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科书的内容需要重新建构

　　[关键词]教材分析，希腊民主，教科书建构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5-0013-05 　　在对教科书的识记、领会和质疑过程中，其实并不存在矛盾，因为历史叙述从来都不等于历史本身。历史教科书也只是关于历史的一种叙述和编排，既不一定完全合乎现实教学的需要，也不可避免地有值得商榷的史实或结论，甚至谬误也在所难免。历史教师的讲授当然不等于对教科书的复述，教师理应建立一种泛课程资源观，通过对即将发生的课堂教学以及学情的联想与思考，尽可能旁征博引，适当取舍，设计自己的历史叙事。 　　以下我就以《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一课为例，结合自己教学设想和实践反思，对教科书中的本课内容或作拓展，或作质疑，希望能给同行们一些启发和帮助。 　　一、教科书标题的偏差 　　关于本课教学内容，课标要求如下： 　　（1）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认识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 　　（2）知道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认识民主政治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第一条说希腊，讲民主政治产生的条件。第二条说雅典，讲民主政治本身及其结局和影响。以人教版教科书为例，本课分如下标题：一、希腊文明的摇篮；二、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三、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 　　古典希腊时期，有200多个城邦，就政体而言，分别有君主制、贵族制、寡头制、僭主制、民主制等，即使雅典城邦，也曾表现为从君主制、贵族制到民主制的纵向过渡，其间还有僭主制的反复。再看本课呈现的具体内容，并未述及雅典之外希腊诸城邦的政治制度。 　　“摇篮”，寓指幼年的生活环境或文化的发源地。希腊或雅典文明在经历公元前5至公元前4世纪的高峰之后，进入了一个希腊化时代，希腊地域次第被外国或“异族”占据，直到19世纪早期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希腊才与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一道进入近代化时期。从课标和教科书编选逻辑上讲，安排本课显然是将希腊或雅典作为西方文明的摇篮看待。因而，本课标题似可改为： 　　第5课 古代雅典民主政治 　　一、西方文明的摇篮 　　二、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 　　三、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 　　由此展开的教学，更符合课标的本意和教学逻辑，切合教科书的叙述以及史界普遍的观念导向。 　　二、现实教学中需要帮助学生断代 　　现行教材将古希腊民主政治和罗马法纳入必修部分，显然意欲追踪人类民主与法治源头，观照现实，体现历史教育的社会功能。 　　由于教材的内容以专题式呈现，中外史互相夹杂，学生不易形成清晰的历史线索。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提供大事年表，归纳历史阶段特征，引导学生以中外史比较等方式，建构他们的宏观历史意识，支持专题结构特征下的新课程历史教学。 　　例如在本课展开前，可先通过地图交代希腊地理概念和位置，再给出希腊的历史分期： 　　石器时代； 　　爱琴文明（BC20世纪—BC12世纪，包括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 　　荷马时代（BC11世纪—BC9世纪）； 　　城邦时代（古风时期，BC8世纪—BC6世纪）； 　　古典时代（BC5世纪—BC4世纪中期）； 　　马其顿王朝和希腊化时代（BC4世纪晚期—BC34年）； 　　罗马、拜占庭、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 　　1821年独立战争之后的希腊； 　　1974年以来的希腊第三共和国时期。 　　对希腊化时代的补充，要延伸至马其顿、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的简要介绍，重复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征服者被征服”的论断。这一大事年表在教学中通常分两段呈现，以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王国征服希腊为界。 　　