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气候变化

作者：塞维斯·斯托姆

翻译：侯小菲/谢良峰 侯小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谢良峰，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

国外理论动态 2013年05期

　　当大规模使用化石燃料的资本主义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体制时，人类能够阻止气候变化吗?为了避免全球变暖最糟糕的后果，我们能做些什么，或者改变些什么呢?2009年，荷兰海牙社会研究所主办的《发展与变化》(Development and Change)期刊邀请了西方学界持各种立场的代表性学者发表观点。本文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归纳。从文中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学者都认为，要阻止气候变化，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大幅改革，使之从根本上更加公平。作者认为，气候稳定需要的是系统性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基础在于经济增长的怀疑主义、有计划地向非化石燃料的过渡、民主化改革、气候正义以及改变了的全球知识、企业和金融的权力结构。本文作者塞维斯·斯托姆(Servaas Storm)任职于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经济系，原文题目为《资本主义与气候变化：“看不见的手”可以调整自然恒温器吗?》。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全球大气和海洋的温度上升，导致海水酸化、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结论是：气候变暖是毋庸置疑的。目前排放量的增加趋势将导致地球平均气温在本世纪上升3℃—4℃，而且有增无减。有证据表明，气候变暖很可能给生态系统、物种、基础设施、社会生活等带来巨大损失。无须多言，最重要的是，全球气候变暖威胁到世界上贫困人口的生存，而他们其实是最不应该为温室气体的排放负责的。

　　应对气候变化属于典型的“全球公共物品”问题，因为一吨温室气体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增量影响并不是独立的。因此，应对气候变暖只能依靠全球集体行动，以防止碳泄漏和搭便车行为的发生。气候变化除了是全球性问题之外，无论是在成因上还是造成的影响上，它还是一个独特的、长期性的问题。如果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未来20年内持续增加，气候系统会跨过一个临界点(tipping point)，这个临界点是全球变暖能够自我调节的阈值，超出阈值就是不可逆转和不能控制的，并伴随着一系列大规模的灾难性后果。此外，延迟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哪怕只有几年，也会使我们之后不得不采取更大强度的减排工作，这样做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高强度的减排目标也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很多分析家都认为我们已经步入了“危险的”未知领域，我们现在必须设法避免真正灾难性的和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我们需要决定限制一些行为，以保持人类能够在全球变暖失控的红色危险区域外，而这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可接受的风险规范的政治性判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温室气体减排的速率、时间和规模等方面存在着争议。这场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可接受的风险的辩论：为了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性灾难，我们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呢?

　　一、争论的维度

　　为了避免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最糟糕的后果以及相关的更广泛的环境危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可以改变些什么呢?我们的出发点是，全球变暖是资本主义迅速而不平衡的发展带来的间接损害。这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很久之前就描述过的，必须把它看成资本主义系统失灵(system failure)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在对我们的气候进行保护的问题上，资本主义就失灵了，因为它“盲目飞行”(flying blind)：资本主义缺乏使其了解和适应气候系统的感官。经济学家在这场辩论中的观点都是相同的，正如《斯特恩报告》指出的，因为“气候变化是世界上目前为止见到的最大的外部性”，但是他们通常忘了补充一点，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外部性机器”(externalizing machine)，总是使经济活动的实际(环境)成本以及环境责任与其财务账目相脱离。这样一来，就引发了我们辩论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势力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类能够阻止全球变暖的进程吗?①

　　一些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转而期待地球上最富裕的“头等舱乘客们”能够同其他群体相脱离，而单独置身于“一个绿色、封闭、永久富裕的星球”。这样的话，一旦灾难降临，人类的团结也会荡然无存。大部分的观察人士会赞成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资本主义在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是彻底无能的，即使有办法，也只能在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变革中找到。但在这里，众说纷纭，在他们当中大概是需要一个新的、非资本主义的系统，并且，他们认为营造一个可持续的、彻底改造的和有人监管的市场体系也是可行的。我认为，在两大维度上区分这些不同的观点将很有益处。

　　第一个维度衡量的是“看不见的手调整自然恒温器的能力的信心”。在其中的一个极端，我们发现，主流的气候经济学家，即所谓“市场神学的真正信徒”，是想让市场为环境服务并且正确定价。他们的信念就是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所谓的“朴素的经济学智慧”：通过为大气分配一套完整的产权(实质上类似于专利权、版权等)，碳排放就会具有一个价格，使作为能源用户的数十亿计的公司和个人都面对一个“价格昂贵”的现实：碳的燃烧具有较高的外部性成本，这一成本应该全部被计入商品的费用当中。这一信念基于：无论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稳定目标如何设置，经济激励、自身利益以及市场机制都会实现一个高效的、最低成本的解决方案。这一点在美国经济学家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的文章中是这样表达的：

　　这个激动人心的朴素愿景就是，相比于当前所有零敲碎打的、命令的和控制式的监管标准或者形形色色而又拐弯抹角的政府补贴，一种能够反映社会成本的高碳价就会产生稳定的压力，更能够释放出资本主义经济中分权的力量……以及研究和开发的创新性天赋，并最终激发出对有经济效力的新型减排技术的投资热情。

