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一种货币,两样汇率,资本项目自由化费思量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4月16日在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安泰·问政”第二期论坛上发表演讲，论述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改革问题。本文由微信号“金改实验室”整理，与演讲全文相比有大幅删减，未经余永定本人审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贾晋京推荐本文。】
非常感谢感谢大家。很高兴有机会在交大和大家交流，人民币贸易结算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问题，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很复杂的问题。我讲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
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
先回顾一下，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对于国际化货币这个概念，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理解。其实定义非常简单的，国际化的货币就是在境外可以充当货币的基本职能的国别货币，美元、欧元等等。这些货币可以在美国和欧洲之外，充当货币的基本职能。
货币的基本职能有三个，一个是价值手段、计价单位，就是你跟人家谈判，订合同的时候是以哪种货币作为计价单位，这个职能我们在讨论国际化货币问题的时候，往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国际化货币的最根本的特征。第二个是充当结算手段，人民币贸易结算。第三个是价值储存的功能，譬如，我持有美元跟我持有一个房子一样。如果有朝一日，人们持有人民币，就是为了价值储存的目的，那么人民币就真正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货币了。
余永定详解央行制定的人民币国际化路线
中国央行的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
首先我们已经讲了，人民币国际化它达到的目的，就使人民币在境外能够行使货币的职能。我们怎么实现这个目的？央行有个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这个路线图它的思路大致是清晰的。
第一步，通过进口结算，使人民币流出境外，如果境外的人得不到人民币，那其他的都谈不上，这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第一步，通过进口结算，我买你的东西我付你人民币，这些就实现了人民币的流出。
第二步就是允许非居民，中国香港的、中国台湾的还有外国的居民，用他们得到的人民币投资于人民币资产。我们现在在谈沪港直通，这实际上就是允许香港居民和境外居民通过某种渠道，用他们掌握的人民币来购买人民币资产，比如股票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央行所希望的第三步就是，通过建立这个回流机制以后，境外居民对于持有人民币的兴趣就很高，海外的人民币市场逐渐地扩大，货币不断流入国外，你拿了人民币可以在大陆进行投资，是有收益的。通过一段时间之后在海外的人民币就会越来越多。那么人民币结算和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人民币的流动性也非常好，有了人民币我可以买中国的资产，把中国的资产换成人民币再换回它本币也非常容易。还有其他种种有利的条件，满足了之后，境外居民最终把人民币作为价值手段，这是国际货币的最高阶段。一旦达到这样的境界后，这个国家的货币可以充当国际白条，美元就处在这个地位。我们的货币经过长期的努力之后，人民币最终能行使刚才我说的这三种职能，最终会成为储备货币，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也就达到了。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央行是设计了一个这样一个路线图。
现行国际化路线图有问题
我想说一个重要的观点，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本质上是中国货币当局的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路线图，这是我多少年一直强调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质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尽管这两者不能划等号。
我们注意到，人民币国际化的每一个步骤，本质就是资本项目自由化一个步骤。进口人民币结算使得非居民得到人民币，这个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但这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重要步骤，以前是不可以这样做的。我一个进口商，我想从香港买商品，我要做的第一步，要上海把我的人民币变成美元或者港币，拿了外汇到香港去进口产品，你不能直接用人民币直接来购买外国的产品，即便外国人愿意接受人民币，愿意把产品卖给你也是不行的，因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没有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政策是不应该流出国境在海外流通的，所以进口人民币结算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重要步骤。
第二个回流机制，就是使非居民可以在中国资本项目投资，这就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在香港发行“点心债券”，RQFII使非居民可以购买人民币债券、股票，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也在谈资本项目自由化。
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问题在什么地方？资本项目自由化是要遵守一定时序的，不是一下子都开放。我这里概括说，在国际上是三种大的状况，第一个就是渐进主义的方式；另外一种是大爆炸，我一下就开了，这种情况是有的，但不是特别多；第三种类型现在是比较普遍的类型，是一体化的一种方法，就是强调资本自由化，应该是一种同时推进一体化全方位的结构改革的一部分。但是我要强调一点，无论是渐进主义，还是一体化方式，都存在一个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除了大爆炸，我们可以不太管时序问题，其他的方式都要有一个时序问题，有一个路线图，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路线图，它可能会发生矛盾。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就隐含一个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路线图，但这两者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人民币国际化是为了什么？让人民币在境外成为价值贮存手段和交易媒介，而资本项目自由化跟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不一样。当你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目标的时候，就是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目标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就是说目的是人民币国际化，你也没有太多明确去考虑资本自由化的问题，但实际上你是在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这样的话会导致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错误。
