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的兴衰

　　【摘　要】 日本推理小说曾经一度在中国掀起了热潮，后来出现了由“热”向“滥”的滑变。这个转变应该一起我们的深思。1979-1986年中国社会上非常流行两部日本电影：一部是《追捕》,另一部是《人证》。日本的推理小说也因此受到欢迎。日本的推理小说对中国的小说界影响极大，使中国的小说由朴实的描写转变成环环相扣，发人深省的小说。但是由于80年代我国尚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翻译出版日本推理小说无须作者授权，于是在利益的驱动下，许多出版社，把出版推理小说当成“摇钱树”，以致出现了由“热”向“滥”的转变。从而导致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的衰退。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对于中国的推理小说界来说具有很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 日本 推理小说 兴衰　　日本推理小说，早期分有以江户川乱步为代表的、纯粹逻辑推理的“本格派”，以及以横沟正史为代表的、推理加惊险和恐怖的“变格派”。二战以后，又流行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它虽然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但作为日本战后文学的一种重要创作潮流，曾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我国社会，带来较大的影响，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　　1. 日本推理小说及其在中国的兴盛　　日本的推理小说主要是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它改变了以往的推理小说偏重案情剖析，忽视表现人与人思想感情的缺陷，在保留严密推理的基础上，重视挖掘案情发生的动机，追究犯罪的社会原因，并以社会现实生活为背景，展现了政界、商界、金融界、乃至国际间复杂的斗争；小说中又常常穿插爱情和惊险故事，因此情节曲折，悬念迭生，结局意外，这些就成为它吸引人的重要特点。　　1.1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代表作家　　推理小说与侦探小说之间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犯罪的社会背景不同。在江户川乱步时代，推理小说揭示的犯罪动机不外于争夺遗产、因情怨恨、复仇雪恨，基本上与欧美侦探小说相似。但到了松本清张时代，他把小说的背景放置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　　日本政界、财界乃到官场的黑幕都得到了生动表现；对犯罪的剖析，也触及到人性的高度。在这方面。松本清张与60年代崛起的森村诚一是杰出的代表。　　松本清张在世界侦探小说史上有独特的成就，在日本文学史上也是令人注目的作家。他的文学成就在推理小说史上的贡献，可以由四个方面来证明。　　1.1.1开拓了侦探小说的范围。是他第一个树起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大旗。松本清张的《点与线》[1] 将推理小说的场景无限扩大，南到九州，北至北海道；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批判的对象只是某个犯罪集团、松本清张则把矛头直对高层的统治集团：政界、军界、财界的高层头头是幕后真凶。　　1.1.2歌颂了社会低层的“小人物”。在松本清张的小说中，没有一个固定的侦探,没有福尔摩斯、波洛，也没有明智小五郎、金田一耕助，他把侦探写成普通的刑警，或者某个遭受社会压迫的小人物。他曾说：“作家不是特别的阶层，而只是普通的市民，　　若有特权思想，岂不自寻末路。”　　1.2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的兴盛　　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长期对日本推理小说采取排斥态度。据国家版本图书馆的资料，从1949至1978这30年期间，仅在1965年出版过1种日本推理小说，即文洁若翻译的松本清张的《日本的黑雾》[2]。可是，从1979至1986的8年间，就翻译出版了11位作家的55种日本推理小说。其中森村诚一占15种，松本清张11种，而且发行量可观，单本印数起码三四万，最多的像森村诚一的《人性的证明》、《野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等“三个证明”，再加上同名电影剧本，累计总印数高达300万册。　　这种鼎盛时期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2.1催生了日本推理小说的出版热。1979至1989这10年期间，我国出版日本推理小说的出版社至少有40家以上，出版的书目超百种，若加上书商非法出版的就更多；那时期许多期刊也竞相刊登中短篇推理小说，电影出版社还出版过好几十辑《外国电影剧本丛刊》，其中仅李正伦翻译的日本推理剧本就有十来种。　　1.2.2丰富了中国作家的写作手法。日本推理小说在设置谜团、制造悬念、渲染气氛、解谜破案等方面，不仅善于紧扣办案元素，施展逻辑推理，而且很会经营情节，追求情绪感染，注意把知性解谜与感性煽动结合起来。尽管有人说它文学性不强，但它较能抓住读者，确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它显然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实际上它也的确对当时中国的一些作家产生了影响。　　2. 日本推理小说及其在中国的衰退　　在利益的驱动下，许多出版社还包括书商，把出版推理小说当成“摇钱树”，以致出现了由“热”向“滥”的转变。他们出书不鉴别选题优劣，只求内容刺激好销，封面更是百般挑逗，以致不仅造成格调低下的推理小说充斥市场，甚至还出现了雇人仿写出来的假日本推理小说。这种对日本推理小说的盲目追逐，导致读者对它“倒了胃口”，看腻了不值得再看；还引起了出版主管部门的警觉。1989年以后，在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出现了由盛转衰的变化。1992年起，随着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出日本推理小说要先买版权，使这种衰落的进程更加明显。像森村诚一的《人性的证明》[3]，1979年《译林》以江苏人民出版社名义最早出版时，初版就发行45万册，而1992年至今，该书基本上未见再出版过。　　当前日本推理小说受到冷淡，可以从两方面得到印证：　　2.1是号称推理小说新秀的“新本格派”作品，也同样难有当年“社会派”的风光。以岛田庄司为代表的日本推理小说“新本格派”，不像“社会派”那样立足于社会生活，反映时代的现实性，而是追求谜题的幻想性，精心设计案件的诡计范式，乃至异想天开，使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硬是发生了。　　2.2是出版社热情大减。现在还在出日本推理小说的，只有珠海、群众、时代文艺、山东文艺等为数不多的几家出版社，而且出得很零散。　　像这种只能产生在幻想中的推理，依靠占星术和特异功能来破案，除满足猎奇心理外，较难激起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共鸣和激动。　　试析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由兴衰历程，其中固然有推理小说本身的原因，比如写法趋于模式化，叙述过于累赘，色情描写太多，以及缺乏像英国的福尔摩斯、美国的杜宾、法国的亚森罗苹等这类神探形象人物等，但我个人认为，出版界的盲目追捧，在利益的驱使下，造成小说的劣质从而引发倒胃口，泛滥导致衰落。这个转变应该一起我们特别是中国的小说界的深思。　　参考文献：　　[1] 松本清张著林清华译..点与线.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　　[2] 松本清张著文洁诺译.日本的黑雾.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　　[3] 森村诚一.人性的证明.海口：南海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张云鹤（1983-），女，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　　（作者单位：哈尔滨剑桥学院 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