学是这样来的，原来写作也不是难事。而平时让我们感觉头疼的写作文，也许就再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了。

　　一、日本作家教会了我写细部

　　“文学不是空中楼阁”，这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但确实包含了我20多年的写作经验。

　　20年前，我读到的第一个作家是日本的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对细部的把握非常准确而且丰富，那时我还没有结婚，因此极为震惊于他的描写。我读过一篇他在夏威夷的演讲，那篇演讲的题目叫《美的存在与发现》，讲他坐在夏威夷的一个旋转餐厅吃早餐，早餐还没有开始，那些杯子都是倒放在架子上的。阳光在那些杯子上慢慢移动，先是到了一个杯子的角，然后到了整个杯子，然后两三个、四五个……他的这个描写让我惊讶于一个作家能够如此细腻地去描写那么一个几乎静态的视觉感受。因为阳光的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看不见的，当你眨一下眼的时候它可能已经移过去好多，而当你盯着它的时候又几乎是看不见它的移动的。他写得非常美妙。川端康成应该说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之一。读他的许多作品，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对细部的把握。所以，尽管后来我的创作离我的启蒙老师越来越远，但是我也仍感谢他在写作之初教会我如何写细节，以后不管写得如何粗犷，我都不会忘记要去写细部。

　　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他写的短篇小说《竹叶舟》。写一个待嫁的姑娘，她的未婚夫去中国东北当兵，有一天，她在路上收到了一封陆军部寄来的信，告诉她未婚夫阵亡了。川端的写法非常温和，他没有一句写那个女孩的悲伤，没有写她流泪或者什么，只是写她看完这封信后，捧着信非常盲目地走着，然后走到一户正在盖着新房子的人家前面，她站住了。这时候，川端才写了那个女孩子的心理，一句话��是哪一对新人住到这个房子里去？这种写法是非常日本的风格，非常有力量，我当时读了就非常震惊。

　　后来我还读了日本其他作家的作品，比如三岛由纪夫。我24岁时还读到日本女作家�口一叶的中篇小说《青梅竹马》，至今为止还认为它是我读到的最美的爱情小说。她写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的爱情，那种若即若离的感觉非常美。当然我现在的作品是越写越不美了，离我的启蒙老师越来越远。日本作家的共同之处，就是这样一种基调，还有对细部的描述是那么细致入微，深入人心。

　　虽然我最早读到的外国文学是日本文学，可直到2006年8月我才有机会去日本。那是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到东京、北海道、京都、奈良、大阪。到日本的半个月之后，我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就是写一篇散文，题目就叫“在日本的细节里旅行”。我发现，在日本，细节之精致，几乎在每个地方都推到了极致。比如在东京：东京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大城市，都是摩天大楼，但有一点，东京的每一块空地上几乎都是一片树林。树林给我的感觉就是日本人对细节的把握。当你在一个全是摩天大楼的地方，突然的一片树林就会让你觉得非常安静，而且你可以进去走一圈，再回酒店。在一个很喧闹的大城市，随时都能感觉到安静的存在，这就是对细部的把握。

　　我为什么要说文学不是空中楼阁？那是因为我读川端康成，以及日本其他作家，发现他们那么注重细节；当我去日本后，我才知道，整个日本是那么讲究细节，它的文学也必然是从它的历史和生活中点点滴滴产生出来的。

　　

　　二、有什么样的现实，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学

　　我的第二个文学启蒙老师是卡夫卡，我再讲一个卡夫卡的故事。以前我们对卡夫卡有一种误解，说卡夫卡的小说不是人间的。我觉得这种理解错了。为什么？我很遗憾没有去过布拉格，那是欧洲的中心。有朋友去过布拉格，回来以后，他们都说到了那里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卡夫卡。

