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简论

　2002年6月　第24卷第2期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une,2002　.24　.2　

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简论

张子刚,赵维森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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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咏史诗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咏史诗,根据有无寄托,可分为赋体咏史诗和比体咏史诗两类。曹植的《怨歌行》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较成熟的有寄托的咏史诗。左思的《咏史》八首是这时期咏史诗的一个高峰。陶渊明的咏史诗继承了左思的传统而又有自己的特点。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咏史诗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2)02-0106-04

　　在我国诗歌的百花园中,有一簇艳丽的花朵,就是咏史诗。所谓咏史诗,就是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歌咏题材的诗歌。唐代吕向注《文选》时说:“览诗

[1](P386)这就是说,这书咏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

类诗是诗人浏览史书时有所感触而创作的,诗中或

为“质木无文”,[2](P4)但是它开了延续千百年的咏史诗的先河,在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班固《咏史》以后的东汉一百几十年中,再没有出现过咏史诗,直到建安时期,咏史诗才多了起来,并且逐步得到发展。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中不少人写有咏史诗,只是有的以“咏史”命题,有的标以别的题目。

曹操有《度关山》、《短歌行》(其二)、《善哉行》等咏史诗。《度关山》中写了皋陶、甫侯、舜、伯夷和许由等古人。全诗的意思是要让统治者守法、勤俭和爱民,表达了作者一定的政治理想。曹丕的《煌煌京洛行》列举了韩信、张良等十来位古人成败的事例,供后人借鉴。或说要保身全名就得能放能收;或说人臣要戒欺诈,人君须信忠言;或说有几分本领做几分事;或说择主而仕,功成身退。

阮王禹的《隐士》诗,歌咏了四皓、老莱、颜回、许由、伯夷等人的行事,表达了作者甘处贫贱、保守明真的志趣。杜挚的《赠丘俭》,列叙了伊挚、吕望等八个历史上曾经显达的人物尚不得志时的穷困潦倒,表达了作者不得重用的苦闷和不平。

阮王禹、王粲、曹植各有一首咏“三良”的诗,都是咏秦之三良为秦穆公殉葬的事。或赞扬三良之忠于国君,或叹讽三良之愚忠愚信,或谴责穆公之虚伪残忍,表达了作者对此事的褒贬态度,诗中并没有什么

咏其行事得失,或寄托自己的情愫。根据这个说法,魏晋南北朝的咏史诗可分为两类,¹一类是没有寄托的,就古人古事予以记述,并带有一些论赞,这类咏史诗,我们姑且称之为赋体咏史诗;一类是有寄托的,作者借古人古事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类咏史诗,人们称之为比体咏史诗(参用朱自清说º)。本文简要论述一下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的发展情况。

一

咏史诗亦源远流长,溯其源头,可以追寻到《诗经》和《楚辞》。《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大明》、《皇矣》等诗篇,记述了周人的起源和发展,赞扬了周人祖先的英雄事迹。《楚辞・离骚》中记述了三后、尧舜等明君和夏桀、商纣等昏君,表达了作者对楚国的忧虑和对楚王的希冀,而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咏史诗,只能看作是咏史诗的萌芽。

真正的咏史诗起始于东汉班固。他的《咏史》诗咏缇萦救父的故事,赞扬了缇萦代父受刑的美德,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寄托。这首《咏史》诗虽然被钟嵘评

¹

收稿日期:2002-03-08

作者简介:张子刚(1943—),男,陕西子洲人,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注:¹刘学锴将魏晋南北朝的咏史诗分为咏人、咏事、咏怀三类。见刘学锴《李商隐咏史诗的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载《文学遗产》1993年第1期。孙立将咏史诗分为传体、论体、比体三类。见孙立《论咏史诗的寄托》,载《中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º朱自清《诗言志辩》:“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

寄托。

曹植有一首名为《怨歌行》的诗,其实是一首咏史诗。全诗是这样的: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

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

周公佐成王,金功不刊。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连。皇灵大动变,震雷风且寒。拔树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月及开金