按照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路线图，你本来解决三难问题之后，要汇率能够充分浮动之后（原编者注：还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建设、低杠杆率等因素），才能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但是如果我们考虑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在我们没有明确考虑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候，实际上的情况就是，建立了人民币进口，我们是以人民币进口结算作为起点的，我们建立的回流机制，这个意味着短期资本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自由，我刚才讲了，这些应该是在资本项目自由化非常晚的阶段实行的。放弃对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我们推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把这个大大提前，拿这个作为我们推国际化的第一步了，这样就产生了问题。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加速增加。其他一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还没有满足，我们没有实现无风险收益曲线，这都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重要条件。
我们存在着一个资本项目自由化时序错误的问题。当然，另外一方面央行是注意到人民币国际化对资本项目所带来的影响，所以中国货币当局并没有放弃管制，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央行特别强调重视对短期跨境资本的管理。所以，在我们当前的国际形势下，造成套汇套利的盛行。但我们没有放松管制，所以我们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一种货币，两种汇率，肯定产生套汇
我们现在碰到什么问题？关键一个就是我们在开放资本项目，不是全面开放。我要强调这一点，部分开放的同时，人民币的汇率还是受到相当严格的控制，要控制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多少年来都是这样。这样一种情况造成了一个结果，一种货币出现了两个汇率，在国际上现在除了拉丁国家，没有一种货币两种价格的情况，两个价格肯定产生套汇的现象。
套汇怎么套的？这是我们有关单位调研的一个结果：第一步我现在有个大陆的出口企业，它原来有一单位产品，现在大陆的出口企业把货物卖到香港一个关联公司，这个香港公司它原来有1亿美元，这个公司就支付给它大陆的母公司1亿美元。第二步当大陆的出口企业得到了这1亿美元后，要到大陆的汇率市场，到上海，把1亿美元换成6.2亿人民币，这个汇率是1：6.2，它得到了这个大陆出口企业得到了6.2亿人民币后，拿出6.18亿人民币，就可以支付给香港的关联公司，把他出口给香港的产品给买汇率，这就是所谓的保税区一日游。在过程中，我换汇换了6.2亿人民币，我用6.18亿人民币就可以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它本来有1亿美元，最后还是有1亿美元，这个出口企业是一个单位的商品，现在还是1亿的商品，套利得到的利率是2百万。
除了这个套汇，还存在套利，套利的基础就是利差，到底怎么做的，这个叫假贸易、真套利，也是属于一日游之类的。第一步我大陆有一个进口商，在中国银行可以存一笔款作为抵押，多少无所谓，我给中国银行提供抵押，中国银行给你进口商开了一个贸易证，你得到了贸易信用证后，就可以从香港的关联企业中把这个货物买进来，当香港的关联企业得到贸易信用证后，它可以到汇丰银行作抵押，放在汇丰银行，然后银行给你贷一笔款，你得到了贷款，支付给大陆的企业，把你出口给大陆的货物买回来，大陆进口商得到了美元，又进入了咱们的外汇市场，把它换成人民币放在汇丰银行，你借的款是一年，你借可能是3月，你存可能是3个月。……年终结算，当合同期满结算，中国银行把该付的利息付给你，把人民币换成美元或者港币换给汇丰银行，关键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想办法从香港借一笔钱，把香港的钱投资，它这个利差非常大，收获也是极为巨大的。
我们看这几年，从2010年到2011年左右，在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套汇。当时人民币升值预期比较强，那是进口结算这个方向的套汇，到2011年底这个阶段，也是套汇，套汇的方向是相反，在2012年人民币是贬值的，2013年大家已经摸熟门路，也了解行情了，再加上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又起来，出现了大规模的套利行动，套汇、套利都在做，但是最明显就是在这段时间是以套利为主。
套利的结果就是你借钱，热钱就流入中国，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这个越来越差，2012年主要往门外流，2013年是大量往里流，2013年年前4个月，央行与贸易相关的净购汇为2080亿美元，但贸易顺差仅为520亿美元。
央行最近一段时间，引导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央行没有否认。如果央行能够形成一种让汇率波动，同时产生汇率贬值预期的时候，你想锁定汇率非常困难，让人民币汇率浮动出现贬值趋势这样一种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遏制现在广为流行的套利活动。我觉得这样一种做法是聪明的，但是也还是有绝对性的。
通过这个讲座，如果你理解了为什么央行要让人民币浮动，为什么要让人民币出现贬值的趋势，讲座也就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认为，中国要推行人民币的国际化，必须首先清楚考虑中国的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问题。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问题是比人民币国际化更重要、更大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一个自然结果，我们应谨慎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让人民币发挥越来越重的国际作用。不能过急。
余永定简介：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咨询委员会委员（2010-）、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十一五”规划咨询委员会委员（2004）、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04年7月-2006年7月）、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2010-）。国家特殊贡献津贴、优秀归国人员、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
（原载于“金改实验室”，微信公众号：jinrongidea）
翟东升 /陈文桐：人民币，从拒绝升值到拒绝贬值
