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旅游文化社区参与的层次分析 --以大理喜洲镇周城白族村为例

民俗旅游文化社区参与的层次分析——以大理喜洲镇周城白族村为例[ 来源：人民论坛 | 发布日期：2013-06-06 | 浏览（45）人次 | 投稿 | 收藏 ]　　【摘要】在大理白族民俗旅游中，喜洲镇周城村民俗旅游的发展和社区参与模式较为典型，但同时它也还存在诸如村民利益分配不公，精神参与与实体参与不同步，旅行社参与力度弱等问题，需要从探索白族民俗文化资源进行资本转化的有效途径等措施入手，提升大理白族民俗社区参与层次，从而实现该社区对旅游的有效参与。

【关键词】周城村 白族民俗旅游 社区参与 利益相关者 参与层次

引言

大理白族民俗资源丰富多样，遗憾的是这些资源至今未能得到很好得开发。喜洲镇周城村全村总人口10350人，白族占99%左右，被誉为“白族民俗活化石”，至今仍保留着洱海西岸最为完整的白族民俗。因此，周城民俗旅游社区具有发展白族民俗旅游的独特优势。经过近20年的民俗旅游开发，其“公司+经济精英+农户”的民俗旅游发展模式在大理地区已成为先进和典型。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层次决定了社区参与民俗旅游的深度和广度。本文通过对周城各利益体在社区民俗旅游中的参与层次和行为意识进行剖析，以期能以点带面，构建符合白族社区利益的民俗旅游参与项目、参与层次和利益分享体系，从而为其他白族社区对民俗旅游的有效参与提供借鉴。

民俗旅游社区参与的利益相关者及参与层次分析

民俗旅游的社区“参与”及“层次”是一种旅游经济参与行为，是社区各利益相关者对民俗旅游资源的经济敏感度和依赖度的强弱表现。“社区参与的层次区分了社区参与旅游的不同程度，相应地不同层次的社区参与将对旅游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力”。社区参与实际上是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在周城，利益相关者主要分为利益主体—文化持有者(社区居民)、外部利益相关者—旅游者、旅游中间商和当地政府几类。其参与的层次与当地民俗产品的开发时间、知名度及其产生的经济效益有密切联系。

文化持有者的参与：自发与自觉。周城社区居民对于扎染产业的参与经历了散户自发、全民自觉、精英主导和不参与几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周城民俗旅游刚刚起步，当时以接待少量的外国散客为主，扎染处于散户自发，保守经营状态，当地居民参与较被动。1984到1995年的十二年间，随着大理发展旅游力度的加大，周城的游客增多，扎染产业也获得了跨越式发展。此阶段，该村出现了“公司+农户”的扎染经营模式，即村中成立了扎染厂，厂方负责设计图样、对外营销和对村民进行培训。扎花工序下放农户，厂方按时按酬回收村民扎好的布料。村民农忙扎花两不误，酬劳稳定与其它产业又不冲突，所以在鼎盛时期，周城村同时有六七千村民参与扎染产业，占全村劳动力的78%。加上邻村劳动力，每年以周城为中心的扎花劳动力保守统计超过三万人，每年村民从扎染厂领回的扎花费用可达700多万人民币。村民由此致富，扎染产业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周城民俗文化旅游进入全民自觉参与的鼎盛时期。从1996年开始，该村扎染产业的参与层次出现分化。扎染厂部分技术骨干“跳出来”开起了前店后厂式的家庭扎染作坊接待旅游者。这种先参观制作工艺后购买成品的“扎染民俗体验游”很受游客欢迎。较好的经济效益吸引了大量村民的加入。到目前为止，周城形成了以20多户大型个体扎染户，40多户中小扎染户为主的扎染中间商群体。这些人成为发展扎染产业和民俗旅游的“经济精英”。“经济精英+农户”模式带动下的全民参与成为这时期周城的主要发展模式。

在“经济精英”的带动下，从1997年开始，周城的其它文化旅游产业诸如白族服装加工、刺绣业和白族餐饮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到2002年，周城人均收入达到3741元，GDP达二亿四千多万，其中扎染产业总收入占到50%左右。2005年以后，扎染厂停产，“公司+农户”运营模式崩溃，扎染核心技术完全被“经济精英”垄断。为争夺市场，个体经营户开始恶性竞争，周城扎染质量下降，市场萎缩。此时，虽然周城扎染的“经济精英+农户”参与模式仍保持稳定上升状态，但全民参与的积极性减弱。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扎染产业的经营使得周城白族居民的经济意识和产业意识发生了质的转变，部分退出扎染产业的村民转向经济作物种植、白族服装加工、绣品加工、旅游餐饮、特色客栈等高收入旅游副业。2006到2007年，扎染制作工艺被纳入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产业规模及联动效应进一步扩大，周城人均年收入达到4500元，其经济效益在大理地区的行政村中位居前列。这是周城白族民俗旅游“精英”带动，全民参与，转换意识，实现产业联动和增值的结果。