三、对教科书内容应进行必要的拓展 　　相对而言，我国历史教科书的叙事风格注重宏观大义，历史细节的展现不足，因此教师在备课中必然有一个对课标、教科书知识体系的重构过程。教科书的简明定论与评价背后，通常都蕴含着丰富的含义，教师必须就此做一番阐释。针对本课，以下仅举四例。 　　一、雅典民主政治之下拥有公民权人数的少与多 　　在古代雅典民主政治推行时期，公民资格受到严格规定和限制。教科书交代：“根据传统，凡父母祖籍均属于本城邦、拥有一定财产、能自备武装服兵役的成年男子，享有公资格。” 　　但教科书又对雅典民主政治改革过程中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完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还引用伯利克里的]讲辞，“我们的（政府形式）之所以称为民主制，是因为权力不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是由全体人民掌握”，让学生作思辨性的评价。如何认识这看似矛盾的表述？如何理解雅典民主政治下的拥有公民权人数的少与多呢？ 　　这里首先要说两个概念，公民和居民。雅典的居民包括成年男性公民、妇女、外邦人、奴隶，当然外邦人和奴隶中也有女性。还应当说明的是，雅典城邦的妇女和外邦人也可以算作自由民，但是没有公民权。关于雅典居民和拥有公民权的成年男性人数，史学界有多种推算，虽然具体数目存在差异，但不影响本题的宏观判断。以下仅列一种： 　　1.雅典帝国（阿提卡同盟）统辖大小不等、强弱不一的国家约有200个。在伯利克里时代，雅典统治下的居民大约有1000万到1500万，其中阿提卡的居民数目大约有41万到42万之间，其中全权公民大约42000人，其余是妇女和未成年人约96000人，此外为外邦人和奴隶。 　　2.雅典2万以上的公民和官吏依靠盟邦的岁孥和税项的收入来维持生计。 　　3.在公元前445年，伯利克里恢复一项旧法：“其父母为雅典人者，始能为雅典人。”这样，全权公民自42000人剧减为14000人。试想一个占总人口不到千分之一的人群，统治着1000万1500万居民，这是何等薄弱的民主！ 　　而且，“外邦人、妇女和奴隶是没有公民权的”。这说明，相对于雅典居民来说，拥有公民权利的人数是较少的。 　　进而我们可以认为，雅典民主政治的设计，即使是在伯利克里时代，也只是给公民人人参政提供了一种可能，摆脱不了精英政治的历史现实。这与当时的社会物质条件相关，也与古希腊宗教的泛神论和社会文化中的英雄情结相关。即便“在雅典繁荣时期的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和其所处的阿提卡地区的人口总数，可能已达到25万到30万之间。而公民大会的组成人数大约在2.5万到4万不等。”“雅典公民大会的会场仅能容纳下6000人，所以一般只有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公民与会。”在这样的露天场所，准时集会的效率、发言的效果都值得怀疑，一般的公民即使与会，可能参政的形式也只能仅限于聆听、投票。只有那些有影响力、又具有]讲才能的精英，才能参与大会的实际性的议程，对决策具有真正的影响力，“有证据表明，这样的人大概不会超过20人”。“苏格拉底言及的公民大会与会人员有：漂洗工、制鞋工、木匠、铁匠、农民、商人和店主。据现代学者的研究，一般情况下，与会人员主要是中上等阶层——重装步兵和战争税的纳税人。特别会议时，普通劳动阶层等更多的人员与会。但是，无论与会人员多么复杂，公民大会始终面向所有的公民。”作为首席将军的伯利克里，长达15年的连续主政就是精英政治的一个明证。 　　再说如何理解雅典拥有公民权利人数的多，以及民主权利的广泛性。即便只有区区数万人、或者几千人参加公民大会这样的立法机关，但我们不能否认雅典民主政治仍然是“奴隶制时代法律面前最大限度的人人平等”，“柏拉图就曾描述，‘人们看到建筑师、铁匠、皮革工、商人和水手毫无差别地站在一起发言，不管他们富裕还是贫穷，是贵族还是普通人……’通过抽签，任何一个公民一生至少有一次在议事会占有一席……在任何机构投票时，不论身份所有公民均为一票”。英国历史学家摩尔根说，“‘迄今为止，在全人类中，雅典按人口比例而言，乃是最卓越、最聪明、最有成就的一支’；恩格斯也认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在当时是最进步的”。⑥ 　　同一历史时期，甚至近代代议制产生以前，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曾经出现过这样大比例的群体拥有相对平等的公民权力呢？即便雅典民主政治是历史特例，那也是值得充分肯定和继承的，而这种继承和发展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也确实发生了。 　　二、梭伦改革中公民权力范围的扩大与分等 　　梭伦改革，颁布“解负令”，扩大了公民权范围，并将公民分成了四等，分别享有不同程度的公民权利。为什么必须扩大？除了梭伦当政时雅典上层面临的危机和债奴带来的社会问题之外，下层公民对城邦安危关注意识的增强也同样值得关注。