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讨]黄红霞,陈新:后现代主义与公众史学的兴起

后现代主义与公众史学的兴起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历史学而言，可谓造成了一种范式的革命。它主要发生在人们看待历史的观念和历史认识理论方面，目前，越来越多原来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成分成了历史学家们的基本立场，这一点在西方史学家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人们开始全面地放弃“客观历史”的梦想，而追求一种奠基于主体间性的历史真实。在新媒介广泛普及的今天，后现代主义还势必带来公众史学的兴起。在此，我们就后现代主义与史学之间的关系稍作说明，以此阐释公众史学兴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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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后现代主义

几乎没有人敢为“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如果它有定义的话，那它会制造出一个悖论，因为后现代主义代表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反对定义”的思潮。

让我们看一看下面这段话：“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力图不偏不倚地评价后现代的思想方式简直是一种‘赢不了’的冒险行动。赞成后现代主义基本原则的人可能觉得我的评价是不公平的，或是误导他人的，或是试图再现那不可再现的事物的徒劳之举。反对后现代主义基本前提的人则可能担心我是在替他们认为在心智上不健全、在道义上有危害、或在其他方面不可取的某些研究活动寻求辩护。因此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决不指望它能够道合于所有读者的每一个旨趣。”[1]这是美国学者罗斯诺为介绍后现代主义写作的普及性读物《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开篇感言。对于后现代主义，罗斯诺呈现给读者的认识有：一、后现代主义极其复杂，难以不偏不倚地（即客观地）评价；二、有一些后现代主义的赞成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本身是不可再现的；三、有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反对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心智不健全、在道义上有危害、或在其他方面不可取的思想；四、罗斯诺的“自知之明”在于放弃对“后现代主义”提供一种普遍的真理解说，而将自己的解说置于一种多元理解和多元阅读的情境之中。

罗斯诺呈现出了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两种极端认识。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是不可再现的，那它只能停留在神秘主义的境域内。一旦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言说，事实上我们就将它纳入到了语言的游戏中，它必须服从某些规则，而这些规则在西方语言哲学研究的追究之下，都会隶属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包含着对理性的臣服。遵照这样的逻辑，凡是谈论后现代主义的人，就不应当是后现代主义者。罗斯诺自称是一位“现代”作者，我们从她不断地使用“基本原则”、“基本前提”这样的术语可以得知。那些公认的后现代主义者呢？利奥塔、德里达、福柯、德勒兹，他们都是表现后现代主义的大师。他们著书立说，并没有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不可再现或言说的事物。他们提供的是一种心智不全的思想或在道义上有危害的思想吗？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他们将书写、阅读、理解、解释放在一种多元情境之中，他们将差异充当认识的“本质”，或者可以说，“差异”是定义“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核心词。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强调要为“差异”而战，德里达以“differance”修改“difference”，赋予“差异”一种时间性；福柯在反思现代性形成的过程中，差异是如何被磨灭，而权力又是如何以同一性（identity）的方式为现代思想提供普遍规范等等。也正是因为强调差异，强调情境和认知主体的多样性、复杂性造成了差异，使得我们作为单个认知主体不得不对“后现代主义”放弃追求同一性的明确定义。这一点，我们在罗斯诺那里也能够看到一些踪影。

那么，我们以“差异”为核心词来定义后现代主义，这难道不是一种克服差异的努力吗？的确如此，毕竟每个人在使用语言时，都在试图通过语言传达自身对事物的理解。如果语言中不存在某种构成交流有效性的东西，我们就不必开口了。语言交流中往往存在歧义，了解言说的语境会减少交流当中的误解，这样的认识都是人们熟知的。由此可见，以合乎逻辑和理性的思考方式来解说后现代主义，其中必定存在一种悖论，它就像相对主义悖论[2]一样是不可回避的。因此，在面对后现代主义、理解后现代主义时，读者首先需要具备这样的心态。一、后现代主义思想是借助于理性和语言表达的，以追求同一性（或自圆其说）的理性和语言逻辑来表达一种强调差异的内容，其中出现矛盾不可避免；二、矛盾同样是理性世界的常态，它是促使后现代主义尝试对它进行反思和修补的动力源；后现代主义并不是要彻底地取代现代主义，而是希望通过反思理性世界种种“想当然”的假设，避免一味求同的现代主义造成的种种现代性后果[3]，通过赋予差异合法性，以此令我们的认识进入一种求同存异的理想状态。三、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精英文化和精英权威衰落、大众文化崛起、话语权力扩散的产物。

