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围城]与夏目漱石[公子哥]①比较研究

钱钟书《围城》与夏目漱石《公子哥》①比较研究

作者：陈安梅

来源：《学理论·中》2014年第05期

摘 要：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之一。从作者的相似经历、作品的影响力、对教育和文凭的崇拜以及主人公的结局几方面，对钱钟书的《围城》和夏目漱石的《公子哥》二者进行比较。他们作为变革时期的批判大师，以他们独到精辟的知识和犀利幽默机智的文字向世人展示了一幅生动逼真的生活画卷。

关键词：钱钟书；围城；夏目漱石；公子哥；比较

中图分类号：I0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4-0119-03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故事以留学归来的主人公“方鸿渐”在三闾大学任职的短暂教学经历为主线，叙述了性格正直的“方鸿渐”在派系林立、营蝇结党、争权夺利、钩心斗角，充满了乌烟瘴气的三闾大学里遭受排挤，从而成为他们争夺和斗争的牺牲品的悲惨遭遇。《围城》以诙谐、幽默、讽喻的创作技巧和独特风格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夏目漱石的《公子哥》，取自作者十几年前在松山中学等地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为基础而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作品叙述了一个憨厚、单纯，富于正义感、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坦荡质朴、富于同情心的青年哥儿在东京物理学校毕业后，在四国一所中学短暂的教书期间目睹教育界邪恶势力横行，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最后愤然辞职返回东京的遭遇。小说语言机智幽默，描写手法夸张滑稽，人物个性鲜明突出。从钱钟书和夏目漱石二者的相似成长经历入手，对文学作品《围城》和《公子哥》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相似的成长经历

钱钟书和夏目漱石是中日两国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其成长经历有惊人的相似点。

1.他们二人都出生在近代社会变革的前夕，都经历了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动荡时期。钱钟书生于宣统二年即辛亥革命前的1910年。当时社会极其黑暗腐败，时局动荡不安，反封反帝反“新政”斗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正在酝酿着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夏目漱石生于明治维新前的1867年，出生之时，正值庆应、明治新旧政权相互交替的前夕，社会动荡不安。

2.他们在幼年时期都曾被当作养子送与他人。钱钟书是古文学家钱基博之子，幼年过继给伯父钱基成，由伯父启蒙。伯父上茶馆听说书，钱钟书都跟去。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抽大烟，早上起得晚，婆媳彼此看不起，后来伯父也染上大烟。父亲不敢当着哥哥的面管教钱钟

书，可是抓到机会，就着实管教。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钱钟书也是不得宠的孙子。在《围城》里能看到钱钟书成长的影子。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庆应三年（1867年）出生在江户入马场下町街的一个世代贵族的家里。金之助身为家中幺子（排行第八），由于在他出生前家境已逐渐没落，双亲并不希望这位幺儿的降生，所以出生后一度被寄养在别人家，两岁时便被过继为严原家的养子，此后因养父母情感不睦以及养父的工作影响而经常迁居。十岁时才总算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然而这样的幸福日子极其短暂，父兄一向与他不睦，并对他浓厚的文学志向不以为然；其母在他十五岁时便因病去世，金之助十九岁时就已离家开始其外宿生涯。《公子哥》中童年时期的主人公实际上就是夏目漱石的真实写照。

3.他们对中国的古典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具有较高的汉学修养，接受过西方先进的思想熏陶；他们二人都受到国内最好的高等教育，专业方向都是英国文学，他们都留学于英国。钱钟书15岁那年，返乡度暑假，乃得知《古文辞类》《骈文文钞》《十八家诗钞》等大型选本，从此开始系统阅读，是一生治学之始。19岁那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夏目漱石自幼喜欢汉学，14岁开始学习中国古籍，少年时曾经立志以汉文出人头地，1888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中学。与同学——后来的俳句运动倡导者正冈子规结为挚友，22岁那年，便以汉文来评论正冈子规的《七草集》诗文集，并以汉诗体作游记《木屑集》。1900年，夏目漱石奉教育部之命前往英国留学两年。夏目漱石不以在英文的优异表现自满，相较于明治维新之后时人竞以西学为尚的举动，夏目漱石却以他原有的汉学及日文基础，积极创作，发表了不少诗歌、俳句。

4.二者都立志做学者，搞学问，写小说都是“偶尔为之”，不料一炮打响。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三十九岁的夏目漱石在滨虚子的建议下，发表了小说《我是猫》，引起了轰动，从此一举成名。1945年35岁的钱钟书开始撰写《围城》，历经两年时间写作完成，并引起了很大反响。由于写小说两个人都有了较长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所以对周围变革的世界都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

