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精神探源读书报告

哲学王的命运

核51杨帆 2015011735

柏拉图以社会分工理论为基础，把政治统治权完全交给少数哲学家，他把现实国家的改造和理想国家实现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真正的哲学家能够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上。根据柏拉图设计的社会政治结构，哲学家垄断城邦全部政治权力，被置于等级结构的顶端，即哲学家为王（哲学王），其他各等级则完全被排斥在城邦权力体系之外。

在柏拉图看来，整个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即可见的、可感的世界与可知的世界。可见可感的世界就是指我们一般感官可以感觉到的万物；可知的世界即是理念的世界，这些理念是超越于个别事物之上的并且作为万事万物的根据的存在。第一个世界向所有人敞开，对它的认识是通过我们每个正常人的生理本能；而第二个世界则隐居在幕后，对它的认识只能通过一系列灵魂的洗礼和艰苦的辩证法训练才可达成，因此它是属于少数爱智慧的哲学家的世界。 柏拉图用著名的“洞穴寓言”告诉我们，成为一个哲学家的过程，不仅需要经历艰苦卓绝的磨练，同时也会伴随着莫大的风险乃至危及生命。这个寓言里的囚徒指代每一个普通人，洞穴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可感世界；枷锁指的是来自感官的种种愉悦，来自世俗的种种名声、荣誉和快乐、束缚我们理性的种种意见和谬误等等。各种倒影就是我们看到的现象，身后的火光代表了知识，而洞穴外的世界代表理念世界，太阳则代表了一切美好事物的根本原因，是善的最高级存在，也就是善的理念。挣脱了枷锁，转过身去走出洞穴面向太阳的人， 就是哲学家。

如何实现从哲学家到哲学王的角色转变，这便牵涉到了理想国中两个关键性的说服： 第一个，如寓言中所述，哲学家似乎是没有动力从阳光普照的外面世界返回到阴暗的洞穴的，因此需要说服哲学家回到洞穴，担任统治者；第二个，大众对于哲学家并不认同，因此哲学家的回归往往伴随着讥笑、误解乃至生命的危险，更不用说被尊为统治者了，因此需要说服众人接受哲学家的统治。

柏拉图说，见过太阳的哲学家“会宁愿忍受任何苦楚也不愿再过囚徒生活的”。当最好的灵魂达到了最高的知识，看见了善以后，就“不愿意再下到囚徒中去，和他们同劳苦共荣誉”。即便是人间最高贵的权力对于他而言也是没有丝毫吸引力。而恰恰就是因为对于权力没有丝毫贪慕，才使得哲学家具备成为最优秀的统治者的一个重要特质：因为只有统治者不贪恋权力，才能摆脱人世间种种权力、荣誉、野心的诱惑，避免政治权力争夺中不可避免的尔虞我诈和种种不义，始终以善的理念为城邦治理的最高宗旨。因此“在凡是被定为统治的人最不热心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稳定的管理”。在这里再一次透露出柏拉图对当时雅典城邦民主制度下流行的公民大会的演讲、辩论、煽动的这类政治活动的蔑视和批评。最有资格当统治者的人，恰恰是最不愿意当统治者的人。因此首先需要一个说服或者强迫，使哲学家回到洞穴，担任统治者。对于这第一个“说服 ”，柏拉图有着两种“义务论”的逻辑：首先是哲学家应当对城邦所承担的外在义务；其次，也可能是更重要的，是哲学和哲学家本身的内在义务。

柏拉图的第一个说服是成功的，无论是真实的或是表现得不情愿，哲学家担任统治者都是义不容辞的；第二个说服则困难重重，如何说服众人接受哲学王的领导。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从逻辑上看，我们都应当乐于接受哲学家的领导，因为哲学家是善的理念在人世的代表，但是，虽然“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都把它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 目标。人们只觉到它确实存在，但又对此没有把握；因为他们不能充分了解善究竟是什么，不能确立起对善的稳固的信念。”人们向往善，但是缺乏对善的分辨力。因此柏拉图不无伤感地说“如果我们说服不了大众 ，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的话成为现实”。柏拉图经常把政治家、哲学家类比为医生。 病人的心愿是健康，但是他不 知道如何才能健康，而医生恰恰是比病人本人更懂得如何能够让他健康的人。谨遵医嘱是每个理性人的常识，但是哲学家却从未如医生那般幸运，当哲学家打算解放囚徒并把他们带到上面

去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因为无知而把哲学家“逮住杀掉”，更不会主动认同哲学家回到洞穴来做自己的领袖。

在柏拉图“高贵的谎言”的设定中可以看出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重理性，非暴力。当正当的理性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政治家也只能借助谎言 ，说服而不诉诸暴力强制。因为强迫一个有理性的自由人去行事是达不到任何善的目的的。柏拉图在谈到教育问题的时候说，“一个自由人是不应该被迫进行任何学习的，因为身体上的被迫劳累对身体无害，被迫进行的学习却是不能在心灵上生根的”。《政治家》中柏拉图更明确指出，“使用暴力控制来照料人是僭主的技艺；而按照自愿接受的原则照料两足的群居动物，我们称之为政治家的技艺”。柏拉图的目的之一，是试图解决造成苏格拉底之死的根本性的悖论，即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哲学的逻辑在于说服，政治的根基在于强制。如何通过说服的手段达成强制的效果？单纯用善的劝说，如苏格拉底，不大可能实现对大众的说服。“高贵的谎言” 则貌似给出了另一条更高明的途径。但这能否确保哲学与政治的统一，实现关键的第二个说服呢？ 柏拉图对此也并不乐观 。 他甚至明确认为这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也正是因为第二个说服在现实中的不可行甚至不可能，使得理想国自始至终都是停留在词句当中的，而现实中不可实现的东西。这种不可能实际上也是造成哲学家不可摆脱的悲剧命运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