,感悟求其端。

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

这首诗的主旨是感叹为臣的难处:一片忠心,反遭疑忌。诗中叙周公辅佐成王被管蔡流言中伤,幸而最后能使成王感悟。曹植是魏明帝的叔父,和周公与成王的关系正好相同。太和二年明帝驾幸长安的时候,洛阳发生谣言说皇帝死在长安,从驾群臣要迎立曹植。这件事使曹植更被明帝猜忌。据此看来,这是一首深有寄托的诗。它寄托了曹植忠而见疑、不易表白的深深苦痛。从这首诗和上述各诗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这是一首最早较成熟的有寄托的咏史诗,说明曹植对咏史诗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从上述情况来看,建安时期的咏史诗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不仅作家多了,作品多了,而且在艺术表现上逐步由稚嫩走向成熟。其趋向成熟的标志,一是突破了单纯赋体的格局,向比体转化。二是突破了一诗咏一人一事的模式。不过仍有明显的不足。它的不足之处,一是在一首诗中咏的古人古事太多,以至造成堆垛史实的毛病。二是所咏人物过于杂乱,通篇没有一条人物共性轴线相贯穿。其时咏史诗取得的成就,为以后左思咏史诗高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存在的不足,也有待于左思来纠正和完善。

买臣、司马相如、苏秦、李斯等人物,借古人古事以抒发情怀,表达了他想要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反映了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与士族地主的矛盾,抨击了不合理的门阀制度,显示了蔑视权贵的豪迈气概。他的《咏史》八首虽然是在继承前人咏史诗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可是又有很大的开拓创新,形成了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的一个高峰,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

一、从数量上来看,左思以前人写的咏史诗,少的只有一首,多的也只不过两三首,左思一人就写有八首,其数量大大超过前人,这表明他对咏史诗创作的重视和专注,也可以看出咏史诗这种诗体发展的强劲势头。

二、从内容上来看,左思彻底改变了过去咏史诗作家在诗歌中主要把古人古事当做叙述和评论对象的创作模式,而是把古人古事和当时时代及个人身世遭遇融合在一起,借古人古事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说有所寄托。如《咏史》其二,通过吟咏金、张和冯唐,表达了作者对无能的世家子弟窃居高位、有才的寒微之士屈居下位的不合理社会现实的强烈抗议。《咏史》其五,通过歌咏许由,表达了作者鄙视尘俗、企望高蹈的情志。其他几首也莫不如此。有寄托是咏史诗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从艺术上来看,左思《咏史》诗的写作技巧是很高的。

首先,所咏古人,数目适度。一首咏史诗中所咏古人的数目虽然没有一个绝对的规定,但是应有一个相对合适的度。那么到底咏几个合适呢?左思在诗中给我们作了回答。他的八首咏史诗,第一首没有咏古人除外,咏一人的有三首(其四、其五、其六)咏两人的有三首(其二、其三、其八。金、张,等同一人),咏四人的有一首(其七)。这样看来,左思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一首咏史诗以咏一两人为宜,最多不要超过四人。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指出,在一首诗中咏三、四人就嫌偏多,就会产生堆垛史实的弊病。

其次,所咏古人,相对或相类。在一首咏多人的咏史诗中,所选咏的几位古人,或者相对,或者相类,这是左思对已往咏史诗在人物设置方面的重大进步。所谓相对,就是诗中所咏的人物分为两类,他们是相对立的。如《咏史》其二中咏的金、张和冯唐。金、张代表的是豪门世家,冯唐代表的是寒门下僚。《咏史》其四中咏的穷奢极欲的王侯贵族和满怀经纶而穷困潦倒的宿儒扬雄也是如此。以上两诗,都是通过两类人的鲜明对比,揭露了社会时弊。所谓相类,就是说一首诗中吟咏的几位古人,是相类似的,也就是

二

西晋的左思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咏史诗最重要的作家。他的诗留存到现在的总共只有十四首,而咏史诗就有八首,正是这八首咏史诗奠定了左思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这八首咏史诗既可各自独立,又可合为一个整体。其第一首没有吟咏古人,而咏的是诗人自己,说自己既有文韬又有武略,愿意为国立功,功成后不受爵禄,要归隐田园。这首诗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算咏史诗,但它的内容却和后几首密切相关,可以看作是后几首的序诗。后几首中吟咏了金日石单、张安世、冯唐、段干木、鲁仲连、扬雄、许由、荆轲、主父偃、朱

