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权贵到世家大族

　　摘要：通过对河南商丘的田野考察和民间历史文献分析，可知明代河南归德府的地域支配体制，经历了从军事权贵到世家大族的演变过程。明代前期，拥有特权的军事权贵势力强大，在归德地区占据地域支配地位。明代中叶，赋役改革与清理军屯的措施，限制了军事权贵的政治特权，同时，大批军事权贵的后代经由科举入仕，逐渐形成了以士绅为中心的世家大族，确立了明清之际士绅阶层的地域支配地位。这种以军事权贵和世家大族为中心的地域支配体制，显然不同于华南地区的民间宗族组织，呈现出明代河南地域社会的特殊发展形态。 　　关键词：明代；河南归德府；军事权贵；士绅阶层；世家大族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4―0008―06 　　收稿日期：2013-04―15 　　作者简介：李永菊（1979-），女，河南商丘人，河南中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讲师，历史学博士。 　　随着区域社会史的兴起，明清以来的河南社会变迁开始受到学界关注，尤其是明代河南历史受到了较多关注。但是，由于民间文献较为稀少的缘故，河南区域未能像华南地区那样，成为历史人类学的田野基地，只有个别学者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尚缺乏整体研究和深入讨论。因而，我们并不清楚明清以来河南社会变迁的内在脉络。近年来，笔者一直在河南商丘进行田野考察和文献分析的工作。在实地调查时发现，明代后期归德府出现了很多世家大族，直到今天商丘地区还流传着“满朝文武半江西，小小归德四尚书”的民谚，以及“商丘八大家”、“睢州四大户”的说法。同时，在商丘地区发现的很多墓志上都刻有“归德卫百户”、“睢阳卫指挥使”、“昭勇将军”等身份，在各姓家谱中也记载了历代祖先的“千户”、“百户”、“镇抚使”、“将军”、“戍籍”等身世。通过对家谱资料的梳理，笔者又发现，在明代后期归德府世家大族的始迁祖中，有很多是明初的军官、勋戚等军事权贵。因而，本文主要依据地方志、文集、族谱和碑刻等民间历史文献，从地域社会史的视角，考察明代河南归德府的军事权贵与世家大族，揭示明代河南社会地域支配体制的演变趋势，进而探讨明代河南社会变迁模式的区域特点。 　　一、明代前期军事权贵的地域支配 　　通过对商丘地区进行田野考察，笔者敏锐地发觉，许多墓志铭的文字都记载有明代前期军事权贵家族的社会经济情况。根据商丘县八关斋所藏明嘉靖三年（1524）《明故百户秦母安人陈氏墓志铭》记载：秦母安人的父族、母族和夫族均为卫官家族，“皆世禄之家，固非寻常之比”。再据嘉靖四十一年（1562）《明睢州王（延）孺人高氏墓志铭》记载：睢州万户明威将军南墅高公华臣，“为世名将，阀阅著姓”。又据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乡贡追士宜君令魏君（�）墓志铭》记载：永乐年间，始迁祖因功获赏屯地十顷，“柘城魏氏之盛，自此始也。曾大父报国，三科武举”。 　　归德地区之所以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军事权贵家族，这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密切相关。归德作为豫、鲁、苏、皖四省交界的通衢，有“南北咽喉”、“江淮屏蔽”之称，一直以来都是中原地区通往江南地区的交通要道。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朱元璋采取了设卫所、迁藩王、调勋戚等一系列措施。据嘉靖《归德志》载：“混一区宇建设，即闻知兹土关系匪轻……故凡卫僚铨注，非有大勋劳至亲信者弗与焉。”在此背景下，很多军事权贵家族落户归德。例如，商丘朱氏家族的始迁祖朱海辅佐明太祖定鼎金陵，拜官礼部，出为归德牧伯，“遂于商丘家”。