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G20开幕前,中国正式加入[巴黎协定]
9月3日，中美两国在G20杭州峰会前完成了国内批准《巴黎协定》的法律程序，正式加入《巴黎协定》。
文 | 傅莎、柴麒敏、李俊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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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为《 助推中国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
2015年底召开的巴黎会议达成了由196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的《巴黎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及相关决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更多相关内容可查看历史消息回顾，如《巴黎协定》的签署是改变能源发展轨道的分水岭）
图为4月2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作为习近平主席特使在《巴黎协定》上签字。（来自@联合国 官方微博）
继2016年4月22日175个国家在纽约签署协定创下国际协定开放首日签署国家最多纪录之后，截止8月30日，已有23个公约缔约方批准加入协定，占全球排放量的1.08%。
9月3日，中美两国在G20杭州峰会前完成了国内批准《巴黎协定》的法律程序，正式加入《巴黎协定》。根据《巴黎协定》的规定，协定生效须满足55个公约缔约方加入协定和加入协定的公约缔约方排放量超过全球排放量55%的“双55”条件。
中美完成批约，不仅增加了参加《巴黎协定》的国家总数，还将参加《巴黎协定》的国家的排放量占全球排放的份额从1.08%显著提高到39.06%，为推动《巴黎协定》尽早生效做出了重大贡献。
《巴黎协定》生效之日指日可待，落实《巴黎协定》对中国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影响也将日益显现。
1《协定》坚定了中国低碳转型的决心
《协定》明确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向各层决策者、投资者、企业界和公众传递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清晰而坚定的信号，为全球经济朝着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社会转型奠定了基础。
伴随《协定》的实施，低碳竞争力就成为衡量各国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中国能否成功完成经济增长、能源系统、消费模式的低碳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将直接影响中国未来国际竞争优势和全球话语权。
与此同时，《协定》确立的长期目标成为中国推动低碳发展的外在约束和转型动力。
为实现协定确立的将相对工业化前的温升控制在2℃并向1.5℃努力的长期目标，在全面实施现有国家自主贡献的基础上，全球2030年仍面临至少120（100-150）亿吨左右的减排力度差距，要求各国尽早部署更加强有力的减排行动。
而且，2℃或1.5℃温控目标还将大幅限制全球未来的碳容量空间。根据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在有66%可行性实现2°C温控目标的情景下，全球2011-2050年的累积CO2排放空间为5300-13000亿吨CO2，2011-2100年的全球累积CO2排放空间为6300-11800亿吨CO2。若将温控目标进一步提高到1.5℃，则全球累积CO2排放空间将进一步缩小到2011-2050年间的6800－8950亿吨CO2和2011-2100年的2000-4150亿吨CO2。
此外，《协定》显著的“自下而上”特征和强化的透明度要求也将不可避免的加大后期全球对各方，特别是排放大国的“国别特征”的关注。作为全球第一排放大国，“碳容量空间”将日益成为中国制定未来经济发展战略和能源发展战略的核心考虑和“硬性紧约束”。
当前正值中国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按照国家“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国到202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距离2050年建成现代化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仍有30多年的时间，较长一个阶段还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的困难和挑战。中国应秉承“是我们自己要做”的理念，在改革阵痛期和攻坚期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的信念，通过创新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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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强化了能源低碳转型的方向
能源系统低碳转型是实现《协定》长期温控目标和减缓目标（即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人为排放和汇的清除之间平衡的“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根据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要实现《协定》确立的长期目标，全球能源供给部门排放需持续下降，其CO2排放在2040—2070年期间需实现相对2010年水平下降90%以上，甚至需要实现负排放；
可再生能源、核能以及配备碳捕集与封存设施的化石能源或配备碳捕集与封存设施的生物能源等零碳或低碳能源占比相比2010年需翻两番甚至接近三番。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掀起一场以能源清洁化和低碳化为特征的能源生产革命和以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提高能源效率为特征的能源消费革命。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16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报告，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不包括大水电）总额达286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国一国就占到了全球总投资的36%。
2015年，中国单位GDP能源强度相对2005年已下降33.8%，年均下降4%。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4.8亿千瓦，发电量超过1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9.6%。为实现2030年INDC目标，中国预期还将新增9亿千瓦的非化石能源装机。即便如此，中国已有的能源低碳转型进程距《协定》长期目标要求仍相距甚远。
中国需进一步规划低碳能源发展路径，制定低碳能源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推动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四方面的革命，以绿色低碳为方向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才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赖，在本世纪末实现能源的低碳化乃至无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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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确立了应对气变的长期视野
