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秦始皇,还会是谁?"

　　两代考古工作者挖了30多年，证实着兵马俑确属秦始皇，但同时还是解释不了很多疑问 　　陕西兵马俑坑在2009年6月13日举行了第三次挖掘的启动仪式，这天是中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 　　35年前的3月29日，陕西省临潼县骊山北麓，西距秦始皇陵约2公里处。9位西杨村抗旱打井的农民偶然挖出了一些真人大小的俑头、躯干和大量的陶俑碎片。层层上报后，将相关文物带回县里。几十天后，几尊完整的武士俑终于被拼接、修复成功。 　　临潼县一时难以对文物的性质和时代做出明确界定，于是此事被很快上报到省里。1974年5月，新华社记者蔺安稳知道了情况。回京后不久蔺安稳将此事写成内参，刊登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396期，标题为《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短短四五百字将陶俑发现经过描述了一遍。文章中并未明确说明出土的武士俑是否为秦始皇的陪葬品，但这篇文章已经将兵马俑和秦始皇陵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结论是30年一铲一铲挖出来的” 　　 　　1974年7月6日，中央对“秦代武士俑”的批示，正式向陕西省委、省政府作了传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很快成立了考古发掘队及发掘领导小组。考古队最初只有4个人，时年42岁的袁仲一被任命为考古发掘队的队长，发掘队一行人带着行军床等行李和发掘工具进驻考古工地。袁仲一196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接手秦俑的发掘工作后，袁仲一长期主持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勘探和挖掘，曾被学界称为“兵马俑之父”。 　　袁仲一是“秦始皇兵马俑”论点的坚决支持者。“这不仅是我的观点，也是国内外考古专家的基本观点。得出这一结论，是两代考古人员经过30多年一铲一铲挖出来的。” 　　袁仲一原本预计一个礼拜时间就可以完成的挖掘工作，不料一干就是一年多。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罕见的、超乎想象的大型陪葬坑。袁仲一挖了很多的试掘方，也找到了1号兵马俑坑的边界，但却仍旧不敢下结论。考古队又对1号坑进行了复探，几乎照顾到了俑坑的每一处细节。最终的试掘工作在1975年6月底结束，而有关兵马俑坑在学术上的定性，即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这一观点正是在这时才得出的。此后，兵马俑才开始以“秦始皇的陪葬”的身份被公布在大众媒体上。所以，袁仲一表示，对兵马俑坑进行的定性建立在历时一年多的勘探和发掘、研究工作之上，是可靠的。 　　 　　铁证“吕不韦戈” 　　 　　在兵马俑1号坑中出土的文物中，有23件带有始皇纪年铭文的铜兵器，分别从秦始皇3年到19年，其中的6件“吕不韦戈”，纪年有秦始皇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如秦始皇三年的“吕不韦戈”，是袁仲一认为兵马俑是秦始皇所有的证据。 　　 　　吕不韦戈上有“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丞义工”铭文。“三年”指秦始皇三年，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寺工”是秦始皇时期中央主造兵器和车马器的官署机构，“”为主造工师人名；“丞”为主造工师助手，“义”为人名；“工”为具体制造的工人，“”为人名。由于晚期器物不可能出现在早期墓葬，因此可以证明俑坑是秦始皇时期建造的。 　　“在《文物保护法》上就有‘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之分。秦俑坑出土的‘吕不韦戈’属于可移动文物之列。”陈景元的观点是，戈是一种可移动文物，“吕不韦戈”在全国很多地方一直都有发现。它可以出土在后人的墓葬中，也可进入遭到后人破坏的前人墓葬中。袁仲一也多次表示：俑坑焚毁前遭到大规模人为破坏，并劫走大量兵器，俑坑内留下外来人的东西，是很正常的事情。在1974年以前，兵马俑已“被人发现30次以上”。 　　袁仲一介绍说，俑坑建筑所用砖与陵西建筑遗址发现的砖在大小、颜色、纹饰、火候、质地、重量上完全相同，甚至连砖上陶文的内容、文字风格、戳记方法也没有丝毫差异。铁建筑构件的型制与陵西遗址发现的铁构件也一模一样。由此说明俑坑建筑材料与陵西遗址所用建筑材料是同时制作，只要陵西遗址属于始皇时期的结论不错，秦俑坑也只能是秦始皇时期。 　　兵马俑坑内的陶俑与秦始皇陵其他陪葬坑出土的陶俑，造型风格和制造工艺相同。如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内外城之间的曲尺形马厩坑出土的陶俑，其大小、服饰、冠履、发型及制作方法，和一二三号俑坑出土的一些陶俑完全相同。这证明二者是在同一时期、由同一批艺术匠师塑造的，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而且，一、二、三号俑坑出土的数十件拉车的陶马和骑兵的鞍马，其造型、神态和细部的刻划手法，与秦始皇陵出土的铜马相同。