二、《围城》和《公子哥》比较研究

（一）作品的影响力

钱钟书的《围城》，于1947年在上海出版，1948年再版，1949年再版。中西方的许多知名学者和文人都给予高度评价，并相继出现了英、法、德、西班牙、俄等译本。更被改编为小说连播、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研究著作和论文也不计其数。小说以幽默、讽刺、犀利的语言风格在20世纪40年代文坛独树一帜，成为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其中像“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未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等妙语警句广为世人引用传诵。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继《我是猫》之后四十岁的夏目漱石发表了另一篇代表作《公子哥》，小说以夏目漱石曾任教过的四国松山中学为舞台，通过批判以“红衬衫”为代表的那种“性格阴险、巧言令色、阳奉阴违、不择手段、口是心非”的知识分子形象，揭露了明治教育背景下教育官僚的种种丑恶现象，对腐朽的世俗观念和腐败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贬斥，这部作品受到广大日本读者特别是青年人的欢迎，后来又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等，相继出现了英语、中文等译本，时至今日，经久不衰，是他的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一部。

两部作品以其独到精辟、风趣幽默的语言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吸引着不同时代的读者，使作品永葆魅力和活力。

（二）对教育和文凭的崇拜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文明的引进，政府改革旧式教育制度，革新教育内容，各级学校走向正规化，实行全面西化教育。但在引进文明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混入一些糟粕，国人则不分好坏，全盘加以吸收，崇洋媚外的思潮盛极一时，连文凭也得出国留洋包装一下才能保值增值。《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出身封建大乡绅之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国文水平很好。可是他在“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的面子心理的驱使下留学欧洲，去国外学中文。正如书中所写“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低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四年期间，碌碌无为，学业也是毫无建树。“方鸿渐来到欧洲，既不抄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第四年春天，他看银行里只剩下四百多镑，就计划夏天回国。”但在“文凭至高无上”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不得不在回国前从一名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手中买了一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小说中这样写道：“方鸿渐受到两面夹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正是因为这张假博士文凭，使他面子十足。方鸿渐回国后受到了家乡人的吹捧，接受报社的采访上了报纸。并因此获得了三闾大学的邀请函。留学欧洲的苏文纨研究法国文学，做出来的博士论文确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国试论，居然也获得博士学位。可见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学位的高低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成功与否的标志。

现代学校教育的普及是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物。日本明治维新后，向先进的西方国家学习，1872年颁布了《学制令》，主张教育不是为国家，而是为个人。在这种教育制度之下，国民享受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且保证受教育越高的人成功越大。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一股对教育及文凭的崇拜思潮。这种思潮在夏目漱石的小说《公子哥》里有许多体现。《公子哥》的主人公是个落魄富家的小儿子，性格耿直,鲁莽行事，做事有些不计后果。在家里父亲一点不爱他，母亲就知道偏袒哥哥，唯一给他爱的是家里的佣人—阿清婆。父母去世之后，哥哥变卖了家里的财产，分给“公子哥”600日元。拿到分到的钱后，“公子哥”认真地思索着如

何花掉这笔钱，最后思来想去“公子哥”最后决定拿这笔钱投资高等教育。在学校的三年里，“公子哥”无所事事，碌碌无为，对自己能够顺利毕业连他自己都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小说中是这样写道：“我在睡觉的时候盘算着如何花掉这六百块钱。做生意吧太麻烦而且又做不好，再说了，六百块钱也做不成像样的买卖。即使生意做得很好，但像现在这样的水平在其他人面前也不能趾高气扬地说自己受过教育，所以只会吃亏遭人耻笑。既然是作为资本，做什么都行，还是用作学费吧”(笔者译)”①。进入学校后，他没有好好上课和认真学习，天天混日子，学业上毫无建树。最后虽然按期毕业，实际上是用钱买了一张以示身份的“文凭”而已。书中是这样写道“三年里我跟其他同学一样像模像样的学习，但因为不是特别用功，成绩总是倒着数起来更方便些。不可思议的是，过了三年我竟然毕业了。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可笑，但是也没有理由发牢骚，于是老老实实地毕业了。（笔者译）②”凭借这张文凭，才智平平、平庸无为的“公子哥”顺利地谋到了四国中学的一名数学老师职位。而且家里的阿清婆因为“公子哥”考取了高等学校，在自己外甥面前吹嘘说他毕业之后会在繁华地区买个阔绰的私宅，会成为一名名声显赫的政府官员，并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公子哥”一毕业大把大把的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涌进来。这充分说明在当时的日本只要接受高等教育就可以“扬名立业，光耀门楣”。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的统治，采用了王政复古的政权形式，但它实际上是专制主义的天皇制政府，教育官僚在此思想的指导下控制着一切权力并私结团伙，想尽一切办法排除“异己分子“，教育界的黑暗和腐败势力盛行。《公子哥》中以”狐狸“为代表的人物就是这些黑暗势力的代表。教务长“红衬衫”因自己是“文学士”而盛气凌人，沽名钓誉，喜欢搬弄学问，崇洋媚外，邀请“公子哥“去钓鱼的时候说了一些”公子哥“所不知道并为之气愤的外国名字,以显示自己的学问；他喜欢欺压弱者，从胆小怕事畏手畏脚的“老杨南瓜”强取其未婚妻。这些都是“得益“于受到高等教育的结果。