雅典民主制的发展和构成城邦凝聚力、向心力的集体观念，以及积极的公民心理，都同雅典那一时代面临的战争或军事危机密切相关。梭伦改革前夕，斯巴达的密集军制输入雅典。“以往战斗的主力是骑兵，而只有贵族才能提供马匹，充当骑兵。贵族在军事上的主导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强势和垄断。但新的密集军制要求大量士兵投入战场，并且以重装步兵为核心……这种全新的军事制度瓦解了贵族政治权力的军事基础，使人数众多的平民成为主要的军事力量，大大提高了其社会影响力，也成为雅典一系列民主化改期的强大动力”。⑦ 　　梭伦将公民权利分等，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那一时期的“公务员”不仅没有薪水、补贴，甚至还要负担参政的费用，包括捐赠公益。没有一定经济行为能力和财富基础的人，对于执政官这样的高位也只能望洋兴叹。我们知道，雅典民主制度及其凝聚力的形成和强化，与军事威胁和战争是密切关联的，而进行军事行动并没有政府的军费作为支撑，上到军官，下到步兵，都是自备武装和军需。 　　历史的现实与延续，自有其内在逻辑。无论是公民权利范围的扩大，还是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分等，从历史当时的脉络来观察，也都是历史的进步。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教科书得出的结论——“梭伦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 　　三、雅典民主政治中也有法治 　　除了陪审法庭这一具体史实，教科书对雅典的法律与法治再未提及，那么，雅典有没有法律与法治的实践呢？是否罗马法才是人类法治社会的最初尝试呢？如果这一点不说清楚，学生会形成法治社会的实践始于罗马的认识。 　　其实，早在公元前621年，雅典执政官德拉古就进行了立法改革，颁布成文法。而梭伦担任执政官被授予的三个称号，其中一个就是“立法者”。梭伦颁布的废除债务奴隶制的解负令即是一项重要的法令。梭伦创立了陪审法庭，年满30岁的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一制度被今天的西方司法界广泛沿袭。梭伦离职的原因之一正是厌烦了公民频繁地要求他解释或变革固定的成文法律，因为他坚持法律的无上权威。去职之前仍然坚持要求人们保留他的法律。 　　雅典民主政体中贯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即使我们今天批判这里所说的“人人”仅是为数不多的成年男性公民。但古罗马律师小普利尼以钦佩的口吻说，“记住这一点：他们（希腊人）把法律给予了我们”。贺卫方认为，西方法制史的源头在古希腊。关于雅典公民权的规定、民主政治的程序甚至陶片放逐法、告密程序，都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雅典也有成文的民刑法律制度及其实践。雅典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把民主的精神引入了法律。 　　民主、法治和宪政，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进的趋势。在历史教科书中，或在教师现实的课堂教学中，给予希腊人、雅典人法治尝试的一些补证性介绍，既是必须的，也容易让学生形成希腊、罗马、西欧、欧美民主与法治的历史性发展一脉相承的认知。 　　四、应当如何评价雅典民主政治 　　人教版教科书给予雅典民主政治两个方面的评价。关于雅典拥有公民权利人数的局限，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这种批判是基于后人的历史评判而远非历史当时现实的考量。其客观性，本文前面已有叙述。此外，积极评价为：“雅典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为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批判性的评价主要是：“过于泛滥的直接民主，成为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隐患。狭隘的城邦体制，最终无法容纳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随着20世纪后期苏东剧变，西方史学界有一种观点，把1993年作为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依据是公元前507年克里斯提尼通过改革建立了雅典的民主政治。这无疑引发了民主政治历史的研究热，同时也可能正是课标编写者将雅典民主政治和罗马法的内容纳入课标和教科书的缘由之一。 　　从西方代议制产生和发展史看，显然不能完全将其与雅典民主政治割裂，而只从英国议会传统中寻根溯源。