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记忆]苦行修善果--忆先父姜亮夫先生

苦行修善果——忆先父姜亮夫先生姜昆武按语

姜亮夫(1902-1995)，国学大师、著名的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历史文献学家、教育家。云南昭通人。1953年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

《文史知识》编辑部约我写点先父研究楚辞和他生活情况的文章，这题目既大又小。跟随在他身边五十多年可写者众，而生活事小，且琐碎繁杂，完成任务也非易事！现在回忆起来童年时代留下的印象就是不停地跟着爸妈搬家，很少有在一个住所住满两年的时候，社会的动荡，生活的奔波，让先父的前半生在“动”中渡过。

1954年以后他则在“静”中渡过，我也在这宁静的家中渐渐长大，而父亲生活的内容，基本也就是教书、看书、写书……静到一家三口住在杭州四十年中举家出游西湖的次数，不会超过十次，虽然有他健康方面的原因，但“书”缘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其实家里并不“静”，经常宾朋满座，师友论学，学生问业，他的生活有序而丰富，但无不与书有关，无不置情于学。他的日常生活很简单，早餐一碗豆浆、一个蛋、一个豆沙包，十年不变，晚上小碗粥或面条，中午荤素搭配，每日上课、写作、会友，午后稍息，很少吃补品，习蒋维乔《因是子静坐法》、床上八段锦，一日三次，三十多年尽皆如是！

他对钱很豁达，对亲友、学生的接济时时有之，外公外婆祖母三位老人的生活费几占他工资的四分之一。他是杭大仅有几个穿西装的人，但到晚年，只三件涤棉外衣，冬罩棉袄，春秋作便装，无论如何不肯添置新衣，除棉衣裤外，很难给他“革新”服装，否则他要发火的，虽然平日脾气极好。

70年代后，常有人送酒，置房中一小柜中，但稍过二三年后，瓶皆空，我总觉这酒怎么会蒸发？大概瓶塞质量太差，他笑笑。我懂了，是他“偷”吃了。年轻时饮酒可称豪量，因健康故而戒酒，但此习终难改，从此每逢家宴，总给他三两口葡萄酒，以解“馋虫”。

生活就那么简单，波澜不惊，能在这四十年中弄出些动静来的事，大概就是180万字《楚辞通故》撰写的历程了！

话还得从1954年说起，他奉调来浙江师范学院任教，校方派一辆大车来接，人三个，皮箱两只，这便是父亲来杭时的全部家当，使来接的人一脸诧异。在杭州的四十年生活，便从这里开始了！过去的资料稿件大都毁于这以前的战乱和到处奔波并不安宁的生活。50年代中，家里经济渐渐好转，他便开始大量购置图书，几乎用尽所有的薪酬，还长期雇请一名文书，每日在家为他抄录各种资料。凡书必读，读必分类摘录他所需材料，积十馀年已有数十万字卡片和无数大纸箱的分类资料，供其随时选用，而家中藏书已达数千册了。

（姜亮夫全集照片）

楚辞类的历代主要书籍，基本集全，自汉以后，文人集子中与楚辞有关的论述，哪怕只有片言只语也几无漏抄，而文物、博物、图考也备有绘录，《通故》的基本材料已备，“粮草先行”是作战的根本。但大书的成就，却更基于他数十年学术研究的深厚积淀与功力。

到60年代，他以三暇之馀，已基本完成《楚辞通故》的资料汇集并开始撰写书稿，但十年艰辛工作还没有体会到收获的喜悦，忽然一夜之间，风紧、雨急、雷声隆隆，顷刻之间，《通故》几成覆巢残卵！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书稿被洒落到屋前的小院中，或辗作泥、作尘，或随风飘去！洗劫过后，他弯着腰在庭前院中，把拾捡的纸片一张张抚平，揩去上面泥水之渍，艰辛地苦苦地把这可啼红杜鹃的心血之作又悄悄收回到蜗居的小屋里。

70年代起，外面的冰雪风雨渐渐和他没有多大瓜葛了，拉上墨绿的窗帘，居然还是那么心平气和地躲进小屋，自成一统，默默地补写这近四分之一的书稿，那可是有近五十万字啊！

他真心诚意地相信，历史不会让华夏文化精髓成为如烟往事，随风泯灭。他真诚地认为他的工作继续有价值。他更自信七十多岁的高龄还有可以补写散失文字的精力！他虔诚地、没有怨愤地工作着！我和母亲却都不太相信他的诚心能感动上苍！

