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邓小平理论的时代价值

作者：包心鉴

理论学习·山东干部函授大学学报 2002年08期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是充满无限生命力的科学。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要深入领会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由此深透揭示和把握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否则，离开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离开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任何意义。

　　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依据不同的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研究不同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问题，由此形成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依据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矛盾和欧洲工人运动的特点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的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突出地表现在他密切关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地总结、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新规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在他那个时代被不断地补充进新的内涵，获得新的活力，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发展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发展途径，并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创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风格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总之，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和不同历史阶段的新发展，生动活泼地创造着和延续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

　　然而由于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僵化观念和体制的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特性遭受严重制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所以会出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长达20年“左”的错误这样的曲折，原因固然有众多方面，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关乎全局的原因，就是脱离已经变化了的时代特点和各国的具体实际，抽象地谈论、搬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理论原则或具体结论，严重地扭曲、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从而导致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期待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强烈反差，导致企图超越现实条件加快社会主义过渡进程，导致一系列急于求成的建设路线和政策，乃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陷入了迷惘和困惑。

　　严重的教训启示人们：要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现实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作用，必须面向新的时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深入研究现实社会主义面临的新情况和呈现出的新特点。邓小平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问题的伟大科学成果，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在当代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典型的体现。

　　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着力解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面临的新课题，是邓小平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一方面，邓小平非常重视对冷战之后世界新格局的把握和时代新主题的揭示，透过纷纭芜杂的国际事务现象，抓住世界格局新变化的本质，寻求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契机和基点。由此精辟地指出：当代世界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格局，给中国带来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不仅提供了加快发展的宝贵时间，而且扩大了对外开放的空间。考虑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问题，必须始终立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邓小平非常重视从时代变化的高度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进行深刻的总结，从中透析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问题，梳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思路。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只能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不断总结人民群众把社会主义理想具体化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上述两个方面——提炼时代主题，总结根本经验，一个是认真地分析“世情”，一个是深透地研究“国情”，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问题。自然，它所产生的伟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就在既适应时代特征、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起点和层面上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

　　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唯一源泉。

　　时代是实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归根到底寓于实践性之中。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唯一源泉，是永葆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强大动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向来认为他们的学说的生命力，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生命力，存在于革命的社会实践之中。“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科学命题，不仅深刻揭示了实践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而且也蕴含着作为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规律高度理论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充满无限生命力的深刻哲理。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把“革命的实践”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恩格斯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76页）总之，实践，尤其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社会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存在、发展的根本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生机与活力的根本源头。离开实践这块沃土，科学社会主义之花就将枯萎；脱离具体的实践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就会把社会主义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突出地表现在他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总结、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实践经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在他那个时代被不断地补充进新的内涵，获得新的活力。列宁多次精辟指出：现在根据书本来谈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列宁把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始终决定作用提到这样的高度：“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因此，必须反对一切脱离实践的“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381页）列宁的这一重要思想，极其深刻地指明了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对于科学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为我们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张扬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曾经经历了长期的尖锐斗争。在从中国实际条件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实践中，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精辟结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3页）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些精辟之论，可以说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完整的逻辑表达。这一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特殊大地上发挥指导作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关键前提，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初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保证。

　　邓小平理论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生机勃勃地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正是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上，邓小平一贯强调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老祖宗不能丢”；二是结合实际“搞清楚”。“老祖宗不能丢”，指的是不能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最重要的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实际“搞清楚”，指的是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一切从实践出发，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继续推向前进，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只有根源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这个重要思想，极其深刻地坚持和张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把马克思主义生机勃勃地推向前进。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研究和回答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由此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是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最重大贡献，是20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最重要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既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最重要的观点，又是形成邓小平理论整个科学体系的基石。按照邓小平和党的十五大的科学预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起码到21世纪中叶，我们都必须致力于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因此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既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价值定位，又是邓小平理论的时代价值定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结束，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不会过时。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邓小平理论不仅指导着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且对于解决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必将继续发挥根本性的指导作用。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精辟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邓小平理论系统揭示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改革基本理论观点，不仅是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前进道路上现实问题的根本依据，而且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战略性指导作用。

　　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根本保证。

　　一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并不断坚持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方法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又是使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根本保证。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还是真正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思想家，都无不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坚持，而反对一切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静止化的倾向。1895年3月11日，恩格斯去世前不到半年，他在致桑巴特的信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这不啻是恩格斯留给后人直至今人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政治遗言。列宁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重要意义：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纳了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思想成果，并在革命的实践中加以检验，才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充满无限生命力和感召力的革命科学。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出现的失误和曲折，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偏离。一是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形成社会主义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尖锐矛盾；二是静止地对待社会主义，导致企图超越阶段很快建成社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三是封闭地建设社会主义，割裂了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一般规律和趋势的联系；四是随意地阐释社会主义，把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强加到社会主义名下。以上种种，无不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反映。历史的经验启迪我们：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若干具体结论，是需要随着时代的变更而不断更新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则是必须永远坚持的。科学方法论原则的动摇，会直接导致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左”右摇摆，甚至徘徊倒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捍卫、张扬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基点。

　　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创造性实践和印证。邓小平之所以能在马克思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暂时低潮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将马克思主义继续推向前进，创造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他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思想原则和科学方法。

　　——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逻辑起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根本之点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问题的关键是，“结合”的出发点选在哪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不断强调“结合”问题。可是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未能做好“结合”的文章？关键问题就在于“结合”的出发点选错了，是从“本本”出发剪裁现实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检验理论。由此可见“结合”的出发点何其重要！一切着眼于现实的实践，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此作为逻辑起点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邓小平一贯倡导的解放思想，其本质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开拓和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它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破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教条化、凝固化的倾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破除把社会主义理想化、纯洁化的倾向，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从认识论意义上说，这样的解放思想，担负着两大历史性任务：其一，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性相统一；其二，实现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观愿望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相统一。这也就是说，解放思想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主观与客观相一致。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在实际过程中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和真谛。

　　——全面科学的国情分析。不拘泥于书本上的公式和结论，不空洞地描绘社会主义的未来，一切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脚踏实地地制定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方针政策，这是邓小平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鲜明的思维品格和方法原则。改革开放十几年中，邓小平不仅作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国情的精辟论述，而且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国情分析方法，主要特点是：(1)历史地把握中国国情，从而回答和解决了在经济落后基础上能不能很快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2)辩证地把握中国国情，从而弘扬优长、消除弊短，选择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3)发展地把握中国国情，从而不断地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探索新规律，使改革与建设的具体方针政策不断适应变化着的实际。

　　——把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与实际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邓小平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体现。他在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始终坚持生产力标准的时候，几乎无不同时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群众实际利益的实现，强调要把“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放心不放心”作为衡量一切路线政策的根本标准。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人民群众最大利益基础之上，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参与和支持。

　　——理清世界局势，把握发展机遇。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放在世界发展的大视野中加以战略思考，从而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把握中国发展的大格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前进不可或缺的前提。邓小平通过对世界格局的梳理和时代主题的提炼，高屋建瓴地指出：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必须着眼国家利益，走向未来世界；必须适应国际竞争要求，提高综合国力。这种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科学方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严峻挑战之中阔步前进的重要保证。

　　邓小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生动体现。不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拓展，具有长久性的指导价值；而且对于把马克思主义继续推向前进，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

作者介绍：包心鉴　山东省社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