进入2014年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否“破6”成为热议话题。其实大可不必纠结于具体数字。人民币汇率问题，可分为两个子问题，一是高估还是低估，二是汇率将会升值还是贬值。前者是一个价值估测，后者是一个趋势判断；低估了未必就涨，高估了也未必会跌，两者不是一回事。
笔者的观察是，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头10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基本上是被低估，但是中国对升值持抗拒态度；到如今，人民币汇率处于均衡甚至高估的位置，但是中国却拒绝贬值。这个态度的转变，反应的既是领导集体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也是中国发展阶段所面临问题的变化。
人民币汇率问题引热议
先说低估和高估问题。一个直观的体验是，十几年前中国人出国，都是大皮箱里边连牙刷电饭锅都带上，因为国外的东西太贵。如今再出国，基本都是带一个小包，回国前会在商场买两个皮箱，装满各类商品，从电子产品到服装鞋帽和药品，去美国尤其如此。从商品和资产价格看，人民币自2005年汇改以来一路内贬外升，土地和房产价格大涨，租金和商品的价格也经历了持续上涨过程。按照一价原理，人民币已然高估了。再看外贸，我们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曾一度达到10%左右，2013年顺差近2600亿美元，虽然绝对量仍然巨大，但占GDP比例降到2.8%，属于国际上公认的正常区间。而且考虑到其中有不少顺差其实是套息交易假冒的贸易顺差，那么人民币被低估的判断显然不再成立。
再来说说为什么中国政府对汇率的态度出现从拒绝升值到拒绝贬值的重大变化。刚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尤其是来自底层民众的就业压力。2005年汇改，决策者在“自主、渐进、可控”的思想下把人民币兑美元的价格搞成“光滑的弧线”。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就在于某些行业的就业压力。决策者让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化具有可预测性，就是为了照顾出口工业签单的便利。
到了今天，就业难的不再是农民工而是大学生，中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变成了招工难和环境资源约束，也就是说，低端制造业带来的好处(就业)赶不上代价(对国内要素的占用)。所以，人民币升值的国内顾虑就小了。事实上，笔者在东南沿海调研发现，大多数民营出口制造企业都表示，每年小幅升值带来的压力可以通过增加自动化设备、提高效率、节省人工等方式得以消化。
仔细观察2013年的人民币中间价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央行在努力引导人民币汇率稳步向上走。为什么要这么做？从三中全会所体现的新一代领导人的治国理念来看，若要把市场的活力释放出来，就要把那些人为按在低位的基础性价格，比如水、电、交运、医疗等恢复市场定价。其好处在于捋顺各类价格关系，释放新的需求和投资，但是缺点是短期内物价上涨压力较大。在此背景之下，如果能用人民币的升值带来的通缩效应，以缓解国内价格改革的通胀效应，那可谓一石二鸟。
(作者翟东升 陈文桐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研究员和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新货币战争：石油人民币在非洲挑战石油美元
尼日利亚宣布多元化外汇储备资产，将出售美元购入人民币。这是为什么呢？Golem XIV认为，如果抽丝剥茧仔细想想，这背后应该有一个更大更有意思的故事——石油人民币可能在非洲崛起，与石油美元展开激烈角逐，形成国际石油市场的货币战争。
两天前，尼日利亚央行宣布将人民币外汇储备份额由当前的2%大幅提升到7%，并将抛售美元。5%的变动幅度放在任何一个金融市场都是规模惊人的，更何况这还意味着将抛售高达21.5亿的美元。尽管在美国那些数万亿美元的外债海洋里，这21亿美元甚至连小水滴都算不上。话说回来，即使人民币外储增持5%，尼日利亚也还有80%的价值430亿美元的储备美元。
因此，从财务角度看，这不算什么大事。但这在地缘政治方面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石油人民币在非洲挑战石油美元
中国进入非洲的方式：贷款换石油
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二大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原油贸易使用美元计价和结算，因此，这个国家坐拥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这些美元收入在扣除国家各种支出后仍有规模庞大的盈余美元资金，就形成了著名的石油美元。石油美元在当地无法被充分消化，就以资本输出的方式回流国际市场。这些规模高达数万亿的美元也是美元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主因。那么，美国背负天量债务但仍被视为避险天堂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发布该声明之前，也就是2009年，中国就通过多年努力最终获得了尼日利亚油田的开采权。尼日利亚总统能源顾问当时还透露，中国公司提出投资500亿美元购买60亿桶尼日利亚石油储备。
2010年，尼日利亚和中国签署了一项初步协议，中方欲耗资230亿美元在西非国家组建三个炼油厂。2013年，中国还向尼日利亚提供了11亿美元的贷款，当时媒体报道称贷款还有附加条件，即该国必须将出口至中国的石油从每天2万桶增加到2015年每天20万桶。
实际上，这种贷款协议在两个国家之间已经驾轻就熟，包括一系列由中国出资的各种电信铁路等基建发展协议。
截至2011年，尼日利亚拥有超过370亿桶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中国现在是其主要贸易伙伴之一。Golem XIV表示，中国可能还希望同尼日利亚的石油贸易完全使用人民币结算。这意味着尼日利亚对人民币的需求将增加，对美元的需求将减少。或许，“石油人民币”将突破石油美元的“霸权”从此崛起。
中尼增进合作关系，美国如何回应？
多年来，中国一直试图推动人民币成为结算货币。关于这一点，媒体也做了很多相关报道。2012年，Golem XIV发表名为《一种新的储备货币正挑战美元——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的文章，称中国已经和一些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双边结算协议，包括欧盟、韩国、伊朗、印度和俄罗斯。所有这些协议都是为了绕开美元。
如果中国现在使用人民币进行石油交易，那么美元将去向何方？当然，沙特不会同意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假设卡塔尔突破沙特阻挠，并达成一系列多边协议，同意将输送到欧洲的天然气用欧元交易，出售给中国的天然气用人民币交易呢？
尼日利亚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远比美国紧密，不过，也许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作为回应，美国将大幅增加与安哥拉的贸易合作和军事联系。
安哥拉最近以小幅领先尼日利亚的石油出口成绩位居非洲第一大石油出口国。当中国企业挺进尼日利亚的时候，早已盘踞在安哥拉的大玩家都是国际石油巨头，比如美国谢夫隆-德士古、美国埃克森美孚、英国BP、意大利埃尼集团、法国道达尔、丹麦马士基、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尤其是法国道达尔，这家公司控制着近1/3的安哥拉石油产量，且份额还在持续扩大。
安哥拉也在忙于出售石油开采权。去年，该国拍卖了10个预估储量高达70亿桶石油的地块，占该国探明储量的一半还多。
