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重构"天人合一"信仰的背后
汉儒董仲舒
与前诸子时代不同的是，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以“天人感应”为基础，建基于阴阳五行宇宙图式，没了上古先人的天真烂漫和混沌厚朴，多了些认知理趣上的牵强附会。
事实确实如此。在董子这里，“天人合一”说，是所谓“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其意义就是将天意与人事相等同，将天视作同人一样的感觉，能够在冥冥之中主持公正的主宰体。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董仲舒基于“天人感应”和五德终始而构建的新“天人合一”说，就其天人交通方式而言，与“绝地天通”前的“天人合一”其实并无二致，虽然其用心完全不同：强化皇权天授，意在以上天示警，制衡皇权的放纵。只是，这一用心并未天遂人愿，相对于先秦诸子以“祛魅”为特征的人文理性，所谓的新“天人合一”，反而显示出“复魅”式的倒退。
当然，如果从宗教信仰上与当时西方宗教的发展相比较，董仲舒此举似应给予更多些同情理解。至于儒家最终并未完成未来天朝“一神教”的蜕变，这既取决于不同区域历史发展的风云际会，也可能实非董仲舒的本意，更何况就个人对终极价值的追求而言，并非仅仅宗教信仰一途。也许，借助下面对其三个可能背景的勾勒，我们对董仲舒的新“天人合一”信仰，可能会有更清析的判断。
源于网络
背景一：周文疲敝与信仰危机
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危机与转变，往往刀兵征战、生灵涂炭，除了统治者的更替与族群的分化融合，宗教信仰的转变往往也是不可忽视的标签。远至上古炎黄、虞夏之变，因资料失传，是否涉及信仰的危机，目前尚难确论。而殷周之变和周秦之变与宗教信仰的关联，则是不争的事实。
在王国维看来，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静安注重“二重证据法”，立论绝无虚言，往往注重名物制度之比较甄别，在信仰层面反而着墨不多。陈启云先生则指出，殷周鼎革，是以广而无私、好生好德、哀四方民、爱天下人的“天”，代替了卜辞中征战不休、钺俘无数、以人为牲的“帝”，是宗教文化传统的一大转轴。而西周至春秋的历史危机，即史家所谓周文疲敝，又引起人们对“天”和“天命”的怀疑，又是宗教文化的一次大转轴。众所周知，正是周文疲敝带来的宗教和人文的双重危机，激发了春秋末至战国时期乃至秦汉之际诸子思想的直接源头。
就宗教信仰层面而言，殷周之变虽有“帝”“天”之转换，但终究没有动摇人对“天”或“帝”之信任关系，天（帝）人之际依然保留了亲切而自然的“合一”性关联。而周文疲敝触发的，既有诸子思想的争鸣与人文观念的爆发，同时更重要的则是信仰的危机。从诸子开启的人文理性传统面临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庄子）而言，这不单是原始宗教的危机，也是对“周文”所孕育的人文道德精神传统的怀疑，是对更为合理之人文理念的信仰危机。随着秦汉统一皇权国家的不断确立，诸子争鸣带来的“百花齐放”逐渐变得“不合时宜”，这对视儒家为正宗，兼及阴阳、墨、道、法、易，意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构建“天人合一”新说的董仲舒来说，可谓天赐良机，生得其时。
阴阳、五行、八卦
背景二：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
关于邹衍等阴阳五行思想的起源与影响问题，学界多有分歧，相关零星线索多在《吕氏春秋》《淮南鸿烈》及《史记.孟荀列传》等文献，此不赘述。这里只是强调一点，阴阳五行思想的起源可能很早，殷商末期的甲骨卜辞中就有“阳冰”一词，学界主流一般视其为阴阳五行思想的滥觞。
在原始儒家那里，系统的宇宙模式理论是不具备的，缺乏理论与实践有机沟通之必要环节的儒家天人思想，逐渐丧失其神圣的光环。而战国时期风行的邹衍等阴阳五行学说，则为董仲舒解决儒家理论缺环问题，提供了重要契机。
董仲舒采纳阴阳五行框架，既因为阴阳家与儒家学说具有内在关联，如都关注治乱兴衰与“仁义节俭”，更因为邹衍的宇宙图式理论，有着宏大严谨的框架，强调宇宙间万事万物互相依存类推，这对儒家构筑“天人宇宙统一图式”具有很大启发。
毋庸置疑，正是阴阳五行家，为董氏新“天人合一”学说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基本的形式结构。诚如黄朴民先生所言：董仲舒继承和改造阴阳五行家学说，以对儒家政治思想予以总体的发展，最大的成功莫过于在“天人感应”说的基础之上，创立了崭新的“天人合一”理论。
天人感应
背景三：内圣外王与皇权制衡
战国中后期，随着周初确立的封建诸侯体系日渐冰释，经由法家主导的列国变法运动后，专制霸权日益成为政治的主流形态，并最终因了秦皇汉武的大一统野心，开启了天朝历时2000多年的君权专制的帝国时代。
当然，就董仲舒而言，不可能基于今天的历史观来看待秦皇汉武的政治形态。但是，董仲舒基于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主义，在横扫六国一统寰宇的秦代二世而终的历史教训，和汉武帝任用酷吏多欲恣肆的施政方式基础上，创立的新“天人合一”说，凭借传统上“天”之名义，将道德教化置于皇权之上，从而约束君主的行为，这与西方借助于基督教的神权抗衡世俗政权的用心，似乎并无二致。只是，以“内圣”的道德自律而达致“外王”，本就是儒家先贤，借助于尧舜等上古圣贤君主传说的向壁虚造，在现实世界中，吃的开的还是以力胜而霸有天下的逻辑。
虽“马上得天下，未可马上治天下”的旧训言犹在耳，面对皇权的日益牢固和霸道，董仲舒的新“天人合一”说，除了迎合汉武帝及后世统治者，对“君权神授”之政治合法性的需要，事实上并未构筑起与皇权泛滥相制衡的堤坝，反而使曾充满“浩然之气”的儒家思想，退化为帝国统治的陪衬或点缀。而所谓的新“天人合一”，成为专制君主维护“政教合一”国家的法宝，反而沦落为比“绝地天通”时期更为极端的愚民工具。
当然，虽然“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政治信仰，为秦汉以后的帝王所垄断，但“天人合一”作为华夏乃至整个东方世界一种生命信仰的方式，始终不绝如缕。只是，作为个体生命内向超越的路径，这一信仰应该直面专制强权的压制与奴化教育，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宽阔。而不是屈服于强权的淫威，或满足于坐稳了奴隶，自以为优雅掬一捧鸡汤，一饮而尽。嘴里还念念有词：“即便窗子拦不住，也要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
内圣外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