总之，中日两国的文明开化，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注意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的技术、思想和文化，从而缩短了与西方的巨大差距，这是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也是历史潮流使然。但在引进西方文明的同时，也产生了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公子哥》和《围城》中所体现出的对教育和文凭的高度崇拜正是中日两国在引进外来文化时，东西文明碰撞下产生的畸形产物。

（三）主人公的结局

《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留学归来，本可以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但适逢兵荒蛮乱的年代，虽然买了一张博士文凭，但工作不稳定且不尽人意。“方鸿渐”先是在“准岳父”的照顾安排下，到其所开的点金银行担任小职员，整天无所事事，无法施展宏伟抱负。当在“准岳父”家待不下去的时候，恰巧收到了好友赵辛楣推荐去三闾大学的聘书。但当他和赵辛楣一行人历尽千辛万苦抵达三闾大学后，校长高松年却出尔反尔不能兑现自己对“方鸿渐”的承诺，对此他身怀不满，整日一副“郁郁不得志”的模样。最后无奈之下，“方鸿渐”和同为教师的女友踏上归乡之路。结婚后的“方鸿渐”在赵辛楣的帮助下在报馆找到了一份工作，却仅能艰难地维持生计。因为工作的原因，跟妻子孙柔嘉吵得天翻地覆，最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公子哥》作品中的主人公“公子哥”从东京物理学校毕业后，在校长的推荐下到了四国乡下的一所中学担任数学教师。为了拉拢“公子哥”，教务长“红衬衫”约他去钓鱼，花言巧语，挑拨“公子哥”与刚直不阿的数学老师“豪猪”的关系，企图为他所用。后又用加薪和升职为诱饵来拉拢“公子哥”，但最终遭到了他义正词严的拒绝。当刚正不阿的“豪猪”被学校辞掉后，“公子哥”出于对朋友的侠肝义胆和表达绝不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的决心，主动到校长办公室要求辞去学校的数学老师职务，却遭到了校长的拒绝。为了对付这股恶劣的保守势力，“公子哥”和“豪猪”瞅准时机，在“红衬衫”和“帮腔佬”嫖娼之际抓住他们，狠狠地揍了他们两个，并无所畏惧地回到“豪猪”下榻的地方酣然入睡。“公子哥”给校长写了一封简短的辞职信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所认为的“不净之地”。辞职后的心情正如小说中说的那样“当天夜里我和豪猪就离开这片不净之地。船离开岸越远我的心情越舒畅。（注：笔者译）”①“公子哥”以大义凛然的“辞职”之举对当地黑暗、腐败的教育现实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未来看不到一丝曙光的“方鸿渐”的悲惨结局令人伤感，反映了作者在黑暗、腐败、残酷的现实面前看不到未来方向的悲愤和绝望。“公子哥”辞去学校的教师职务后，回到东京学得一谋生技艺，同“阿清”婆过上了平淡的生活。“公子哥”的结局看上去平铺直叙，毫无波澜，似乎是一个“大团圆”结局，实际上反映了作者痛恨当时黑暗教育制度却无力改变现实，只能选择逃避的无奈之情。

“方鸿渐”和“公子哥”在教育岗位上的失败表明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封建思想和意识，正义力量是无法战胜黑暗、腐朽的邪恶势力；选择逃避现实、委曲求全的道路改变不了黑暗的社会现实。

三、结语

世间任何事物无不是相互联系、相互比较而存在的。从作者的相似经历、作品的影响力、对教育和文凭的崇拜和主人公相似的结局几个方面对《围城》和《公子哥》进行了详细比较。钱钟书和夏目漱石他们作为变革时期出现的批判大师，以他们独到精辟的见识和犀利幽默机智的文字向世人展示了一幅生动逼真的生活画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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