让我们在差异和反思现代性这样的取向上，反思后现代主义已经或将要给历史学带来的变化。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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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史学文本化

历史哲学家安克斯密特在1989年发表了《历史编纂与后现代主义》[4]一文，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宣言书。文中，安克斯密特首先就谈到，我们很难定义后现代主义，但我们不难识别它。这表现在他们对于科学的态度上，后现代主义者将科学和科学哲学都看成是假设，并以此作为自己反思的起点。因而，后现代主义是非科学的，而不是反科学的。安克斯密特这样论述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前提便是他对“科学”的理解。他认为，科学与现代主义紧密相关，它的特点在于科学在研究结果上追求确定性，而其结果在语言上的表现则是追求明晰性，不允许含糊其辞。

在保罗·利科、海登·怀特和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等人那里，历史实在被文本化了，它不再具有科学式客观性的本质特征，而成了一种文本构造物，一种语言产品。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按研究语言产品的方式来研究历史。于是，文本结构、风格、语境、美学蕴涵等等原来在文学作品研究中的主题相应地迁移到了历史研究领域。

海登·怀特

因为这种迁移，后现代主义在历史领域内就要提出两个对立的命题。一个是针对大写的历史，即那种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某种目的的历史。这种历史曾经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历史哲学家那里非常流行，现在也还经常出现在我们的历史教说中。我们曾经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直线式或者螺旋式不断进步的，也有人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循环的。不论是哪种情况，后现代主义者都会指出，我们赋予人类历史发展的那种图景，其结构是人造的，是一种想象的结果。这样的话，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命题就是：我们曾经信以为真的客观历史发展进程其实是一种主体的构造物。

既然客观历史都不存在了，那么追求客观历史的传统历史认识论还能岿然不动吗？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个命题就是：我们的历史认识不可能达到客观历史。显然，这个命题针对的是以往的历史认识论，它就像是在说，客观的历史知识是不可能获得的。支持这个命题的最简单表述就是：历史学依赖证据，而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证据都是历史表现的产物或者需要被表现才有效。例如档案文献，它们在作为第一手资料之时，已经是被写成的；考古学遗迹如果不加以解释，那它的内涵就无法表达出来。那么，在“写成”档案文献和“解释”考古遗迹时，这每一种行为不都存在一个主体介入的过程吗？当然，它也是一个言说的过程和话语构成的过程。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我们可以信仰存在着客观历史，但信仰毕竟是信仰，它不是严格的逻辑证明[5]，我们在证明它的存在之时，除了利用这些已经存在着的带着主观色彩的证据之外，我们还能利用什么呢？由此可见，认为历史研究能够获得客观的历史知识，那的确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

在西方世界，19世纪初以来人们长期保持的对客观历史的迷恋在后现代主义的一番语言学论证和攻击下，已经溃不成军了。尽管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多种多样，但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已经被当代西方史学家广泛接受这种情形来看，后现代主义无疑是成功的。人们从此相信，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实体事实上乃是历史学家群体在文献的基础上共同建构的产物。历史主观性不再是历史研究中人们刻意要回避的因素，相反，我们自觉地认识历史主观性的存在，这才是面对问题的有效方式。

我们尝试将现代历史认识与后现代历史认识中分别涉及的要素描述成一个结构。现代历史认识的要素是：历史事实、证据、学术研究，即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借助证据呈现历史事实。后现代历史认识的要素则是：文本、作者、读者。在这里，文本、作者和读者有着更复杂的关系。例如，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他读到的文献是文本，作为作者他为读者写作文本；作为文献的文本本身是更早的作者的作品，而读者通过阅读历史文本接受历史，这种接受是他自身已有的思想与他从文本中获得的思想的一种融合。由此可见，在文本、作者和读者这三个要素构成的结构中，每一个要素都存在着变量，它们还会受到一个共同的因素制约，那就是意向。这个意向可以衍生表述成下面这几个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记载文献、为什么要研究/书写历史、为什么要阅读历史，最后，人们为什么需要历史/历史学？这几个问题在询问，人们的记载、研究/书写、阅读等等行为的意向是什么？这些问题支撑起后现代主义视角中的核心问题：历史学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历史学在现实社会中要起到什么样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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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目的与公众史学的兴起