石油人民币和石油美元的竞争：冷战STYLE？
种种迹象表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一直试图遏制中国的扩张，特别是中国尝试进入西非和北非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其中还包括稀土，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此外，中国在渗入新的石油市场之时将遭遇更多阻力，比如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安哥拉总统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的大女儿、亿万富豪伊萨贝尔•多斯•桑托斯（Isabel dos Santos）及安哥拉国有企业正频繁造访这个小岛国，并大手笔投资1.8亿美元。这相当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GDP的50%。
毫无疑问，美国和欧洲在中国对资源的渴望和扩张中已经看到了威胁。问题是，他们将会做些什么？
西非“战事”的前线似乎是安哥拉和尼日利亚。在尼日利亚泛滥的中国商品已经遭遇过骚乱。多斯•桑托斯和执政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可能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苏维埃联盟”。因此，会出现冷战风格的货币代理战争吗？
Golem XIV表示，无论是石油人民币或者石油欧元、石油日元，涉及到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发生直接的、公开的军事对抗。这些国家将会通过其他途径展开货币代理战争，针锋相对的战斗将会升级为石油领域长期的游击战或者内战。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熟悉的所有规则，所有地图上的分界线，这些正成为被争夺的猎物，周围的东西正在改变。金融不是独立于政治的，所以必须了解这些竞争对手将如何互相摩擦。让我们拭目以待。
帕特里克·兹韦费尔：世界即将迎来人民币时代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在近期访问上海时表示：“中国的货币，即人民币，目前的市场知名度还不是很高，但在我有生之年，人民币将变成几乎和美元一样无人不知的货币。”
初看之下，这一预测似乎不太现实。人民币很难说得上是一种全球投资货币，在各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中所占的份额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人民币地位的任何变化都离不开国际金融图景的深刻调整。
但人民币目前的演进速度之快引人瞩目。作为交换中介以及计账单位，人民币将在三年内取得国际地位；而在十年之内，人民币或将取代美元成为全球的储备货币。
人民币目前的演进速度引人瞩目
可以看出，人民币在很多领域的地位都在日渐上升。第一个领域是贸易。历史表明，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其货币将逐渐发展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角色。鉴于中国现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人民币目前的发展势头有对其有利。人民币已是全球交易量排名第九的货币，近期还取代欧元成为了国际贸易融资领域使用第二多的货币。
因此，人民币在未来三年内成为一种重要贸易货币的条件已经成熟。届时，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规模应当占到国际贸易总量的约5%，较2012年时的比重增长了四倍。
人民币转型为国际投资货币的进程同样也在加快。这一进程的催化剂来自金融改革以及资本市场扩张。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公布的方案，中国计划拉长国债的收益率曲线，并打造一个能够满足国内外多种类型借款方和投资者需求的资本市场。这一动态，加上未来人民币汇率交易区间有望拓宽，应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一种国际投资工具的公信力。
中国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市场规模现已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排名第一。过去三年中，中国债市中流通的国际债券规模增长了约800%，麦当劳（McDonald's）、卡特彼勒（Caterpillar）等外国发行方也进入中国债券市场融资。
虽然当前中国债市基本不对国际投资者开放，但习近平推行的改革表明，这种局面将在短期内发生变化。因此，在未来五年中，人民币有望和欧元以及美元一道，成为国际债券市场中的三大发行货币。
弥补短板
人民币在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方面存在最严重的短板。目前世界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中只有0.01%是人民币，而美元所占比重达60%，欧元则为25%。但这一低微的权重掩盖了人民币的重新定位——这一过程始于2005年，当时中国废除了固定汇率制度。
在那之前，美元是发展中国家央行的唯一参照坐标。美元是各国政府外汇储备资产中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比重远高于其他货币，对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走势具有重大影响。
但自2005年开始，一种新格局出现了。美元对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影响力——即美元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波动同步性——逐渐减弱。此前，美元汇率每变动1%，新兴市场货币汇率平均会同向变动0.8%。如今，后者同步变动幅度已接近0.5%。
从弱势美元中获益
美元的损失就是人民币的进益。人民币曾经完全不具任何市场影响力，而现在人民币每变动1%将导致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变动0.1%至0.2%。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这一趋势只会不断强化。如果目前趋势持续下去，在2025年人民币在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将达到30%，届时人民币将开始威胁到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
人民币获得市场主导地位的一大障碍在于中国自身。中国一直不愿开放本国资本账户，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出口以及持有巨额美国国债意味着，政策制定者们可能不喜欢推动人民币升值的政策。
但成为国际货币的好处——借款成本降低以及外汇风险减弱——最终将被证明为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以至于中国政府无法视而不见。因此条件已经齐备，人民币将逐渐成熟，以人民币计价的证券将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者持有的核心资产，而这很可能导致美元资产遭到卖出。我们即将迎来人民币时代。
（马拉/译）
李巍：谁是人民币的盟友？