　　2003年在美国，北岛（当代著名诗人）给我讲过一个布拉格的故事，听完以后，就觉得那是一个卡夫卡的故事。北岛去布拉格参加一个文学节，文学节主席的包一天被人偷了，小偷是大摇大摆走进主席办公室的，在办公室翻来翻去，所有抽屉都找过了，没有钱，就把办公桌上的包拿走了。当主席办完活动请几个外国作家去办公室喝一杯的时候，发现包没有了。因为包里是一些文件，主席就说，小偷看到包里没有钱，肯定会回来发脾气的。果然，过了一小时，小偷拿着包回来了，质问他包里为什么没有钱！这时他们五六个人就把小偷拧到警察局。那时候已经下午五六点钟，天都快黑了。到了警察局，四个警察在楼道里打扑克，很不耐烦地问他什么事，好不容易一圈牌打完，先对小偷做笔录，已经快八九点了，就把小偷放了。剩下的五人继续笔录。警察说按照捷克法律，必须用捷克语做笔录，于是，必须找翻译。那时候已经快深夜11点了，翻译到的时候快12点，笔录全部录完已经天亮了。从警察局出来时，小偷已经在做美梦了。这个故事发生在2003年，2003年的布拉格依旧会出现这样的故事，可以想象卡夫卡为什么会出现了。他生活在这么荒谬的环境中，才会有他那样的小说。卡夫卡认为这就是现实，而不仅仅吃饭啊走路啊才是现实。所以，文学不是空中楼阁。

　　而中国的文学现状，同样是社会现实作用的结果。永远记住：文学不可能是凭空出来的，而必须像草一样，拥有自己的泥土；什么样的现实，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学。

　　（摘编自余华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余华作品・・・・・・・・・・・・・・・・・・・・・・・・・・・・・・・・

　　1939年11月，17岁的谭博已经不再和16岁的兰花坐在门前的石阶上。那时候谭博穿着黑色的学生装，手里拿着鲁迅的小说和胡适的诗。他在院里进出时，总是精神抖擞。而兰花则继承了母业，她穿着碎花褂子在太太的唠叨声里来回走动。偶尔的交谈还是应该有的。

　　谭博17岁的身躯里青春激荡，他有时会突然拦住兰花，眉飞色舞地向她宣讲一些进步的道理。那时候兰花总是低头不语，毕竟已不是两小无猜的时候，或者兰花开始重视起谭博的少爷地位。然而沉浸在平等互爱精神里的谭博，很难意识到这种距离正在悄悄成立。

　　在这年11月的最后一天里，兰花与往常一样用抹布擦洗着那些朱红色的家具。谭博坐在窗前阅读泰戈尔有关飞鸟的诗句。兰花擦着家具时尽力消灭声响，她偶尔朝谭博望去的眼神有些抖动。她希望现存的宁静不会遭受破坏。然而阅读总会带来疲倦。当谭博合上书，他必然要说话了。

　　在他17岁的日子里，他几乎常常梦见自己坐上了一艘海轮，在浪涛里颠簸不止。一种渴望出门的欲望在他清醒的时候也异常强烈。现在他开始向她叙述自己近来时常在梦中出现的躁动不安。“我想去延安。”他告诉她。

　　她迷茫地望着他，显而易见，“延安”二字带给她的只能是一片空白。他并不打算让她更多地明白一些什么，他现在需要知道的是她近来梦中的情景。这个习惯是从1930年8月延伸过来的。她重现了1930年的害臊。然后她告诉他近来她也有类似的梦。不同的是她没有置身海轮中，而是坐在了由四人抬起的轿子里，她脚上穿着颜色漂亮的布鞋。轿子在城内各条街道上走过。

　　他听完微微一笑，说：“你的梦和我的梦不一样。”

　　他继续说：“你是想着要出嫁。”

　　 （节选自余华短篇小说《两个人的历史》）

　　

　　评价链接

　　小说《两个人的历史》中，叙述和用语都很简省。通篇不过3000余字，却叙述了两个人的一生，近一个世纪的故事。如同电影中常用的闪回，每一个片断构成了一段历史。从选段来看，这种类似于概述性的叙述又不缺少细节的描写，人物形象也不脸谱化。而选段乃至整部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让人物在场景中活动起来，而每个时期或者每一个章节的活动都用两个人昨天的“梦”相连。作者似乎在向我们暗示：人的历史就是梦的历史，现实如梦，世事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