如马的造型，都是头部较重，鼻骨隆突，颈厚稍短，甲低，脊背宽博，胸部较广，四肢发育较好，属于我国西北部的河曲马种。 　　2008年，袁仲一在接受《西安日报》采访时谈到，从秦始皇陵园的整个建筑布局看，兵马俑坑是其“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秦始皇陵园的建筑布局像一个理想的宫城，有高大的封土和内外两重城墙。封土下的地宫象征着秦宫，内城象征着皇城，外城象征着京师的外廓城，陵墓居于内城的南部，寝殿居于北部，符合陵侧设寝的礼制，居于右宫的各种府藏坑、车马坑，位于封土西边的内城里边；象征着宫廷厩苑、苑囿的陪葬坑居于外廓城的西部；寺宅吏舍居于西北区；象征着京师厩苑的马厩坑及兵马俑坑居于外城的东侧，坐西面东。整个陵园的布局合理有秩，“事死如生”。秦始皇生前住的秦宫及咸阳城是有军队守卫的，其卫队可分为三种，一是皇帝的侍卫军，职责是在殿中侍卫，守卫宫殿掖门户，出充车骑；二是宫门外的屯卫军；三是京师的屯卫军。一、二、三号坑兵马俑军阵，属于第三种，即守卫京城的屯卫军，或称宿卫军。 　　袁仲一认为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的陵域内。“考古资料证明，秦始皇陵的规模宏阔，陵域占地面积很大，东西、南北各为7.5公里，共56.25平方公里。其范围内都有秦始皇时期的遗迹、遗物。秦始皇陵的文物分布密集区为19.2平方公里；秦始皇陵的核心区为2.13平方公里。兵马俑坑位于文物分布较密集区，西距秦始皇陵外垣1025米。兵马俑坑周围东、北、西方向还有其他秦始皇陵陪葬坑。” 　　在秦国的历史上，能够有这么大的财力和魄力修建如此庞大的陪葬坑的，除了秦始皇，还会有谁呢?袁仲一反问。 　　在当年的考古队还流行着对兵马俑的另一种分析。古代的秦国人都信仰一种观念，即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生前怎样，死后还要怎样。秦始皇自然也逃脱不了这种观念的局限。他生前是称霸六国、不可一世的皇帝，他死后仍然需要一支威武雄壮的军队守卫他的亡灵。兵马俑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观念下诞生的，所以它被安置在秦始皇陵地宫城墙的外面，象征着守卫京城的部队。 　　这个传说可以解释，为什么兵马俑距离陵墓有一段较远的距离。“它不可能是一个女人的” 　　对于“兵马俑属于秦宣太后”的说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仲立认为，宣太后不具备享有建这个陪葬坑的条件。“不要说是宣太后，历史上哪个皇帝都不可能。”张仲立表示，不能想象，秦始皇陵园里还能有一座秦始皇高祖母的墓。“除了秦始皇，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皇帝能拥有。研究工作做到现在，已经可以肯定，秦始皇陵是中国最大的帝王陵园，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园之一，陪葬之多是空前的。” 　　袁仲一表示，秦宣太后不可能有“兵马俑”这么大的陪葬坑。女人的陵墓不会有8000兵马俑，而且有女人的葬俑制度，应有侍女俑。在兵马俑坑中，除了与军队有关的东西外，其他能够体现女性特征的随葬品完全看不到。所以，袁仲一坚持认为，兵马俑坑和秦宣太后没有任何关系。骊山北麓广大地区，也就是秦始皇陵附近，并未发现还有其他大型墓葬的史料记载，因此秦俑坑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的陪葬坑，另外从它那么大的建设规模来看，也只有秦始皇才有这么大的魄力、财力修建。 　　在2008年第四期《知识就是力量》上。一篇名为“驳陈景元的秦俑新说”的文章支持了袁仲一的观点。文中写道：在秦宣太后时代，秦国对外休战，对内改革，国力富足。但是，秦宣太后能否组织起数十万人为自己修建陵寝呢?文章的结论是“显然不可能”。 　　作者写道，首先，秦虽与六国休战，但秦和西戎的战争依然十分频繁。秦国为避免西周末年西戎人侵扰镐京的事不再重演，不得不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消灭西戎各部。在秦宣太后时期，和六国休战时许多在史籍中记载的狄戎部族的名称也消失了，也就说秦宣太后时期秦国消灭了很多西戎的部族，正是这一时期对西戎的大量消灭才使得秦昭王、秦庄襄王、秦始皇能够集中足够的兵力对付六国，一举扭转了秦国迎战六国联军屡战屡败的局面。 　　其次，就秦国的人力资源而言，秦宣太后不可能修筑这么浩大的陵寝。“作为一个女人，以仁德为其主要的内部国策，在西部边疆依然战事频繁的境况下，是不会消耗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为自己修建陵寝的。” 　　陈景元对这样的论点颇不以为然，他说，秦宣太后陵的位置，《西安府志》中对此记载，它说：“秦宣太后，葬芷阳骊山，去新丰县十四里，则在临潼界。”在《临潼县志》中也说：“秦宣太后陵……在新丰县南。”两个史料记载的地理位置都和兵马俑出土地点相近。 　　“至于女人的葬俑制度一说，也是一种子虚乌有的论调。从来没有哪个考古记录能证明，女人的陵墓就一定有女俑。秦始皇的祖母陵，前几年不是被挖出来了吗?而侍女俑都在哪儿啊?”陈景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