又如，考城焦氏的二世祖荣公，在元末江淮逆贼蜂起、中原逐鹿之际，随范元帅南征北战，佐明太祖建国金陵，克复中原，屡建大勋。洪武年问，荣公以武功升武略将军，“遂于河南开封府睢州考城县盟台乡而家焉，镇抚豫州，即居考城”。 　　洪武初年，大规模的战争尚未结束，军队的作用至关重要，武将的社会地位很高。明成祖即位后，靖难之役、漠北之战接连不断，归德的很多军事权贵参与了这些战争。如永城张麒之长子，在靖难之役连获大捷。张麒次子张旯，奉天靖难之初，以守城劳，后到处征战。洪武三十三年（1400），从征沧州，战东昌，明年征蓟州别山，与辽东军合战。又明年，征紫荆关，授保定蓟州，征平峪骷髅山，败辽东军，皆有劳勋。又如，商丘朱氏家族四世长门宣威将军，初官典膳，以靖难功改中都留守司指挥佥事。在元末战争、靖难之役中，很多功臣立下汗马功劳，并凭借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成为军功时代的“弄潮儿”。 　　明初功臣的地位崇高，待遇也很优厚。朱元璋不仅对功臣们加官晋爵，而且在经济、政治上授予他们可以世袭的特权，并赐给他们大片土地和佃户、奴婢，这些特权阶层很快成为地方社会的军事权贵。明前期归德的军事权贵凭借军功获得勋位后，大多都获得大量土地，在短时期内迅速成为当地大地主集团。兹列举数例如下：（夏邑郭臣，明周王仪宾、尚闽清县主、封亚中大夫）先世殷实甲郡邑，后蒙王赐田八百顷于商、夏间；（永城，仁宗张皇后）吾起于寒微，叨蒙国恩，荣及祖宗，显受褒宠。诸兄嗣膺重爵厚禄，合门贵富，与功臣等，此皆列圣天地之赐也。明隆庆元年（1567），永城赠入孙（忠）、张（麒）二勋戚厂地一千五百二十九顷五十三亩。由此不难看出，明代永城勋戚占有土地之广。 　　以军功起家的军事权贵得到官职后，除了获得大量土地，无一例外还会获得各种特权。明初中原地区一片荒凉，卫官与勋戚等军功集团遂凭借各种特权兼并大量土地，成为地方社会最有势力的大地主。地方志中就有很多有关卫官兼并大量屯田、私自役使“舍余军丁”的史料。如嘉靖《归德志》载：“弘治壬戌（1502），河水决城，文册濞溺，卫官佥派殷实舍余军丁佃纳，名为花户，日久困弊，逋负甚多，告讼繁兴……国家设军卫而有屯地，此寓兵于农之意，典甚微也。但归德地临大河，沧桑相寻，百七十年来，不知其几鱼鳖矣，疆界沟洫荡然非故。” 　　针对军事权贵凭借特权兼并土地的问题，州县官员的管理能力非常有限。如旧志记载，明弘治年间，睢州判官王珀“常盘查颍上，豪右敛迹，卫官不敢仰视”。这从侧面反映出明前期的卫官势力非常强大，毕竟像王珀这样的地方官员只是少数，他才会被记载在县志中大肆褒扬。事实上，多数地方官员不敢与军事权贵相抗衡，对地方事务的治理非常有限。如《柘城县志》载：“柘（城）邑区区百里，厂卫、军民错杂其中，县吏所治无几。” 　　军事权贵的特权可以世袭，军事权贵的势力自然得以延续。所以，这些军事权贵所在的家族非常有权势，往往是地方社会上的世禄之家。如嘉靖《永城县志》载，仁宗张皇后所在家族，“贵联戚里，遭逢景运，与效战守之劳，官阶三品，崇秩厚禄，身荣而家富”。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显曾祖考桂庵太府君（张雯生）曾祖妣盛太君墓志铭》中，后人称永城张氏家族，“先勋戚世家也，世掌军卫……当明代盛时，一门两侯，绳绳继继，蝉貂�赫，世莫伦比”。考城焦氏家族也是如此，据《焦氏家谱》载，“三授世袭命，世掌锦衣卫”，“文武亦不乏人，斯时士大夫逋过其门者，成称曰：诚文武冠冕世家也”。 　　由于明前期军事权贵占据地域主导地位，归德亦盛行“重武轻文”、“务农讲武”的社会风气，读书科举者非常之少，士绅力量较为薄弱。正如明代政治家沈鲤（1531―1615，商丘人）所云：“吾乡自成弘以前，间阎子弟不愿为诸生章甫也。学使者行县至，则有司常趣之，其稍能通章句以上者辄已预，以文辞科第绝少也。” 　　二、嘉靖年间的“通均地粮”与“清理军屯” 　　军事权贵与世禄之家依靠各种特权，兼并大量民田，导致赋役分派不均，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同时，由于卫官和勋贵气焰嚣张，地方官员往往不能与军事权贵抗衡，军户冲突与军民纠纷相当频繁。