　　这个“激动人心的朴素愿景”主导了国际能源署(IE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银行等在2008年发表的多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官方政策文件，实际上它是一个碳市场的推动者和催化剂，而欧盟则将其碳排放交易计划视为气候政策的“皇冠上的宝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7年的一份报告几乎逐字重复了魏茨曼的观点：“这并不是一个因为气候变化而回归到大规模配额和政府管制系统的时机。减排目标和能源效率目标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价格体系一定会使我们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而“碳市场是在向低碳经济转型中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样，《斯特恩报告》也指出：“排放交易计划能提供最低成本的减排，可以允许在成本最低的地方进行减排”。

　　斯特恩爵士强烈地预感：气候变化连同即将到来的采取应对行动的成本将使其倡导的市场化解决方案在众人眼里更加可信。而且很有可能的是，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们，比如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也同样赞同这一朴素的经济学智慧，不过他们的争论基于强可持续性的预警原则，要求实现更低得多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以及更为激进的碳排放权的公平分配。不过，这种对碳交易的强有力的拥护，并不认同“最优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即在以最低成本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上把碳交易等同于碳税。然而人们(特别是政策界人士)普遍认为，在我们现实中的这个“次优选择的世界里”，碳交易更为优越；因为相比碳税(更不用说直接监管)，碳交易对于企业及消费者来说在政治上更容易接受，而且最终成本也相对较低。更何况，如果征收碳税，温室气体的减排量被人们看作是不确定的。

　　可是市场怀疑论者一点儿也不买他们的账。他们认为，出于理论和经验的考虑，市场的魔力不会起作用：通过交易许可制度给碳排放定一个价格，既不能达到减排的需求，也不能实现根本性的(非边际的)技术进步以及现今社会向低碳社会的转型。用近来一个市场神学的反叛者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话说：“经济学家喜欢制定一个矫正外部性的价格，然后让它发挥作用，而把其他的家庭和商业决策等问题都留给市场。这种放任不管的思路，在能源技术大规模改革的问题上并不会起作用”。

　　的确，包括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在内的碳交易的证据表明，为碳排放定价对投资减排技术并没有多少激励作用，甚至会减缓应对全球变暖的必要变革，导致为了短期的成本效益和短期的盈利而牺牲长期环境进步的好处。因此，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得出结论：《京都议定书》的原则存在致命的缺陷。市场狂热者把这种现实生活中的失败归结为，单纯的“执行的问题”、“初期的痛苦”和“缺乏政治意愿以制定更严格的排放总量标准”；但是怀疑论者考虑到这种失败是更深层次问题的表现，这些问题源于没有开发有效的市场，即使市场结构的雏形是受到监管法令约束而建立起来的。因为这里没有篇幅很详细地讨论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我只讨论以下几点。

　　(1)化石燃料技术在能源部门和行业的“锁定”效应。由于大量的前期投资成本、超长运行周期及网络外部性效应，低碳技术只有在全球碳市场提供了一个长期明确的、稳定的、可靠的碳价的时候才会被引入，这个碳价，要高到足够帮助私营公司用于投资成本，加上因市场配置不确定和未经证实的技术而引起的大幅溢价的市场风险的资金总和。市场怀疑论者争辩说：碳市场并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明确稳定的信号，而是会因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及投机买卖而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价格波动。

　　(2)测量、核查和监督的问题。非常矛盾的是，一个人为营造的全球碳市场，需要一个要比常规的气候规制政策更为敏感、集中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即使是工业化经济体到目前为止也不能进行碳排放量的测量以支持碳交易，更不能检测《京都议定书》的目标，以致目前存在的哪怕是在条款中的碳排放商品也主要都是虚拟的。当碳交易系统为获得“碳补偿”(就如《京都议定书》中提供的清洁发展机制一样的收益)提供选择时，测量就变得复杂，因为不能测量补偿项目的“碳储蓄”，换言之，即便是项目中未被排放的温室气体的量也是以一个未实现的反事实假定为基础的。卢曼(Larry Lohmann)明确指出，这种补偿是“从你所希望发生的减排量当中扣除掉你所猜测发生的减排量”而创造出来的“虚拟商品”。这种缺乏验证性的虚拟商品为企业“俘获政策”(corporate capture)以及“碳帝国主义”(carbon imperialism)打开了一扇门，试图虚构出大量的碳信用额出售给发达国家的燃料用户，以维护发达国家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而同时把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碳仓库”(carbon dump)。

　　(3)与生俱来的市场失灵。“看不见的手”本身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而是可能面临协调失灵、信息不对称、系统风险、对未来价格的错误预期或外部效应等问题。认为市场具有预见性、会事先做准备、保护并显示未来需求的想法是荒谬的。全球碳市场必然会遭遇信息不对称，从而陷入无法履行合约的困境：印度在得知美国的排放量超出合同规定范围时，只能束手无策。这种市场失灵会湮灭创新的激励。