首先，在当时，这补写是“偷偷摸摸”的！随时可能有人敲门来访。必须快速藏“封资修”于抽屉里！

住房缩小一半，书籍杂乱地堆放于书架上，床上床下，查找起来十分吃力，老人家一不留神还会生病，一停便是数周，乃至两三个月，说句大不敬的话，都七十几的人了，能行吗？

房间实在太小了，十平米、三书架、一床。睡觉占三分之二，书占三分之一，一桌是个“公共”场所：吃饭时将书移开，是餐桌；来客奉茶是“茶座”；写稿时一尺见方，放纸笔搁手，其他呢？饭后吃剩的菜碗、茶杯、水瓶、糖罐、饼干盒……而最多的是药瓶！

（古籍研究所所长姜亮夫教授的著作《楚辞通故》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

窗外阳光空气渐好。

一家三口又开始了自嘲式的戏谑，封此室为“五百瓶斋”。我数过，五百个不到，但决不少于三百个。

我和母亲对他的补稿没有信心，除了工作条件的简陋，更多的是对他目疾日深的担忧。“留着眼睛吃饭走路！”语气中带有爱怜，但更多的几乎是有些恼怒，接下来一句:“书蛀虫不可救药！”更重要的母亲没有信心：“都这时候了，还指望有朝一日出书？”当时谁都这么想！“好！那我走路去！”他听了笑了，立马走人，提着根拐杖，黄龙洞散步去（西湖名胜之一，就在我家附近），来回一个半小时！

每天的定额工作量是500字，完不成明天要补，提前完成再出去散步，铁定500字，这一写四五年，诚心所至，金石为开，稿子基本补全了，其中没少听我娘的唠叨！

我也没信心，既没法算他的寿数，担心他的健康，我和妈更一致看法是这潮流还能为学术、为民族、为文化出书吗？近乎天方夜谭！不过我并不太阻止他，只在看他工作超过一小时时会打断他：“爸，陪你黄龙洞走走！”因为我明白这是他至诚、至真、至爱的心性。他的快乐，全寄托于此，快乐得像孩子一样，在外面不论多大的烦恼，一上书桌，便见眉目舒展，渐渐“入定”！

那时只有八十元生活费，不舍得买纸，用旧讲义纸翻过面来写。墨水用绿、紫二色染料粉调配而成，所以后来为他抄稿和整理就特别吃力！

得道高僧之所以得道，应该是诚吧！要诚则尽在于心，或许这也是佛家禅定的哲学基础，他终于成功了。我理解他的快乐，也佩服他的“定力”！这不完全是一种靠修炼能修成的功力！

接下来是80年代，“五百瓶斋”已成过去；但我始终记得那小屋的情景：他在艰难困苦中的那一份淡定，他这种淡定的心态，快乐地从业，肯定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得到的。我不懂心理学，也不完全相信大学才能培养大师；却深信如果一个人以几乎简单而纯白的心去爱他的“业”，这才是最根本却又非人人能做到的事。

（1995年12月15日，姜亮夫《楚辞通故》获奖证书）

后来我问过他人生苦海无边的问题，他说：他是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人世的确是苦海无涯，但他以乐观的态度看待一切。

我完成《诗书成词考释》后，也曾想仿《楚辞通故》例，贯两周金文、《诗经》、《尚书》、历代文献而通释《诗经》，他说:“别太贪心”；我想替他补《近百年学术史》，他说:“慢慢再说，先集资料。”

我问他希望孙女承继祖业否？他说:“顺其自然，不要勉强。”

从小他全心培养我走学术之路，但这三个问题的答案让我有些感到茫然。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懂了，与其说他轻描淡写地回答我的问题，还不如说他对世事浮躁繁杂的透彻了解，这些话几乎像高僧的棒喝与偈语，惜乎我悟得太迟；但如今却是真的悟了，我们不可能有这份定力！

当然他不是没有悲情、伤痛、苦恼的时候，而永远只是木然地快乐着。“平生相伴惟一女，老病思量更伤情。昨夜星辰昨夜风，梦中常自向阴殅。”这是爱女远离膝下远走浙南，而他已皤皤老矣，生死边缘心中最为凄苦的记述，那是很久以后我在他书夹中发现的小诗！

还要补充说上几句的是，他这一生的简况及楚辞研究的一些概况：1902年5月19日，父亲出生于云南昭通一幢古老的旧宅中，那是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辈兄弟四人一榜中了三个举人，四叔留学日本，父姜思让习法律，外公、舅父都是书画高人，这些长辈都是他继承传统文化最早的启蒙老师。这样的家庭，也是他成为一代大家的最早温床！