在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人们常常会看到话语权力、伦理道德、政治意识形态这样的术语。在将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相联系时，这些术语在历史学中如何获得它的位置，这都可以用来回答后现代主义思想下，历史学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

我们习惯于认为历史学意在记录真实的过去、它具有垂训功能，或者像培根说的那样读史使人明智，这些传统的看法，并不会遭到后现代主义者的抨击。

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如果说历史写作记录了真实的历史，那么历史之所以真实，是因为作者和读者在某个问题上建立起共同的认知，真实性来源于这种写作和阅读过程中达成的融合，而不是“客观历史”的本质属性。

后现代主义者也会认为，历史的确具有垂训功能，只不过它要进行的道德教化是有权力属性和阶级属性的，它宣扬的那种道德可能是一种压抑个性的道德，也可能是一种贬低某个族群的道德，最重要的是，它往往代表和宣扬社会权力拥有者认可的那个道德体系或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更具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分析。后现代主义者热衷于解构这种权力的构成，包括历史学家获得的话语权力的构成。

与道德垂训的作用相近，历史学的作用还可以用现代概念进一步表达。例如，阅读历史或历史教育有助于建立历史认同、文化认同，或民族/国家认同等等。其中的认同（identity）一词本身就说明，历史学是在建构同一性或一致性。后现代主义以解构同一性为自己的使命，面对现代史学的这种目的，后现代主义的做法是，在认识论的层面解剖现代史学建构同一性的机制（或者实现道德垂训的机制）。正是通过对传统历史认识论的解构，后现代主义反过来告诉读者，人们可以按不同的方式建构认同，现有的道德体系尽管是现实的，但它并不是天然的，更不可能是唯一的、永恒的，它是历史的构造物，可以通过重写历史来重新构造。

如果说读史使人明智的话，那么，这种后现代主义史学带给我们的智慧是，它要让读者明白，人们在现实中是如何利用历史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人们可能通过什么样的历史写作或历史教育来改变历史，以此服务于我们所希望和追求的未来。同时，它还会让我们知道，尽管历史是建构的产物，但它仍然是人们对自身所处的位置获得确定定位的依托，也是我们现实行动的出发点。

在后现代主义的状况下，历史学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公众史学将借助于新媒介[6]登上舞台，人们在将研究历史与写作历史当作一种乐趣时，也在瓦解职业历史学的权威性。不可避免的是，不同的道德标准和信念将借助各式各样的历史作品表现出来，这将是一场小写历史的盛宴，并且，许多小写的历史会有着“大写的历史”的理想，由此将历史学带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许多后现代主义反对者担心，后现代主义会将我们的社会引入一种无政府状态；公众史学时代的到来，会不会带来历史表现的无政府状态呢？进而，这种无政府状态是否会导致对历史的肆意创制，甚至最终导致道德的堕落？事实上，我们无须过分担心，既然在以往的时空中，由权力主导的单一性历史写作导致道德堕落的案例并不少见，我们就不应以臆想的那种公众史学时代到来的可能后果，阻止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历史写作的尝试。只要我们相信人是一种具有理性的动物，就不用担心后现代主义史学会缔造出一个完全非理性的世界，因为后现代主义毕竟不是理性的敌人，它不过是理性的增补者。也许在那时，黑格尔式的“理性的狡计”再次有了其用武之地。

注：[1] 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1页。[2] 当相对主义者宣称“一切都是相对的”时，这个命题本身却是绝对的。[3] 在罗斯诺的书里，“关于‘现代’的诸多记载——世界大战，纳粹的兴起，(东西方都有过的)集中营，种族灭绝，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广岛原子弹，越南战争，束埔寨战争，波斯湾战争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这些都被视为现代性的后果，它们证明了现代性背弃了曾经就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许下的诺言。见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第4页。[4] Frank Ankersmit, “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28 (1989),137-153.[5] 在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是在用理性的方式来反驳以往在理性概念下事实上那种非理性的东西。历史学追求客观性的做法后来就被彼得·诺维克称为“崇高的梦想”，它并不能得到逻辑上的支持。[6]  它表现为信息传播的快速、廉价、互动。最典型的例子无疑是互联网，如博客、播客、BBS等等。

原载《学术交流》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