说具有共性。如《咏史》其三咏的段干木和鲁仲连,二人的共同特点是道德高尚,受人尊敬,能解除国家的危难,功成不受赏赐。《咏史》其七咏的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四人的共同点是后来显达而早年并不得意。《咏史》其八咏的苏秦和李斯,二人的共同点是因发奋而得到荣华,又因荣华而丧失生命。如果一首诗中所咏的几位古人没有共同点,不能用一条共性轴线相贯穿,就会象上述曹丕的《煌煌京洛行》一样,显得杂乱。这后一种类型,在左思的咏史诗中占有更大的比重。

其三,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左思《咏史》诗的表现手法并不执一守固,而是灵活多变,各呈其巧。正如清人张玉谷在《古诗赏析》中所说:“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

[3](P234)另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

[7](P63)变风变雅指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时世由盛变盛、政教纲纪大坏时产生的风诗和雅诗,

是指诗歌内容有所改变,并没有诗歌本身由好变坏的意思。如果何焯的“变体”说只是说左思的《咏史》诗对传统咏史诗“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的写法有所改变,变得多抒写胸臆,那么,这话是对的。但是这话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任何一种文学体裁,它发展到后来,在写法上和创始阶段相比总是不同的。如果完全相同,那就谈不上发展了。如唐诗之于《诗经》,明清小说之于六朝志怪、志人小说等,都是有很大变化的。如果何焯的“变体”说意谓和“正体”相比有轩轾高低之分(以“正体”为高,以“变体”为低)的话,那恐怕是不对的了。因为纵观咏史诗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带有寄托的咏史诗是咏史诗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主流,而“隐括本传,不加藻饰”的咏史诗,只可视为咏史诗的幼稚阶段。大家都知道,写咏史诗不是单纯为咏史而咏史,而为的是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抒发诗人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果真要区分高下、以“正体”为高的话,我们今天应该做一纠正,得把借古抒怀的咏史诗看做“正体”,不再视为“变体”。

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还在有的诗中巧妙运用了

比兴手法,成功地创造出鲜明的、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形象,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如《咏史》其二中将郁郁葱葱的涧底大松比作寒门出身的才智之士,将柔柔弱弱的山顶小苗比作豪门出身的无能

月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之辈,揭露了“世由的极端不合

理的社会现实。这种写法,受到后人的普遍赞赏。四、从社会功效上来看,左思生当太康时期,其

时诗人们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只注重炼字析句,追求词藻的华美,形成了轻绮靡丽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形势下,左思能够独树一帜,逆风而进,继承和发扬了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写出坚实有力的《咏史》诗,借古人古事以抒发情志,抨击时弊,为诗坛吹进了一股强劲的清新空气,有力地矫正了当时的颓靡文风。左思的诗歌精神,被后人称作“左思风力”,[2](P91)将它和颇有影响的建安风骨相提并论。

由于有上述特点和成就,左思的《咏史》诗赢得后人很高的评价。明胡应麟说:“(太冲《咏史》)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

[4](P147)清沈德潜说:“唱。”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咏史诗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左思《咏诗》诗之后,出现了一个低谷。其时咏史诗作家和作品明显减少,较好的作品只有张协的《咏

史》和卢谌的《览古》。直到东晋末年以至南北朝时,咏史诗又兴盛起来。较好的作品有谢瞻的《张子房诗》,颜延之的《秋胡诗》、《五君咏》,鲍照的《咏史》,虞羲的《咏霍将军北伐》等。从诗体方面来看,赋体咏史诗和比体咏史诗同趋并行,向前发展。

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是这时期咏史诗的一位重要代表作家。陶渊明虽不是以创作咏史诗为主,但是他写下了为数不少的咏史诗,在咏史诗的发展上占有一定地位。他的咏史诗主要有《咏贫士》七首、《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等。

《咏贫士》七首,前两首没有吟咏古人。第一首咏自己归田之缘由,第二首咏自己归田之实况。这两首也相当于序诗。第三至第七首,咏了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蔚、黄子廉等七位古代贫士。这些人有的因世乱无道一直隐居草泽,如荣启期、原宪等;有的原先居官,后来辞官归隐,如阮公、黄子廉等。这后一类更与陶渊明本人情况相似。以上诸人的共同特点是安贫乐道,固穷守节。咏这些古代贫士,表达了陶渊明要以这些古代贫士为榜样,即便长期