旅游者的参与：观光和体验。周城的游客以散客为主，团队为辅。团队主要是通过跟团游览进行“观光性参与”。 散客在周城则会通过更多的“感官”体验进行社区参与，比如参与扎染工艺品制作，对白族民俗进行深度体验等。旅游者对周城民俗旅游的主动参与，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当地人“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周城是“大理一日游”团队游客的午餐用餐点，大量团队的到来使得当地白族餐饮业发展迅猛。但是由于行程安排过紧，游客往往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用餐时间，游览体验时间很短，这种非正常参与在社区中引起了负面的连锁反应，即众多餐馆和扎染作坊为抢客源低价竞争，导致旅游服务质量严重下降。作为社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旅游者和社区“俱损与共”，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吸引旅游者的回归成为当前周城民俗旅游社区良性参与必须解决的问题。

旅游中间商的参与：推介和营销。目前，大理旅游业对旅游中间商—旅行社已形成完全依赖的态势，旅游产品的设计权和营销权多掌握在旅行社手中，景区景点难有话语权。据有关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大理旅行社对周城的认可度和参与度只有30%左右。除了一些国际社愿将其纳入欧美和日本团队游的线路外，国内旅行社基本对其不“感冒”。主要原因在于：从吸引力上看，周城的民俗旅游资源单一，市场吸引力小，旅行社不愿做;从线路设计上看，周城与喜洲空间距离过近，受白族名镇—喜洲“屏蔽”效应的影响，周城的民俗魅力难以充分展现;从旅游项目类型上看，周城的民俗旅游属于专项旅游，经营成本高，故参与兴致低。旅行社是连接旅游者和社区最佳介质之一，如何提高旅行社对周城及其他白族旅游社区的关注和推介度值得思考。

当地政府的参与：引导和支持。政府是民俗文化旅游的引导者和支持者。周城以扎染、白族服装加工业、旅游餐饮为主的民俗旅游项目示范带动效应明显，大理各级政府都表现出了积极的参与热情。一方面，政府给以政策、资金、科研支持，帮助解决扎染的原料种植和污水处理问题，并给当地民俗旅游项目经营户解决信贷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从2007年开始派驻长期的民族文化产业观察员，扶植旅游项目带头人，帮助成立旅游协会。村委会作为州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也在村中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随着产业参与面的扩大，经济效益的上升，政府财政税收快速增长，对当地的“反哺”力度加强，周城旅游环境也获得了显著的改善，当地社区居民参与的自信心普遍增强。

综上所述，周城民俗旅游的社区参与已经步入成熟参与层次，但也还存在诸如村民利益分配不公，精神参与与实体参与不同步，旅行社参与力度弱等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周城对整个白族社区的示范带动效用将会有所下降。

提升大理白族民俗社区参与层次的建议

首先，必须要有符合民情村情和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项目作支撑。项目必须具备参与面广，参与成本低的特点，越是贴近社区居民传统生活的资源越容易参与。大理白族民俗丰富，就环洱海区域来看，海边地区可依托苍洱美景结合“渔”文化项目，发展民俗生态博物馆、特色客栈、民族餐饮，给与客人以独特的体验。同时，必须做好对民俗文化资源的保护。政府需要加大引导和支持的力度，扩大宣传，帮助社区克服民俗旅游开发带来的负面效应，提升各利益相关者对民族文化资源的认同和保护意识，加大对民俗传承人的保护;打破“小富既安”的思想局限和扎染家族的技术垄断，广办培训班，真正实现资源项目化，扩大当地居民的参与基础。

其次，必须找到白族民俗文化资源进行资本转化的有效途径。周城民俗旅游发展的经验即“公司+精英+农户”的途径值得借鉴和推广，在缺乏龙头企业的时候，“经济精英+农户”或“协会+农户”同样可以发挥其强大的示范带动作用。

再次，必须理清相关利益者的参与层次，明确他们在社区参与中的地位、权利和责任，构建“项目+层次+利益共享”的阶段性参与体系，并对社区参与的不同层次和阶段做出适实调整，以调动各方积极性，实现“利益共享”，真正扩大参与面和利益分享面。

最后，必须进行利益的合理分配。经济效益的获得是社区参与的首要动机，社区参与则是包括当地居民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参与社区旅游资源开发、管理和获得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无论在哪个参与层次和发展阶段，必须将文化持有者(社区居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有确保参与主体的利益获得，白族社区民俗旅游才能有发展的良好环境和资源，其他利益体的利益也才能得到保障。

(作者为大理学院政法与经济管理学院讲师;本文为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大理周城白族扎染的文化产业效应与调适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C0163)

（编辑：彭凤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