嘉靖年间的赋役改革与清理军屯，就是这些矛盾激化的集中表现。为达到均摊赋役的目的，归德地方官员采取调整差役佥派的办法，进行“粮地通均”和“通均地粮”的赋役改革。根据嘉靖《夏邑县志》记载：“明稽古定制，以天下之田定天下之赋，因其地宜立为等则。岁有定额，家有常数，其法未始不善也。然法久弊生，在我夏往岁之弊极矣。嘉靖辛卯（1531），官司建议而粮地通均，公私似为少便也。”夏邑县地方政府试图通过“粮地通均”，对全县田地进行整顿，重新规划田赋的征派负担，以达到赋税分征合理的目的。与此同时，永城县进行了“通均地粮”的改革，试图将差役和田赋根据地粮而定，“自通均地粮以来，凡差徭赋税悉出于地”。此次通均地粮的做法，使差徭赋税悉出于地，而非出于户中人丁，无疑使那些占有大量土地的军事权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 　　不仅如此，嘉靖年间的均派屯粮与清理军屯，把矛头直接指向卫官阶层，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军事权贵的政治特权。对于卫所军户的犯罪事宜与军民关系的各种问题，明初以来即有所谓的“约会制”，即军民间的诉讼需由本管军职衙门会同民职有司一体约问。然而，由于明初归德的卫官和勋贵气焰嚣张，府州县的品级又相对低于卫所武官，常不能与之抗衡。所以，对于土地兼并、赋役不均、军占民田等问题，州县的解决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嘉靖年间，明政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下旨将军屯管理权移交屯地所在地区的州县行政官员，地方官员开始直接介入屯地管理事务。 　　具体到归德府的情形，嘉靖四十二年（1563），推府南泉公以核役至归德府宁陵县，开始治理军占民地及军民纠纷等问题。南泉公均派屯粮的改革，主要是针对屯粮征收不足的问题。他采取了改变征收人员的方法，“取军中田粮之多者，岁轮四人为庄头，而责成于卫所之官，其权又总之于府。有征则府移文取足于卫，卫下取足于庄头。不用命，则府必取而罪之。县惟代之转输而已，催科之责无与焉。如是则庄头虽欲私其属，如卫之有册何？卫虽欲庇其军，如府之有议何？自此，官不事棰楚而威令自行，民不烦告争而军运自集。宁陵数十年虚赔之苦，可一旦而去矣”。这种将权力交由府县的做法，大大剥夺了管屯武官的权力，对于民户和普通屯军而言都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所以，获得成功的地方官员往往会被大书特书，据宣统《宁陵县志》载：“计定，又上请院道诸公，佥曰：准如议行。土民大喜，相庆曰：噫！吾民何幸至此极也，释吾千钧之重负而�席之者二公也，活吾民之子孙于沟壑者二公也。”同时，随着卫官占地、豪右吞渔问题的严重，归德卫管屯佥事开始清理军屯。据嘉靖《归德志》载：“嘉靖十三年（1534），管屯佥事方�申例清查，颇为详尽，本卫有册可稽……佥宪方公之清理，虽未尽�其旧，十亦得其七八矣。然而因各致详，由今後古，革一方之奸弊，明昭代之典刑，将必有名世者出焉。” 　　嘉靖年间管屯佥事清理军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军事权贵的政治特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军事权贵的后代为了维护政治与经济优势，积极追求科举功名和仕途宦绩，逐渐形成雄踞一方的世家大族。下节笔者主要以家谱资料为主，采取个案分析的方法，透过世系及有关传记资料，考察明代归德府世家大族的崛起过程及其与明前期军事权贵的内在联系。 　　三、从军事权贵到世家大族 　　在商丘地区，自古流传着“睢州四大门阀”或“睢州四大户”的说法，这是指当地的汤、王、袁、蒋四个大家族。汤氏家族是睢阳卫前所千户汤铭所在家族，袁氏家族是睢阳卫百户袁可立所在家族，王氏家族可能是睢阳卫指挥使王佐所在家族。