2008年9月，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美国全面爆发，中国持有巨额美元资产，由此所带来的“美元陷阱”问题引发中国的高度忧虑。2010年，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日益庞大的对外经济关系规模，更加凸显了中国的经济安全严重受制于人民币的非国际化。与此同时，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与作为守成国的美国，在政治关系上却加速进入一个战略竞争的新时代，美国是中国的主要战略对手，但中国却在货币关系上高度依赖美元，这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悖论。这种战略上的困境促使中国政府决心调整政策，努力推动人民币走出国界，成为一种国际货币。
美元霸权的建立关键一点在于，美国为美元搭建了坚实的国际政治架构
市场无法自发孕育国际货币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传统的国民货币发展成为国际货币，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因为国际货币不仅仅是国际交易的媒介，也是财富榨取和国际权力的工具，有能力的国家都不惜借助政治力量来提升本国货币的国际使用。稳固的国际货币地位的确立不仅仅是市场力量扩张的自然产物，而且需要坚实的国际政治基础。市场力量无法自发孕育出广受认可的国际货币。这是因为在国际市场上，除了商业行为体之外，作为政治行为体的各国中央政府本身也是某种特定的国际货币的使用者，中央政府对国际货币币种的选择能产生较强的从众效应，进而很大程度上影响私人市场上的币种选择。而中央政府在外汇干预、外汇储备等方面选择使用某种货币，除了经济上的技术考虑之外，通常还深有政治和战略考量。这主要是因为国际货币能够给发行国在政治和经济等多个层面上带来巨大好处，这种好处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和国际竞争，因此有实力的国家总是通过政府有形之手操控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而不会任凭经济力量发挥作用。英镑和美元之所以能先后成为国际主导货币，除了它们强大的经济实力之外，还在于这两国有能力为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地位搭建坚实的国际政治架构。
国际货币的政治基础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国际货币制度与国际货币盟友。国际货币制度包括区域性或全球性的货币制度安排，它能够产生一种反市场的力量，从而对国际货币地位形成“锁定”效应，从而加强国际货币格局的稳定性。这种所谓的“锁定”效应，既能在国际货币成长初期强化市场对某种货币的路径依赖，也可以在国际货币成熟期延迟其因为经济和市场原因而可能出现的衰落。
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一种重要的全球性货币制度安排，它以政治协议的形式规定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从而“锁定”了美元在该体系下的中心货币地位；而欧元体系则是一种区域性的货币制度安排，“锁定”了欧元作为区域性超主权货币的地位，而退出欧元体系的成本则异常高昂。
不仅如此，一些微观的制度设计也为货币的国际地位构成了“锁定”效应，比如IMF特别提款权（SDR）由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四种货币构成，这一制度设计则进一步强化了四种货币的国际地位。而中国政府争取人民币成为SDR的第五种货币，则是希望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国际制度基础。相比之下，日元的国际地位则较少地受到国际制度的保护，无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区域层面，都缺少相应的国际货币制度来“锁定”日元的国际地位，这导致日本虽然长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其国际货币地位并不稳固，日元的国际使用经常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货币盟友体系则是国际货币的政治基础的另外一个重要支柱，也是本文探讨的核心。所谓盟友（ally），最初是国际安全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尤其是指在军事上的紧密支持和共同防御关系。而货币盟友则是专门用来描述国际货币领域政府间的紧密支持关系，具体而言它指的是那些为中心货币国的国际货币地位提供长期的、稳定的和战略性的支持行为的他国政府。货币盟友的支持行为与国际货币制度的“锁定”效应一样，也为国际货币提供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反市场的力量，它们共同构成支持国际货币地位的国际政治基础。
对于一种国际货币的支持行为，其本质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使用该种货币而不是另一种货币。具体而言，货币盟友对于中心货币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支持该种货币在国际层次上充分发挥货币职能。而且这种支持行为是稳定的、长期的，不因一时国际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特别是在关键节点时，来自货币盟友的强力支持，对于稳定中心货币的国际地位异常重要。而且货币盟友的支持行为，能够影响本国私人部门的外币选择，它直接决定了该种货币能否形成强大的国际交易网络；而且在危急时刻，货币盟友的支持行为能对国际市场上私人部门的币种选择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
中国的“货币盟友”
人民币的国际化被认为是21世纪继欧元诞生之后对国际货币体系影响最大的事件。在过去数年时间里，中国政府同时在国内制度改革和国际货币外交两个层次上着手推动人民币成为一种国际货币，以减少其对外经济活动中对美元的依赖。国内层次的改革举措包括：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推动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逐渐放宽资本项目下的资本管制等等。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货币外交也更加活跃，其中中国人民银行对外签署的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成为中国货币外交中最受瞩目的一个方面。不仅如此，这一货币外交现象与2009年开始中国不断致力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新姿态紧密联系，它体现了中国国际战略在货币领域的重大变化，即中国越来越远离既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国家形象，而是逐渐转向修正既有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与中国签署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部分国家/地区，它们都是中国潜在的货币盟友
作为崛起中的货币，人民币成长为国际货币的进程才刚刚开始，尽管当下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障碍还在于国内制度层面的自我限制，集中体现在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但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外交上着手搭建人民币国际化的政治基础，包括盟友网络建设。由于人民币目前还不能与绝大部分国家实现可自由兑换，政府间的货币互换对于在经济上直接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作用有限，它更加重要的意义体现在为人民币国际化夯实政治基础，这种政治基础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在官方层次上为中国政府争取更多忠实而稳定的货币盟友，以支持人民币成长为国际货币。