　　(4)负面的溢出效应。碳交易的解决方案只有在全面和系统的情况下才会有效率，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这需要碳的影子价格在所有的国家和时期以及所有的用户中都大致相同。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当前的安排明显偏离了这一原则：承担《京都议定书》减排义务的各国家的碳(影子)价格，要比其他国家更高；与森林砍伐相关的碳价格比起其他方面的利用要低得多(因此造成森林过度砍伐)；并且与工业生物燃料相关的碳价格又比其他用途的价格要高。结果便是，目前的碳交易安排并没有多少效率，而是产生了新的显著的外部成本，后者主要由“地球二等舱乘客”(即穷人们)来承担。例如，最近发达国家错误地大幅转向生物燃料，将其作为一个可持续的能源选择而加以推动，结果导致土地和粮食作物作为可再生能源的原料而引起了粮食危机；由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个报告认为：近来工业生物燃料生产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的土地利用的转移，导致粮食价格上涨了75％。类似地，还有研究认为：CDM碳补偿项目中有超过90％占用了“别人的土地、别人的水源和别人的未来”。

　　(5)分配问题。问题是：应该由谁来承担所发生的调整成本呢?为应对气候变化，就要使碳价格(和能源价格)起到减少碳排放的诱导作用，那么价格便要很高，这对穷人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原则上来说，人们能够设计机制(例如使用从排放许可证的拍卖中获得的收益)来补偿这些负面影响，但是人们会这样做吗?分配问题会进一步使“激动人心的朴素”的碳交易解决方案复杂化，甚至使其变得不可能。

　　这个市场的隐喻是“行不通”的，因此詹姆斯·加尔布雷斯(James Galbraith)总结道，“所以我们完全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一种)新的隐喻……或者至少是一个持续下降到极点之后就会上升的想法”，即计划(planning)。②计划中必须有一个碳税系统，税收将为可再生能源的公共投资和清洁技术的补贴提供资金，“命令和控制”的监管计划(包括性能标准)，知识产权改革和积极的产业政策等。正如萨克斯所认为的：“我们需要大规模的公共资金以用于研究、开发和示范项目；把知识产权快速地传播到贫穷国家和地区；以及推动公共辩论，从而接受新的方案。我们需要奖励胜者，让新系统运行。”正如市场怀疑论者所声称的那样，这个规划方法的优点是具有普遍适用性，而卓越的功效和较低的设置成本源于现有的管理制度。市场爱好者和怀疑论者之间的观点可以用二分法表示，在连续的规模上，这可以通过图1的横轴表示出来。

　　

　　图1：稳定气候的途径

　　纵轴表示辩论的第二个维度：其争议在于是否可能在气候行动的效率问题以及潜在分配或者公平问题之间画出一个分界线。在最上面的极端是一个“科斯视角”，它认为效率与公平可以很好地分离。效率可能是经济学中的范畴，而公平则被看作是伦理和政治话语中的议题。这种观点认为，全球气候变暖以中性价格有效地使外部成本内部化，最重要的是大气中产权明确界定和清晰的分配。为了以最少的成本实现预定的全球温室气体浓度的稳定目标，就要实现一个有效率的结果，这与排放权如何分配并没有关系；正如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等人所指出的：存在那种既是跨期有效率而同时也相当“可怕”的资源分配方案，因为可能出现资源耗竭，以致后代不能获得原材料以维持生产型经济的情况。如果碳市场的结果在分配方面最终无法在政治和社会意义上被接受，可以在事后(通过全球税收的重新分配)或者事前(通过排放权的重新分配)采取措施加以纠正，而不会影响碳市场的有效运行过程。重要的是，对于参与讨论的进步学者而言，科斯的主张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排放权的分配方案可从根本上有利于最不发达经济体中的贫困人口，同时保证人们所谓的市场效率。这已经由戴利等生态经济学家、环保主义者以及气候正义运动的代表们共同提出来。近来尝试把平等主义哲学和市场环保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创新，就是提议建立一个将温室气体发展权利(GDRs)体系和某种减排方案相综合的方案。

　　在另一个极端，我们发现一些人认为科斯的主张存在谬误和过于“简单化”，他们认为效率和分配在市场经济中并不能分离。在这个视角下，“效率”不是个中性词，而是一个政治概念。经济学家定义的“经济效率”是以最小的货币成本实现一个既定的目标(气候稳定)。因此，“效率”取决于选择的目标(或选择的社会福利函数)，以及作为成本计算的项目有哪些。所以问题就来了：“游戏规则”该由谁制定?谁拥有规定社会福利函数的话语权?谁来决定哪些因素应该纳入成本收益的计算?地球上的“二等舱乘客”的声音有“头等舱乘客”那么有分量吗?谁来规定碳的各种成本与收益，面对非货币性和不可比较的情况，我们仍要将其转化为单一的尺度：用钱度量吗?那种本质上是无限大的(环境和人的)价值呢?考虑到它不能受到损害，更不用说交易了，那么它应该是无价的吗?

