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和父亲
文/沈阿瑟
我的祖父沈金桂,生于民国二年(1913),祖上是吴兴沈氏的一支,何时迁移到浙江海宁一个偏僻角落----四面环水的的一个岛上(只有一座古桥与“大陆”相连),已经无从知道。与大多数的中国农民一样,祖父勤苦劳作,加上祖传下来的一些薄田,再加上自己经营丝茧生意,到祖父自己当家时,他已经有田数十亩,牛十数头,宅屋连亘,算是当地的一个富户了。
祖父早婚,十八岁时,祖母就生下第一个孩子,那便是我的父亲。那一年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马年),因出生时大雪纷飞,故父亲名讳中有个“雪”字。
民国十九年,蒋中正与阎锡山、冯玉祥逐鹿于中原,战火绵延。那一年,毛某人趁势崛起,打游击开始。这一些,对远在江南东吴的一个小财主来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所以,我爷爷只关心自家的几十亩田,只关心自己的丝茧生意,其它的,天高皇帝远,不关我的事。
他是对的。在接下来的近二十年间,祖父耕种、贸贩两不误,更是积累了不少的财富,但他有个不良的爱好,那就是赌钱,而且还常常输。十赌九骗,赌伴往往是合串起来骗他的,其实他也是知道,但依仗家产不薄,可能为了“这点小钱我难道输不起?”的面子问题而不罢赌,输得多的时候,债主来家里运米,常常一拉就是几十麻袋。
但还是不打紧,因为每年的积盈,与赌博所输相抵之后,还是正数。田照种、丝照贩、牌照打,生活一切照常。那时是民国时期,祖父还被推为“甲长”,相当于现在农村生产队的队长,邻里的大小纠纷,都由他出面调停,或许算得上半个乡绅。他上面的一级,便是“保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当时有句俗语,叫“保长吃鱼吃肉,甲长上南落北”,本地方言中,“肉”与“北”是押韵的。意思是,如果做到了“保长”的位置,人家就会有所进献,就能吃鱼吃肉,而做个“甲长”,只有东南西北跑来跑去的份,调停纠纷,处理麻烦事,还要自己贴出时间和金钱。但祖父并不以为意。
但祖父万万也想不到的是,四九易鼎,改变了他的命运,并让他并付出了性命的代价。
1949年,枪声已经从长江北岸响到南岸,本地真正的大地主,因见识多一些,已经闻到了即将到来的血腥,纷纷抛售田地。只读过两年半私塾的我爷爷,看到田地价格非常便宜,误判成“逢低吸纳的好时机”,一口气又吃进了三十来亩。
新政到来。原来村里的“保长”,自然变成了“伪保长”,“伪保长”反应也快,半夜逃走,不知所终。新政委派的新村长,是本邑有名的二流子(不事正业的小混混),长着满脸的络腮胡子,大家都叫他“胡子顺发”。祖父只是旧政时的一个甲长,本来并不是专政的对象。
因祖父对“胡子顺发”这个二流子从来都表示鄙视,这下,可就要糟糕了。邻里对我祖父敬重的人,也捏了一把汗。但二流子倒也还好,他也是个聪明人。1952年的一天晚上,天黑黑的,二流子一个人来到我家,祖父先是吃了一惊,二流子倒是笑眯眯地对我祖父说:
土改的政策已经下来,马上就要推行,你只有一儿一女,田又多,按人均田亩数,评你个地主是正好的,评你个富农就是宽大的了,但我可以帮你,我可以给你评个中农。评成个啥,一切由我说了算。但是,如果你要想评个中农,你得要给我一只甜指头吮吮(注:本地方言,给好处的意思)……
我祖父天性耿直,自己已经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困境,居然还不醒来,面对二流子的公然索贿,他竟然大怒,并这样回答:
给你只卵吮吮!!
意思是,老子不会给你一毛钱!
