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比不上中世纪,中国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作为新的社会学类型产生，以城市劳动分工为先决条件，正像大学设施的出现以公共文化空间为前提一样，这一新的‘知识大教堂’在这个空间中才能涌现出来，走向繁荣，并自由地深进入研究。”乔万尼·桑蒂尼在《12世纪的大学与社会：医学自由和摩德纳学院》中曾如是指出过。

关于知识分子的产生，法国人雅克·勒戈夫也持同样的看法，他在其精彩之著《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认为：“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在城市同商业和工业（说得谦虚一点是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所以，知识分子真被得到理解只是在12世纪。不过，勒戈夫的兴趣不在于论述知识分子是怎么与城市一道兴起的，关于这个问题，也许需要一本书来考证。勒戈夫感兴趣味是从12世纪到15世纪，“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出现、演变与消亡的。

“知识分子”一词的起源我们可以另有文章论述，它用于中世纪的“知识人”身上是否适合？当然也值得探讨，但那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了，我们在此估且按照勒戈夫的说法，将这些中世纪的知识人仍然称为知识分子，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初，学界就已将知识分子的概念引申到了古典时代。

在城市兴起之后，最先出现的知识分子是“哥利亚德”，他们是知识分子的先驱，什么是哥利亚德呢？当时的人们将他们咒骂为流浪汉、浪子、花花公子、小丑，将他们当作饭桶、冒牌大学生，破坏和平与不守秩序的危险分子。但词源学认为这个词是源于巨人族“哥利亚”，他是魔鬼的化身、上帝的死敌，或者认为它源自“哥拉”，即“兽嘴”，以表明这些人是贪吃鬼或牛皮大王。

哥利亚德们为了知识而浪游，或者学习知识，或者传授知识，他们不把当时的道德放在眼里，“玩乐、酒、爱情，是他们讴歌的三驾马车。”勒戈夫这样说。这是些天生的反对者，反对中世纪盛行的社会秩序的所有代表：僧侣、贵族、甚至农民。他们攻击那些高高在上的教皇、大主教、修士，支持帝王制度反对僧侣阶层，批判教皇对世俗权力的要求，这颇有基卜林派思潮的特色。但这并不意识着他们会站在帝王这一边，因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他们憎恨贵族、官吏和士兵。他们作为城市人，甚至看不起农村人，在他们的著名作品《乡巴佬变奏曲》中，就如此丑化农民：“这个卑鄙的家伙/这个笨蛋……这大废物。”因为体现了这个世界的粗野的农民让他们厌恶。对哥利亚德们来说，就荣誉而言，智力的争强好胜、论辩的高下较量取代了用武器的争斗和战争的伟绩。所以在当时节人们看来，这些脱离了固定社会结构的人是奇耻大辱。要知道中世纪的盛期曾致力于规定每个人的地位、使命、级别和等级，但是，哥利亚德偏偏是从中挣脱出来的野马。

哥利亚德中的代表性人类是阿贝拉尔，他的一生是一部悲剧，勒戈夫认为：“就12世纪的新时代范围来说，他是第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教授。”他不断地与当时的神学权威与知识权威们辩论，从而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在他的声望极高的时候，爱上了大教堂执事弗尔贝的倒女爱洛依丝，他们相爱、私奔、结婚，但那是个妇女解放得离谱的年代，婚姻被看得一钱不值，结婚是被鄙视的，尤其是在以自由为使命的哥利亚德们身上。作为哥利亚德中的一员，阿贝拉尔左右为难，他将自己的妻子送到阿冈特修道院去，让流言平息下来时再议，结果弗贝尔认为他想甩掉自己的侄女，便让人在夜里进入阿贝尔的屋子中，将他阉掉了——解放者成了解放的牺牲品！

阿贝尔与司马迁一样了不起，在被阉后他并没有停止战争，继续讲学、许多人聚居在他隐居地周围，甚至组成了村落。他用自己的知识与晚年主宰了基督教的圣伯纳德战斗、与当时的社会腐败、愚蠢战争，最后死于一次神学家与主教们针对他的阴谋会议之后。自始自终，他都是个热烈的、自由的对社会禀持不懈的批判的知识分子。