　　科斯经济学通过选择(真实)GDP(或者消费价值)作为社会福利标准，把真实价值与市场价格混为一谈，务实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市场中，只有金钱万能，没有钱或购买力，任何人都不能利用“看不见的手”。这样的观点是对的，即利益的冲突(在国家、企业和社会阶层之间)，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解决——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已经给我们生动地解释过了——但是很显然，富裕阶层对市场结果的影响力比穷人大得多。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所说的，“在平等与权利之间，由力量决定”。结果就是，富人一定会在社会福利和货币度量成本的决定权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市场系统中的“效率”表现为对“头等舱乘客”而言的成本最小化(相对于一个既定的收益)，这对“二等舱乘客”却未必适用，相反“二等舱乘客”的损失通常不会被计入成本中。因此，声称市场能带来“效率”是毫无道理的，关键要看“带来的是谁的效率”。价格不是中性分布的，它们并不是基于稀缺性和外部成本内部化的价值的真实反映，它们往往反映的是“权力系数”。加尔布雷斯写道：价格“本质上由社会关系决定”，因此价格反映世界上市场力量的不平等，和／或者政治权力关系，价格主要是由化石燃料和化石燃料技术的拥有者所决定的。正如琼·马丁内斯·阿里埃尔(Joan Martinez Alier)所言：“我们可能还要问：濒临灭绝的一个部落或者一个物种值多少吨铝土矿?怎样才能用财政部长或最高法院法官可以理解的术语清晰地解释这类价值?如果使用欧元与美元相对抗的类似经济逻辑，土著居民和农民的话语价值便将被忽视。”

　　这种市场偏见主要源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选择问题。《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和碳信用额可以通过投资燃煤发电厂、汽车制造厂和化工厂的减排等方式获得，不过在CDM认证的一系列技术中，并不包括非工业的农产品加工技术。企业资本主义因此非常重视专利保护的标准化技术，这个保护，由大型跨国公司制定和提供，这些公司对维持化石燃料基础设施、化石燃料的消费及最终的碳排放具有浓厚兴趣，同时忽视(有时甚至是破坏)气候承载力传统知识体系的多样性和本地的适应性技术，而这些技术并不会导致全球变暖(或者作用很小)。除了各种偏见，通过私有产权来保护商品化了的知识，降低了系统的运行效率，因为它导致不能充分利用知识，从而减缓了创新的步伐。

　　此外，正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等人所争论的，科斯经济学并不能证实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和临界阈值的观点。假设，一切东西都可以替换成别的东西，那么它们之间就可以进行交易，因此，市场交易可以解决冲突，能产生社会整体福利收益(福利以金钱的形式衡量)。因为只有价格和利润才可以进行计算，所以可以说，经济学家知道每样东西的价格，但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说到底，全球碳市场价格(即使在所有用途、所有国家和所有日期中都是相同的)也不能准确地反映真实的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因为市场机制只有在拥有购买力时，才承认偏好，但它却忽视了低收入者的基本需求、非货币化的生态系统的价值、人类固有的内在价值以及不容置疑的权利。更糟的是，在现实的世界中，具有购买力的消费者比企业的话语权要少。正如加尔布雷斯所指出的，市场只为商业提供实质性的自由。

　　这并不是否认个体消费者的选择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性，只不过是消费者往往不愿支配这些选择权罢了。这些权力，通过企业和政治力量建立形成，只有通过基于集体政治行动的“对抗力量”才能加以改革，这种集体的“对抗力量”是与个体消费行为相反的。毕竟魏茨曼的愿景是惊人的朴素。

　　图1中辩论的两个轴给我们展现了四大类路径。第一象限中出现的路径，认为在资本主义下通过市场对环境的调控能够制止气候变化。那些强调资本主义的自我纠正以及内生的、价格激励诱导和通过技术解决问题等方面能力的方案，与那些重视激进的基于人均碳排放权的碳市场设计方案，就区别开来了。

　　第二象限体现“绿色凯恩斯主义”的特点，赞成(在碳交易中)征收全球性碳税，通过全球性的福利国家制度与直接调控和(公平的)重新分配保持一致。这种(非自上而下的)方法，能强有力地“指导”市场，但不可能取代市场的作用。在国家和超国家(全球)水平下，应该规范市场，并促使企业大力投资于生态友好型产业、节能技术、替代能源以及清洁运输等——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新的国际金融交易系统中的碳税和托宾税进行融资，这种方式就像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支付碳债务一样；估计的结果显示，这个碳债务是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传统财政债务的三倍。部分用于气候稳定的成本在没有附加融资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只需要设置不同的投资重点。

　　第三象限包括以下这些作者，像拉里·卢曼、詹姆斯·加尔布雷斯以及斯佩思等，他们提倡(高的)全球碳税和公共投资，这些资金用于节能、光伏装置、有机农业和公共交通等方面。此外，他们认为有必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用民主协调和决策机制来代替市场机制。在这个观点中，气候稳定的成本很低，没有成本或者甚至还有收益(起码在发达经济体中是这样)，这在社会和政治上是能被接受的。用资本主义的制度治理企业、就业、收入的形成、技术与知识进程以及贸易和金融等，都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以公平的形式共同分享收入、就业、利用知识与技术。可能有人会说，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是要“从资本家手里拯救资本主义”。