敬酒不吃,罚酒马上就来。随即,二流子等一伙人,把我祖父叫到村委,吊起来打,让他交代藏匿的所谓“黑田”,折磨多日而致残,最后落了个“富农”的帽子回家。马上去嘉兴当时最好的医院看病,医生只说,此人本没有任何疾病,现在内伤严重,如果接下来好好休养,再多活几年是没有问题的,倘若积闷气于胸间,则不乐观……到了1955年,祖父果然离世,年仅43岁。临终前,祖父对我的继祖母说:都是你不好,把我的钱管住,不让我去赌钱,要是你不管,我把家产输光,就不会被二流子抓去吊打,就不会被评为富农……
按经济条件,我父亲本可以读书,或去县城读,或去省城杭州乃至上海读,比家父大六岁的海宁人金庸的就学,就是走这条路的。但祖父只有一个儿子,自己见识又小,只让儿子稍稍读了一下私塾,就要他去放牛了。
祖父过世时,父亲二十六岁。按下来的岁月,田地被没收,财产被归公,一切被剥夺并回到赤贫,与贫下中农们一起跑步进入“五八年人民公社大跃进”。父亲顶着“富农”这顶帽子,与胆小的母亲相依为命,拉扯着一群孩子,战战噤噤地活着,彻底变成了末等人。路上遇到贫下中农,得提前让到路的边缘,让贫下中农先走。在人民公社大食堂,父亲倒是偷偷地学会、掌握了一个绝技:盛第一碗饭,人家都是盛个满碗,但他只盛个七分满,并以最快的速度吃完这第一碗,然后抢在其他人之前盛第二碗,这第二碗,就得死压严实,并尽可能盛得不能再满。以这种方式,往往就能吃饱(如果第一碗就盛满,吃完之后,大锅里的饭往往已经没有了,不能再盛第二碗了),并能最后嘴含一口,鼓了腮帮子,回家回吐给我的大哥吃(我的大哥今年已经65岁,目前在新加坡帮我侄女带儿子)。
再接下来的文革,家父开始吃二遍苦。革命小将看我家的房子太多太大,就准备“破四旧”,要来拆房子了,运东西的大船也已经开到了河埠头。还好村子里有几个正值的人,认为小将们的做法不对,予以阻止。最后,两派经过讨价还价,小将们说我家屋上的瓦太密,于是爬上屋顶抽去一半瓦片,方才罢休。慌乱中,我母亲把一对结婚时的金戒指藏入灶内,结果被革命小将发现,当众抢去戒指,到现在,已经过了50年了,还没有返还。
因“成份不好”,我的四位家兄,都只能读完小学,就不让再读初中。我的四哥,读书成绩尤其优异,不让读初中,务农一年后,还不死心,四处想办法,最终总算去了邻县海盐插班读初中,后来初中毕业时,罪恶的“成份”制度总算废弃,我四哥最后顺利地读了高中和大学。这时,我的父亲,才露出一丝宽慰的笑容。我知道,从1949年到1980年,整整的31年,父亲差不多一直是在屈憋中度日的。
因有五个儿子,祖上积累的薄产被强盗洗劫一空,又不能搞“复辟资本主义”的副业,所以家里的经济条件可想而知,纵使没有“成份不好”的限制,我的四位大哥,如果真能都上高中、大学,家里其实也是供养不起的。
为了贴补家用,父亲夏天晚上撑个小船,偷偷去河里打鱼捞虾,在天蒙蒙亮时,急着贱卖。冬天闲时,用竹篾帮人家编织猪笼。他自己总结出一套猪笼大小与竹篾宽窄的数据,等我在大学里读到《机械原理》课程时,我才知道,家父的这套数据,居然与《机械原理》里的“模数定理”完全一致。我后来对四哥说起此事,四哥说:要是爸爸能上大学,一定能担任美国波音公司的飞机设计师。
由于家庭的变故,长年的郁闷,加上辛苦的劳作,父亲四十多岁就常年咳嗽不已。没钱看病只能硬撑着。到1996年,“肺气肿”已经到了晚期,紧急住院,医生明确说,如果花十万元,基本可以再延长寿命五年。可那时哪来的十万元?五个儿子围在父亲的病床边,也只能是面面相觑,没有办法。父亲倒是装得若无其事,说:“我好多了,我可以出院回家了……”那年5月13日,死神来临,逃无可逃,父亲阖然长逝,享年只有六十七岁。那一年我三十岁。
每到父亲节来临,生活中、网络上各种祝福到处飘散,不绝如缕,而我,只能躲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自己大哭一场:爸爸,对不起啊!是你儿子无能,大事来临,我却束手无策,没有能力拿出救你命的钱……
顺便提一下,整我爷爷的那个新政村长“胡子顺发”,后来全家生病,一一死去,最后绝户。这可能也算是苍天有眼。
愿祖父、父亲在天国安息。
2016年6月19日,父亲节,于浙江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