中国没有这们的知识分子，在今天虽然也有一些民间异议人士，以革命或改革或艺术的名义在城市间出没、流窜，他们在文学界、思想界和艺术界也有几分名声，看起来颇像“哥利亚德”，但是，我并没有看见他们那无私的批判精神，看不见他们有着任何高深的知识和伟大的理想抱负。我看见的是只是一些地下政党的“党魁”，或者一些“艺术家”、“诗人”，他们以政治、艺术与诗歌作为幌子，在各个城市与圈子间骗吃骗喝、骗钱、骗女人，骗名声，他们的理想是成为“统治者”，成为“大师”，这些无耻的寄生虫们并没有为社会贡献一点新思想，更不曾为未来知识分子的发展身先士卒。所以，与中世纪的哥利亚德们相比，中国只有不学无术的骗子手而没有哥利亚德。

到了13世纪，哥利亚德们消失了，他们变成了大学教师。

勒戈夫说：“13世纪是大学的世纪。”这个世纪欧洲各地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大学，大学反对教会势力，反对世俗势力。通过与教会的数度交锋，大学从教权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而对世俗势力的斗争也让他们获得了更大程度的独立。那个时代的大学表现出真正独立的精神。在巴黎，1229年学生与国王的警察发生流血冲突，许多学生们卫队杀死，但巴黎大学大部分人员参加罢课、并撤往奥尔良，有两年的时间巴黎几乎没有再开任何课程，到了1231年，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与今天中国的大学太不同了，与黑暗的中世纪相比，我们处于“文明的天空下”，但我们的大学却成了官僚部门、成了争权夺利的地方、成了致力于赢利的公司、成了培养奴才速成班。中国的大学没有独立精神，它养起来的教授与学生，谈何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谈何知识分子？

但中国的大学与13世纪的大学有一点相同之处：都成了特权阶层。中世纪的大学在获得独立之后不久，迅速地蜕化成为教会下级部门，教授们成了贵族，授予博士成了新的造就贵族的行为，教学成了牟利的方式。在这种背景之下勒戈夫论述道：“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退出了舞台，一种新型人物出现在文化领域的最前列：人文主义者。但人文主义者只是给他们衰落的前辈最后一击。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并未遭到暗害，他们自己献身于这种死亡和这种转化。14世纪至15世纪期间，绝在多数大学成员通过自我否定为中世纪知识分子的消失铺平了解道路。”

人文主义者显然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他们将信仰与理性分离、局限于经验科学、反唯智主义，这些博学的无知者占领了大学，大学与他们一拍即合。什么是人文主义者呢？定义是：“人文主义者是非常反理性的。它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文学的；与其说是崇尚理智的，不如说是崇尚信仰的。”这个定义用于描述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再恰当不过了。“人文主义者提出‘语义学—修辞学’的联姻，作为反对‘辩证法—经院哲学’的结合的替代。”这段话也正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立场。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已沦为政党的传声筒、商业集团的吹鼓手、造星运动的帮闲，也了勒戈夫所言的“人文主义者”，他们是新型贵族，“新贵”是他们最好的身份称呼，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与中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人文主义者是贵族。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在他终于背叛作为科学劳动者的使命时，否定了他自己的本质……人文主义者经常为王侯效力，但始终把领导社会的责任让给他们……他们强调的是空闲时间，用美文学来打发的‘闲散’以及古典时代的‘悠闲’。”

但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比不是中世纪的人文主义者，至少当时的人文主义者还是抨击着大学里的经院哲学，而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是大学陈腐制度、利益和课程的维护者。

经历了哥利亚德、大学教师、人文主义者三个阶段，“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结于消亡了，但无论如何，我们还能透过文学和历史的尘埃，看见哥利亚德们批判过、大学教师们独立过思考过，人文主义者们抨击过，而看看我们身边的知识分子，只能说，我们，从来就不曾有过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