尽管中国政府并未明确在其货币外交过程中使用货币盟友这一概念，但纵观中国政府自2008年以来的货币外交行为，与部分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因为其规模大、覆盖面广、政治内涵强而成为中国政府在当下阶段进行货币盟友体系建设中的最重要环节。
目前，中国已经签署了20多个货币互换协议，这些协议的签署对象（国）都是中国潜在的货币盟友，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经济往来频繁的亚太发达经济体、地理上相对较远的区域枢纽经济体、经济欠发达但政治上具有重要地缘意义的周边战略经济体。
第一类的8个经济体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以中国为其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市场具有较高的依赖程度。其中中国香港、韩国、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都是以中国作为其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后面三个国家与中国都是贸易盈余关系。泰国和新西兰以中国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新加坡以中国为第三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它们在经济上有强烈的动力支持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不仅如此，由于中国与这些经济体保持总体对外贸易的逆差，这在技术上也便利了人民币走出去。
第二类对象是地理上相对较远的11个区域枢纽经济体。它们在经贸关系上与中国的紧密程度在总体上要弱于第一类经济体，但在各自所在的区域都是枢纽国家，而且有些国家在特殊议题上还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的支持对于人民币的国际成长有着特殊的意义，是人民币深入海外的重要桥头堡。比如，巴西和阿根廷是拉美地区综合国力最强的两个国家，而且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制衡美元霸权问题上与中国有共享的外交立场。
而第三类国家虽然经济欠发达，比如蒙古、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但它们在地缘上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们既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国家，也是人民币最容易被接受的一类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本币属于绝对弱势地位，人民币在这些周边欠发达经济体中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它们不仅会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最容易选择人民币，而且其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货币稳定，都可能仰仗于人民币。事实上，人民币已经在这些国家的边境贸易中大量使用。它们是最容易产生人民币依赖的国家，进而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内层货币盟友。
总之，作为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宏观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中国政府正在极力推动的货币互换是人民币依靠政府间外交走出国界的一种重要形式，有利于人民币在国际贸易、金融和投资中的使用。而且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安排，其重要意义更加体现在政治上，即争取货币盟
读者热议鲁宁文章《人民币才是中国的“带路党”》
10月14日，观察者网刊登了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鲁宁的文章《人民币才是中国的“带路党”》，引发观察者网读者以及@观察者网 微博粉丝热议。
9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在凤凰卫视《周末龙门阵》栏目做节目时，曾毫不客气地奚落中国的“带路党”；某些中国网民更是甘愿做“谣翻中国”的“带路党”，声称若美军从青岛登陆，他们将自告奋勇为美军“带路”。但这类言论并没有得到理会，体现出中国越来越自信的心态。
鲁宁认为，向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中心从容迈进的中国，的确需要并离不开各种真正的“带路党”。而从政治层面上说，中共十八大产生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和今年两会选举的新一届中国政府，就是中国理所当然的“带路党”；而从经济层面上讲，正在稳健迈步于国际化征程的人民币，堪称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带路党”之一。
6月26日，中英两国央行签署了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200亿元英镑之双边本币互换协议；10月9日，中国央行与欧洲央行签署了规模为3500亿元人民币/450亿欧元的中欧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鲁宁认为，虽说这一互换份额只相当于去年中欧贸易额约1/10稍多，但一旦打开突破口迈出第一步，必有第二步、第三步。故而，无论从哪个角度评价这一突破意味着人民币与世界第二大国际货币的联手，是人民币国际化再迈关键性新步的一大标志。
《人民币才是中国的“带路党”》
鲁宁认为，人民币国际地位的看涨，依托的是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政局稳定、经济社会主流面积极阳光、发展可持续、发展前景可期待等一系列宏大叙事和事实。面对新一轮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更深融合的经济全球化，中国要想抢到占据有利位置的“跑道”，需要人民币以更大作为承担“带路党”的职责。人民币国际化注定是个漫长过程，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主要还是将结算货币的盘子做大，并顺势扩大投资货币的“地盘”。当2020年中国经济“升级版”大体成型时，人民币将向国际储备货币大幅迈进。
对此观察者网读者认为，希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能够更加顺利，而这样的进程更加需要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实力。
读者热议
网友@秋水盈石 说，希望人民币的国际化能更顺利走下去。
网友@不见青山缘自到 说，坚信人民币一定会顶替美元，“期待带着毛主席头像的纸币顶替华盛顿头像的纸币”。
网友@可欣809 说：货币是一国综合实力的外在表现，现在世界上立得住的也就是美欧两家，而且都身负重伤。人民币要扩大影响，还是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实力，要做大做强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目前趋势稳定，也就不愁未来之果了，中国还是得悠着点才是。
网友@卜可卜言 说：人民币能不能为中国“带路”，还得看中国的软硬实力能不能为它做后盾，没有后盾的货币很难成为世界硬通货。