可见，在“睢州四大门阀”之中，至少有两大家族来自卫官阶层。此外，商丘地区还流传着“商丘八大家”的说法，即沈、宋、侯、叶、余、刘、高、杨八大家族。在这八大家族中，至少有五家来自卫所系统。这种现象绝非偶然，随着军事权贵家族人口的繁衍，能够世袭军职的家族成员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军事权贵的后代走向了科举习文之路，这就使之逐渐演变为以士绅为中心的世家大族。 　　（一）睢州汤氏家族 　　根据睢州汤氏家谱记载，汤氏家族是睢阳卫前所千户汤铭所在的家族，虽然汤氏家族的前几代成员不多，但是他们大多军功显赫，在镇压寇乱、管理屯田、振兴卫事、筑堤防患等活动中非常活跃。第二代汤铭因征山寇有功，由凤阳府中都金川门百户升河南睢阳卫前所千户，成为睢州首富，居睢州汤、王、袁、蒋四大门阀之首。第三代汤庠在明正统九年（1444）随马都督讨伐兀良哈叛军，在玉沙泉与敌军相遇，奋勇战斗，有功于世，赠骠骑将军；第四代汤英课军校屯田，训练有方，兵食充足，卫事振兴，赠骠骑将军、河南都指挥佥事；第五代汤卿在明嘉靖年平山东巨寇王堂，后升睢阳卫世袭指挥佥事，整理城操，又升河南都指挥佥事，筑堤百里，杜绝水患，镇压河南境内巨寇；第六代汤易，战守有方，保障睢阳卫免陷于寇，后以保障之功升调陕西岷州正五品守备，以政绩及军功深受军民爱戴，授明威将军。 　　第七代之后，随着家族人口的日益繁衍，汤氏家族的科举习文者渐渐增多。第七代汤希范和汤希富分别为贡生和监生，第八代汤敏是州庠生，第九代汤克猷、汤文猷、汤允猷、汤远猷、汤祖契均为生员，尤其是汤祖契还是乡饮正宾，并崇祀乡贤祠。不仅如此，世袭武职的军官也开始习文弄墨，如汤敬弱冠工诗，手不释卷，诗法盛唐，篆隶极精，善书匾额，尤以仿颜真卿书楷逼真而名闻当世。又如汤政熟读兵书战策，喜交游，好饮酒，每醉必挥毫作诗，有汤政“斗酒诗百篇”之美誉。家族的习文之风逐渐孕育了清初的理学名臣――汤斌（1627―1687），汤斌乃汤祖契的儿子，历任国史院检讨、潼关道副使、江西岭北道参政等职。他使汤氏家族再度声名显赫，成为地方社会上的“累世名门”。大约在明后期，汤氏家族中习文者逐渐增多，至明末清初，汤氏家族已经由军事权贵转变为缙绅望族了。 　　（二）商丘叶氏家族 　　叶氏家族即归德卫冠带总旗叶受所在家族，据商丘《叶氏家乘》载，叶氏世为庐陵泰和人，迁宋（商丘）始祖叶受，从明太祖有功，洪武八年（1375）任归德卫冠带总旗，遂卜居郡东谷熟镇东北。叶受生二子，长子福兴迁居谷熟镇侯家集北二里许流腊坡，是为长门，世系失考。次子福善世居谷熟镇东北老家，是为二门。叶福善只有一个儿子，即叶亨。叶亨生四子，至第四代，随着叶氏家族人口增多，只有次子叶镇留守故居，叶亨的其余三个儿子均移居他处。根据乾隆《旧序》记载，“吾家自始祖传至二世，一为长门，谱系残缺，无考。二门传至四世祖，同胞四人，一无嗣，其三祖分东、西、中三门，此谱固中门之裔也。”笔者目前找到的家谱就是中门叶镇这一门修的支谱，修于民国八年。叶镇这一门所在的谷熟镇即始迁祖屯军之处，一世祖叶受、二世祖叶福善和三世祖叶亨前三代的坟均在此处。 　　至第五代，随着家族成员不断向外迁徙，屯所军户只剩下叶梦阳一人。叶梦阳（1502―1576），郡庠生。根据商丘沈鲤撰写的《文学公暨程孺人墓表》记载：“公讳梦阳……古宋城东世族也。公业儒，幼有志节，稍为郡庠弟子员，耕道猿德，佩文服艺，人争师事之，公因人为教训迪有方，治田畴，导树畜，尤所谙焉。”清初翰林院学士李目在为叶廷植撰写的墓志铭中也追忆道：“受生福善，福善生亨，亨生镇，俱忠厚勤俭，农桑世其业，镇生梦阳，梦阳生有大志，变耒耜为诗书，而时以丝絮米麦出行贾，既富甲闾里。”通过上述两通墓志可知，叶梦阳在叶氏家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把留守屯所的这一支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叶梦阳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与其从事的商业经营密不可分。