　　最后，第四象限中的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驱动的经济增长与生态可持续发展(包括气候稳定)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冲突，这只能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或者我们的气候崩溃。第一种情景源于气候正义运动、绿色社会主义和女权政治，以及(深层的)生态学和反全球化运动，它们希望追求更好的可持续的系统，在那里自然资源由集体享有，进行共同管理，自然资源的使用接受分散式的民主决策，人们愿意接受低消费、低增长、高度平等的模式，结果就是福利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并且更加民主地管理生产以及(可再生)资源。如果采用后一个方案，我们将更快地步入所谓“头等舱乘客vs.二等舱乘客”那种世界的道路。

　　二、辩论的参与者

　　大多数辩论的参与者追随社会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于市场机制在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有效性上持慎重或者完全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应该利用强有力的调控手段，乃至用它完全取代市场机制。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同，但所有作者都承认全球变暖的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是一个全球性的和长期性的问题，需要全球共同来解决，如果我们不想跨过气候临界点的话，就需要我们尽早着手解决问题。对于强制执行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气候变化，他们并无太高奢求，不过他们都强调公平分担责任的重要性。我必须提醒这样一个事实，“市场神学的信徒”(在第一象限中)并不存在，地球工程(在第二象限)同样不存在。第一集团的“朴素的经济学智慧”无论如何在大多数气候讨论中是有默认位置的，这不需过多解释。地球工程计划需要不断地努力和更多的资源，然而它与“全球变暖的几百上千年的生命周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此外，尽管我们在很多技术上(比如碳回收上)都有创新，但总的说，碳的排放量比人们的清理量要多得多。最后，虽然我们的许多参与者很同情“绿色凯恩斯主义”，但(在第二象限里)没有谁会独立而明确地捍卫这个观点；突出的绿色新政论者包括有阿尔·戈尔(Al Gore)、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及英国的绿色新政集团等。

　　阿尼尔·马克德亚(Anil Markandya)的精妙的经验主义的基础性贡献在图1的第一象限显示了出来。③他的论点基于三个出发点。第一，由于实质性的国家调控和经济学家认同环境特别是气候通常需要调控的观念等原因，才使得现实生活中的资本主义存在。第二，马克德亚接受斯特恩的结论，认为气候稳定在550ppm二氧化碳当量的水平是有效率的，在技术上也是可行的。他因此还含蓄地同意斯特恩所提出的设定较低贴现率，以及超过2℃的安全气温时将面临85％的平均风险的观点。第三，在马克德亚看来，任何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法，资本主义或者其他的方式，成功的关键都在于共同分担成本的信任和公平。这样对问题就有了界定，马克德亚的原则性问题是：在我们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稳定气候的行动可以实现公平吗?或者我们需要新的制度和规章吗?和第一象限中的主流气候经济学家一致，马克德亚认为，基于市场的工具(如碳交易)比起直接的调控(命令与控制)，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实现气候稳定的目标；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给出了基于市场方法成功降低污染的例子。但是他严重地背离主流(与生态经济学家戴利等联手)，指出全球碳价若要达到维持气候稳定(550ppm水平)的目标，就必须采取非常高的碳价(他认为要达到每吨二氧化碳420美元)，这个价格比诺德豪斯认为的每吨217美元的最优价格还高，比起当前(2009年8月)的每吨15欧元的碳价则更是高得离谱。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于更严格的稳定气候的目标，“最佳的”碳排放价格也会更高。基于诺德豪斯和马克德亚的研究结果进行线性外推，我的结论是，气候若要保持稳定，需要一个更安全的385ppm的标准，对应的碳排放价格大约是每吨700美元——这将是一种彻底的改变。面对如此之高的价格，除了对化石燃料资本主义进行深刻的价格诱导机制改革，我们别无他法。但怀疑论者可能会问，全球碳市场能产生这么高的价格吗?马克德亚比起那些提议实行全球人均碳排放权分配的人更激进，认为碳排放权分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