由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大气层中留存寿命周期长且其造成的气候影响具有滞后性和持续性的特点，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具有跨代外部性特征的超大时间尺度问题。《协定》提出的温控目标虽然目标年是本世纪末，但是考虑到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近中期采取的措施不可避免的将对长期实现温升目标的可能性产生影响。
相对应的，实现长期目标也会对近中期行为有所要求。这就要求决策者树立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视野，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分析决策的成本效益，深入细致地评估长期目标对短期政策措施的需求以及短期行为的潜在长期后果，最小化锁定效应以做出科学决策。《协定》及相关决定中提出的邀请各国于2020年前提交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的要求正与上述理念不谋而合。
中国应尽早着手制定到2050年的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统筹、平衡考虑长期目标和近中期行动。以碳排放峰值为先导建立实实在在的倒逼机制，统筹规划持续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能源结构的优化，树立绿色、低碳的消费观念，通过全民广泛参与，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脱碳，通过全面推进和分类指导，东部率先达峰、为西部发展留出空间；
工业率先达峰、为其它产业发展留出空间；
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率先达峰，为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发展留出空间，通过技术和机制创新实现经济增长的低碳转型，通过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实现能源系统的低碳转型，通过观念转变和政策激励实现消费模式的低碳转型，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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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巩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协定》重申了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及消除贫困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和具体行动均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进行。其充分考虑到了“气候变化问题源于发展，最终应在发展中解决”的本质，
一方面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
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气候变化影响可能严重阻碍可持续发展进程，所有国家因此需探索新的发展战略，即低排放、气候适应型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作为发展中大国，向更高收入水平和更发达的阶段迈进，依然是中国面临的时代主题和今后几十年的奋斗目标。而“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空气污染治理”则是中国近中期面临的优先发展事项。
解决上述问题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存在协同效益也存在利益权衡。例如高碳产能的跨国转移可能导致全球实质排放的增加，减少PM2.5的技术措施如“以煤电替代散煤、提高煤的电气化水平”可能导致巨额的长期碳锁定效应。《协定》及其决定通过邀请所有国家制定和提交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促使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均将有机会重新审视其传统发展路径，结合发展优先议程和事项，探索符合其本国能力、国情、发展阶段的，最大化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效益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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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固化了周期性调整力度机制
《协定》及其决定确立了2020年后以“自下而上”为特征、以“国家自主贡献”为主体的新全球气候治理模式，力求通过一系列的“自上而下”的程序性和制度性安排，明确国家自主贡献的特征、信息、频率等，并通过全球盘点机制和“不倒退、递进性”等原则建立不断循环提高力度机制，确保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递进性，建立行动和支持、个体行动和全球长期目标间的相辅相成的联系，渐进解决各国“自主贡献”力度与温控目标要求之间的差距问题。其中，每五年定期提交和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是各方行动载体。
这与中国国内五年规划周期是吻合的，给中国提供了基于历史趋势、可兹借鉴的良好做法和经验、技术研发/扩展进展等调整/更新目标的可能性。
而事实上，中国也已经有了相应的实践经验。今年3月，中国发布了“十三五”规划，提出了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强度相对2015年降低18%的目标，这就意味着中国2020年的碳强度相对2005年将降低49%-50%，大大超过了2009年提出的将2020年碳强度相对2005年减少40-45%的哥本哈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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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建立了国际接轨的制度保障
《协定》及其决定要求在巴黎会议后建立一系列导则、程序和规范，如各国提交、通报国家自主贡献的信息要求、格式模板、核算规则要求，强化的透明度体系下报告各国实施国家自主贡献进展要求和技术专家审评要求、提供全球盘点其他相关信息要求等。这就对中国针对上述国际要求，完善自身制度体系，如改善统计、核查、报告体系和提高相关能力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一方面需积极主动参与上述规则的“技术性”制定过程中，尽可能掌握”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需为完成《协定》及其决定确立的一系列“规定动作”做好充分准备。
此外，《协定》第六条有关市场机制的规定也为中国探索构建中国碳市场与全球碳市场的连接提供了可能。
END
出品 | 中国能源报（ID：cnenergy）
责编 | 卢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