由于归德一郡“无丹锡金漆之饶”，于是形成了以麦、谷、稷、棉等为主的农副产业结构，尤其是棉花得到广泛种植。叶梦阳“以丝絮米麦出行贾”，其经营的主要商品就是丝絮和米麦，从“富甲闾里”即可看出商业经营对军户家族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叶梦阳经营商业为子孙后代走上科举习文之路奠定了经济基础。据《文学公暨程孺人墓表》记载：“（叶梦阳）子三，如芝好古，多闻诚确无伪，次如兰，名列上庠，行谊为士林楷模，三如葵，处贤父兄间肃肃雍雍。孙五，呈芳、呈�、呈秀、呈春、呈华，学于家学，人授一经，芳辈皆孜孜黾勉于经传，成就亦可待也。”可见，叶梦阳的儿子和孙子都走上了科举习文的道路。至叶呈春的儿子叶廷桂时，叶氏家族开始迈入商丘“八大家”的行列，成为地方社会上的世家大族。叶廷桂于天启年间中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征北战，屡立奇功，是明朝重臣。由于叶廷桂的缘故，叶氏家族的成员屡受皇封，其家眷仅被封为诰命者就有30余名。自此之后，“叶氏为睢阳望族，科第连绵，簪缨累世”。 　　（三）其他的例子 　　除上述个案之外，还有很多由军事权贵转向世家大族的例子。如清初文人田兰芳在为袁太学作传时提及，睢州袁氏家族的先祖是睢阳卫百户，在袁可立中万历己丑（1589）进士，官兵部尚书之后，袁氏家族遂成为地方社会上的世家大族。又据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永城乡宦练国事的墓志铭载，永城练氏家族的先祖练素为勋戚，“数传而生寿，寿生昆，昆生�，赠兵部侍郎。纠生惟精，赠兵部侍郎。四世独子，至惟精生公兄国体与公。�以上皆业农，至惟精，始作邑庠弟子员，家少振”。在练国事中万历丙辰（1616）进士之后，练氏家族遂成为永城县的著姓望族，练国事也成为威望极高的名公巨卿。再如嘉靖四十五年（1566）徐翰墓志铭和万历十年（1582）徐乾墓志铭记载，睢州徐氏家族的先祖，原籍丽水县人，洪武二十五年（1392）任归德卫右所百户。正德以后，徐氏家族中办文会、中进士的人逐渐增多。正德年间，“（徐翰）与王竹筠、鲁月川、马嵩盘诸公为文会，讲读课程之外，专以砥砺名行为务”。嘉靖年间，“（徐翰）与乡人真率会，以诗酒相娱乐”。徐翰入睢州官籍后，他的两个儿子徐养相和徐养大分别登丙辰（1556）进士和壬戌（1562）进士，二人登第之后，经济富裕，“家道益充，地土益广”。同时，对于袭职一事，“族子有当袭祖职者，贫寓他方，公资遣之谒选，嗣其官”。 　　军事权贵的特点是拥有特权和世袭，由于每代只能一人世袭军职，其他的人自然会去追求最具象征意义的科举仕途，有的文武并重，成为“儒将”；有的经商致富，“富甲闾里”。随着科举入仕者的增多，归德府的军事权贵逐渐转型成为以士绅阶层为主导的世家大族，而那些没有取得功名的军事权贵一般都没有发展起来。如商丘《蒋氏族谱》载，蒋氏家族的始迁祖总旗公讳三老，授护卫亲王后所千户上旗总旗，明洪武初年从山西调至归德州，自干户公卫守归德，“所可恨者，南北家数百年以来无仕宦子弟，求其能步朝堂登初步者卒寥寥矣”。由于家族中没有仕宦子弟，蒋氏族人认为其家族走向了衰败，曰：“不必日策名天家也，呜呼！何其衰欤，其衰也，其不教耶，其不富耶，抑其不庶而富教之，无以加耶？” 　　四、以士绅阶层为中心的世家大族 　　随着军事权贵对科举入仕的重视，一批以士绅为中心的世家大族逐渐占据地域支配体制。归德府世家大族的主要特征，就是培育众多的科举鼎甲者，以达官显宦为首的士绅阶层在世家大族中占据主导地位。 　　明代初年，归德府考取进士者寥寥无几。直至明代中叶，社会风气由“重武”转向“习文”，归德府的进士数额逐渐增多。弘治以后，归德府考取文、武进士合计168名，占该府平均人口的17/10000，其比例之高居全省之冠，远远高于其他几个府的比例。河南七个府（州）进士占平均人数的比例分别为：归德府17/10000，汝宁府15/10000，开封府8/10000，河南府5/10000，南阳府5/10000，卫辉府5/10000，怀庆府2/10000，汝州2/10000。