网友@稳健的平民 认为，美元体制不倒既与其经济实力有关，很大程度上同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也脱不开关系。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必须要以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保证。
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话题讨论可以在相关文章中点击查看，您也可以在@观察者网 微博上留言，同时也欢迎您给我们投递稿件进行交流：[email protected]（编读往来投稿请随信附上您的姓名、住址、邮编，我们将会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平邮给您寄出一份最近一期的《社会观察》杂志。
友为人民币成长为国际货币夯实政治基础。
余永定：解除资本管制就是一种颠覆性错误
【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9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需要马上做的事情很多，不应该把完成资本项目自由化放在过于优先位置上，更不应该把资本项目自由化作为推动中国改革和调整的动力。相反，中国应该主动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健全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风险监控机制、加速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此基础上，逐步减少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
放弃资本管制所致风险显而易见
中国证券报：近期有不少声音呼吁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而监管层也在不同场合表示将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对此，您持怎样的观点？
余永定：自2012年中以来，学界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讨论比较少，这可能同货币当局“只做不说”的方针有关。
2011年以来我国外币存款余额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制图/苏振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人民币国际化应该由市场化推动，不能操之过急，也不应该“揠苗助长”。2009年以来央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推动资本项目自由化。2012年央行明确提出当前中国正处于“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战略机遇期”，并酝酿出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间表。这样，学界讨论的重点就由人民币国际化转到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讨论。
在理论上，一个国家是否应该最终放弃资本管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是否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完善的市场。在存在大量市场扭曲的情况下，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很可能是弊大于利。
中国的资本项目自由化过程始于1993－1994年，尽管期间出现过停顿和反复，资本项目中的大部分“子项目”已经实现了自由化。现在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并不是应否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真正的问题是：应否在近期，如在2015年以前，实现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例如，现在中国居民每年用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数量是有额度的，是否现在应该取消一切限制？又如，是否现在或在2015年以前取消非居民购买大陆股票和债券的限制？
日本的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比较成功的。其资本项目自由化过程始于1960年，基本完成于1997年，持续近40年；日本由实现经常项目自由化（1964年）到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相隔33年。
中国并未受到任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外部压力，中国为何要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步伐呢？有关方面似乎是希望利用开放资本项目后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国内、外资本自由跨境流动），推动国内的各种改革。这种想法并非没有道理。在实践上，我们有借加入WTO推动国内改革的经验。在理论上，也有“休克疗法”之类的说法。但“真理是具体的”，“魔鬼隐藏在细节之中”。泛泛而谈“倒逼”是危险的。
首先，如果某种金融体制或金融政策改革无法通过内力推动，我很怀疑这种改革可以通过国际资本的突然流入或流出而实现。我们现在到底有哪些金融改革和金融政策需要用国际资本（包括内资）的自由进、出来“倒逼”呢？这种“倒逼”的相应作用机制是什么？有何相关的理论和国际经验的支持？这些问题仍有待有关方面予以具体说明。其次，开放短期跨境资本的流动与贸易自由化不可同日而语。在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今天，在没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及其对经济的后果都是难于控制和难于预测的。再次，中国M2对GDP之比超过180％，为世界之最。其中，中国居民储蓄存款高达43万亿人民币。如果中国居民将储蓄存款的15％换成美元资产，流出中国的资金就将高达一万亿美元。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可能不高，但一旦发生，其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将是致命的。事实上，中国居民持有外币计价资产的偏好比较高。例如，尽管目前有汇兑限制，据某些研究估计，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中外币的比例可能已经达到8％。与此相对比，在货币兑换完全自由化的日本，外币存款在居民储蓄存款中的比例在2003年只有1.6％。不仅如此，中国储蓄存款大部分可能集中于少数居民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解除限制，资金外流数量可能更大。
总之，放弃资本管制所能带来的好处十分不确定，风险则显而易见。为求万全，中国首先应该加速国内的改革和调整，资本项目自由化不应在中国的改革和调整日程中占据优先位置。
我想强调，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讨论是个“学理问题、技术问题”，不是意识形态问题。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讨论必须坚持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态度。
中国证券报：您认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我国仍有必要采取一定的资本管制？