　　温室发展权(GDRs)框架由保罗·贝尔(Paul Baer)等人提出。这是一个创新的可行的、基于正义的、公平分担气候行动成本的框架。④GDR系统设计了一种区分国家责任与能力的指数来划分减排义务，目的是为了用公平的方式来分配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以便能够保护贫穷国免受潜在的高减排成本的不利影响。其中，责任反映了每个国家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累积的历史贡献，这正好能够体现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所欠的一大笔巨额碳债务。能力则反映每个国家在不牺牲本国人民发展权利的情况下解决气候问题的水平。作者们明确表示，GDRs能提供一个灵活的机制，用于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一机制可以帮助我们重启陷入僵局的气候谈判。其中一种办法是把GDRs作为依据，来确定每个国家在支付全球基金以补贴减缓和适应投资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另一种方法是，用GDRs计算各个国家的碳减排义务，然后按比例分担全球减排任务，这样的话，反过来就暗含着具体的碳排放许可权的分配。换句话说，GDRs可以提供一个全球碳交易的公平基础。贝尔等人承认他们的GDRs系统的根本局限性，但这是基于以下情况作出的决定：(1)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干预措施，在主流气候政策辩论中是被人接受的；(2)这也是一种公平的干预，这个干预适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因为它们的发展权利在解决气候问题时没有受到损害；(3)这种干预作为一种过渡策略可以很快实行，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气候行动不能拖延。GDRs系统的责任分担可以同碳交易或者碳税收相结合，但是，在正在进行的气候谈判中，作者们看到它的政策潜在地主要是为《京都议定书》或者《哥本哈根协定》的碳交易系统提供一个(基于公平的努力分担的)基础。这就是贝尔等人被放置在了第一象限的原因。

　　阿里埃尔(Martinez Alier)以宏大的视野来看(激进的)生态经济学与气候变化。⑤在阿里埃尔看来，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一个生产和融资的增长与生态极限相关的症状，特别是这种增长源于石油枯竭和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他反对第二象限的“绿色凯恩斯主义”，因为作为一个长期的发展战略，它将步入一个生态瓶颈，导致石油价格上涨(他把这叫作自动增长的“活跃剂”)和气候变暖。我觉得他的观点一定会被放在第三象限。因为从他参与讨论的标题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阿里埃尔的观点是认为发达经济体的负增长对于气候稳定来说是必要条件，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如何使得负增长在社会和政治上被人们所接受。这需要新的社会制度(来解决失业、就业以及收入分配等问题)和新的金融体制(来阻止那些忽视与现实情况相关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明显从发达经济体的负增长中得到的更少，失去的更多，为了降低这种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应该获得更高的价格而减少出口商品的数量；向全球石油出口征收的生态税(而不是试图通过碳税或者总量管制和交易来减少终端排放)可以用来补贴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以及帮助世界上的贫困人口。一个现实主义批评家可能会振振有词地争论，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创建适合的全球政治环境以支持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方案，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也许是一个理想化的、不可能的任务，不过阿里埃尔为这种变革打开了两扇机会之窗。首先，2008年到2009年的经济危机事实上导致了明显的负增长，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在道德和智力上的破产一样，这给发达经济体提供了一个变革的机会。我必须在这里提醒一下，贝尔等人否认这一点，认为“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来说……这不是一个革命性的时刻……没有任何系统性的替代”。第二，阿里埃尔强调把发达国家的环保主义者的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穷人们的环境保护主义”凝聚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为全球性的政治动员提供一个基础。最后，一个更普遍的观点尤其与辩论有关，这就是阿里埃尔坚持认为经济核算是一种误导，“经济学是一种权力的工具”，它用一种单一的尺度降低了大量不可比较的价值。

　　福斯特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的逻辑集中于积累和增长，这些都得益于竞争，这与环境可持续性(包括气候稳定)的观点完全相反。⑥这使他们归属于第四象限。这些作者生动地揭露了“主流的市场神学”的“炼金术”本质，即认为受环境限制的增长可以通过他们指出的“蜕变神话”来克服：(1)基于无事不可替代和不可逆转的普遍替代原则；(2)经济增长的非物质化，以及(3)自然成为(用金融价值加以表示的)自然资本的转换，它假定，一旦环境有一个价格，它便因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受到后者的保护。按照为“迈达斯效应”(Midas effect)所蒙蔽的主流认识，资本主义具有这样的转变能力，将会走向可持续性(尽管它很微弱)，但是资本主义会直接推动我们步入福斯特等所说的生态浩劫。他们没看到内部的资本主义变革，以使得资本主义更加可持续，因为增长和积累是强制性的——这对企业而言是生死攸关的事。他们强调重要而激进的干预措施，如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所建议的碳税和温室发展权，这可能被用作短期的过渡策略，然而有人认为，一个持久的应对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需要重大的全球社会转型；受人欢迎的方案需要激进的短暂干预措施，以从基础上进行根本的改变。作者们的方法是辩证的：物质的(在这里是生态)条件发生变化，然而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进化；最终增长失调引发危机，产生一场“绿色文化革命，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重新定义了与社区、平等、可持续相联系的需求”。

　　富有批判性的观察者可能会指出，从历史上说，作者们对资本主义在巨大压力下已经表现出强大的生存能力强调不够。到目前为止，流行的阻力已经被所谓的“低强度的民主”有效地中立化了，这种民主在1980年至2008年获得了成功，使得(大范围的、全球性的)不平等和(民众的)贫困在(政治上)合法化，由此在一个民主主义国家里完成了所谓的“最引人注目的剥夺式壮举”。如果在意识上没有优先的变化，通过加剧社会不平等和贫穷，资本主义和生态系统之间的问题能够解决吗?