历史的脉络也不支持英国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与古典的希腊罗马政治文明、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以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没有承袭关系。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诸多原则，都被西方代议制继承与发展，例如雅典民主政治中的分权制衡和近代西方的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权在民、集体领导、少数服从多数、轮番而治、服务社会的原则，而今业已]化为人类民主社会政治的普遍原则。其以直接民主制为基础，公民大会、执政官和陪审法庭分别享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的分权与制衡机制，任职信任投票、陶片放逐法等法律监督制度，对后世西方社会的民主与法律制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雅典民主政治对文化、教育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及对于希腊化时期“征服者被征服”的历史现象的]绎，此处不再赘述。 　　从历史局限性的角度看，雅典民主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雅典“民主的实现方式和手段是原始简陋的”，“具有鲜明的法治色彩，但法律制度乏善可陈”，“赋予了公民以充分的积极自由，但却忽视、压制了消极自由”，“构建了多元主义的权力结构和严密的权力监控机制，但权力交叉现象明显，分权制衡机制既不健全，也不科学”，“是以大量金钱和时间投入为代价的，运行成本昂贵”。 　　那么，如何理解过于泛滥的直接民主呢？公民大会是最高立法机关。在伯利克里时代，公民大会由年满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组成，每9天在雅典城两边的广场召开。而据“‘亚里士多德估计，每年6个雅典公民中就有1人可能担任某种官职’，雅典公民的1/3，一生中有机会被选入议事会”。苏格拉底指出：“用豆子抓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抓阄的办法来雇佣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奏笛的人。” 　　公民大会是由全体公民参加的，而陪审法庭是在全体公民中抽签产生的，因而有学者形象地评价雅典民主政治是“业余政治”。伯利克里时代，由于参加政治活动可以获取津贴，有学者据史料记载推断许多的下层公民为了获得这一些报酬而相对频繁地参与政治活动，但他们的参政能力确实不高。 　　同时，雅典民主有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数人的暴政”现象。民主政治的最高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从言论自由的角度看，近代西方的理念则是捍卫说话的权利，“我可以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一点，在雅典民主政治中则没有很好的体现，苏格拉底之死就是一个明证。因而，有人评价雅典民主制度其实并不是最好的制度，它只是人类经过不断试错、至今所普遍认同的“最不坏的制度”。 　　当然，雅典民主政治制与近代以来的代议制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抽签与选举、重视法律与具备完备的法治、强调城邦和集体与重视个体自由、重视积极公民与兼顾消极公民的权利等等。 　　历史的发生自有其必然，即便偶然也是寓于必然的特定历史条件之中的，今人事后诸葛亮式的推断，只能接近历史的真相而并不是真相本身。古时的雅典，物质文明的程度自然无法与今天相比，文字书写工具也并不发达，更何况一些圣贤一如同时的中国的孔孟，倾向于不立文字，苏格拉底便是一例。“保存下来的近150篇]说辞也仅相当于片言只语。”因而，历史的真相只能主要是基于考古与有限文字记载的推断，以及西方后人延续的叙述。 　　2300年后的东方人、现代中国人，自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承，返身观察并把握时空均相去甚远的古代希腊、雅典的历史发生，领悟其内在规律，自然是极为困难的。因而，对于像古代希腊民主政治这样的历史教学内容，作为教师，无论从内容还是方法论层面，似乎永远都有探讨的必要。我们似乎永远需要重新开始备课。 　　【作者简介】李代贵，男，1966年生，安徽马鞍山人，中学特级教师，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二中学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育与德育。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