由此可见，明代归德府的进士人数在整个河南省名列前茅，“盖中州士风之厚，以归郡为最”。归德名士贾开宗（1595―1661）称：“宋虽滨河，而三百年升平，养之教之，富庶夙成，且世林立，人文蔚兴，遂鼎足三吴。”又如商丘《侯氏家乘》载：“雪苑人文之盛，自汉梁孝王以来于明为极。乃孝王以好文之主兴于上，而枚、马、公孙，皆以四方之彦麟萃飚驰而鸣于梁，而不必皆梁产也。若明代，则自隆万以至启祯，中间数十年，后先相继以文章名当世、纡青曳紫者，率皆产于梁者也。其后波流云绕，侯火瞻鸟，势且岌岌矣，尚有吴、侯、徐、刘之徒为之铎，而侯氏且数人焉。由是观之，雪苑人文，明代为盛于汉矣。” 　　归德府科举入 仕者绝非等闲之辈，而是一批权倾天下的达官显宦与名臣鸿儒，如沈鲤、宋缫、宋沾、宋权、吕坤、杨东明、侯执蒲、侯洵、侯恪、叶廷桂、练国事等人，都是在全国享有重要影响力的名公巨卿。宋缫为南京户部右侍郎、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侯洵为兵部侍郎、户部尚书，叶廷桂为兵部左侍郎，袁可立官至兵部尚书，永城丁氏家族甚至出现“一门两尚书”。当地文人对此现象无比骄傲，清初商丘文人高玢曾云：“明神宗朝郑公三俊出守，是重而新之（应天书院），自悬绛帐，搜集英隽，每日公余，亲诣讲授，文教大兴，归（德）之名公巨卿接踵其间。”清初汤斌在回忆家乡的繁盛情景时，也骄傲地说：“吾郡先哲，如轩介肃、吕司寇、沈文端、宋庄敏、杨晋庵，皆一代伟人，海内共知……明代文物声名，甲于两河……入明以来，理学勋业，忠节文章，彪炳宇内。”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后期归德府的很多进士、举人大都源出同一家族。如商丘侯氏家族在两代出现四名进士，商丘宋氏家族三代都有进士，永城丁氏家族、黄氏家族、李氏家族、王氏家族，睢州蔡氏家族等，均出现父子进士或兄弟进士的现象。这些父子进士和兄弟进士往往利用功名来扩大其家族在地方社会上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建立很多牌坊。在商丘县的牌坊之中，沈氏、宋氏和侯氏三个家族的牌坊占全县总牌坊的三分之一，这在一个侧面上反映了这些进士所在家族的势力非常强大。 　　随着科举事业的繁盛，归德府如雨后春笋般地先后形成了以士绅阶层为主导的世家大族，经历了明清两代最繁盛的时期。如归德名士贾开宗云：“忆在前朝神宗日，四海销兵正晏息。子孙休养三百年，世家绵衍饶物力。大姓吴兴与弘农，甲第巍峨如云翼。郡东叠石为青山，曲洞窈深白日黑。十四十五张千灯，昼夜浑游水晶城。歌舞喧呼数万人，士女骈阗相逼侧。”又如睢州理学家汤斌所言：“前代吾州盛时，世家耆硕，缥缃充栋。操觚之士，比屋而居。”从清初文人的回忆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明后期商丘、睢州等地显族累居的繁盛情形，这些世家大族的主要特征就是培育了较多的科举鼎甲者。所以，随着科举入仕者的增多，归德府的地域支配体制逐渐由军事权贵转型成为以士绅阶层为中心的世家大族。 　　结语 　　本文依据散落在民间的明代历史文献，试图探讨河南归德府社会权势的演变脉络。明代前期，在国家的有效干预下，归德府拥有特权的军事权贵势力强大，占据着地方社会的支配地位。明代中叶，随着赋役制度改革与清理军屯，限制了军事权贵的政治特权。再加上军事权贵的家族成员每一代只能有一人世袭军职，其他家族成员自然转而追求更具象征意义的科举仕途，逐渐形成了明清之际以士绅阶层为中心的世家大族。直到今天，商丘地区还流传着“满朝文武半江西，小小归德四尚书”的民谚，以及“商丘八大家”、“睢州四大户”的说法。明代归德地区这种以武官起家的模式与南方地区的民间宗族组织有所不同，呈现出明代河南地域社会的特殊发展形态。本文的这一个案研究未必能够反映整个河南社会，但是归德模式很可能是明清河南社会变迁几个模式中的一种类型。 　　（责任编辑 史洪智）