　　李民琪(Li Minqi)从世界体系视角的分析，与福斯特等人的观点其实是异曲同工。⑦对于这场辩论，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为李的情景分析为向更有效率的非化石燃料经济的过渡提供了极大的启示作用，而非化石燃料经济对于气候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他开始假设，为使气候稳定，需要在2050年前使碳排量减少85％，这个目标的实现要通过以下办法：大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者增加新的(非化石燃料)能源，比如太阳能、水能、风能等。他乐观但却很实际地得出一个假设，即有关的技术进步和资金及真实(人均)GDP的最大(年度)增长率，是与既定的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能力的提高相一致的。他的研究成果明确表明，气候稳定只有在适度的或者没有人均收入的增长时才是兼容的——这是全球性的结果，在美国和在中国作用都一样。这是气候问题的政治心脏：阻止全球气候变暖只有在放弃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存在的理由)时才有可能实现。李民琪认为，这在美国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像美国前总统布什清楚地表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能受到损害)，这在现今中国的工业发展模式下也是不可行的，在激烈的国与国竞争的情况下，它在全球范围也同样不可行。像福斯特等人一样，李民琪认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已经缺乏可行性，将被迫改变——因此李民琪和福斯特等都一样属于第四象限。

　　拉里·卢曼的论文对目前政治谈判中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提案进行了基础性的和全面的盘点。⑧卢曼把这些建议作为投资计划，不是像商业投资追求短期利益那样，而是作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意义上的长期投资，同时它们为安全的人道主义未来提供了基础。在他看来，不可行或者“死亡的”气候投资计划并不仅仅包括投资作物燃料，从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海洋施肥、碳捕获和封存及核能中降低碳排放等技术，还包括涉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技术转让的投资和用来设立碳市场的投资等方法。从发达国家向据说“被剥夺了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不但会被根深蒂固的发达国家的偏见(商品化的技术通过私有知识产权被过度保护了)和化石燃料偏见曲解，而且也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那就是它们的(农业)技术在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中的优越性。基于高度分割的、可量化的和具有普遍替代性的排放权的碳交易，它只会推迟对长远的、未来的非化石燃料的投资，相对于培养非化石燃料的创新，它所鼓励的在追逐短期利益(意外收获)方面的创新会更多。卢曼试图确定可行的气候投资——这个任务比起清除不可行的方案更难。它首先需要我们放弃(不切实际的)希望：(1)可以找到替代化石燃料的方法，并使一切像原先一样运转，(2)市场方法能作为一个追求人道主义未来的气候政策的基础。相反，卢曼认为气候投资应该“本土化”(而非全球化或标准化)，以适应当地的环境和能力。卢曼的主要结论应该是：如果资本主义想有效地运行，气候行动就不能仅仅是催促全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它还应该保持权力和知识结构正常运转。如果不进行基础广泛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改革，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

　　三、超越冰与火

　　我们的资本主义体系能避免全球变暖的最糟糕的结果吗?参与者们在这场辩论中持截然不同的立场，但通过进一步检视，我看到了达成协议的前景(这是相当可观的，尽管并不是完美的)。首先，所有的作者同意气候稳定只有通过显著放慢(全球)经济增长率，甚至是以负增长率的方式加以实现，并且要在社会上和政治上都能被接受。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彻底改革，并在根本上实现公平。作者们几乎一致认为，如果人类坚持主流气候经济学“朴素的经济学智慧”，正像现在正在做的那样继续三心二意地应对气候变暖，那就一定会因深层次的生态问题和气候种族隔离而走向灭亡。关于如何进行根本性改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马克德亚、贝尔以及阿里埃尔相信某种形式的静止状态，或认为“后增长”的资本主义在社会上和政治上都是可行的，而福斯特等人以及李民琪则认为，只有当资本主义(带着它固有的急速增长)转型为其他形式的时候，气候稳定才有可能。所有人都会同意如下观点，即气候危机不存在预先确定的(宏观的)结果，但一定会推动系统的转型，气候危机的本质和程度最终取决于论争和斗争。

　　第二，大多数作者赞成，斗争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管理加速的全球气候变暖，而且还要扩大到对抗当代资本主义驱动气候变化的强大力量。作者们批判环境和气候运动，因为它们没能表达出未来的愿望，但却与这场巨大的危机相适应。气候讨论变得狭隘起来，几乎只是技术专家关于总量管制和交易方面的政策讨论，用斯佩思(J.G.Speth)的话说，“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讨论既没有提供流行的启示，也没有提供政治结盟的需要”。气候运动需要拓宽自身的议题，以便对于狂热增长提出科学的怀疑，获取气候对企业(金融部门)主导地位的挑战的信息，获得分散的、去商品化和多样化的知识，以及在经济过程中彻底民主化的承诺。此外，还要获得气候正义上的承诺。我们必须放弃所有那种既可以找到化石燃料的替代品又还能让一切继续像现在一样运转的希望。