余永定：同资本项目自由化相关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第一，产能过剩严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巨大。第二，地方政府债、公司债过高，银行不良债权出现恶化迹象。第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风险管理机制仍有待健全。作为风险管理基础的短期货币市场基准利息率和国债期限结构曲线仍有待建立。第四，影子银行“套利”活动猖獗、庞氏骗局的规模和普遍性不可低估。第五，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至少局部地区房地产泡沫严重。第六，经常项目收支趋于平衡，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尚未完成。第七，国内资产向海外转移的趋势可能已经比较严重。第八，美联储正在酝酿退出货币宽松政策，美国国内利息率出现上升趋势，国际资本正在流出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正在加大。最后，中国的庞大外汇储备是金融自由化情况下抵御风险的重要武器。
如果现在突然完全开放资本项目，中国将会出现什么状况？在目前的国内、外形势下，暂时可能不会发生什么大事。主要的问题可能是套利、套汇活动进一步加强。以后还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是：当货币当局实行货币紧缩抑制通胀和资产泡沫时，资本流入；当货币当局放松货币政策时，资本流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遭到破坏。最令人担心的情况则是：由于出现某种意外事件、预期突然恶化，资本外流的压力陡然增加，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我并不是说一旦解除资本管制，这种事情必然发生。但是，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后果将极为严重。“中国绝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如果中国会出现什么颠覆性错误，完全解除资本管制而导致危机就是一种颠覆性错误。
资本项目自由化应考虑时序问题
中国证券报：有人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并无一定时序，对此您如何看？
余永定：国际经验证明，时序不对，资本项目自由化不但不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改善反而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恶化，甚至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就与许多东亚国家资本项目自由化时序不对有关。当然，各国情况不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序也应该有所不同。所谓有时序也并非指在一段时间内只能做一件事。时序问题需要决策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不管怎么说，否认时序的重要性，不仔细斟酌时序的态度是危险的。
资本项目自由化必然增加金融市场风险和宏观经济风险。例如，资本项目自由化会导致利率和汇率的大幅度急剧波动，从而给市场参与者带来巨大风险。要降低资本项目自由化所带来的风险，就必须建立风险管理机制。例如，必须首先建立短期货币市场的风险管理机制。而这又以形成短期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为先决条件。除短期货币市场外，国债市场的发展也至关重要。而国债市场无风险期限结构曲线的形成是对公司债和其他各种更为复杂的金融资产进行风险管理的前提。没有无风险期限结构，其他金融资产就丧失了定价的基础。没有定价的基础，就无从实现风险管理。金融风险的管理有效性还取决于公司治理、簿记和信息披露以及审慎监管状况。此外，法制观念、股东权益保护、信用评级、破产和破产保护等法律和制度建设等，也都是决定是否能够控制资本项目自由化风险的先决条件。
有关时序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关系问题。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汇率缺乏灵活性，或者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难于承受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一旦放弃对跨境资本的必要管理，这个国家就难于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虽然可以通过对冲政策来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种对冲一方面难于完全有效，另一方面代价高昂。事实上，在过去十余年中，央行通过对冲，大体维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这种对冲是在依然维持资本管制（虽然漏洞很多）的条件下进行的。如果完全放开资本管制，中国是否依然能够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比较难说了。
中国证券报：除为资本项目完全开放创造条件外，资本项目本身还有什么事情可做？您对金融服务开放持什么态度呢？
余永定：维持甚至加强对短期跨境资本的管理，并不妨碍我们继续推动直接投资和其他长期投资的自由化，并在条件成熟之后，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此外，资本管制并不一定妨碍开放金融服务业。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是两个概念。例如，我们可以让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建立子公司，但限制这些机构在中国设立分行，就可以实现一方面引入竞争，另一方面限制资本跨境流动的目的。根据法律，前者只可以使用本地资金，而后者可以在全球范围调度资金。
在当前全球的各种经济论坛中，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在谈论资本管制（或资本流动管理）的必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改变了过去的一贯立场，一再发表研究报告和正式文件支持各国在必要的时候实行某种形式的资本管制。在分析中国近来并未像印度、巴西等国那样因美联储推出数量宽松的可能性加大而出现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经济增长速度下跌等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时，国际经济学界都把中国依然保留资本管制作为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为什么要“自废武功”呢？
总之，中国需要马上做的事情很多，不应该把完成资本项目自由化放在过于优先位置上，更不应该把资本项目自由化作为推动中国改革和调整的动力。相反，中国应该主动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健全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风险监控机制、加速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此基础上，逐步减少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中国证券报》记者 陈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