1920年，十九岁那年，他带着对封建旧式大家庭的叛逆，带着母亲用陪嫁饰物换来的钱和为他做的布袜，也带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和优异成绩，出滇北，过宜宾，走进了中国儒学极盛的蜀中，拜名儒为师，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开始了新一轮学识的再积累。在林思进、龚道耕二先生的指导下，读完了《诗经》、《尚书》、《荀子》、《史记》、《汉书》、《说文》、《广韵》诸典籍，为他日后的中国文化研究，植下了深厚的根基。他在自传中说：“这些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自以为这是我一生治学的得力处。龚先生说，这些书好似唱戏吊嗓子、练武功；林先生说，作诗不可从读诗话，读史不可从读史论入手。这些话使我一生奉为圭臬。”大学期间，一方面在学校日以继夜地勤奋苦读，经常晚上熄灯以后在通向厕所的路灯下看书， 他将生活费用的绝大部分耗在书肆中，有时还不得不开始打点工来维持生计；一方面开始发表诗作与论文，并完成《昭通方言疏证》的初稿。

1925年，他以优异成绩结束了在蜀中的学习生活，奔赴北京深造。京都是繁华之地，更是名师汇集之邦。他考进了北师大，未几，他又考进了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园浓郁的学术氛围，优雅的学习环境，使他觉得走进了一个无法以语言形容的高大而神圣的学术殿堂，从此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诸大师，读书更精勤了，学业更精进了。在清华这天堂般的学府中，他完成了在学业上一次真正的升华：大师的风范，人品、学识的拓展，视野的极大开阔，为他一生为人道德、学术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王国维先生的具体指导下，他完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诗骚联绵字考》。第一次展示了他在传统学识，尤其是语言、文学、历史、经学等方面的深厚功底及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思维、方法的正确理解与定位。

1928年，他来到上海。就传统学术文化领域来说，北京是中国文化积淀最深、根基最厚之处，而十里洋场的上海则更大程度上吸收了西方人的思维、生活方式、语言文化……也是各种进步思想、革命活动极为活跃的大沃土。在这个繁华的大都会里，先父度过了青年时期一段极为丰富多彩的人生之路。

先父的师缘甚好，一至上海，他住在极简朴的俭德储蓄会，他在谋求新的发展，很快他被大学者胡朴安先生发现，极为赏识地推荐他去中国公学、持志大学教书，继而又在大夏大学教书，并任北新书局编辑，从此开始了他大学教授的生涯。而在李根源先生的介绍下，他又成了章太炎先生的入室弟子。20世纪诸多极为著名的学术界、文化界人士，多与上海有很深的亲缘关系，先父也和他们在这里开始了一生交往的友谊。

同时也就在这时，他开始了楚辞学的研究。这事缘于恩师王国维先生跳昆明湖自尽，他内心极为伤痛，联想屈原忧国忧民终投汩罗江，决心发愤撰写《屈原赋校注》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于是，从1929年起，他以明翻宋本、明本的章句、补注等十二三种“全以诸书所引，细为校勘”，再引《史记》、《文选》、慧琳《音义》、《太平御览》等书考证史实，从文字、音韵、训诂、章句、大义、版本校勘方面校理注释、串释，旨在整理作者、作品近真的面貌。此书按语详博，时出新论，为近代有影响的屈赋注本之一， 因而楚辞成为先父以后七十年教学、科研生涯中致力最勤的研究课题。校注成果的取得，亦需借重目录学、版本学的深入研究，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20世纪50年代完成的《楚辞书目五种》一书，就是这方面的力作。它集自西汉刘安、刘向以来二千多年间有关楚辞辑集。此后先父提出“个别分析、综合整理”的主张，他以校注和书目两方面的深入研究为依托，对楚辞各领域进行综合、阐发、概括，成果迭出。《楚辞今绎讲录》、《屈原赋今译》、《二招校注》、《楚辞学论文集》相继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

而最大成就，当属完成《楚辞通故》一书。这是他在大量汇集历代《楚辞》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以他较成熟的学术思想体系和以“个别分析和综合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文物、考古、民族学、民俗学等多学科入手，进行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常年辛苦，孜孜不倦，日书数百字，积十年之功而告完成的。全书凡180万字，仅“词部”条目达3570条，图谱400馀幅，考校正文，据楚史、楚政、楚言、楚习等楚文化来探索屈、宋作品真义，驳还数千年诬枉不实旧说，采用穷源尽委、整体推断、比较异同、分析矛盾、无证不断等科学方法以发其意蕴，是《楚辞》研究之巨制。

直到他1995年去世， 屈原楚辞始终是他治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姜亮夫题辞：“修辞立诚　天下文明”）

20世纪的中国，不论哪个领域都是人才辈出，各有各的坎坷经历，各以其才智与勤奋取得了他们的成就。父亲的书稿，大部分已收入了《姜亮夫全集》，我在对他老人家深深思念的同时，他的心性、情志与定力，让我在学业与人生中得到了更多的收获和启迪。

往事并不如烟，有些可以留给后世学子做“培养液”；有些是凡人修心正身、“悟道”的法门；虽然很难很难，但愿与有志者共勉。

仅以此文为先父逝世十二周年祭。

丁亥冬至前于杭州西溪别院

来源：《文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