　　第三，我从辩论中获得的信息——这可能比我的其他经济偏见还多——是，到了让当前的社会科学关于气候变暖的论述从自我施加的狭隘的经济主义紧箍咒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即强调二氧化碳当量的稳定目标、碳商品化和碳交易、最佳社会贴现率以及可行的事后分担责任等。福斯特等人找到了问题的真正核心，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所有关于全球变暖的可行的解决方案必须在“迈达斯效应”降临之前实施。我们必须诚实面对气候灾难难以量化的不确定性，开诚布公地承认可接受的气候风险的选择与政治(而不是经济)是脱不了关系的。之后大多数作者都拒绝当前的因循守旧，我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到没有什么能在本质上比碳交易方案优越，因为它提出的众所周知的“效率”和“最小成本”不仅不是中立性的，而且还能反映出当前的(不平等的)经济与政治权力关系。我们没有时间去验证碳市场的设计、监管和执法结构，但我们在强制征收碳税、补贴可再生能源发电、直接的命令与控制调控(包括禁止使用煤炭)上，拥有监管能力(和积累的经验)。如果我们真想用碳交易的方法去做，那么碳市场需要非常强有力的调控和引导，比如通过设定最低碳价格，一开始这个价格很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涨。基于此，我的结论就是气候变化经济学已经过时：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研究跨越危机并向可持续发展转变的政治经济学。

　　最后，一个存在更多共识的领域是：基于化石燃料的资本主义正处于系统性危机之中。这些危机包括：长时期的严重经济衰退、全球社会两极分化、国家的合法性和政治权力面临危机，这是一场精神危机，一场消费主义和“富裕病”的危机，以及一场气候危机，等等。只有危机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因为这场危机可能会提供一个变革的历史机遇，给当前资本主义提供另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在社会上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可行的和可取的。这里，阿里埃尔勾画了“后增长社会”的轮廓，这类似于斯佩思书中所描述的社会，也让我们想到凯恩斯早在1933年所预测的那种社会，其中的经济增长超出我们的需要；卢曼则关注导向民主控制的资本积累和资金体系这一曲折的政治路径；贝尔等支持激进的(碳)产权分配；福斯特等则提议建立一个新的生态秩序，这个秩序基于对自然的社会利用、民主的分权管理和满足现在和未来的公共需要。因此作者们提供了一个长远的、充满希望的愿景，这个愿景是关于如何避免走向错误的道路的，其中一些可能会实现，而不只是理想主义。

　　其中一些愿景的实现需要时间——毕竟，不能在短时间实现——但气候行动不能再等待下去了。气候行动的势头在增长，这也应该归功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我们需要的是快速行动，面对大量的气候不确定性，我认为，应该展开一种关于使用和尝试混合工具的讨论，开始立刻应对气候变暖，包括“科雷亚—戴利碳税”(Correa-Daly carbon tax)，它能够囊括大多数从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商品；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建议让世界为厄瓜多尔提供资金使其不必再开采石油；汉森提出的建议是激进碳排放税(对美国、日本和欧洲征收)和暂停新的燃煤发电厂；这些建议迫使发达国家偿还对发展中国家的碳债务；这些建议需要将化石燃料使用所得的一部分收入再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基于温室开发权的全球紧缩转换策略。这些措施只有在我们已经“接管城市”的时候才会发挥作用，特别是这将需要通过回归到有限责任，以降低利益相关者的主导地位，方法包括将企业置于民主控制中、改革企业游说、实行有效的工人参与企业战略决策以及在企业里推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等方式。绝望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我相信政治经济学对我们的辩论的贡献，这个贡献使得我们的希望有可能实现，而不至于陷入彻底绝望。

　　注释：

　　①James Gustave Speth,The Bridge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Capitalism,the Environment and Crossing from Crisis to Sustainability,New Haven,CT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

　　②J.K.Galbraith,The Predator State:How Conservatives Abandoned the Free Market and Why Liberals Should Too,New York:Free Press,2008.

　　③Anil Markandya,"Can Climate Change Be Reversed under Capitalism?",Development and Change,2009,Vol.40,No.6,pp.1139-1152.

　　④P.Baer,S.Kartha,T.Athanasiou and E.Kemp-Benedict,"The Greenhouse Development Rights Framework:Drawing Attention to Inequality within Nations in the Global Climate Policy Debate",Development and Change,2009,Vol.40,No.6,pp.1121-1138.

　　⑤J.Martinez Alier,"Socially Sustainable Economic De-growth",Development and Change,2009,Vol.40,No.6,pp.1099-1119.

　　⑥J.B.Foster,B.Clark and R.York,"The Midas Effect:A Critique of Climate Change Economics",Development and Change,2009,Vol.40,No.6,pp.1085-1097.

　　⑦Li,Minqi,“Capitalism,Climate Change and the Transition to Sustainability:Alternative Scenarios for the US,China and the World”,Development and Change,2009,Vol.40,No.6,pp.1039-1061.

　　⑧Larry Lohmann,“Climate as Investment”,Development and Change,2009,Vol.40,No.6,pp.1063-1083.

作者介绍：塞维斯·斯托姆，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经济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