人,专咏一事,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此千秋绝唱也,后惟明远太白能之。”[5](P166)

然而有趣的是,评论家们一方面高度赞扬左思咏史诗的成就,一方面又说它是“歧途”、“变体”。如胡应麟说:“太冲《咏史》,途辙稍歧。”[4](P29)清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说:“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自摅胸

[6](P56)按正变之说本于汉人说诗。臆,乃又其变。”《毛诗序》中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

贫困潦倒,也要始终保持自己高尚节操的坚定意志。清人邱嘉穗云:“上二首皆陶公自述其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之意。以下五首乃历引古之贤士为证,即承上章‘赖古多此贤’句,说来字字皆为自己写照。余尝玩公此下数诗,皆不过借古人事作一影子说起,便为设身处地,以自己身份推见古人心事,使读之者若咏古

[8](P272)人,又若咏自己,不可得分。”

说:“末二句总结后五首,又应第二首结句‘赖古多此

贤’意。”[8](P276)邱嘉穗认为陶诗《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三首也“皆有次第”。[8](P278)陶渊明咏史组诗结构的严密,与左思咏史组诗结构的松散相比,大大前进了一步。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咏史诗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咏史诗,根据有无寄托,可分为赋体咏史诗和比体咏史诗两类。曹植的《怨歌行》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较成熟的有寄托的咏史诗。左思的《咏史》八首是这时期咏史诗的一个高峰。陶渊明的咏史诗继承了左思的传统而又有自己的特点。总之,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的发展,为唐代咏史诗的全面大繁荣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唐李善等.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7.[2]徐达.诗品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3]转引自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一)[M].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1963.

[4]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5]清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

[6]转引自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1999.

[7]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上海古籍出

版社,1979.

[8]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五六级四班同学.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下编)[C].北京:中华书局,1961.

[9]转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参考资料(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

他的《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都是有寄托

的诗。邱嘉穗说:“咏二疏去位,所以自况其辞彭泽而归田也。咏三良从死,所以自伤其不得从恭帝而死也。咏荆轲刺秦,所以自伤其不得讨刘裕篡弑之罪

[8](P278)也。”

总之,他的咏史诗大多有寄托。沈德潜在《说诗

日卒语》中指出:

“陶公以名臣之后,际易代之时,欲言

[9](P464)难言,时时寄托,不独《咏荆轲》一章也。”

陶渊明的咏史诗明显地继承了左思比体咏史诗的传统,但又有自己的特点。

特点之一,在内容上紧紧围绕出仕与归隐这个中心,表现自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他的咏史诗,或者咏贫士(如黔娄、张仲蔚)、或者咏贤士(如二疏、三良)、或者咏斗士(如荆轲),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境遇密切关联,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歌颂,发泄了对社会的强烈不满情绪,表达了毅然归隐到底的坚强决心。

特点之二,在结构上精心布局,巧于安排。他的咏史组诗《咏贫士》七首,在通体上有一个周密构思,并对其顺序作了巧妙安排。诗中前后照应,上下绾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清温汝能说:“七篇中,下五章俱引用古人,却于第二章末句以‘赖古多此贤’

[8](P266)清马土业绾合起下章,此陶诗章法不苟处。”美

[责任编辑　高杰]

BriefexpositionofepicsofWeiandJinDynasty,Northernand

SouthernDynassies

ZHANGZi-gang,ZHAOWei-seng

(CollegeofChineseLiterature,YananUniversity,Yanan,Shaanxi716000,China)

Abstract:ItwasinWeiandJinDynsaty,NorthernandSouthernDynastiesthatepicsmadeitsgreatdevelopmentEpicsofthisperiodcanbeclassifiedastwoforms——fuandmefaphorbythesustenanteinthepoetry.ThepoemComplaintswrittenbyCaoZhiisconsideredasthefirstmaturerepicfullofsustenanceinthehisoryofChinesepoetry.SingforHistorybyZouSimadeupofeiqhtpoemsledthepoetryofthisperiodtoitssummit.TaoYuanmingcomposedhisepicusingthestylesofZouSiaswellashisownchanateristics.

Keywords:WeiandJindynasty;horthernandSouthernDynastues;e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